在任何国家，双面间谍都是一个特殊的身份，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几乎都存在着双面间谍，然而一位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的少校却成为一个极特殊的存在，他的叛逃搅动着整个欧洲国家情报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摧毁了数位顶级特工的人生，有的特工因他锒铛入狱甚至惨死。
1961年12月22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美国大使馆门前，一位裹着厚厚的大衣的壮硕青年顶着风雪走到大使馆门口对着守卫的士兵说道，“我是苏联驻芬兰大使馆的官员，我叫阿纳托利·戈利岑，我需要见一下你们的情报官员”。
一位敌国的情报人员突然来到了美国大使馆，立刻惊动了使馆高层的目光，美国大使馆情报官员立刻接见了戈利岑。
戈利岑说“我需要申请美国的庇护，我将提供一些你们永远无法知道的情报”。
这句话立刻让情报官员心头一震，他马上将戈利岑带到了使馆最隐秘的房间，将他彻底隔离了起来。
随后，使馆高层见到了戈利岑，首先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戈利岑向美国大使馆提供了一摞的机密档案，里面包含了苏联驻赫尔辛基大使馆相关的资料，他提出了自己的请求，“我需要立刻将我的妻子和孩子通过秘密通道送往美国。之后，我将给你们提供更多的苏联间谍机构情报。”
阿纳托利·戈利岑和妻子斯维特·拉娜
由于事出突然，美国大使馆启动了“叛逃者处置计划”，由美国中情局接手处理戈利岑，按照以往惯例，中情局一般会说服戈利岑先别急着暴露身份，让他继续留在苏联大使馆为美国提供情报，可是面对中情局的要求，戈利岑却一口回绝了，他说“我回去就死定了，这个要求我不能答应，另外，你们中情局高层有一位克格勃间谍，地位非常高，我可以帮助你们找到他”。
戈利岑的这句话如一颗深水炸弹轰然爆炸。很快，中情局在圣诞节当天就安排专机将戈利岑一家三口从赫尔辛基接到了联邦德国法兰克福。
在这里，美国对戈利岑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审查，戈利岑1926年8月25日出生在乌克兰的皮利亚特，大学毕业后他加入了克格勃，在战略规划部门工作，获得了少校军衔，根据中情局掌握的克格勃报告显示，在1950年中期，戈利岑职位遭到了降级，当时他犯了一个错误，由于这个无法容忍的错误，最终导致戈利岑无法再得到进一步的任用，戈利岑当时对苏联的生活感到十分的失望，他不得不在莫斯科中心做了6年的高级文件整理官。
1961年，他化名伊万·克里莫夫被派往了芬兰赫尔辛基大使馆，担任副顾问和随员，谁也没有想到，半年后，他竟然寻求政治庇护，提供的资料经过各方面反馈，真实性很高。
经过一周的隔离审查后，美国中情局认为戈利岑所掌握的情况远远超出了他们预估的范围，随后戈利岑使用了测谎仪，结果戈利岑顺利通过了测试，由此让中情局相信了戈利岑叛逃的真实性，于是安排他立刻前往了美国马里兰州阿什福德农场中的安全屋中。
中情局对戈利岑提供了最严密的保护，作为回报，戈利岑日后也确实送上了一份大礼。
对于戈利岑的叛逃，中情局有人也提出了反对意见，理由是作为一名少校，戈利岑位置不低，没有理由发生叛逃，很可能提供的资料只是诱饵，他是假叛逃。
不过，在中情局内部并没有足够聪明的人和知识储备来对戈利岑进行询问。在这种情况下，中情局反间谍处的处长詹姆斯·安格尔道临危受命，负责与戈利岑的对接工作。
安格尔顿在二战时就加入了中情局，因为出众的情报分析能力得到上级的赏识，1954年在中情局从事反间谍工作，成为反间谍的二号人物，当年他才33岁。那时的安格尔顿是个工作狂，他坚持认为克格勃的渗透能力很强，无处不在，克格勃的逻辑不能用常理来推论。
当安格尔顿见到戈利岑后，他被戈利岑丰富的知识储备和精湛的口才所折服，戈利岑对安格尔顿说，“我相信不久之后，克格勃就会有高级官员叛逃到西方国家，寻求与中央情报局或FBI合作，通过贩卖假情报来诬蔑诋毁我”。这句话给安格尔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罗伯特·肯尼迪
戈利岑还提出想见当时的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罗伯特是美国时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安格尔顿促成了这次见面，罗伯特·肯尼迪见到戈利岑之后，对他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些评价直接传到了约翰·肯尼迪的耳中。
1962年2月，戈利岑向中情局详细供述了自己掌握的情报，他说“有4名克格勃特工被安排进了法国情报部门的高层，所有经过法国情报部门的北约组织机密资料，都会在24小时之内送到苏联克格勃莫斯科总部的办公桌上，不过这4名克格勃特工的姓名，我并不知晓，只有一些信息可以帮你们追踪到他们”。
在核查过戈利岑提供的情报后，约翰·肯尼迪不仅对戈利岑大加赞赏，甚至还亲自给法国总统戴高乐写了一封信，专门派特使将这封亲笔信用专机送到了戴高乐的手中，上面写道“贵国有4名间谍...”
接到亲笔信之后的戴高乐对于这个情报也十分的重视，他立刻下令成立一个6人专门调查小组，赶赴美国核查信息的真实性。
特工
几天之后，法国情报系统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自查，结果两周之后，两名情报“内鬼”果然被揪了出来，而这两人的职位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位是戴高乐总统的私人情报顾问，另一位是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局长，这两人同时遭到了停职处理，不过事后他们却并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
此时，戈利岑又提供了一个重要情报，在法国的4位克格勃间谍里，有一个代号为“蓝宝石”的间谍，此人位高权重，是法国情报界冉冉升起的新星。
法国调查小组立刻对此人进行了详细的排查，最后锁定了一人，可是当情报人员前去逮捕时，却发现此人已经在自己家死亡多时，调查者不得不怀疑，有人故意策划了这场谋*，以此来掩盖法国情报系统中的其他间谍。
经过多年的调查，这起谋*案始终没有告破，关于戈利岑供述的几名间谍真伪也并无定论，很大程度上无法考证。
由于戈利岑的供述，法国情报结构几乎陷入人人自危的阶段，很长一段时间内，情报人员根本无心搞情报，而是保存自我，防止被迫害。
正当法国情报界陷入泥潭之时，戈利岑又将矛头指向了英国情报系统，他声称在英国情报系统中同样有一位位高权重的克格勃间谍。
右为彼得·莱特
戈利岑在克格勃工作时，负责对英国和其他北欧国家的资料准备，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克格勃获得的英国机密文件，其中有一份文件记载了英国情报机构破解苏联密码的过程，此文件来自于军情五处，撰写人名为彼得·莱特。
获得此情报后，英国情报机构特别重视，立刻对于能够获得该破解密码文件的接触者进行排查，发现在军情五处只有五名军官能够阅读该文件，在排除掉4人的嫌疑之后，剩下的最终怀疑对象让所有人目瞪口呆，因为他是军情五处局长罗格·霍利斯。
要知道军情五处是英国情报系统和政府的要害，霍利斯不仅出身名门，声誉显赫，在英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而且他掌握的情报绝非一般人能够触及，如果他真的充当了双面间谍，后果不堪设想。
最终，英国在重重调查之下给出了“理由不足、不再追究”的调查结果，没有人知道这究竟是真的因为证据不足放弃追查，还是为了保留机构颜面，最后妥协的产物。
霍利斯的情报在英国情报系统中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很多具有重大嫌疑的英国特工都遭到了迫害，不是被关进了监狱，就是开除转业或遭到雪藏。
不过，英国情报界绝非一无所获，在审查之中，他们发现了“剑桥五杰”之一的金·菲尔比确实是克格勃的双面间谍。
右为金·菲尔比
菲尔比是安格尔顿多年的老朋友，菲尔比在剑桥时就加入了苏联的情报机构，毕业之后又进入英国军情6处，后来前往美国成为了军情六处在中情局的联络官，与安格尔顿相识并且每周聚会，可以说，安格尔顿如果有从未怀疑的对象，只会是菲尔比。
然而，当菲尔比遭到怀疑之后，他连夜就逃往了苏联，身份彻底暴露，这让安格尔顿彻底震惊，他怎么也无法相信自己最亲密的朋友竟然真的是双面间谍，由此更加怀疑身边的每一个人。
英法两大盟友后院起火，美国情报系统也同样成为了重灾区，戈利岑说他曾在克格勃的绝密文件中看到中情局在东欧的情报人员名单，他知道其中很多人都已经被苏联和东德联手策反，在中情局内部就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克格勃间谍，名为莎沙。
此言一出，安格尔顿为了净化中情局，开始了长达10年的“灭鼠运动”。这场运动的危害之深，影响之大，在美国情报史上前所未有，有40多名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受到了严重怀疑，遭到隔离审查和迫害，前途被无情葬送。
为了验证莎沙究竟是谁，安格尔顿曾经向渥太华中情局发了一个密件，要求渥太华情报官和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馆外交官进行见面，密件中约定了时间地点。
发出这份情报后，安格尔顿派遣了人员秘密监视着该地点，结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情报人员发现有伪装的苏联官员出现，显然这条情报遭到了泄露，可由于经手的人太多，所以最终无法确定具体的泄露渠道。
关于萨沙的调查工作虽然一直都在暗中进行，但几乎所有中情局的人员都知道莎沙的存在，只是没有人知道安格尔顿究竟怀疑谁，安格尔顿除了向中情局的局长单独汇报外，不对任何人负责。
后来，戈利岑又对安格尔顿说他确定莎沙的真名是以K字母开头，当得到这一情报之后，安格尔顿把所有K字打头的官员都筛查了一遍，其中一名官员深感前途无望，选择了辞职，另一名官员无法自证清白，惨遭开除。
安格尔顿
那段时间，安格尔顿近乎疯狂的行为让全局上下颇为震惊，安格尔顿甚至怀疑一名叫做莎沙的中情局官员，所有人都知道既然代号为莎沙，他的真名不可能蠢到直接用真实姓名，可安格尔顿却根本不顾及这一点，他认为克格勃从来不按常理出牌，不过这位名叫莎沙的官员运气比较好，有人对莎沙身份做了担保，各方面检查也顺利通过，最终莎沙幸免于难。
一名身经百战的中情局官员奈德莱·科维克在业务方面出类拔萃，可是在大规模的灭鼠运动中，他却被无情地打入了冷宫，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科维克对无线电发报和外语颇为精通，此前常年在海外从事间谍招募、训练和派遣工作，1956年，科维克独自前往挪威培训了当时的挪威外交官英格堡·利格伦，1958年，他又成功收买了一名苏联人，这名苏联人为美国中情局效力了数年。
一开始，安格尔顿对科维克才能十分地赞赏，科维克结婚时，安格尔顿还亲自送去了鲜花，可是当灭鼠行动开始后，科维克直接成了怀疑对象间谍，安格尔顿和他的关系也从朋友变成了敌人，从1965年到1980年，科维克一直受到严密的监控，住宅、办公室电话遭窃听，外出时有情报人员跟随，工资也一直停留在原有水平长达15年之久，最终他在1966年被流放到了中情局一个训练基地当教官。
蒙受不白之冤的科维克曾经向几任局长都写过申诉信，要求重新审查自己的间谍怀疑问题，可是他的申诉声音直到1978年才被重视，1981年，他被正式平反，获得了一笔高达6位数的补偿金，可是他的青春年华却无法再得到补偿。
威廉·科尔比
就连之后上任的中情局局长威廉·科尔比在上任前都成为安格尔顿的调查对象，对此，科尔比说“安格尔顿已经失去了控制，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都感到诚惶诚恐，以至于做不出什么成就来”。
科尔比对安格尔顿的行为无法容忍，他上任做的第1件事情就是立刻解雇安格尔顿，让他退休回家，不要再插手中情局的工作。
经过长时间的排查，莎沙究竟是谁，依然没有查出，甚至究竟是否有莎沙这个人，最后都在每个人脑中打上了问号。
戈利岑的证言把欧美情报界搅得天翻地覆，不仅如此，他还对22位来自苏联的叛逃者进行了迫害，而这些人后来都被证实是真实的叛逃者。
1962年6月，克格勃第七部副部长尤里·诺森科与中情局取得联系，诺森科主要职责是招募外国间谍，他向中情局官员坦南特·H·巴格利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1964年1月，诺森科叛逃到了美国，当时安格尔顿对他的身份就产生过怀疑，因为诺森科出生在苏联的权贵家庭，父亲是苏联造船工业部的部长，家庭显赫的诺森科克格勃步步高升，生活也相当幸福，可就在他随团出访期间却发生了一次意外，一个妓女将在一天晚上将他携带的全团活动经费全部偷走，这使得诺森科无法向上级交代，于是他只能选择叛逃，显然这个理由太过于牵强。
当安格尔顿见到诺森科后，诺森科递给了安格尔顿的证件，结果安格尔顿接到手中，立刻知道他证件是伪造的，上面写的是上校军衔，可经过查证后诺森科只是中校。
在对诺森科审查期间，他提供了很多戈利岑关于虚假情报的资料，内容都是直接针对戈利岑本人，此时，安格尔顿耳中又回荡着戈利岑一年前关于未来有人陷害他的“预言”，由此加深了安格尔顿的怀疑，最终，安格尔顿认定诺森科是一个假叛逃者，而戈利岑才是真正的叛逃者，诺森科由此在中情局总部一所拘留室里被非法关押了三年半。
特工
戈利岑之所以会在情报界引发如此大的轰动，致使英法美情报系统几近瘫痪，一方面是因为他提供的情报中有一部分是真实准确的，而另一部分却又难以琢磨，很难判断究竟真假，在各国的情报机构中必然会隐藏着双面间谍，可是他们究竟更忠实于谁，谁也无法说得清楚。
此后，戈利岑在美国定居，成为了一名作家，在1984年他写了一本苏联外交政策的书，名为《新旧谎言》，此后又出版了书籍《苏联改革开放的骗局》。他凭借一己之力搅动了整个西方情报界不得安宁，奇怪的是他却始终安然无恙。
关于戈利岑，没有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是真叛逃还是假叛逃，为何他掌握着如此多的克格勃机密文件，按照常理来说，以他的身份地位无法接触到如此丰富的资料，而他在交代蓝宝石间谍后调查对象离奇死亡又让人浮想联翩，种种巧合在戈利岑屡见不鲜，让人不得不产生种种疑问。
不管怎样，戈利岑现在还好好地活着。关于戈利岑的叛逃，大家觉得有几分真，几分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