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一切得从在首都剧场并没有被演出的原作第三部分说起。
1968年1月，华沙上演了戴伊麦克导演的《先人祭》，演出地点人民剧场被挤得水泄不通，谢幕时全场起立鼓掌十五分钟，而演员们始终站着一动不动没有鞠躬。演出结束后，一支三百人的观众队伍向密茨凯维奇的雕像进发，很快被波兰当局驱散，两人被逮捕，演出被禁止。三天后，一万多名年轻人占领了华沙大学，打出“我们需要《先人祭》”等口号，抗议运动随即扩散到全国。1973年，克拉科夫的“老剧院”借着《先人祭》在该剧院上演125周年的名义，再次演出了此剧，三场之后，禁令又一次下达。
如果只看北京演出的这版《先人祭》，也就是原作的第一、二、四部分，大概会对这段历史感到困惑吧：这出神神叨叨、暧昧不明的戏，有什么可禁的呢？然而原作第三部分却清晰得多，十九世纪初的历史现实直接展示其中：波兰邻邦立陶宛被沙俄吞并，青年被沙皇的宪兵架进监狱，爱国志士被流放拷打，雷电劈死了民族叛徒。台词辛辣直接：“我们波兰人为几块银卢布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莫斯科派给我们的只有笨蛋、白痴和间谍”。密茨凯维奇在波兰沦为沙俄附属国的19世纪初于流亡途中出写出《先人祭》，二十世纪六七年代在被苏联实质控制下的波兰这一剧目再度上演，看看这些背景，当时观众的反应和当局的措施就都不足为怪了。仅从这些往昔的故事来判断，《先人祭》简直再明白不过的就是一出民族主义的政治剧。
但拿掉现实政治性最强烈的第三部之后，作品的意味就必然地改变了。尽管本剧号称第三部尚在排练中，可今天这种一、二、四部的组合演出方式，相信导演不会解释成“我就是给你们看一个半成品”。相反，去掉了政治性最强的第三部，却又必须反映原作整体思想，今天的演出版本丝毫没有消解作品的政治价值，而是把政治意味导向了另一个方面，并且应该说是更具有现代意义的方面。
演出的第一部，即汽车开进森林的场景，从老人和孩子的对话中可以得知，其实质上是一个墓地场景，人们在这里完成对先人的召唤。但“先人祭”的祭典并没有以一种明确的仪式来清晰出现，而是暧昧地似乎进行了，又似乎只是一种暗示。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则是台词中呈现出来的人们对死亡的认知和对生存的态度，也可说是波兰人原始的生死观。《先人祭》的剧作从发表以来就被认为宗教内容和现实政治性各占了作品的百分之五十，对两者如何平衡则是历来导演创作的最大课题，从本次演出的第一部分来看，似乎导演让前者占了上风。对于中国观众而言，神秘主义的渲染也使得第一部分的演出意味极其含糊，甚至可说莫名其妙。
第二部则相对清晰了一些，时间线上比上一场要晚了些年代，舞台上出现了“先人祭”祭典的实体，不同阶级的人群和亡灵在祭典中展现出自己的状态，表达着自己的需求。按照波兰剧院院长涅什科夫斯基的解释，“先人祭是什么？它是一个当时天主教教会强烈反对的不合法的民间祭祀传统……农民会在秘密的地方集合，做祭祀仪式，给他们逝去的家人、朋友和爱人招魂。整个祭祀活动由某个像牧师的人来主持，他们没有被官方承认，说他们是巫师。”
和第一部比较，会发现第二部祭典的气质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第一部中，青年人开着车唱着歌，就完成了对先人的思念和崇拜，一切自由快乐。而在第二部里，祭典变得非法化，气氛阴暗压抑，参与的人们也不断表现出他们的恐惧。换言之，活着的人们对先人祭的态度正发生着改变。改变从何而来呢？第二部中出现了天主教的强大影响，人们反复拿着十字架用圣三位一体的名义试图驱散亡灵，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和第一部在森林中让孩子唱着童谣的原始清新的面貌相比，天主教的介入与无力成为了这一次祭典的显著特征。
到了第四部，这种文化冲突更加明确外化。整场戏都围绕着两名角色的直接冲突来展开：一名老迈的天主教神父，和古斯塔夫——一个已经成为先人亡魂的青年。在古斯塔夫表明自己的亡魂身份之前，场景集中在一个小木屋里，上一场中满场游走的先人们不复存在，神父的家成为了唯一的现实面貌。到了冲突的高潮，古斯塔夫直接说出“你们应当恢复先人祭”，随后神父对着古斯塔夫惊呼“道成肉身”，先人们的亡魂再一次缓缓走出，挤满小木屋里，然后走到旷野中，共同再次完成了一次祭典。
如果以先人祭祭典的状态为线索来梳理这次的演出，从最初自由清新地表达原始生命观，到天主教无力的介入后变成了压抑恐怖的异教仪式，到祭典完全消失，再到恢复祭典的诉求出现，最后先人们自己重新完成祭典，其间是有一条清晰脉络的。这种脉络所呈现出来的，是对波兰本民族文化的珍视与呼吁，以及对外来文化——尽管基督教文化也已经融入到波兰文化的血液中去了——的对抗意识。
和剧本写作时的背景，以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演出时的背景都不同，今天的波兰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剧作第三部所集中呈现的那种直接的民族压迫已经不再是波兰人所面临的最大危机。而在今天这个时代，和其他许多民族一样，人们在民族层面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全球化时代如何确立自己的民族意识，在他者之下得以自证。《先人祭》作为波兰文学的经典，已经参与到了波兰民族意识的构建中去了，不管是民族独立斗争直接书写，还是对民族精神传承的描绘，都是其民族主义性质的不同侧面，只是在舞台呈现上随着时代的变迁，不同的侧面此消彼长。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是需要解答的：既然作品的内容如此明确，为什么我们的观众却觉得不知所云呢？这几场演出的观众，以戏剧行业内的人居多。而我们的同行，尤其是年轻人，虽然非常熟悉西方的一些理论，但毕竟还是太年轻，在人性论甚嚣尘上的中国当代文艺界，已经不习惯以致排斥去用政治视角观看作品。
另一方面则是剧目本身的隔阂。《先人祭》对于波兰人而言，是耳熟能详的民族经典，地位堪比四大名著之于中国人，导演不需要考虑如何讲明白故事，他所考虑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对作品进行当代呈现。
对观众熟悉的作品如果不把重点从头到尾都放在当代呈现上，其结果会是相当糟糕的。这种体验我们在奥斯特玛雅的《哈姆雷特》中已经有过了：尽管作品的前半部分新颖有趣，但中段的几场戏，舞台上几乎只是在忠实还原原著，观众瞬间觉得索然无味——谁要看故事的内容是什么啊，我们要看的是你怎么讲。这版《先人祭》的演出，导演明白地知道这个道理，始终在考虑如何让作品有当代意义，舞台形式如何符合当代审美，至于故事说了些什么？反正你们早就知道了吧。主题是什么？从小到大语文课分析了那么多，你们还用问我吗？
这版的演出据说在波兰大受欢迎，是可以想见的。但搬到中国来，对于完全不了解作品内容的中国观众，看不懂也就成为必然了。并非作品不好，只是水土不服这种事情，总是难以避免的。这样的演出结果，对于日后我们的优秀作品走出国门，如何用台上台下的各种手段进行补充调整，大概也是一种启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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