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骑士之间的战争：将敌人从马上打落即可，不必取其性命（骑士战争）

骑士武装的城堡促进了庄园经济模式的产生与发展。城堡比国王的军队更方便地对农民（佃农）提供保护，使北欧海盗、马扎尔流寇和土匪被肃清，社会治安逐渐稳定。同时从中国传来的胸带挽具使马力效率提高了2倍，以马力拉动的重犁将欧洲广袤的森林和平原开垦出来，拓垦和“三圃制”生产了更多的剩余粮食，可以供养更多人口。当时马力几乎是人力之外唯一的能量来源，风车和水车要晚得多。

自从马刺普及的10世纪以后，自古人烟稀少的西欧突然人口稠密起来。英国从1086年到1300年人口增加了25％。领主和骑士对正义公平的秩序维护也促进了贸易和商品的发展。商业与人口的同步增长随着新拓定居点的延伸和兴起，在中世纪后期，欧洲掀起了一场意义非凡的边疆扩张运动。

商品化使城市化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很多脱离庄园的农奴来到城市成为自由公民。从这种意义上说，城市就是公民的产物。在货币时代，国王不得不出卖部分权力以换取岁入，大宪章开创了以和平方式约束权力的先河。城堡是封建制度的产物。骑士文化中的封建关系并不只限于授土和效忠，骑士不仅有权利和义务，还必须信守双方的契约。如果骑士没有尽到义务，就不得享受权利。反过来，如果国王超额索取，那么骑士就有权进行反抗。这就是英国大宪章的历史根源，可以说，骑士精神也是英、法等国议会制度的实际起源。如果在权力面前，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那就是绝对君权，是专制体制而非封建制度，也就不存在个体，而只有体制本身了。

因为骑士首先意味着一种勇敢的独立精神，忠实于契约，而不是人身依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很多年后的《权利法案》仍是对骑士精神的背书，正如斯宾格勒所言，英国骑士的胜利和权利法案实际上使帝国终结了。城堡如同骑士的一个延伸和隐喻，马镫使欧洲骑士最终走向装甲化。重甲骑兵如同现代的坦克车，装甲越厚自然防护性越好，但机动性则会越差。相比东方的轻骑兵而言，西方骑士身上的重甲具有极高的防护力，在火枪发明以前，很少有骑士在战场大量死亡。

但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超过60磅的重甲成为骑士的沉重负担。虽然骑士们身着重甲可以攀墙爬竿翻跟斗，可是一旦失去战马，他们步行距离不会太长。尤其是在泥泞中行走时，那简直是步履维艰寸步难行。到了塞万提斯时代，一名装备齐全并有护兵跟随的骑士，既在战场上没有用处，又昂贵得难以维持。骑士们的甲胄越来越华丽，比武大赛越来越奢华，他们自命不凡的社会地位同家族门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离战场却越来越远。骑士们越来越追求荣誉，英雄崇拜与文艺复兴构成了一种真实的联系，从而形成独特的骑士文化和贵族传统。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欧洲数百个骑士家族通过通婚联姻，几乎垄断了土地的支配和政治的统治，以及对社会的强大影响力，这种根深蒂固的无形力量一直延续至现代。在传统的城堡时代，尽管领主好勇斗狠，不断互相攻伐，但骑士在战场上的争斗往往不以*戮对方为目的。这主要是骑士间的默契与规约均要求善待俘虏。通常情况下，被俘虏的骑士要用自己的信誉保证在一定日期缴纳赎金，然后即被放回，而且很少有骑士会破坏这种誓约。英法战争时，被俘的法国骑士常常与英国骑士一起舒适地生活，自由分享餐宴及运动，直到被赎回为止。

这种优待被俘骑士的传统也包括最尊贵的国王。英国狮心王理查在十字军战争时被内讧的奥地利人俘获，英国就用重金赎回，他照样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和骑士国王。法王路易九世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富勒在他的名著《西方军事史》中指出：“当时的绝大多数战役不过是个别骑士之间的肢体冲撞而已。”在中世纪，基督教国家之间的骑士战争因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教会的制约而变得较为仁慈节制。比如说所谓的“主日和平”规定，如果领主没有做过主日弥撒，便不得在礼拜日攻打他的敌人。

因为骑士之间的战斗禁止使用密集队形，再加上“将敌人从马上打落即可，不必取其性命”的信条，往往使战争变成了一种决斗。值得一提的是，骑士的仆从们是不被允许参加战斗的，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自己的主人披挂、上马，或者在其落马时加以救护。这些战争的文明共识类似中国春秋时代《司马法》提出的“军礼”。应当说，骑士时代的战争基本都属于较为文明的有限战争，这一时期的战争职业化也催生了西方最早关于战争的成文法。

这些法律在基督教世界得到相当普遍地遵守。在教会的压力和罗马法典的影响下，这些法律其实只是一些行为准则。比如*戮俘虏不认为是错，但*害妇女儿童是绝对不允许的。法律对战争的介入，与其说是出于基督教义或者骑士的良心，还不如说是由于战争的商业化。在1337—1453年间的“百年战争”中，英法两国都普遍地使用雇佣军。圣女贞德被烧死之后，把英国人最终赶出欧洲大陆的不是法国不可一世的骑士们，而是另一种新出现的专业士兵，他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却有响亮的名字——炮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