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头“北上”的野生亚洲象，近几个月成了“网红”。亿万人在线关注着象群一路上的一举一动：逛县城、“喝醉酒”、掉进坑、席卷4吨人类投喂的饲料……这些野生的庞然大物似乎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但无可忽视的是，它们也带来了破坏。
2020年7月，这个象群还曾于普洱市大开河村伤人，致1人遇难。与人类产生冲突的野生动物，不只有大象。2020年5月17日，四川江油市马角镇沉水村，一对母子在儿子周末返校途中遭遇黑熊，母亲被袭击身亡。2021年5月10日，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县的一名藏族村支书被野猪袭击身亡。
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与人类活动正日益重叠，人兽冲突时，损失谁赔？政府补偿、野生动物肇事责任险等机制正在各地尝试。但在一些专家和动物保护组织看来，仅靠补偿并不足以应对人兽冲突上升的挑战。
野猪泛滥，农作物遭踏，一些农户放弃种地。 （人民视觉/图）
“捕*500头野猪”？不属实
四川省理塘县增德村村支书土登相巴遇难后，据理塘县委宣传部消息，村民们纷纷来到他的家中吊唁，点起一盏盏酥油灯。
理塘宣传部干部叶强平称，事发后县里成立专案组，调查事件过程。他们了解到，土登相巴是在日常巡山防火的途中遭遇那头野猪的。5月10日早上开完巡山碰头会后，他与两位同事组队前往巡山点，他走在前，同事在后。9点36分，同事听到一声惨叫，赶紧上前救援，肇事的野猪迅速逃入山林中。同事立即打电话求救，但当医护人员和乡干部赶到现场时，土登相巴因腿动脉破裂失血过多，已无生命体征。
土登相巴被四川省林草局追授“全省森林草原护林防火先进工作者”称号，四川省理塘县林草局副局长孙成伟说，林草部门正在学习他的精神与事迹。
有媒体报道，理塘申请捕猎500头野猪。这遭到了孙成伟的否认，“我们并没有因为他的离世而要捕*野猪，这是一个偶发案例。”孙成伟印象中，近年来理塘县因野猪造成人员伤亡的仅此一例，不能说明野猪泛滥成灾。村庄居民点的铁丝栏围也不是近期为防范野猪和黑熊破坏庄稼而设置，此前就有。
5月20日，四川省林草局下发了“关于依法开展野猪种群调控的通知”，通知明确县级林草主管部门调查本地野猪的分布情况、种群数量，对“超过生态容量、给当地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危害的野猪种群”，制定猎捕措施等种群调控方案，报县政府组织实施。
孙成伟收到了该通知，他强调，必须在调查野猪是否泛滥后，才可能实施类似计划。
黑熊袭击后，村民想搬离
对土登相巴的身后事，孙成伟也有些无奈。四川省尚未出台野生动物损害补偿办法，对土登相巴亲属的经济补偿尚缺乏依据。“目前我们给家属发放了一些慰问品。”
事实上，相关补偿在四川省已有先例——2020年5月17日晚6点，四川江油市马角镇沉水村6组一对母子在儿子周末返校途中遭遇黑熊，母亲被袭击身亡，儿子幸免于难。2021年6月1日，父亲李建军（化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江油市自然资源局已经向他补偿294300元。
事件发生后，人们担心时年7岁的孩子留下心理创伤。李建军记得，儿子当时“不爱说话”，不愿提起那个晚上发生的事，常常躲到没人处发呆。当地政府为了进行心理疏导，请来了老师和心理援助人员。“效果一般，但孩子听他老师的话。”现在，儿子已大体恢复正常。
妻子走了，为了照顾小儿子，李建军无法外出打工，“靠种地养不活这几口人”。他当时希望，政府能给予这个破碎家庭一定的补偿，并补偿儿子的精神损失。同时，因为沉水村6组只有几户人家，到村子的主要聚居点要走1小时山路，仍存在被野兽袭击的可能，他希望政府能把6组搬迁下山。
江油市自然资源局曾表示，四川省尚未出台专门的“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当地将借鉴陕西、甘肃等邻近省份相关规定，确定补偿细节。如今，儿子的精神损失补偿未获支持，搬迁的事情也没有了下文，李建军提出的三个愿望只实现了补偿这一个。他介绍，294300元的补偿金是以当地家庭年平均收入为标准，累计20年得出的。
他感到，似乎舆论的热度退去后，这起悲剧的处理已经草草收尾。“*人的熊已经被击毙了，活着的人要想想怎么解决问题才好。”
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险的探索
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机制，陕西、甘肃、吉林出台了相关规定，由财政资金对受害者进行补偿。而其余多数省份，尚未出台相关规定。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工程师杨纬和曾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吉林省于2009年开展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对野生动物造成的牲畜死亡给予市场价100%的补偿，农作物损毁给予60%的补偿。以吉林省县级市珲春为例，吉林省和珲春市财政各负担一半的补偿费用，但随着野生动物损害的案例越来越多，补偿资金日益不堪重负。2018年，珲春曾因资金来源不稳定造成补偿款发放推迟的情况。
除了用财政资金进行补偿外，保险也在尝试加入。2009年起，云南省与太平洋保险云南省分公司合作，签约了全国首份亚洲象公众责任保险合同，由财政投保285万元，最高赔偿限额3000万元，保险费率9.5%。当时《云南林业》报道称，该险种“在国内外都没有先例”。
引入商业化的责任险是为了提高补偿水平，从而缓解当地人与亚洲象的冲突。《云南林业》报道举例，2000年初大象踩死1人，财政仅能补偿5000元。之后补偿金虽逐步提高到5万元，仍远远未能达到合理的补偿数字。而引入保险后，“将可获得20万元补偿”。
2011年，“亚洲象肇事险”升格为“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险”（以下简称“野责险”），将投保野生动物扩展到所有受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包括野猪等“三有动物”。2014年时，该险种已推广到云南省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实现了全省覆盖。
“人命关天，人身损害赔偿一直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在太平洋保险普洱支公司负责野责险业务的张正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北迁的象群，曾造成了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该公司“第一时间赔付定损81万余元”。
云南15头亚洲象象一路北迁。 （新华社/图）
除了重点覆盖人身损害赔偿，野责险还可按市场价赔付野生动物对农作物的损害。但张正斌亦坦言，对茶、甘蔗等经济作物的损害，暂时还做不到按市场价赔付——由于“野责险”的投保额有限，保险公司也只能量入为出。目前具体的投保额和保险限额，他不便透露。
张正斌说，目前保险公司和政府正在探索，由民众和财政共同购买“野责险”，从而分摊一部分财政的压力。
“这是带有公益性质的责任险，并不太盈利。”张正斌直言。《半月谈》一篇报道披露的案例显示，赔付远大于保险费：普洱市江城县2015年安排70万元购买保险，保险公司赔付249.05万元。
此等局面令人不禁担忧，野责险会成为保险公司的负担，难以长期运营下去。况且云南省的人兽冲突还在逐年增加。
希望人类稍稍撤回一些脚步
面对愈演愈烈的人兽冲突，“政府的补偿和保险公司的理赔可以缓解，但无法根治。”亚洲象研究者、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教授张立认为，要在有重要野生动物分布的地方实行产业结构调整。
亚洲象的主食本是竹笋、嫩叶、野芭蕉等，但对香甜的甘蔗也来者不拒。时间长了，有的野象改变了食性，喜欢“光顾”农民的甘蔗田，造成大量破坏。面对它们，村民们除了跑回家里，并没有太多办法。
“以前一些村子敲锣打鼓驱赶大象，反而可能激怒它们，造成人员伤亡。现在驱赶手段用得少了。最好的情况是村民能依照政府和林业部门的预警信息提前做好自我安全防范准备，将收割好的作物藏在高处或大象不易发现的地点。”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云南亚洲象项目主管曹大藩说。
张立建议，地处西双版纳、临沧、普洱等野象活动区域的村落，可以种植大象不爱吃的作物。他强调，这种农作物的整体改变不是农户自己能办到的，需要政府大尺度地进行规划。
IFAW正在西双版纳的倒淌箐村开展“养蜂护象”的项目。村民种植橡胶树，走入到橡胶林劳作时，就容易与野象偶遇产生冲突。IFAW希望村民们可以通过养蜂，减少到橡胶林工作的时间，最终用养蜂替代掉部分橡胶种植业。“如果养蜂和橡胶替代的其它作物的收入能比种橡胶更高，那这就是保护亚洲象的有效形式。”曹大藩说
种植橡胶树是导致亚洲象栖息地碎片化的原因之一。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橡胶树于1960年代引入中国，很快成为云南重要的经济作物，在西双版纳的种植面积从零发展到2016年的30万公顷。橡胶林每进一步，就意味着云南的热带季雨林在后退。
张立认为，雨林毁灭使其为社会提供的生态服务受损，并且这种损失是可以量化的。雨林能提供多种多样的价值，如干净的淡水和空气、碳收集等。通过测算，当9.6%的天然林转变为经济林时，热带雨林的价值会减少30%—40%。“既然开发雨林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反过来说，当地在保护雨林时，可以申请生态补偿。”生态补偿的形式可以是转移支付，用其他省份支付的资金助力本地开展生态移民、替代生计等工作。
在公众感知中，野生动物与人产生冲突的新闻在近年来陡增。杨纬和则认为，人兽冲突其实历来都有发生，但过去对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较粗放时，遇到冲突，人类可以随意报复——豹子*死耕牛，村民在牛尸上撒毒药；虎吃人，村民组成打虎队的事情屡有发生。“现在执法严了，管理规范了，问题就爆发出来了。”
随着近年来保护力度加大，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增长，人与兽遭遇的机会变多。但追本溯源，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并没有显著增加，反而有减少的趋势。“现在相对于20年前，亚洲象的栖息地减少了40%，更加支离破碎，大象跟人的缓冲地带进一步消失。”张立坦言，“希望人类能够稍稍撤回一些脚步，给缓解人象冲突留出一些空间。”
南方周末记者 杨凯奇 南方周末实习生 魏翠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