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邓华代司令员令我迅速返回志司，我在途中遭敌机的轰炸扫射，经受了2次死亡的体验
7月17日 18时，邓华代司令员命令第20兵团暂停进攻，调整部署，占领有利地形，迅速构筑工事，迅速准备抗击敌人的大反扑。
他即考虑到下一步的作战计划。7月18日上午邓华代司令即要他的秘书周绍忱同志给我来电话，说:“首长说，金城战役的进攻阶段基本上已经结束，现已转人巩固阵地阶段，首长要你立即返回志司向他汇报金城战役的第一手情况。”
我说:“老周，请你报告司令，我于今晚(7月18日)即出发返回志司。”
随即我即向杨勇司令员报告，邓华司令员要我立即返回志司。他问我什么时候走。我说，今日黄昏就走。他要我一路上行车注意安全。我表示谢意，告辞。
不幸的事情却在胜利的前夕发生了。
吃完晚饭，警卫员小孙收拾了行装，等着司机小张将车开到掩蔽部来，等到快天黑了，还不见司机开车来，我着急了，即要警卫员去找，一会儿小孙急急忙忙地，哭着跑回来了，说:“处长，不好了，小张开着车刚出汽车掩体就遇到敌机扫射，他坐在驾驶位置上，被敌机子弹击中，一牺牲了。”
我听后悲痛极了，什么?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小张怎么能被打死了呢?我迅速飞跑到汽车掩体处，看到汽车停在掩体外，小张脑袋倒在坐椅的靠背上，敌人的子弹正击中他的头部和心脏部位，当即牺牲，血流满身。第20兵团司令部管理处的同志也跑来了，在战争年代处理战友的牺牲不能犹豫，拖长时间，还要遇到敌机轰炸扫射，再增加伤亡，我在极度悲痛中强忍着悲痛，擦净小张脸上胸前的鲜血，和小孙将小张的遗体小心地抬下来，放在跑来抢救的医护人员的担架上，我们向他默哀敬礼、最后告别。即请20兵团管理处妥善处理后事，并登记在参加金城战役牺牲的烈士名册上。我很喜爱的聪明机灵的司机小张，就永远长眠在刚刚收复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中了。，回到西海指后，我请政治处登记并报告烈士的家庭。小张是东北的贫苦农民的孩子，因共产党实行土地改革，分得了土地，即主动报名参军，他常对我讲，等战争胜利后，要我允许他复员回家种地，孝敬他那贫困的父母，他的这个最起码的愿望与要求也无法实现了。多么可爱可敬的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好战士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有.39万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优秀指挥员战斗员，为了支援朝鲜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献出了宝贵生命和青春的年华，再也不能回到祖国。
第20兵团司令部管理处迅速给我派了一名司机，因为车辆并没有打坏，仍可行驶，我和小孙含着极为悲痛的心情在夜幕降临时，离开金城前线。
东线的公路我没有走过，很不熟悉，又都是山路，很不好走，新司机也不熟悉道路情况，公路上前输后送的车辆很多，道路很拥挤，车行驶的很慢，没有走多远已是半夜，我发现公路旁有条小山沟口有一两栋民房。我对司机说，我们今晚不走了，就在路旁的民房内休息，到天亮后再走，白天行驶比夜间行驶方便多了。我们进房内后，还有地炕可睡觉，我就和司机、警卫员先出去把汽车隐蔽好再休息，以免拂晓敌机发现，把汽车炸坏，延误按时到达志司的时间。
7月19日拂晓起来后，我们就准备出发，出房观察一会儿，发现敌人飞机两架一批，不断地沿公路飞行，只要发现可疑物体即俯冲投弹、扫射。这种情况与朝鲜西部敌人飞机活动大不一样，敌机在东线肆无忌惮地飞行，甚至沿公路低空飞行。当时我想敌人在地面打了败仗，就从空中来进行报复。敌人的飞行员怎么.比西部的飞行员胆子大呢?我想起来了，西部清川江以北上空，有我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把敌人飞行员打怕了，因此在西部不敢放肆。我军的飞机活动半径飞不到朝鲜东部。我军对空防御的高射炮兵重点在西部，在金城前线掩护地面炮兵作战，纵深沿线高射炮兵较少一些，美国飞行员在东部没有受到过狠狠地打击。因此，活动很猖狂。
我观察与思考到这些情况后，决定拂晓后不走了，改为上午10点钟以后走。我把西部敌机活动的规律，用到东部来，认为上午10时以后至下午3时前，这段时间敌人飞机的活动会减少，我们可以按照西部行车的经验，来和敌人飞行员捉迷藏。以后的事实，证明我将西线的对空经验搬到东线来是错误的。
7月19日10时后，我乘车出发，车正从一座山上向下坡行走，因为是山区，我们的观察视野受到很大限制，敌机又飞得很低，当发现敌机和听到飞机声音时，当时公路正是下坡，敌人的飞机己经飞到我的车辆后面了，前面约100公尺远就是一个转弯道，车既不能够加速向前冲，怕来不及拐弯而翻车掉到山沟里去。又不能急速向后倒车，因是上坡路，倒退车爬坡不能快速。我就要司机将汽车停下来，我和小孙沿山往上坡跑到山边趴下，司机吓得滚到山下去了。第一架飞机投弹没有炸中汽车，转回来扫射时，子弹就从我们身边噗噗地一长串射下来，弹头人地冲起的泥土都落在我的身上、脚上。当时我心想真侥幸呀!
第一架敌机飞过后，我赶快爬起来又向上跑了约100公尺，靠山坡边卧倒，这次可就倒霉了，敌人的第二架飞机看到他的长机炸弹投在汽车的前面爆炸了，没有炸中目标，他就稍向后瞄准，炸弹投偏后了，正在我躲避的山边上面爆炸了，炸弹将炸翻的土石都打压到我身上，将我全身压埋了。开始时我用双手撑着，想留点空隙能有空气，身上的土石块越压越多，我已承受不住压力了，空隙一点也没有了。
当时我心里很明白，我将被敌机炸死了，脑子里没有想到什么豪言壮语，只是很不服气，只想我人朝以来，乘车在朝鲜战场跑来跑去，各种各样的情况我都处理得很好，各种各样的危险，我都经历了，有好几次，总是从死亡线边上转过来了。我与敌人的飞行员玩游戏、捉迷藏每次都把敌人飞行员耍了。总认为自己已经有了对付敌飞行员的经验，敌人飞行员对我无可奈何。这次跑到东部，没有很好研究敌机活动规律，就是这样死了，心里问自己，难道我就是这样死在美国鬼子的炸弹下吗?……想到这里我已感到胸闷，憋得慌，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已处于昏迷窒息，最后只重复想了一句:“就这么死在美国鬼子炸弹下，真冤!”就不省人事了。
这是我第1次死亡的体验。是在黑暗中昏死。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感到被人缓慢地拖动着，慢慢地把我从埋葬的石土中拖出来了，我什么也看不见，心脏仍有微弱的跳动。警卫员孙连元同志推开压在我身上的石块和土块，声嘶力竭地哭着喊着:“处长，处长，你还活着吗?”“你听到我在喊你吗?我是小孙呀!”他用毛巾将我的脸、眼睛上压的土块擦掉，这时我微弱地出了一口气，他看见我出气，就不顾一切地背着我向公路拐弯处一个报警的岗哨棚跑去，那个棚内有铺炕，他把我放在炕上，报警岗哨跑来了，很机灵的小孙，就请他们赶快去找最近的抢救所，叫担架抬我，来医生抢救我。(以上的抢救情况，是我后来听小孙说的)
当时我仍处于昏迷中，不知什么时候把我抬上担架的。担架正走着，敌人的飞机又来了，发现了目标，担架队员即将担架放在公路的流水沟内，他们都躲藏了。敌机又投炸弹了，爆炸声把我从昏迷中震醒，呵!敌机又来炸我了，我仰面躺在担架上，头昏脑涨，浑身都很痛，一动也不能动，我的眼睛睁不开，但我能感觉到敌机正在轮番投弹，扫射的子弹就从我的担架旁璞璞地一溜灰烟地扫过去。敌人炸弹爆炸声，使我脑子稍微恢复点知觉，我只想了一句，敌人的飞行员大概知道我这两年多太耍他们了，这次是非要炸死我不可。我头脑又昏迷了，再次失去知觉。
这是我第2次对死亡的体验。也再没有什么感叹，一个人仰面对着空旷旷的苍育，心情是平静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我在昏迷中，不知担架队员把我送到哪个师的收容所，以后又转到师医院。我现在还保存着该师医院的原始记录作为纪念。
原始记录是这样摘记的:被敌机轰炸地点是“珐洞郡上岭砥里。”时间是“十九号上午十一时，敌机轰炸，塌土石压没全身，且近爆炸区，时呈昏迷，人事不省。耳、鼻.、口腔处出血。经急救……用担架转入师收容所，途中咯血4一5次，入师医院后，患者呈昏迷抢救我的那个师:迅速向上级报告。我不知道志司和西海指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只知道7月21日早晨派来接我的救护车与医护人员等都到了。我仍处在昏迷中，来接我的医生经与师医院研究，因我的伤情重，全身疼痛.，仍吐血不止，暂时不动为好。直到7月23日，我从昏迷中醒来后，我也不知道是谁俯身在我耳边告诉我，志司派人来接你了，我微弱地说:我要走。他们问，你愿意到哪儿去，我说，把我送回西海指吧，我又昏迷了。
至于怎么护送我到西海指的，我不知道。只是看到原始负伤记录中写着:24日10时.已经到了西海指卫生所。
我即在西海指治疗养伤，休息恢复健康。
有个插曲故事，这是我一生无法改正的教训。本来可以不写这个故事。但我想写出来，对年轻好胜的人们看了后，可能会从中得到一点益处，不要重复我这个一辈子都不可挽救的教训。这就是:
我在治疗休养中，躺在床上不能动(当时因医疗器械条件差，没有检查出我严重的脑震荡和左边第6根肋骨被炸断、两耳耳膜穿孔)，当时不记得是欢迎或庆祝什么(可能是过“八一”建军节)，西海指干部会餐，同志们一定要我去参加热闹热闹，我说:“我不能起床，翻身就很痛，脑袋迷迷糊糊的难受。”
同志们说:“你还不知道，停战协定已签字了，我们胜利了，志愿军各部都开了庆祝胜利大会，当时你还在昏迷中，梁副司令不让我们告诉你，让你好好静养治疗。现在看你已经比刚抬回来时好多了，正好今日又会餐，你无论如何要去，一定要去，我们用担架抬你下山去。”
我听到停战协定已签字了，停战了，‘我们胜利了，非常高兴、非常激动。我说:“盼望已久的停战终于胜利了，这么大胜利我豁出来了，去，一定去。”同志们就要来抬我，我坚决拒绝抬我。我说:我一定坚持自己走去，同志们扶着我走到坑洞外，停战后，已经在山下搭了一个大礼堂，既可以开会，演出，又是食堂。
当时，庆祝胜利的场合是一定要喝酒的，而且是用饭碗(当时没有酒杯)。我说:“我头还迷糊，头痛不能喝酒。”同志们都是年轻人，也少医学科学知识，就都用激将法要我喝酒。同志们说:“敌人炸都炸不死你，我们要你喝酒，就能喝死你?不喝就是弄种，怕死。”什么激将的话都说出来了。
那时我们对于酒对大脑神经、身体的强烈刺激所要产生的恶劣作用和后遗症的科学知识，一点也不懂，特别是对头部负伤后，不能受酒精的刺激更不懂。加之我当时年轻好胜争强，就大声说道:“谁怕死?、谁是弄种?要喝就喝。”这一下可糟透了，同志们都开怀畅喝(不是饮)，你一碗，我一碗，就把我灌醉了，不省人事。
同志们把我抬到山上坑道中的棚屋内，当第2天我从昏迷和酒精挥发后醒过来时，守护在我床旁的医生埋怨我，说:“你不该去喝酒，你本来脑震荡很厉害，心、肺都有伤，要静养、恢复，不能再经受外界的新刺激，如果得了后遗症就不好治疗了。”我说:“被同志们激得真没办法，加之听到停战签字的胜利，太兴奋了，就忘乎所以了。医生同志这怎么办?”医生说:“只有用镇静剂治疗和继续静养，你身痛，还不知.道骨头伤了没有?.手提X照射机又显示不出来。”
从此，我因脑震荡所受的损伤，经酒精刺激后，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还不能恢复，每天要靠服用大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年轻的人们呵!劝你们不要在喝酒上好胜争强。
大概是8月20日左右，梁兴初副司令对我说:“杨迪，西海指卫生所治疗条件不行，我已与邓司令商量好了，送你回国去北京的医院检查治疗养伤。把伤治好养好后再回来。”
首长的关怀很使我感动，我于8月底回到北京，即住进当时在东交民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医院。
那位两次将我从死亡中抢救出来的警卫员孙连元同志，西海指机关党委给他立了二等战功。不久，我即将他送到牡丹江文化学校，要他好好学习，有了文化，才能更好地为党为人民服务。我回国后，问牡丹江文化学校的领导同志，孙连元同志的学习情况。学校领导同志告诉我说:孙连元同志到校不久就不愿意学习，要回家去，说土改后分到的田地，他还没有看到，就参军了，现在和平了，要回去享受土改的成果。
我念念不忘他，因为他的家是在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的乡下。一直到1971年我到赤峰，专门到翁牛特旗去找到了他，这个当年很聪明很机灵的年轻战士，已经成为一个还是没有文化的老农民了。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告诉昭乌达盟军分区司令员，孙连远同志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了二等功的功臣(并把保存在我手中的立功证书交给了他)，请他建议地方组织是否可将孙连元同志调到旗(即县)安排他力所能及的工作。旗党委知道他的情况后，即安排到旗工作。
这位很聪明机灵的青年战士，由于没有文化，又不愿意学习文化，使他的聪明才智没有能够发挥出来，是多么令人惋惜!现代的年轻人啊!希望你们从这位当年的年轻战士的经历得到启迪，不要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要看远一些，必须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只有使你的脑子用文化知识武装起来，你的聪明才智的能量，才能真正的发挥出来，你的人生价值才能体现出来。为自己，为小家，为国家，为民族，发出最大的能量，作出最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