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海的辉煌之中，死亡如同积雨云一般扩散开去，蜂拥而来。此时，他已经在恍惚地憧憬着死亡，对他来说，那是一种早已永远失去失去了机会的，庄严的，在万人注视下的，壮烈无比的死亡。——三岛由纪夫《午后曳航》
1970年11月25日，明治时期的大文人、企图以武力推翻幕府的思想家吉田松阴的纪念日，这一天三岛由纪夫付梓了他的超长篇小说《丰饶之海》的最后一部——《天人五衰》。这天也是这部小说的截稿日。为了面对即将迎来的一切，他在几天前就已经只靠流食度日。
临行前，他特意带上了自己的藏品——名刀“关孙六”，在四名盾会成员（其实也是他的学生）的陪同下赶往日本陆上自卫队东部总监部。
正如预想的一样，虽然中途出了一些小差错，但他们还是绑架了自卫队的师团长。在一番威胁之后，三岛在总监部的阳台向800多名正在聚集的自卫队成员发表了演说，这场旨在煽动自卫队成员保存武士道精神、恢复日本传统的闹剧理所当然地以自卫队成员的嘲讽与谩骂结束了。这个意料之中的结果不仅是因为这些自卫队的年轻人早已对“武士”感到陌生，更重要的是社会进步所埋葬的那些传统即使借尸还魂，它所扎根的土壤也早已时过境迁、物是人非。
三岛由纪夫发表演说
好在这篇檄文、这场演说并不是三岛由纪夫此行的真实意图。
他的一厢情愿意料之中的没人响应，于是他退入室内，按照此前的规划在额头系上了写着“七生报国”字样的头巾，褪去衣物（他今天并没有穿衬衣），将腕上的手表解下递给旁边的学生。在总监部师团长不解与惊愕的目光下，三岛拿出了肋差，握在右手，缓缓地切开了自己的腹部，那把名叫“关孙六”的“古董”此时正握在充当介错人的一名随行者的手里。
1970年11月25日，三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三岛由纪夫在极度痛苦中死去了。他导演这场闹剧的动机与前因后果并不是本文的重点，但是这场面向日本的“悲壮演出”却在世界上引发了意料之外的大地震。
在那个敏感的年代，武士自*的方式难免使人怀疑是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当时的人民日报也以《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又一铁证》为题对此进行了批判，三岛由纪夫也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归类为“右翼作家”。
保罗·施拉德导演电影《三岛由纪夫传》
不论三岛由纪夫是否无意，他的方式确实不妥。这场自*并不是被逼无奈，而是事先就构思好的表演。
《天人五衰》其实早已完成，不过心有执念的三岛一定要选择在截稿日交付这部作品，而这一天也是他选择的忌日。在一个月前他写给友人亨利·斯各特·斯托克斯的信中就对此做了暗示：
写完了这部长篇小说（这里指《丰饶之海》），让我感觉：像是走到了世界的终点。
亨利·斯各特·斯托克斯，三岛友人，其与三岛生前私交甚好，掌握有大量一手资料。后为三岛写传
正如三岛钟爱武士道的经典《叶隐》一样，对死亡的神往似乎成了他美学的一部分，随之而来的是他对力量美（比如那种希腊雕塑的身躯）的向往，在他的文学中则表现为一种壮美的死亡意识。有时候读他的书会突然感到一种纯正的文学美，但是合上书本又会对他所输出的那种“肉体与死亡美学”敬而远之。
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自*可能也是因为害怕衰老，害怕肉体的衰颓。
但是虽然他向往死亡，但是他并不是为了死亡而死，他是为了美而死、为了一种满足而死。即使是在武士道中，没有价值的死也只是一种“犬死”遭人唾弃。而他声称所捍卫的武士道其实也不是“神风特攻队”的自*式的愚忠。
三岛由纪夫——他经常锻炼自己的身体以保持“肉体的美”
根据新渡户稻造《武士道》的说法，武士道的源头是佛教、日本神教与中国的孔孟之道。其实对武士道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中国的禅宗，正如《菊与刀》中所言：
日本的武士发现这种禅宗教义更符合他们的性格。
这似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武士道会强调“尽忠”，整个受儒学影响的东亚文化圈似乎都有这种倾向，也正是受此影响，日本也像中国一样有“士农工商”的划分，但日本的“士”则指武士。而且不同于“百善孝为先”的中国，在日本“尽忠”则要高于“尽孝”。虽然中国不乏有夺情的例子，但是守制依然是官员必须面对的头等大事。
但是日本武士的尽忠并不等于愚忠，二战时日本军人对“皇恩”的执着其实是一种刻意的对武士道的扭曲。一个出卖良心为了主君牺牲自己的武士评价并不高，一个真正的武士应该像是《李尔王》中的肯特，而非《管子》中的“愚忠谗贼”。
源义经与弁庆的故事
所以三岛主演的这场悲剧，虽然以“天皇陛下万岁”为口号，但是他理想中的那个“天皇”更像是《菊与刀》中所谓的“各就其位”的秩序的象征，而非军国主义的符号。从他对11月25日的时间与细节的安排与把控来看，他对秩序的执着显而易见，这一天即是截稿日、首映、终场，也是他的终点。
他不过把理想搬进了现实，不惜以一死博得世人与自己的掌声，从而享受一种病态的快意与满足。或许如余华在《三岛由纪夫的写作与生活》中所说的：
三岛由纪夫混淆了全部的价值体系，他混淆了美与丑，混淆善与恶，混淆了生与死，最后他混淆了写作与生活的界线，他将写作与生活重叠到了一起，连自己都无法分清。
1971年1月24日，在东京筑地的本愿寺举行了三岛由纪夫的葬礼。这场葬礼的主持人是川端康成，而在三岛由纪夫自*的那一天，在闻讯赶来的作家中也只有川端康成被允许进入现场。两年后，日本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自*，关于川端的死因众说纷纭，就我个人看法，三岛的死对川端的冲击是巨大的，不仅是因为二者的友谊，更是因为三岛那种武士的死法对川端的打击。川端曾写道：“日本一投降，我就感觉到自己已经死了。”
川端康成与三岛由纪夫
而1971年的那场葬礼据说创造了日本小说家参加人数的最高记录，至今无人打破。
就文学的成就来言，即使我偏爱川端康成，又倾心于夏目漱石等人，但是论天纵英才与那种文学纯粹的美感，日本以往的作家中（就我有限的阅读量而言）没有与三岛由纪夫比肩者。他独特的童年经历与怪异的美学让他摆脱了一些成长过程中的庸俗，而专注于自己的世界、自己的文学、自己的美。莫言说三岛：“为了文学生，为了文学死，是个彻头彻尾的文人”，所言不虚。
樱乃花之后，武士人中王。
这句传统的日本民谣非常生动地用樱花比喻向死而生的武士。
三岛由纪夫可能是最愿意上镜的作家，他留下过太多影像
武士之死不值得提倡，死亡本身也并不会带来名誉，关键的是为了什么而死。日本武士选择切腹这种方式，是因为在传统的观念上腹部是灵魂与情感的居所。中国古代的刺客如聂政，死时破面、剖腹也是出于对姐姐的关爱。
正如新渡户稻造所言：
切腹并不是单纯的自*方法，同时也是律法和仪式。
纵观1970年11月25日三岛由纪夫带上“关孙六”出门奔赴终点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天的所有安排，对他来说都是“仪式”的一部分。
在那个截稿日，《丰饶之海》的最后一部《天人五衰》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自己来到了这个地方，既没有记忆残存也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的地方。
庭院沐浴在夏日的阳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