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早期的地图展示了对非洲地理和地名的详尽知识,18世纪也出版过许多航海志,它们给读者提供了关于一些主要的非洲人群的范围广泛的信息。
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欧洲人却把这些知识晾在了一边,代之以一套“黑暗大陆”的神话,这块“黑暗大陆”是个蛮荒之地,其风俗无人知晓,而且是野蛮的。
对卡米尔·科基亚上尉斯坦利的副手之一,后来成为刚果自由邦巴兰加地区的专员——来说,在刚果发展商业要远比实施教化容易得多:
上刚果(Upper Congo )的人耽溺于食人俗、生人祭、服毒判决、拜物教、劫掠战争、奴隶制、一夫多妻制等陋习,而拒绝统一的政府、科学、书写和医药,他们在文明上还远不如在基督降临之前几百年，那个时候的凯尔特人先进而现在未经任何过渡,他们却突然看到了19世纪欧洲的汽船出现在他们的野蛮河道上。在工业上,黑人可以很快取得进步。但是在道德方面,进步就不会有那么快了。
欧洲人的任务就是帮助这些“幼稚的”非洲人成熟起来,而在西方,这个成熟的过程足足花了两千年。
那些流散到世界各地的非洲人发现自己一如W.E.B.杜波依斯所说的那样,有了一种“双重意识”,他们既是非洲人,同时也是他们流徙迁往国家的居民,而在此同时,欧洲人却在把非洲再造为一个原始的蛮荒之地。
在这一文化地理中,非洲需要由人类学家、探险家和摄影家来重新绘图,他们共同的努力是描述非洲的原始主义可以重新进入欧洲的现代主义,就像毕加索在其立体主义绘画名作《亚威农的少女》里面,对来自丹族雕刻的一些主题的运用一样。
（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