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氏探花府
今人对苏州贵潘家族的了解，恐怕最多的还是潘达于女士护鼎、捐鼎的传奇故事。事实上，这只是潘氏藏品之部分，潘氏捐献的其他珍宝还有很多，从中可窥见潘氏的文化特色与社会地位。
2018年一个冬日周末的午后，我应古吴轩出版社、苏州市文旅集团的朋友们之请，与他们坐在潘氏探花府的旱舫上，喝茶闲聊，聊苏州的历史文化，聊苏州的名门望族。旱舫挂着一块匾——云读泉听，对联则是潘家女婿吴湖帆所写：“池边客约同邀月；廉外禽言莫损花。”诗情画意的环境，讨论着高雅的话题，但，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希望我写一本关于苏州“贵潘”家族的书。从此我在阅读与写作的过程中，稍微推开了“贵潘”家族的大门，从门缝中多少知道了些大宅门里的尘封往事。
今人对苏州贵潘家族的了解，恐怕最多的还是潘达于女士护鼎、捐鼎的传奇故事。潘家祖传的大盂鼎和大克鼎作为国之重器已经分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2002年被列入64件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事实上，这两件宝鼎只是潘氏藏品之部分，潘氏捐献的其他青铜器和珍稀古籍、书画精品还有很多，仅此一端，即可窥见潘氏的文化特色与社会地位。那么，苏州大阜潘氏究竟是怎样一个家族？其历史源流如何？家族制度如何？家风家学如何？家族生活如何？社会影响如何？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贵潘家族传奇》
沈慧瑛著
古吴轩出版社出版
执著举业，终成“贵潘”
苏州民间素有“贵潘”与“富潘”之称，“贵潘”以科甲兴盛闻名于世，即潘世恩家族，共出了九名进士（其中一名状元，两名探花），36名举人，21名贡生，142名秀才。李鸿章曾为潘家题匾：“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潘氏来自于安徽徽州，属于普通的商贾之家，明末清初潘仲兰业盐来往于江浙，与苏州产生交集。他的儿子潘景文初居苏州南濠街，后卜宅黄鹂坊桥，正式在吴门扎根落户，成为新苏州人，是为潘氏苏州始祖。数百年来潘景文一脉开枝散叶，通过科举获得成功，成为江南望族之一。
潘景文与传统读书人一样，渴望“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然因他的长兄过世，他成为家中独子，需继承家业，故没能更上一层楼，只是一名岁贡生。潘景文生有九子，长子兆鼎，字敷九，久经考场，30岁成为岁贡生，两年后才安心做盐业生意。潘兆鼎喜欢与吴中名士交往，每每“文酒之会”，必带着四子潘暄出场，“总角从藏钩，选格杂引诗古文辞”，满座惊艳。潘暄被人称为千里驹，但考运不佳，屡试屡败，屡败屡试，自“康熙辛卯（1711年）至乾隆甲子（1744年）十二应省试不售”。
潘暄的次子潘冕为了让父亲与儿子们专心读书，一门心思做生意，为一大家子的生活提供保障。无缘举业的潘冕把翻身的希望寄托在儿子们身上，他在手订的放生集一册上题写：“誓放生灵三十万，求子某某翰林中书。”果然不负他所望，长子潘奕隽、次子潘奕藻兄弟厚积薄发，先后得中进士，打开了通往庙堂的大门，从此潘氏在科举上大放异彩，奠定了潘氏姓“贵”的基础。从潘景文到潘冕，四代人屡上考场，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直至第五代才取得成功。
潘奕隽成为潘氏迁吴后第一位进士，在朝堂为官近20年。潘奕藻继长兄之后步入庙堂，成为刑部一名官员。三弟潘奕基与他们一样少负才名，但他的运气没有两位兄长好。他面对现实，精心培养儿子潘世恩、潘世荣，每日在留余堂“讲授经义及诗古文辞”，而儿子们也十分争气，次子潘世恩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一跃成为状元，次年长子潘世荣考取举人。紧接着潘奕隽的独子潘世璜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成为探花。从乾隆三十四年到乾隆六十年，短短的26年里，潘氏两代六人，四人成为进士，一人成为举人，一人成为附贡生，一跃而为苏州科甲家族新贵。尤其以潘世恩、潘祖荫祖孙进入权力中心，成为一代名臣。
时人称大阜潘氏为“吴门冠族”，赞誉“吴中言科第人文之盛者，必以潘氏为称首”，“贵潘”之名由此而来。
孜孜为善，美美与共
大阜潘氏在苏州之所以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不仅仅是因为其令人欣羡的功名、官运与财富，还与其孜孜为善的社会公益活动有关。
苏州贵潘家族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其隐逸之趣与文化成就，这也是其与苏州文化底色最契合的地方。在大阜潘氏迁居苏州的早期，生存的压力使得潘氏只能在经商与科举的两条道路上交替前行，但到乾、嘉以后，随着潘氏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的确立，其社会精英网络也日益形成，闲适的隐居生活与文化活动随之成为许多族人的追求。
潘氏的第一位进士潘奕隽还没有来得及享受金榜题名的喜悦，就因为引见时传呼迟误，名次由前十名降为倒数第二名，从而知道了仕途“金阶步滑”的凶险，这让他对仕途失去激情，曾绘归帆图以明志。其弟潘奕藻“淡泊恬退”，50多岁即辞官回乡。潘奕隽、潘奕藻、潘奕基三兄弟分别住在苏州临顿路的两侧，相距不远，早晚相聚，过着读书写字、艺花种竹、煮茗谈心的逍遥生活，苏州人将他们比作南朝隐士“何氏三高”。潘奕隽的长子潘世璜，虽然探花及第，但不到40岁就归里，不复出仕，终身侍奉父亲，以孝行著称。潘世璜的长子潘遵祁，中进士后“淡于仕进，即有归隐之志”，随后乞假归里，并刻印“四十归田”，在苏州紫阳书院主讲20余年，育才无数，热衷于慈善事业，以范氏义庄为表率，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创立松鳞义庄与丰豫义庄。
纵观潘氏家族的慈善公益活动，既有义庄这样的家族组织担负家族责任与社会义务，又有个人参与社会的公益事业。潘家人在朝堂为君分忧，在江湖为民解难，维护社会稳定，以义庄为抓手，实现他们的慈善思想，以期“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张鉴绘《临顿新居图》局部，此图是对潘氏宅院的写实。
护鼎捐鼎，化私为公
潘氏家族中，潘曾沂佛儒兼修，“淡于荣利”，居家20余年，除力行善举外，“与里中诸子吟赏谈宴，殆无虚日”，成为晚清吴门词派“后七子”之一。潘祖同因受咸丰八年（1858）科场案牵连而被革职，也归隐乡里，成为著名的书画古籍收藏家。潘祖荫则以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成为晚清金石鉴藏与公羊学的积极倡导者，影响了一代学风。至民国时期，潘祖同的嗣孙潘承厚、潘承弼也成为著名的书画古籍版本鉴藏家。潘氏家族的金石、书画、古籍收藏之富，苏州无出其右者。1937年举办的吴中文献展览会共分14个展室，其中“潘氏一家文献”独占一室，潘氏收藏之富，可见一斑。
特别是潘祖荫一生嗜好古籍善本、金石鼎彝的搜集与研究，集官员与学者于一身，与乃祖潘世恩一样，是家族中的佼佼者。他致力于收藏宋元明刻本，构建滂喜斋；热衷收藏金石鼎彝，建立攀古楼。他所庋藏的大克鼎、大盂鼎，与中国台湾的毛公鼎并称中国三大鼎。大盂鼎是陕甘总督左宗棠所赠，回报当年潘祖荫向咸丰皇帝保下他的恩情。潘祖荫上疏中“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之语，使左宗棠名满天下，之后步步高升，成为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齐名的晚清四大名臣之一。
随着潘祖荫的嗣子、嗣孙接连死亡，其弟潘祖年又将潘承镜作为嗣孙，延续两房香火，并为其娶妻丁达于（后随夫姓）。可惜婚后三月，潘承镜就撒手人寰，守护祖上珍藏的重任落到了年轻的潘达于身上。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苏州城遭到日机轰炸。潘达于清醒地认识到战争是长期的，遂与姐夫潘承厚（博山）商量后，决定将青铜器、书画等安放在老宅中。在夜色的掩护下，家里的木匠搬开地面方砖，掘了一个大坑，先放入大木箱，再把大盂鼎、大克鼎对角放进箱子，空当里塞进一些小件青铜器及金银物件，随后盖好箱盖平整泥土，按原样铺好方砖，不留一丝痕迹。为了让木匠严守秘密，潘达于向他们承诺：“潘家养你们一生一世。”同时她将书画存放于30余只书箱中，连同那些青铜器等，都搬进“三间头”。
“三间头”是指江南民宅夹弄里的三间隔房，只有一扇小门与弄堂相通，如果小门被杂物堆没，就不易发现。苏州沦陷之后，日寇直奔潘家大宅，威逼他们交出文物，但潘达于巧妙周旋，反复表示没有东西，死死守住宝藏。
授予潘达于的褒奖状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潘达于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大部……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时任部长沈雁冰签署褒奖状：“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火，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两只国鼎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大盂鼎成为新落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珍宝。
2004年2月28日，正值潘达于百岁华诞之际，上海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联合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这对阔别近半个世纪的宝鼎再次“聚首”，它们无声地讲述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潘家化私为公的高尚情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