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揽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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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鲁国故城遗址于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历年考古发掘出土的西周中晚期青铜器来看，多数都带有很强的地域性特点，当然这都是在中原周文化的影响下演变而来的，鲁国也不例外。
西周晚期，王室的衰微和社会的动荡不安使西周的统治力大减，“宣王中兴”虽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已掩盖不住西周王朝的败落，各国诸侯已不再重视严格的列鼎制度而开始铸造青铜器，使青铜器的产量丰富，造型朴实庄重，纹饰简练鲜明。
商、晚、周初神秘威严的兽面纹、夔龙纹逐渐消失，但又不彻底消失，时常作为器顶或器足上端的装饰纹饰，而这时兴起的重环纹、窃曲纹、鳞纹、瓦纹等成了主流纹饰。
考古学者对鲁国故城遗址提出了甲、乙组墓的分组发掘，为研究鲁国文化奠定了基础。其中乙组西周墓出土的青铜器最负盛名，种类丰富，主要有鼎、甗、簋、簠、豆、缶、盘、罐、钵、匜、壶及车马器，而觚、卣、觥、尊等商晚周初的器型都不见踪影。
“与西周早中期相比，诸多器类消失了，许多新的器类出现，器物组合发生了变化，鼎、壶、罍的种类多样，盛放器簋、簠替换演变明显。”
西周晚期，各种阶级矛盾激化，国家内忧外患，各诸侯力量也日益强大起来，《周礼》的各项制度已无法完全约束诸侯，僭越礼制的现象已显露头角，礼乐制度的动摇在青铜礼器上也有鲜明体现。
青铜鼎的用途可分为器用功能和社会功能，社会功能的体现就是作为礼器被广泛运用，这应该是西周青铜鼎的主要功能，正是如此，《周礼》赋予了用鼎制度：“王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
列鼎制度直接反映出了严格的阶级观念，活跃在各种礼仪活动中。鲁国故城遗址乙组西周墓出土的青铜鼎以M48、M30、M46出土的圆鼎最具代表。
M48属西周中晚期墓，出土的3件圆鼎位于死者头部和足部，“其形制一致，大小有序，似为列鼎，其中M48∶18出土时破碎”。
根据曲阜市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显示：M48∶23通高28.2厘米、口径29厘米，M48∶3通高25.7厘米、口径26.7厘米，两鼎口微敛，折沿，双立耳，圜底，兽蹄形足，颈部饰重环纹，腹饰垂鳞纹，鼎底部可见清晰的范线痕迹。
两者最大不同之处是M48∶23两耳外侧饰凹弦纹，而M48∶3两耳外侧的纹饰沿用了商代晚期青铜鼎耳外饰双体夔龙纹的特点，龙首凸起，张口短身，圆目突出，神采奕奕，可见商晚期的纹饰遗风虽不为主流，但一直贯穿于整个西周。
腹内壁都铸有铭文二十二字：“鲁中齐肇作皇考䵼鼎其万年眉寿子子孙孙永宝永享。”铭文排列整齐，字形如刀，笔画婉转多变。
M30、M46属西周中期墓，各出土1件圆鼎，从形制上看两者相似，二鼎皆折沿，双立耳，圜底，与M48∶3和M48∶23的三足一样，为两端粗中间细的典型兽蹄形足，足内凹面，比西周早期流行的柱形足更有美感。
M30∶1，口径29.5厘米，通高29.2厘米，颈部饰重环纹，腹饰垂鳞纹，与M48∶3、M48∶23的纹饰基本相同；M46∶1，口径24.5厘米，通高22.5厘米，颈部饰重环纹，腹饰凸弦纹，腹下素面无纹。此二鼎工艺虽不及M48∶3和M48∶23精致，但其形制、纹饰特点与之相似，可见年代当接近。
甗，中国古代一种炊器，功能相当于现在的蒸饭器具，最初为陶制，商周时期演变为青铜礼器。商至西周早期的青铜甗为甑、鬲连体铸造，西周中后期开始出现甑、鬲分体铸造。
考古发掘出土的西周晚期青铜甗中也有甑、鬲连体的形制，但不多见，多为分铸，且常出现鬲为鼎形托甑的形制，如48号墓出土的铜甗。
M48∶15，口径31厘米，高41厘米。甗分体铸造，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甑，侈口，束颈，折肩附耳，敛腹平底，底有九个“十”字形箅孔，甑下有榫圈与鬲凹槽扣合。下部为鬲，呈鼎形，敛口，束颈附耳，鼓腹，圜底，三兽蹄形足。
甑腹内壁一侧有铭文十八字：“鲁中齐作旅甗其万年眉寿子子孙孙永宝用。”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金文日趋成熟，早期的那种肥笔之感逐渐消失。
甑颈部饰重环纹，腹饰垂鳞纹，鬲光素无纹，可以看出，甑的纹饰铸造虽然精细，但趋向简朴，间接反映出西周中晚期礼制的变革，虽纹饰不如早期繁缛华丽，但器物上的铭文内容丰富，这使青铜器不再单单是珍贵的稀世珍宝，而是成为记载着研究西周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壶壶，古代盛酒的容器。《礼记·礼器》记载：“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五献之尊，门外缶，门内壶，君尊瓦，此以小为贵也。”可见壶是宗庙祭礼中重要的礼器。鲁国故城遗址48号墓出土的铜壶以M48∶16最具代表。
M48∶16，通高39厘米，口径10.2厘米，腹径28厘米，底径19.3厘米。平口，短颈，深鼓腹，圈足外侈，双圆形环耳，肩部两侧各一螭首环耳，腹下部两侧各一方形环耳，盘龙纽盖，龙角健壮，双目圆睁。
器身纹饰共分四层：第一层为窃曲纹，第二层为叶脉纹，第三层为窃曲纹，第四层为叶脉纹。圈足饰垂鳞纹。口沿铸铭文一周有十五字：“侯母乍侯父戎壶用征行用求福无疆。”壶身敦厚秀美，铭文书写流畅，纹饰看似虽繁，但给人一股清秀简美之风。
簋，古代盛食器，是盛放黍、稷、稻、粱等粮食的器皿。据文献记载，天子在祭祀、宴飨、随葬时享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簋以偶数为组合配合鼎使用。
《周礼》记载：“舍人掌平宫中之政，凡祭祀，共簠簋、实之、陈之。”周礼为其专设官职负责它的管理和使用，由此可见，簋是西周祭祀活动中重要的礼器之一。
西周竖直线纹铜簋，高14.4厘米，口径20.3厘米，底径16.3厘米，侈口，垂腹，宽体束颈，双兽形耳位于口沿下，垂珥较短，高圈足外侈，口沿下饰重环纹，腹部饰瓦纹，圈足饰云雷纹。此器整体端庄、古朴。
49号墓出土的铜簋M49∶2为明器，具有典型的西周晚期特点，高14.5厘米，口径7厘米，盖及器身铸为一体，圈足外侈，腹饰重环纹、瓦纹。由此可见，西周中晚期是瓦纹的流行和兴盛期，其主要体现在簋、匜等器物上，瓦纹是这一时期青铜器装饰的重要题材之一。
盘，商周时期盛行的一种盛水器，多在宴饮或祭祀前后行沃盥之礼时使用。《礼记·内则》记载：“进盥，少者奉槃（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沃盥，即洗手，是重要礼仪场合的礼节之一。
近年来考古学者发现，西周中期以前多用盘、盉配合使用，西周中晚期多用匜浇水洗手，用盘接水，到战国晚期开始衰落，逐渐被其他盛水器所代替。鲁国故城遗址乙组墓出土了5件铜盘，以M48∶8为例。
M48∶8，通高15.5厘米，口径38.7厘米，足径28.1厘米。折沿，浅腹，双耳，高圈足外侈。下铸人形附足，五官清晰，方颐大耳，双目圆瞪，高鼻阔嘴，神情专注前方，头顶盘底、背倚圈足，双手向后背负盘体，赤足呈半蹲状。
外壁饰窃曲纹，圈足外壁饰垂鳞纹，器底饰菱形格纹，双耳上端各饰一卧牛，牛首神色怡然，工艺精致。M48∶8器内铸有铭文十五字：“鲁司徒中齐肇乍盘其万年永宝用享。”
此器独特之处是人形附足，通过查阅有关资料得知，铸有人物形象的器物多见于器上端或器足，时常也有以裸体人物形象铸于器身的。关于足底铸人形足的说法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是供贵族阶级赏玩的器物，也有人认为是与当时社会的祭祀活动有关，说法不一。
匜匜，古代沃盥时的注水器，是礼仪活动时使用的礼器之一。青铜匜最早出现于西周中期后段，盛行于西周晚期，流行于春秋时期。《仪礼》记载：“小臣具槃匜，在东堂下。”
《国语·诸稽郢行成于吴》有云：“奉槃匜以随诸御。”西周的礼仪制度在古文献里得到了具体体现。盘与匜在礼仪活动中是相互配合使用的，而在严格的丧葬制度中亦不例外，如48号墓出土的铜盘与铜匜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M48∶11：长34.7厘米，宽17厘米，通高19厘米，流较窄，深腹圜底，兽首鋬，兽足形扁足。兽首双目、双角凸出，口沿及流下饰夔纹，腹饰瓦纹。匜内铸有铭文二十七字：“鲁司徒中齐肇乍皇考自走父宝匜其万年眉寿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其中“孙”字两边都有重文符号，其字首尾如一，不露锋芒。甲组墓中202号西周晚期墓出土的铜匜M202∶6与M48∶11的器型和纹饰基本一致，沿用了西周中后期的特点，M202∶6兽脊有扉棱，兽首双目和双角更加凸出，兽身比M48∶11粗壮，兽首铸造略显粗糙。
48号墓出土的另一件铜匜M48∶4，窄流，深腹圜底，兽首鋬，兽足形扁足，器型与M48∶11相似，口沿下饰重环纹，腹饰瓦纹，铸造工艺与纹饰均没有M48∶11造型庄重、清秀简美。
细观鲁国故城遗址出土的西周中晚期青铜器，比之商末周初的变化明显，在继承了商代晚期青铜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周早中期铸造工艺，在器类、器型、纹饰等方面进行改造和更新，形成了古朴庄重、朴实简约的中晚期时代特点。
西周中晚期诸侯势力在一定范围内超越了周天子，除当时的政治中心丰、镐及成周以外，诸侯也在封土国拥有自己的青铜铸造产业，周礼的约束力日益微弱，“礼乐崩坏”之势已在青铜器上崭露头角，其主要表现在删繁就简。
从西周中期开始，器物的造型、纹饰逐渐变得简单，由之前的繁缛走向质朴，以往威严雄伟的器型和充满神秘色彩、繁缛华丽的纹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朴实的器型、精简的纹饰和简化的铭文内容，铭文中族徽文字消失，颂扬周天子恩德的内容隐没了。
记载的军政大事内容也随之消散，逐渐增加了祭祖、祈福等方面的内容，削弱了青铜礼器维护礼制、阶级观念的作用，沉稳内敛的趋势日趋明显，产量虽然丰富，但整体来说铸造工艺还是相当保守的，充满着理性色彩，这些特征其实也是“礼乐崩坏”前夕的基本体现。
总之，曲阜鲁国故城遗址出土的西周中晚期青铜器承载着逝去岁月的信息，以独特的器型、精简的纹饰、理性的铭文向人们揭示了当时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特征，为今后研究鲁西南地区青铜器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参考文献：[1]李伯谦。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2]山东省考古研究所。曲阜鲁国故城[M].济南：齐鲁书社，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