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
《韩非子·定法》曰:"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通俗的讲，术指的就是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申不害认为君主应当“无为”，而大臣必须有能力，必须要有为，具体工作可以交给臣下，国君不必事必躬亲。“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任命官吏必须名实相副，根据官吏的职务要求（名），看一个人有没有能力胜任（实），然后才能授官。管经济的就要懂经济，管司法的就要会司法，管军事的要善于用兵打仗，管行政的当然则要有能力做好行政，而不是根据出身血统或者与君主个人关系的远近来授官，这也是对世卿世禄制的否定。
“操*生之柄”，要求君主牢牢把生*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强调君主在国家政权中的独裁地位，要求臣下绝对服从君主，“尊君卑臣”，君主要独断，绝对不能大权旁落,严防臣下篡权夺位。
“课群臣之能”，则是对群臣进行监督、考查和防范。国君任命了臣下，理所当然地要求臣下忠于职守、严格遵守法令。
保证行政工作效率和国治民安的手段、策略主要是“阳术”， 但只有“阳术”还不够，还必须有“阴术”，这些术是隐藏在君主心中的。“法”是公开的，是公布于世要臣民遵守的，作为臣民行动的准则。“术”则是为君主所独有，是君主的专有物。
春秋战国时期，臣下弑君，酿成习气，因为做国君是天下之大利，人人都想取而代之。申不害认为，人君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民众或敌国，而是来自大臣。君主要集权，某些权臣、重臣也会想揽权、篡权，所以防止权臣专权、揽权，甚至进行篡权活动就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重要现实问题。他一再告诫君主，对君臣关系要有清醒的认识，所有的大臣都不能相信。国君要善于控制臣下，及时发现臣下的问题和阴谋，需要设置一些耳目，以便及时了解和掌握臣下的动态。这种情况发展到后世，便是各种特务活动和系统化的特务机关了。申不害反对立法行私，认为国君既要掌握驾驭群臣的“术”，又要做到正直无私，这样臣下才能忠于职守。但申不害找不到如何既提高君主权威，而又能制约君主的方法。
而韩非认为，所谓“无为”，落实在君王统治上，应当是无论特定喜好，或不喜好，都不能为臣下所掌握；施政习惯、统驭方式等都要阴晴不定，无法推测与掌握，如此才不会反被臣下驾驭。
韩非子所说的君臣关系，与孔、孟所讲的君臣关系有很大的区别。
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君臣关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孟子则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孟子还认为，国君若不行“仁政”就可以流放，甚至还认为*昏暴之君不叫*君，只不过是“诛一夫”。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梁惠王下》）这里，不存在臣对君的绝对服从。
韩非子却认为，君臣之间，国君与其家庭成员和左右亲近之人之间，都充满着尖锐的矛盾，这些人之臣服恭敬的态度都是因为受到国君权威的束缚而不得不如此，骨肉亲情等因素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事实上，朝廷里是“上下一日百战”。 “臣之所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 （《韩非子·杨权》）一旦臣下羽毛丰满，条件成熟，就可能对国君取而代之。因此，要巩固国君的地位，就必须加强中央集权。《韩非·杨权》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把一切大权都集中在国君一人手中，全国各地都对国君负责。《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能独断者，故可以王天下。”
韩非子还提出，为了适应中央集权封建专制政权的需要，必须统一人们的思想。他说：“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韩非子·显学》）他主张独尊法家，禁止其他各家学说，甚至反对知识文化，反对藏书，主张焚书。
韩非的这种思想，在君臣关系上，是坚定站在维护国君的绝对统治权的立场上的，它直接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之后历代封建帝王加强君主集权提供了理论和经验，并为一些人搞阴谋诡计开了先河。
“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术”的运用取决于君主本人的才能，君主本人有能力，治国策略比较正确，国家就会兴旺强盛；相反，国家就会陷入混乱，老百姓就会遭殃。这便是“术”的致命之处!
势
“势”有三层含义，其一相当于今天物理学上的“势能”；其二指的是一种有利的地位；其三是指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即能支配他人的地位。这里的势主要是指君主的权势，君主要独掌军政大权，维护至高至尊的地位，这样才能令行禁止。
“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这是《韩非子·难势》中转引慎到的话。龙蛇之所以腾空飞天，主要是凭借云雾的威势，一旦云雾消失，龙蛇就与地上的蚯蚓一样，无所作为，原因就在于失去了它们赖以飞腾的势。同样，没有了权势，尧这样的君主连三个普通人也治理不了；而有了权势，桀这样昏聩残暴的人就能祸乱天下。所以权势可以依靠，而贤智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
慎到以“贵势”著称，但他的最终目的却是为了服务于天下。因此他说：“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也”。所以他主张臣下“以死守法”、“守职”，而反对忠君。君主本人也只能为国、为“公”，而不能“行私”。为了防止国君行私，慎到反对国君“自任”，而要求国君“任法”。
法家的思想中，也融合了道家的思想，这在历朝历代的统治方式中也有所体现。
申不害发挥了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思想，要求君主“示弱”，这是一种姿态；关键与决策的时候，则以君王令，决断一切。他主张君主“无为”而治，具体政事交由大臣办理。
慎到也主张因循自然、清静而治，在法治的基础上依照事物的本性，顺其自然，法也必须遵循自然本性。很明显，慎到的思想是老庄道学与法家的合流。
司马迁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指出：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韩非在其《韩非子》里面有《解老》与《喻老》两篇，直述自己思想源自于老子，故后世有道法家之说。
韩非子之学出于荀子,源本于儒家,而成为法家，又归本于道家。但其学说过于尊君，此为后世所诟病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