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权力与荣耀》，一个“威士忌神父”的故事

《权力与荣耀》这本书，表面上讲的是在政府镇压教会的背景下，一个神父逃亡的故事，表现了古老的宗教信仰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的各种冲突，但往深里看，格林也分析了冲突背后的深层原因。我们读这部小说，不只是隔着遥远的时空了解一点宗教故事和历史事件，更希望借助它来更深入地认识西方文化，对小到个人选择、大到宗教战争背后的原因有进一步理解。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格林，回到1930年代的墨西哥，回到那个充满冲突的年代。

作为一个后起的天主教国家，宗教在墨西哥的地位与欧洲大陆有些不同。1523年，西班牙政府向墨西哥派遣了第一批传教士，从此基督教文明开始在墨西哥扎根，到了19世纪，天主教已经成为墨西哥社会与文化的核心，推动了墨西哥独立运动的发生。在独立以后的墨西哥，天主教并没有像在欧洲一样彻底世俗化，它不仅在信仰和文化层面影响着墨西哥民众，还具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和公共权力。20世纪以后，墨西哥政府认为，教会是造成墨西哥人民不幸的根源，是阻碍墨西哥进步的最大障碍，教会对教民提出苛刻的要求，要他们忍受苦难，自己却享受着优渥舒适甚至堕落腐败的生活。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政府开始推行一系列旨在限制宗教权力的措施，引发了政府与教会间的冲突，小说中写到的1930年代后期，正是双方冲突最激烈的时候。

小说是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展开的，叙述者处在全知全能的位置，掌握着人物全部的行动和情感。这样的安排让作者不必把视角始终聚焦在主人公神父身上，而是可以通过不同人物和场景的拼贴与剪接，展现出故事的全貌。故事的开篇，我们先是随着英国牙医坦奇先生，在墨西哥酷热的天气中，认识了一个会说英语的陌生人。这人胡须蓬乱，衣着寒酸，长着一张枯瘦的圆脸，自称是个医生，想要搭船去另一个城市，可是他又没有船票。天气很热，船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于是，坦奇邀请对方去自己家休息一下。坦奇为什么对刚认识的人这么热情？原来，他已经很长时间没跟别人用英语聊天了，而且这个人还自称带着白兰地，在那个禁酒的时期，找酒可比找一个会说英语的人要难。

坦奇带陌生人回了家，俩人边喝酒边聊天。奇怪的是，陌生人喝酒的时候神情很不自然，似乎带着自责与内疚。对于坦奇从天主教堂搞来的彩色玻璃，他反而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不一会儿，突然有个小男孩敲门，向这位自称医生的陌生人求助，请他去看一看自己病重的母亲，陌生人不情愿地跟小男孩走了。当他离开后，坦奇发现他落下了一本书，书的封面是爱情小说，里面的文字却全是拉丁文。故事讲到这里时，作者格林还没有点破陌生人的真实身份是个神父，不过他给出的暗示已经十分明显，喝酒时内疚的神情、对彩色玻璃的异常关注等细节，都透露出这个陌生人与宗教之间的联系。看到这里，我们有理由推测，小男孩并不是请陌生人去给母亲治病，而是做临终的告解，那本他落下的书则极有可能是《圣经》，把封面换成小说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在当时的墨西哥，帮助神职人员潜逃已经是死罪，更何况潜逃的神职人员自己，在这种情况下，神父自然会加倍地小心。但是，如此小心翼翼隐藏身份的神父，为什么在明知九死一生的情况下，仍要放弃上船逃生的机会，跟小男孩走呢？作者格林的叙述在这里戛然而止，留下一个悬念。

格林的这种写法，跟他之前的经历有些关系。在写作《权力与荣耀》之前，格林曾经靠写影评补贴家用，可能是受了剧本写作方式的启发，这部小说不同的章节就好像电影中一个接一个的分镜头，每一次镜头对准的对象并不相同，场景之间的联系也不够紧密，甚至都谈不上有什么情节的推进，格林只是依次让人物上场，展示他们的遭遇。

所以，接下来视线一转，我们又看到了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中尉警官。他的外表和神情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整个警察局，不止警员懒散，连局长也是个整天在桌球房消磨时间的主。这天局长突然亲临办公室，原来辖区里还有一个神父在逃，为此总督大为光火，于是局长带来神父的照片，命令中尉赶在雨季到来之前将他捉拿归案。照片中的神父神态轻松，胖乎乎的身材，坐在一堆人中间有说有笑，看起来跟之前坦奇医生遇到的那个人似乎有着天壤之别。和神父照片一起拿来的，还有一张银行抢劫犯杰姆斯·卡威尔的照片。请注意，这个人将在神父最终被捕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此处先按下不表。作为公职人员，中尉非常认同政府宣扬的观点，认为教会是造成墨西哥人民不幸的根源，所以，他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抓到神父，为此，他让每个村庄都交出一个人质，只要这些村庄的村民包庇神父，人质就得被枪毙。

在人物设定上，格林有意让神父和中尉的形象构成相互对立的两个极端。神父在道德上是十分可疑的，他不仅无法拒绝酒精的诱惑，在逃亡的过程中随身携带白兰地，因而被人称为“威士忌神父”，甚至曾经在喝醉的情况下给人受洗，给一个男孩起了布莉吉塔这个女孩名字。而中尉不仅衣着一丝不苟，私生活无可挑剔，工作上也廉洁、公正，几乎可以称为道德楷模。为什么道德可疑的神父会走上殉教的道路，堪为楷模的中尉却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究竟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格林只用两章就把这个问题抛给了读者。

当镜头再一次回到神父身上时，他正骑着骡子在树林中艰难地前行，躲避着警察的追捕。仿佛是听从了命运的召唤，神父踏上了回乡之路，他已经整整六年没有回过这里。在这段逃亡时光中，他扔掉了《圣经》，丢掉了做弥撒用的祭坛圣石，如今他带着“威士忌神父”的名号，和对自己种种失职行为习以为常的心情，回到了这里。在村子里，他遇到的第一个人是玛丽亚。五年前他喝醉了之后跟玛丽亚发生了一夜情，之后玛丽亚生下了一个女儿，名叫布莉吉塔。原来，之前神父喝醉时给小男孩起的正是自己女儿的名字。玛丽亚收留了神父，但是贫穷和人们的偏见影响了布莉吉塔，女儿与自己并不亲近，神父对此心知肚明。

第二天一早，神父就给村民做弥撒，还没做完警察就进村了。由于长时间的逃亡，神父的样子和照片已经很不一样，中尉没能认出神父，村民们也没有出卖他。可见在当时的墨西哥，天主教依然在民众中拥有坚实的基础，即使中尉威胁枪毙人质，村民们依然不愿背弃原本的信仰。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为什么像中尉这样的进步人士会如此仇视天主教。20世纪上半叶，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实现自身现代化的难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要推动社会变革，首先需要推行思想革命，而要推行新思想则必须先打倒旧思想。正是因为天主教在墨西哥民众间的深厚影响，才使它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就好像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曾经非常激烈地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天主教和中国传统文化未必真的一无是处，但是为了变革的需要，它们必须给后来者让路，而且往往影响力越大，反对者采取的手段就越激烈。现代文明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差异十分显著，但在差异背后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在格林笔下发生于墨西哥的宗教迫害，虽然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但它背后隐含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困境，却是具有普遍性的现象。

逃过一劫的神父随后离开村子，想要去他的出生地卡尔门。路上他遇到了一个混血儿，混血儿一眼就看穿了神父的身份，他一路跟着神父，想要找机会告发他，赢得政府颁发的赏金。神父同样看穿了混血儿的心思，但他并没有坚决地摆脱混血儿的纠缠，于是两人开始结伴赶路。一路上，神父都在不断地自我反思，他回想自己担任教职的初衷，回想自己曾经是如何不甘心屈居在小教堂，想要有所作为。最后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不愿接受政府命令放弃神职，并不是出于虔诚的信仰，而是因为内心过于骄傲，不愿意放低自己的姿态与那些放弃教职的神父为伍。要知道，在天主教的教义中，骄傲是七大重罪之一。当神父意识到这一点以后，他的救赎之旅随之展开，此后他的所作所为将不再受到内心骄傲的驱使，而变成对自身职责的恪守。在到达卡尔门之际，神父让骡子带着生病的混血儿独自进城，自己转身离开。

摆脱了混血儿的神父又像故事开始时那样在街上徘徊，想要买些宗教仪式用的葡萄酒，一个原本要打劫他的乞丐，知道他意图后带他找到了酒贩子。神父身上所有的钱只够买一瓶葡萄酒和一瓶白兰地，酒贩子收了钱，却仗着自己是总督的弟弟，当着神父的面把葡萄酒喝光了。没有葡萄酒，神父再也没办法用它完成一场真正的弥撒。从酒贩子那里出来以后，神父又因为随身携带白兰地被人发现，被抓到了警察局。

警察并不知道神父的身份，对藏私酒的行为也不重视，只想让神父交点罚款了事。身无分文的神父交不起罚款，只好用打扫牢房来代替。牢房里关着各种各样的犯人，有神志不清的老人、小偷、*人犯，还有和过去的他一样骄傲的天主教信徒。经历了磨难、看清了自己内心的神父已经不想再逃亡，他主动向狱友们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可是并没有人告发他。在打扫完牢房以后，警察又把他放了。临走时，中尉出于同情还给了他5比索，而这正好是一次弥撒的报酬——这个有趣的巧合显然具有强烈的反讽色彩。

到这里，神父已经完全放下了内心的骄傲，他一路向北，试图穿过国境线逃到美国，彻底摆脱被追捕的命运。在路上，他因为饥饿和受伤的狗争抢肉骨头，最后在筋疲力尽的情况下，到达了边境。

威士忌神父的这次逃亡之旅，既是跌落黑暗深渊又是通往殉道顶峰的过程。一路上，神父不断地喝酒，违背教义，丢弃代表天主的宗教器物，甚至最终与狗争夺食物，这一切都表现出了神父的软弱和卑微。但是软弱与卑微本来就是人性的一部分，神父只有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才最终同自我达成了和解，放下了内心的骄傲。而且，正是人性的软弱才凸显了神性的光辉，在这个意义上，正视人的缺点，正视人性中的阴暗，找到人之所以为人的出发点，也不失为对天主最好的侍奉。早在1926年，格林为了和信仰天主教的未婚妻结婚，就皈依了天主教。但他曾经表示，自己对天主教一直以来都只有理性的信服，没有情感的共鸣，直到1938年他去墨西哥旅行，看到神父被驱逐之后破败的教堂，经历了秘密举行的弥撒，见识了神气活现的持枪歹徒之后，才找到了某种出于宗教情感的信仰，在1940年写下《权力与荣耀》。这大概能解释为什么格林会塑造“威士忌神父”这样一个形象，他希望在情感上而不是理智上去发现天主教打动人心的力量，或许这才是格林眼中救赎的真正含义。有意思的是，格林这种对于信仰的理解，本身就是世俗化的，具有现代性的。

我们再回到故事里来，神父的逃亡故事在小说的第三部分达到了高潮。昏迷的神父被村民带到了雷尔兄妹的农场，这时他已经跨越了国境线，身处美国。在农场，神父受到了雷尔兄妹的款待。作为新教徒，他们没有因为教义的分歧对神父另眼相看，只不过，雷尔先生对天主教的各种繁文缛节很不理解。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细节，因为神父和雷尔先生分别代表了天主教与新教两种势力，通过他们的交往，一段重要的宗教演变的历史进入我们的视线。

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新教与天主教的分裂算得上是一件大事。这种分裂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马丁·路德率先在德意志地区发起宗教改革运动，这场运动限制了天主教教会的权力，推动了基督教世俗化的进程，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新教中重要的一支，路德教在教规和礼仪方面简化了许多，他们不像天主教那样讲究排场，认为节俭自律的生活方式和刻苦奋斗的精神才是侍奉天主的最好方式。新教的兴起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这一点，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曾有过全面而深刻的论述，每天听本书已经对这本书做了解读，欢迎你去听。格林在小说中设置这样两个人物绝不是巧合，不过他也没有越过小说家的权限强行得出一个结论，只是通过两者之间的对照，客观反映基督教内部的变化和发展。

在农场休整了几天的神父为当地村民做了一场弥撒，还听取了村民们的忏悔。神父在村民中仍然受到尊敬，除了当地的小学校长。这又是一个充满深意的安排，校长可以看作是教育的化身，纵观欧洲历史，资本主义的兴起不仅得益于马丁·路德推动的宗教改革，也受惠于科学与技术的进步，而教育显然是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将人从蒙昧中解放出来的重要手段。校长对神父的排斥，直接反映了科学与宗教间的对立。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它可以转化成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问题：作为精神寄托的宗教信仰和推动社会进步的科学技术，哪一个更重要？不过，简单的问题未必会有简单的答案。或许，站在现代社会的立场上，我们可以这样解释：相当部分的民众无法理解文明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当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朴素的信仰时，一味地粗暴打压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让我们回到故事中。当神父完成了宗教仪式时，混血儿像幽灵一样再次出现在他面前。他自称受通缉犯杰姆斯·卡威尔所托，请神父去聆听他的临终忏悔。在故事的开头，神父和卡威尔的照片曾一起出现在警察局长的桌子上，现在命运再次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神父明知道这是一个骗局，可是依然跟着混血儿回到了国境线的边界。这一次，驱使他这么做的不是内心的骄傲，而是对于自身职责的恪守，就像医生的职业道德决定了他不能对病人见死不救，神父的职业道德决定了他不能拒绝教徒临终忏悔的请求。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个情景和小说开头，神父跟随小男孩为他母亲做临终忏悔的状况一模一样，只是这一次神父不只要拯救他人，更要为自己因骄傲犯下的罪行寻求救赎。

在山上的一间小屋里，神父见到了奄奄一息的卡威尔，准备聆听他的告解，卡威尔却请求神父快点离开，他意识到警察已经设下了埋伏，要利用自己将神父捉拿归案。神父拒绝了他的请求，反而要求他认真地忏悔自己的罪孽。两个长期逃亡的通缉犯，此刻都清楚地意识到这是警察的圈套，于是，曾经凶残的抢劫犯一心维护神父，而曾经道德堕落、内心骄傲的神父则一心想要完成天主赋予他的使命，在各自生命的最后一刻，两人都完成了自我救赎。

最后，中尉终于如愿抓住了神父，并把他带回墨西哥接受审判。神父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他只请求中尉让他做一次临终忏悔，也惨遭拒绝，不过拒绝他的并不是中尉，而是城里唯一剩下的、已经放弃神职身份的另一名神父。在处决的前一晚，神父在牢房中，一边喝着中尉带给他的白兰地，一边独自进行着忏悔。他坦承了内心的罪孽，痛苦与恐惧从他的心头逐渐褪去，在黎明到来之时，神父欣然迎接死神的降临。在小说的结尾，“威士忌神父”的事迹成了新的圣徒故事，在他被处决的那个晚上，另一名神父从外省赶来，看起来类似的宗教故事仍将在墨西哥的土地上重复上演，而是非善恶之间的界限只能留待读者自己去体会。

题外话：读书可以扩充我们知识边界，获得更多看问题的视角，但盲从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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