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帝王穿黄龙袍吗？（传世奇迹鬼王无限刀）

身着黄色龙袍的宋朝皇帝（中）图/包青天剧照

大家脑海里印象最深的皇帝形象，第一个能想到的便是黄龙袍，“黄龙袍”几乎已经成为传统观念里帝王的象征。其中包括了两个部分，一是黄袍，二是袍上的龙纹，是如何以及何时成为中国人概念中的帝王服的？

从庶人黄袍到帝王赭黄袍

其实，黄色最早只是平民百姓使用的袍色。

首先来聊聊黄袍，以不同颜色的袍服区分等级的“品色服”制度，大体形成于北周至隋之间，是当时随着胡式圆领袍在中国大规模推广同时形成的新概念。官员的服色大体自上而下为紫、绯、绿、青，历代略有调整，并一直沿用至明。这种色彩排列次序的成因有很多，更重要还与当时色彩染制获取的难易程度有关。

此外还有黄、白色系，则属于使用最广的色彩，黄色来源丰富、染制容易，白色更是无需染色的本色，所以自然而然就成为了服色制度建立之初最末端的庶人色彩，因为“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的大原则，很长一段时间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均可以穿着。

唐制天子至庶人的常服袍色（燕王绘）

比如隋代“百官常服，同于匹庶，皆著黄袍，出入殿省。高祖朝服亦如之，唯带加十三环，以为差异。盖取于便事。”（《隋书·礼仪志》）隋代宫廷天子、百官常常为了方便，而穿着和庶人类似的黄袍。唐初也延续了这个制度，黄色依然是低品级官员和庶人用色，“丈夫通服黄、白”，并且官员 “入朝参及视事，听兼服黄，与庶人无异” 。“白衣”、“白丁”也一直都被用来称呼无功名官职的平民或低等小吏。

但唐高宗时曾有一次“禁黄令”，起因是某次“洛阳尉着黄衣夜行，为部人所殴”，官员夜里穿着黄袍，被当做普通人殴打之，不成体统，高宗得知以后特地下诏“自此朝参行列，一切不许着黄”，禁止官员朝参着黄（《唐会要·舆服》、《册府元龟·立制度》）。这则记载在《旧唐书》里被省去缘由以及适用范围，简单记录为“始一切不许着黄”，几乎被以往所有服饰史研究视为是举国“禁黄”，将黄色推崇为帝王独享之色的开始。

但需要注意的是，若仔细分析史料原文，就能发现实际上恰恰相反，此令仅仅限定的是官员在“朝参行列”时不许穿着和庶民一样的浅淡黄色，其余场合和身份者依然可以通用黄袍。我们翻查唐朝政府之后反复颁发调整的各种制度里，黄依然还是庶民服色。比如唐开元二十六年《唐六典》“常服……流外、庶人服用黄”，中唐太和六年礼部式也延续这一规定，唐《通典》中还特别补充了一句“非朝参处，听兼服黄”。另外看唐代三百年间的各种出土壁画、绘画、陶俑人物形象，黄袍小吏或奴仆、乐伎的形象比比皆是，非常普遍。可见“黄色”，或者说浅淡的黄白色，在整个唐代都还属人人可穿的百姓色彩。

初唐至中晚唐壁画、人偶中的黄袍小吏

除了通用的黄色外，隋唐帝王特别喜爱穿着的则是另一种特别的黄，色泽略深、黄中带赤的“赭黄”“赤黄”。《隋书》和两唐书多次提到“隋文帝喜服赭黄文绫袍”，初唐“因隋旧制”，皇帝也“以赭黄袍、巾带为常服”，或“天子袍衫稍用赤黄”。赭黄常常又写作“柘黄”、“皇帝柘黄袍衫”，应是用柘木或黄栌染出之色。这在《步辇图》中有很明显的体现，画中唐太宗所服常服色即相对较深的赭黄，而绯袍礼官及锦袍禄东赞之后尾随的小吏，则穿着浅淡的黄白袍。

《步辇图》中身着赭黄袍的唐太宗，绯袍礼冠、锦袍禄东赞，以及身着黄白袍的小吏

这种赭黄袍，开始不禁臣庶使用，也没有正式进入唐代服制，只不过是帝王日常的偏好服色而已。玄宗时期官修的《唐六典·殿中省》之“尚衣局”陈述天子服饰制度，在罗列所有正式服饰之后，仅在最后加一小注：“自隋文帝制柘黄袍及巾、带以听朝，至今遂以为常。”不过正是因为这个“遂以为常”，起初随意穿着的赭黄袍被皇帝用久了之后，渐渐就成为皇帝的专属颜色，“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新唐书》）。所以当时帝王专用的禁色是“赭黄”“柘黄”“赤黄”，而不是“黄”。

杜甫在《戏作花卿歌》中讲段子璋在绵州自立梁王后被诛，云“绵州副使著柘黄，我卿扫除即日平”，便用着柘黄袍指代其谋反之事。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著名的“黄袍加身”，也是柘黄袍，“陈桥一夜柘袍黄，天下都无鼾睡床”。《水浒传》里僭越称帝的方腊，败走逃亡路上则“脱了赭黄袍，丢去金花幞头”。在两宋同时期的辽、金、高丽各政权都曾模仿唐宋制将赭黄袍作为帝王服，“太宗即位，始服赭黄。”（《金史·视朝之服》）“国初制用柘黄袍”（《高丽史》）。《大元典章》中也有“庶人不得服赭黄”之令。

所以宋代帝王的代表袍色一定包括了赭黄。

天长日久，赭黄袍作为皇帝服的概念逐渐根深蒂固。到了明代，帝王服黄的色相也渐渐扩大，不仅赭黄，整个黄色的地位都在逐渐转变和升级。明代建国后，朱元璋直接定皇帝常服为“袍黄色”，下诏“士庶服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开始全面禁黄。而后禁黄的范围延伸至“柳黄、明黄、姜黄”。但赭黄依然还是帝王常用色，留存至今的明代帝王肖像中，不少帝王也身着各种赭黄、赤黄色袍服。

明代皇帝御容中的赭黄袍

《西游记》里有一段“鬼王献黄袍”的情节，独角鬼王来拜见孙悟空，奉承道：“今见大王授了天箓，得意荣归，特献赭黄袍一件，与大王称庆。”孙悟空穿了赭黄袍，也自封起“齐天大圣”与天庭抗衡了。明天启五年，魏忠贤曾陷害宁安大长公主之子“新作赭黄五爪龙袍”，致其被按盗用御物例处以大辟。明《天工开物》“龙袍，凡上供龙袍，我朝局在苏杭……赭黄亦先染丝”，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柘木条中提及“其木染黄赤色，谓之柘黄，天子所服”，可见直到晚明的一般观念中，也还把柘木染出的黄赤色视为天子服色。这种用色习惯还一直保留到了现在的日本，至今天皇登基使用的还是“黄栌染御袍”。

到了清代，帝后朝服颜色才正式明确调整为明亮度最高的“明黄”，皇子及贵妃、妃用略偏赤黄的“金黄”，非特赐禁臣庶使用。因为清代距离我们最近，所以现在中国人一般概念中的帝王之色，就是这种金灿灿的“明黄”，而不是更加传统的“赭黄”。

清代明黄、金黄朝袍

宋代皇帝的大红袍

既然如此，那为何宋代皇帝画像中不少会穿红袍呢？

一定会有朋友想到五德始终、朝代德运尚色理论，每朝德运不同，是因为宋代火德所以服饰便改成红色吗？

其实尚色和实际服饰用色的结合情况很复杂，服饰体系包括不同场合、身份、等级的区分，不可能一色概之，也不可能一改朝换代便一改服色。在隋文帝即位诏书中，对其有一段很好的解释，提到了很多重要的尚色原则：

三正回复，五德相生，总以言之，并宜火色。垂衣已降，损益可知，尚色虽殊，常兼前代。其郊丘庙社，可依衮冕之仪，朝会衣裳，宜尽用赤。昔丹乌木运，姬有大白之旂，黄星土德，曹乘黑首之马，在祀与戎，其尚恒异。今之戎服，皆可尚黄，在外常所著者，通用杂色。祭祀之服，须合礼经。

也就是说，每朝尚色虽然会根据德运改变而变化，但是“尚色虽殊，常兼前代”，服色制度更多还是在前代的基础上继承损益，并且祭祀、朝会、军戎服色，不能混为一谈，用色当然也不会只有一种。以隋朝来说，国运火德尚赤，于是朝会服尽用赤，制定以后甚至一直沿用至明代不改；祭祀服则延续周代玄衣之制；戎服即新流行的圆领袍，不在礼制条框之内，则以最便捷易取的黄袍为尚；而通常所穿的服装，一般通用杂色，不受尚色影响。

宋代“国家受禅于周，周木德，木生火，合以火德王，其色尚赤”，虽然也属火德尚赤，但实际操作中绝大多数制度服色并没有改变，属于礼服的祭祀服、朝会服色依然延续唐代制度不改；公服服色也大体继承唐代品色，为紫、绯、绿、青（后去青不用）。

但在帝王常服中，发生了一点微小的变化。我们先看看《宋史·舆服志》中的相关记载：

赭黄、淡黄袍衫，玉装红束带，皂文鞸，大宴则服之。
赭黄、淡黄䙆袍，红衫袍，常朝则服之。
窄袍，便坐视事则服之。
皆皂纱折上巾、通犀金玉环带。窄袍或御乌纱帽。
中兴仍之。

这段记载和宋《玉海》所记类似，提到了皇帝常服有袍衫、䙆袍、窄袍三式，以及赭黄、淡黄、红色三色，共六款，分成三组，分别适用于大宴、常朝、便坐视事三种不同场合。

首先需要说明一下形制。由北朝圆领袍发展而来的袍服类型大体有两种，一种是下摆左右不开衩，接一圈横襕的“襕袍衫”，是标准的正式常服；另一种为便于行走活动在下摆开衩，被称为“缺胯衫”“䙆袍” ，是百姓日常和军队使用的便装（详见旧文《唐代男装的层次与搭配》）。

初唐制不开衩的襕袍和开衩的缺胯袍

不开衩的襕袍衫在晚唐五代时逐渐演变成大袖宽袍，地位越发正式隆重，到宋代时，成为我们所熟知的大袖公服（在皇帝服制中依然称为“常服”，制度所说的“衫袍”便默指为此式）；两侧开衩的袍服则称为“䙆袍”，等级稍低；最方便使用的窄袖袍（包括侧开衩和后开衩几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频繁，等级也最低，被称为“窄袍”。

陆仲渊十王图，泰山王左右持簿官穿绯绿大袖有襕公服，后侧侍者则穿杂色窄袖窄袍。

宋代帝王常服，首先依然继承了隋唐帝王的专用色“赭黄”，以及本属上下通用的浅淡色“淡黄”。传统的赭黄大袖襕袍衫、淡黄袍衫大袖襕袍衫，在常服诸款中地位最高，在大宴时使用；相对便利的开衩赭黄䙆袍和淡黄䙆袍则在常朝时使用。

身着白或淡黄袍衫的宋太祖、宋太宗御容

保留下来的北宋诸帝御容中，有几例便穿着浅淡袍衫，头戴皂纱折上巾（折上指两系带往上打结，而非两展脚折上）、系红束带。比如宋太祖、宋太宗，所穿都是接近于白色的大袖襕袍衫，下摆处可明显看到横襕线；仔细观察衣褶有浅淡黄色渲染，应即制度所说的“淡黄袍衫”。

值得注意的是，制度中在赭黄、淡黄䙆袍后还增加了一款“红衫袍”，很有可能就是宋代服制中在“兼前代”的基础上为本朝尚色所做的一点补充。宋代尚赤，于是将红色大袖襕袍衫与传统的赭黄、淡黄䙆袍并列为皇帝常朝袍。使用上以红袍为主，这在其余宋代皇帝画像中也得到了体现。

身着红袍的宋哲宗、宋徽宗、宋理宗御容

虽然赭黄、淡黄、红都是帝王通用色，在具体搭配上，逐渐还形成了一些穿着细节规范区分：

比如赭黄级别最高，使用最少；相对肃穆的场合如丧期小祥大祥、先帝后忌前、拜陵等，必须需要更换浅淡的淡黄袍或白袍，同时也更换腰带。“改服大祥之服，素纱软脚折上巾、淡黄袍、黑银带”“绍兴五年五月，车驾谒太庙别庙，其日乃章怀皇后忌前一日，皇帝合服黄袍，礼官请禁中先服红袍，谒庙行礼毕，还内，至宫中易忌前之服。”红袍则是常用袍。

最日常的便坐视事场合，另外使用最方便的窄袖窄袍，颜色在制度中没有做具体限定，很可能和历代实际操作一样，杂色均可，毕竟非仪式性场合相对自由，让皇帝日常永远穿某种颜色也不太合情理。

所以综上所述，赭黄、淡黄和红色大袖袍衫均可以穿着。只是三者均属于相对正式的服装。

宋帝袍服上会有团龙吗

于是第二个问题来了，宋代帝王的袍服上，可以有团龙吗？

今人印象最深的帝王袍服便是“龙袍”。诚然，龙作为帝王象征由来已久，《广雅·释诂》“龙，君也”；《史记》以祖龙喻秦始皇，“祖，始也，龙，人君象，谓始皇也”；又传汉高祖刘邦为其母与龙所生，称其面貌“龙颜”。

龙纹出现在帝王服饰中的历史更悠久，是帝王衮冕服十二章纹之一。但很长一段时间来，也仅限于大礼服衮服，并且只是其中一种纹样，没有成为其余各种帝服的主体纹饰和禁用纹饰。尤其是圆领常服，隋唐时大多为单色暗纹，没有花边，也没有彩色花纹。如中国丝绸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唐代蓝色菱纹罗袍，便是一件暗纹青圆领襕袍。袍服的相关暗纹饰制度也只限于官员常服，不涉及帝王常服。

顺带一提，当时龙纹也并非皇帝独享，诸禁敕令中没有提及对于龙纹的禁断，武周时曾制作绣袍赏赐文武官员，为一时之制，其中诸王便饰以盘龙和鹿。日本正仓院所保存的奈良时代绿绫大歌袍，是仿唐大歌乐表演服，使用的便是双龙联珠纹绫。类似的唐代龙纹绫在新疆阿斯塔那唐墓、青海唐墓、以及日本正仓院、法隆寺、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都有大量发现。

各地传世、出土的唐代龙纹袍服面料，均为暗纹。

由隋唐圆领襕袍发展而来的宋代大袖襕袍衫公服，也继承了这一特点，都是单色无彩绣宽袍，仅以颜色做等级区分。天子用赭黄、淡黄、红，皇太子及一至四品官用紫，五六品用绯，七八九品用绿，这在大量宋代传世绘画、壁画、文物实物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如今年刚刚清理完成的浙江台州黄岩南宋赵伯澐墓所出无纹公服袍。

所以如果是前文提及的宋代帝王在正式场合所用大袖赭黄袍衫、淡黄袍衫以及红袍衫，确实不应该有彩绣团龙纹。如前面的日本天皇黄栌染御袍，便和宋代皇帝大袖赭黄襕袍衫同属一源，也没有彩绣纹样。

明仁天皇即位所用黄栌染御袍，其实形制和颜色均由宋代皇帝大袖赭黄襕袍衫脱胎而来（右以宋太宗淡黄襕袍调色示意）

南宋《中兴瑞应图》中的宋高宗，时为康王所以身穿无纹大袖紫袍。

宋《景德四图·太清观书》中的单色无纹公服和窄袍。

南宋《中兴四将图》中身穿无纹窄袍的岳飞、张俊。

那么我们熟悉的团龙袍是从哪儿来的？

正式场合所用的大袖公服单色无纹，但在圆领袍服中，还有一种情况是非制服类的“窄袍”。窄袍的穿着场合较自由，可日常行事，更多作为平民、侍者、军队服饰。纹样、材料也更丰富，可以用单色无纹面料、暗纹面料，也可以使用各色五彩锦、绣、金饰面料。

唐代绫罗和锦绣纹样流行团窠构图，从考古实物和图像上看，唐代的无品级侍者、侍卫以及男装侍女已经开始在开衩圆领袍上装饰巨大的团花纹。比如陕历博所藏一件西安三桥盛唐墓出土的男装侍女俑，前后身各三大团、肩袖两侧也各有团纹。河南安阳中唐墓壁画中也可见身着金色大团纹的侍者。

唐代陶俑、壁画中的团纹开衩袍，或为锦绣、金饰。

唐宋时所说的锦袍、绣袍多指此类华丽的窄袍，也常作为高级的军官服、仪仗服和赏赐服。除武周时的特赐绣袍外，展示性的卤簿仪仗仪卫服中，也大量使用各种华丽的彩绣纹样，文献中对此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记载，各级人等使用各色图案。宋代也继承了这一制度，在卤簿仪仗中还扩大至大袖袍。在北宋《大驾卤簿图》中可以看到各种装饰了锦绣团纹的圆领袍服。

北宋《大驾卤簿图》中身着各种团纹圆领袍的仪仗行列

静嘉堂所藏《十王图》中的一对红窄袍直府使者和绿宽袍监斋使者，

一窄一宽，一花一素，正好展示了紧身窄袍与大袖公服袍二者纹饰取向的不同。

五代两宋同期，周边民族政权习尚穿着窄袖袍，尤其喜爱以多彩的锦、绣、金为饰，其服装风气和追求暗纹低调宽松的宋代男装风格大异其趣，但华丽面料也多取自中原。

花纹袍在辽金壁画、绘画中很常见。最流行的一种纹样构图，便是继承自唐代的团窠纹。团窠的尺寸大小数目不一，大者直径可达五六十厘米，单团几乎占满前胸，小者二十余厘米，数目也更多。其分布也有多种模式，比如前后肩袖全身满布团窠，辽初吐尔基山墓棺前可见身着窄袖袍的侍卫，袍服全身有12团大金团花。河北宣化辽代汉人墓中的汉人侍卫，则多穿胸背两肩四团花袍。

内蒙、辽宁辽代壁画中身穿各种团纹圆领窄袖袍的契丹人、汉人。

河北宣化辽代汉人墓葬壁画中身穿团花窄袍、戴帽子的侍卫。

此时团龙也成为一种高等级重要袍服纹饰。著名例子如敦煌莫高窟第409窟回鹘王，前后身各有一排四大团龙，两侧肩袖也各有四团龙。其他贵族供养像中也常见团纹袍服。黑水城出土西夏绘画中，有一副打扮似汉装的贵族像，头戴汉式巾帽，所穿袍服也饰有十团龙，被推测是西夏王便装像。

敦煌莫高窟中身穿团龙圆领窄袍的回鹘王供养像与回鹘贵族供养像。

伦敦私人收藏的一件辽代黄罗地蹙金绣团龙袍，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例金绣团龙袍，全身有11团蹙金绣龙纹，前身内外襟各有两大团升降龙，后身则背一下摆二大团升降龙，肩袖装饰四小团龙。类似的实例还可以看到多件，或许是辽金帝王贵族所用窄袍。《宋史》记载，金亡以后，京湖制置司以所获亡金人宝物来献，其中就有完颜阿骨打传下来的一件销金盘龙红纻丝袍。

辽黄罗地蹙金绣团龙袍，全身有11蹙金绣团龙。

同时，也自辽金开始，龙纹成为士庶禁用的帝王专用纹样，《辽史》记载“禁士庶服用锦绮日、月、山、龙之文”，《金史》也有“禁私家用纯黄帐幕陈设，若曾经宣赐鸾舆服御，日月、云肩、龙文黄服、五个鞘眼之鞍皆须更改。”

宋代帝王日常窄袍纹饰在制度中未有记载，实物也尚未发现，但在传世绘画和文献中可以窥见若干蛛丝马迹。南宋《望贤迎驾图》中绘有二位身着黄、红窄袍的帝王，红袍者前身便有两大团龙纹样。南宋《孝经图卷》中绘有一位头戴朝天幞头的帝王，其窄袖红袍也有两大团龙。虽然此二幅并非帝王纪实性绘画，但可看出在时人观念中，帝王窄袍装饰团龙，已经成为可能的现象。

南宋《望贤迎驾图》《孝经图》中身着团龙红袍的帝王形象。

《宋史》提及赵匡胤曾将一件饰有真珠的盘龙御袍赐予功臣董遒诲。宋《经筵玉音问答》记载宋孝宗隆兴元年，太上（高宗）曾赐孝宗一件“真红罗销金团龙汗衫”，为高宗身着十八年的真爱旧衣。孝宗甚为重视，“不轻着，只往德寿官，及朔望临朝，与大祭祀，则用此衬衮衣”，此处提及的销金团龙汗衫，很可能指的是宋代御容中所绘衬于大袖袍内的窄袖细小团龙衫，而非大团窠盘龙。成书于宋经元人增补的《大宋宣和遗事》有一段描述：“徽宗闻言大喜，即时易了衣服，将龙袍卸却，把一领皂背穿着。”也出现了龙袍的称呼。可见制度虽未明确提及，但宋代帝王袍服中已实际出现龙纹，只是形态尚不明确。

到了元代，帝王服中饰龙纹大为盛行，不管是出土服饰、文献、还是绘画中都有大量体现，相关禁令出现得也更多更频。《元典章》《大元通制条格》里反复提及对于龙纹的禁断，比如至元七年、十年，元贞元年，中书省多次禁止生产和销售“各种御用日月龙凤肩花并缎匹纱罗绸缎”，“不得织造日月龙凤缎匹”。至元二十四年服色制度中也称，“惟不许服龙凤纹，龙谓五爪二角者”“不得用赭黄龙凤纹”，大德元年“禁织大龙段子”。强调五爪二角龙纹为帝王独享的服饰纹样。除了传统的团窠龙纹，更多还使用四垂云肩膝襕袖龙纹、缠身龙、胸背方龙纹纹等新的形式（参见赵丰《蒙元龙袍的类型及地位》）。这些形式全部被明代袍服所吸收，正式成为皇帝代表服饰，也是大家最为熟知的部分，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