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碣石考》：绪 论

历史上，秦皇、汉武等帝王均巡游过碣石；魏武帝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吟诵出千古名篇《观沧海》，使碣石名扬天下；一代伟人*的“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词句，更引起了人们对“碣石”的无限向往和不断探寻。

秦汉之前，碣石地望人人皆知。《史记》《汉书》记事翔实、史料可靠，不仅引录了《禹贡》中包括“碣石”在内的全部内容，也记载了秦始皇、汉武帝巡游碣石的史实。然汉末以后，由于沧海桑田变迁，加之受地理认知水平所限，以致学者们对碣石地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仍争论不休。

碣石地望 一误于文颖

文颖，字叔良，汉末魏初南阳人，任过荆州从事，建安中为甘陵府丞。

《汉书·地理志》载：“右北平郡（秦置）。……骊成（大揭石山在县西南。莽曰揭石）。”“辽西郡（秦置）。……絫（下官水南入海。又有揭石水、宾水，皆南入官）。”《地理志》明确记载，骊城有“大揭石山”，絫县有“揭石水”，分属相邻两县、两郡。文颖为《汉书》作注，于《汉武帝纪》“元封元年……（武帝）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注曰：“（碣石）在辽西絫县，絫县今罢，属临渝。此石著海旁。”不知所据何典？

文颖“碣石在絫县”之说，被后世学者奉为经典，对后代的地理志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自后汉至隋，学者不断附会、曲成文颖之误，并据絫县的属并、县名的变更，有碣石在絫县、临渝、肥如、卢龙之说。更有甚者，在转录、转载及注释《汉书》时，干脆直接将“大揭石山”改为“大碣石山”、“揭石”改为“碣石”，篡改《汉书》原文，从而篡写了“碣石”的历史。

碣石沦海 再误于郦氏

郦道元（约470—527），字善长，北魏范阳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著名地理学家、文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三言碣石沦于海，有其故、有其时、有其证、有其状。”是文颖说“此石著海旁”、西晋郭璞说在“临渝南水中”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使得碣石地望更加模糊不定。

宋代，《禹贡》研究名家辈出，并刊行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禹贡学”论著，如程大昌《禹贡论》、《禹贡后论》、《禹贡山川地理图》，傅寅《禹贡集解》、毛晃《禹贡指南》等几十部。“禹贡学”也直接推动了中国地图学的长足进步，包括以《禹贡》为题材的历史地理图和对《禹贡》的专门注疏。宋儒“博引众说，断为己意，阐释发挥，多有新思”，为维护文颖“碣石在絫县”、“此石著海旁”，郦道元“碣石沦于海”之说，曲护“河道自在章武，碣石尽在絫县”的脱节之失，尽情想象，在九河与碣石之间，臆造出一条长达五百里的“逆河”来，以补其阙。

金、元之后，学者们按文颖在辽西絫县所说探寻碣石，在海旁求之不得、水中求之又不得的情况下，遂向北求之，于西汉絫县、昌黎城北寻觅到海拔695米的仙人台，认定就是“碣石山”（也有人以为仙人台上之巨石天桥柱即碣石）。如《明一统志》记“碣石在昌黎县北二十里”。自此，昌黎仙人台始改名“碣石山”，进入史*载，渐成主流。其实，这只是随意拉来的替身，实属无奈之举。此前的学者，为何没有发现这座山？此后包括胡渭、杨守敬等大学者，又为何不认同？原因很简单，此山既不是海畔山，也不符《禹贡》“夹右碣石，入于河”之文。

碣石消亡 继误于胡渭

胡渭（1633—1714），字朏明，号东樵，浙江德清人。清代经学家、地理学家，撰《禹贡锥指》二十卷，附图四十七幅。

胡渭是文颖“碣石在絫县”、郦道元“碣石沦于海”的忠实拥护者，程大昌的追随者。文颖错注碣石在辽西絫县，胡渭不指责文颖篡改之错，反而认为颖说长于固，批评班固著《汉书·地理志》有谬误，在右北平郡骊成记的是“大揭石”、辽西郡絫县记的是“揭石水”，怎么不是“碣石”？

为维护文颖、郦道元之说，曲成“河道自在章武，碣石尽在絫县”、“今其地无山以应之”的种种抵牾，以广二百里“逆河”补河海水流脱节之失，认为“勃海者，逆河之变也”，臆造出“古无渤海”的谬论，说禹时没有渤海，何时才有的渤海呢？是在春秋前，逆河为海所渐，才成为海，至战国时始有“勃海”之名。他还在《禹贡锥指》中说：“余初不解逆河何以在此地，求之数月，始得其故。”“禹河自碣石入海，碣石以西为逆河，其东则海，无所谓勃海也。”又以“土山戴石”解释碣石颓陷消亡之由，来销千古碣石疑案，并做了五大段自欺欺人的自问自答。

针对胡渭“碣石消亡”之说，清乾隆进士、礼部尚书杜堮以《九河》诗予以尖锐批判：

禹迹茫茫问九河，海滨碣石未销磨。

汉家分土名犹在，宋氏传经说竟讹。

自昔洪流归渤澥，岂容别派混滹沱。

岛夷尚识来时路，万丈潮头奈尔何？

碣石纷争持续到民国时期，1931年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在“碣石山”条目中，依据史*载，归纳列举出了“碣石”地望的8种不同观点，并对个别论点进行了批驳。《辞典》在“马谷山”、“碣石”等条目中，均列有“无棣马谷山即碣石说”。

碣石又争 缘起于谭老

谭其骧（1911—1992），字季龙，浙江嘉善人。1934年与顾颉刚等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历史地理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后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1—8册）。

1954年夏天，一代伟人*在北戴河海滨联想起魏武帝曹操著名诗篇《观沧海》，写下了《浪淘沙·北戴河》“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1957年，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后，又引起了人们对“碣石”的向往和探觅。当时英文版《*诗词》注释“碣石”采用了“沦海说”，*在审阅书稿时对此说法持怀疑态度，一些学者们也有反对意见。1975年1月，《*诗词》英译本审定小组组长、诗人袁水拍，亲自带人到昌黎、秦皇岛一带对“碣石山”及其邻近海域作过实地考察。

1976年第2期《学习与批判》发表了谭其骧教授《碣石考》一文，该文以充分的论据，批驳了肇始于公元6世纪北魏郦道元、为清代胡渭和杨守敬所倡导，并被后人奉为圭臬的“碣石沦海说”。指出：历史时期的碣石山一直屹立在渤海北岸，只有碣石山前的那块“碣石”，近二千年来曾经三度改变其相对位置：先是“著海旁”，继而“立于巨海之中”，最后“沉埋于地表之下”。

谭老文中最后说：“这是我对碣石问题所作初步探索得出的结论，不一定正确，希望关心这个问题的同志们多多予以指正。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像我这样主要依靠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分析，是办不到的，重要的是应该对碣石山前的平陆和海域，作一番科学的细致的实地调查考察工作。”

后来，即1998年，谭老的两位学生持卫星航拍图，顺渤海沿岸寻访碣石，自山海关一路寻至无棣，见到几百里沿海只有无棣这唯一的一座山，非常激动，让鲁北化工集团的人员专门请去了熟悉当地历史的于长銮先生，谈了县志中对此山即古碣石的记载，两人离棣时，还与时任县委宣传部长的郭云鹰同志进行了短暂交谈，也说出了当时谭老的“无奈”与“遗憾”，谭老推断碣石应在黄河故道、九河入海处，也就是天津以南的范围内，但遗憾的是未能实地考察过，我们见到这座山，也算了却谭老的遗憾，可以告慰谭老了。郭、于两人至今还记忆犹新。

《碣石考》的发表，引发了一系列“碣石”大争论。东北师范大学冯君实教授在《吉林师大学报》（1978年第3期）发表了《“东临碣石”的碣石在那里？》，提出“北戴河金山嘴小碣石之说”；中国科学院历史地理学家黄盛璋在《文史哲》（1979年第6期）发表了《碣石考辨》，认为：“《山海经》的碣石之山在黄河支流上源”，“《禹贡》中有两个碣石，‘太行、恒山，至于碣石’是在常山，‘夹右碣石，入于河’是在冀州、古黄河入海口，即无棣马谷山”，“‘秦汉碣石’应在今北戴河金山嘴附近，后代帝王登临的碣石又在别处。”；上海师范大学王育民教授在《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辑）发表了《碣石新辨》，质疑“冯君实、黄盛璋的‘金山嘴说’”，主张“秦汉碣石为昌黎碣石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起釪教授在《江海学刊》（1984年第5期）发表了《碣石考》，提出“《禹贡》碣石，当是乐亭南面海中之石”，“古代几个帝王登临的碣石，则是今昌黎县北的碣石山”的观点。

此后，学术界、地方史志爱好者的一些论著不断问世，又涌现了一些新的“碣石”观点，产生了“《禹贡》碣石、《山海经》碣石山、秦汉碣石”之分，出现了“‘碣石’一名二地说、两名二地或多地说、非山非石非门之碣石地域说”等。目前，排除碣石“沦于海”、“没于陆”说，还有“山东无棣碣石说、辽宁绥中姜女石说，河北昌黎碣石山说、秦皇岛北戴河金山嘴说、唐山说，以秦皇岛为中心，东北至辽宁绥中县石碑地、西南至金山嘴一个碣石地域说”等等，至今争论不休。

碣石，是山，是石，还是指一地域？也成了现在各地研究者，乃至学术界学者争论的焦点。此争论，实际上是碣石所在地之争，而厘清了“碣石”之本义，对确定其位置十分重要。

碣石正名 功归于顾氏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学者尊称为亭林先生，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被称作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学术思想界三大家。

顾炎武自顺治十四年（1657）来山东，至康熙十六年（1677）离开山东，约有20年之久，其足迹几乎遍及山东各地。他除了掌握丰富的文献资料外，还十分注重实地调查研究，这是他超越前代和当代一些书斋学者之处。在山东期间，他广泛结交海右、山左名士，参与修订了《邹平县志》、《德州志》、《山东通志》等方志。清顺治十八年（1661），完成《山东考古录》；康熙元年（1662）十月，完成全国性地理总志《肇域志》。《肇域志》辑成后，顾炎武年已花甲，自感无力对全书修订*青。康熙十二年（1673），修订《德州志》、参编《山东通志》时，在修志之局，借“郡邑之书颇备”之便，将《肇域志》山东部分厘正成体例统一、考辨精详之《山东肇域记》。《肇域志》只能讲是初稿，而《山东肇域记》则是进行综合、删订、编纂、厘定后的修订稿、写定本，是《肇域志》唯一经顾炎武改定的部分，也是文稿范本。从《肇域志》山东节本到《山东肇域记》成书，不仅有“量”的变化，更主要是“质”的飞跃。

顾炎武在《山东肇域记》中明确断言：

马谷山，亦名大山，高三里，周六七里，山半有洞，广二丈余，深不可测。刘世伟曰，此即古之碣石也。《禹贡》“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又曰，“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是其在九河之末、入海之口，明矣。传者以为在辽西骊城之地，而郦道元又谓“九河、碣石，苞沦于海”。夫事无所证，当求之迹，迹有不明，当度之理。以迹而论，九河故道，俱在德、棣之间，而碣石不当复在他境；以理而论，禹之治水，行所无事，齐地洿下滨海，以禹之智，不从此入，而反转绕千里之外，乃自北平而入海耶？况地势北高，无行水之道，今自直沽以北，水皆南注，北平地高，则河又奚由而达耶。又云，碣石已去岸五百里，审如是，当在麻姑岛以东，塔山大洋以南，而海道图经，又无此山，则此语尤不足信矣。今此山既在九河之下，而又巍然独出于海滨之上，其为碣石无疑。

据清人张穆等撰《顾炎武年谱》载：顺治十五年（1658）顾氏“入都，至蓟州，历遵化、玉田，抵永平。”作《永平诗》一首。顺治十六年（1659）“出山海关，返至永平之昌黎，著《营平二州地名记》（元谱：“先生在永平，适《永平府志》成，求先生作序，因著此书，作序应之。”元谱，指顾炎武嗣子顾衍生原编《顾亭林年谱》），并作《山海关》《望夫石》《昌黎》诗各一首。这说明顾氏到过永平府及所属昌黎县进行考察，且为《永平府志》作序，并作《昌黎》等诗。尤其是他所撰《营平二州地名记》共十二篇，其中有多篇都提到碣石或碣石山。但是十四年后，康熙十二年（1673）顾氏修成《山东肇域记》的时候，却十分肯定地说：《禹贡》碣石，即海丰（无棣）马谷山，无论“求之迹”，还是“度之理”，均“不当复在他境”。学术界公认顾氏治学，皆经世致用，其著述除广泛搜集各种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外，还十分注意实地调查研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昌平山水记》条下称“炎武博极群书，足迹几遍天下，故最明于地理之学。”在他多年对《禹贡》碣石所在地进行考察比较研究之后，最后定位在山东海丰（无棣）。如不抱成见，这应是令人信服的结论。

《肇域志》、《山东肇域记》虽分别早于胡渭《禹贡锥指》31年和23年，大多数人对《肇域志》都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书，这是因为该书300多年来从未刊布、仅以少量抄本行世之故。

《肇域志》原稿本共有15部分，分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康熙二十一年（1682），顾炎武去世后，所有存稿被携至北京，由其外甥徐乾学、徐元文保管。到乾隆末年，已佚京师（北直隶）和江西、四川、广西四部分。乾隆五十八年（1793）由许庆宗得到携至杭州，传凡四世。咸丰四年（1854），蒋寅昉曾委托他人据许家所藏稿本抄录40册。后来出现的《肇域志》抄本，大多是从蒋氏抄本转抄而成。《山东肇域记》仅韩应陛“读有用书斋”抄本及陈揆“稽瑞楼”抄本见存，韩氏抄本乃请王雪舫从苏州黄丕烈藏本抄出，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影抄于清咸丰九年（1859）。

1982年3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召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决定将《肇域志》列为整理出版的重点书之一；是年，成立了由谭其骧任组长的《肇域志》点校整理小组；次年又将《山东肇域记》列入整理计划，附于《肇域志》文后。2004年，散失300余年的顾炎武《肇域志》，经沪滇学者20余年通力合作下，终于收集、整理、点校完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共四册总计318万余字。该书点校主编：谭其骧、王文楚，点校副主编：朱惠荣，点校者还有：王天良、王颋、李自强、李孝友、李东平、周振鹤、胡菊兴、葛剑雄、杨正泰、郑宝恒等。《肇域志》与《山东肇域记》引征史料广博完备，其数量之多超过之前的《大明一统志》。顾炎武在“自序”中提到，为写此书，孜孜20余年，披阅志书1000余部，以及大量的“一代名公文集及奏章文册之类”，因此，该书蕴含历史资料信息量极大，其中所记录的许多书今天已经佚失，收录在书中的部分志书内容具有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2008年3月，入选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清代，一些学者或见过顾炎武《肇域志》“碣石”观点，或听闻此说，也意识到“河道自在渤海西岸，碣石自在渤海北岸”的错误，开始倾向《禹贡》碣石即无棣马谷山的见解；也有学者虽不认同此观点，但在其著作中，作为一种观点记述其中。

蒋廷锡（1669—1732），清文献学家、藏书家，康熙四十二年（1703）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礼部侍郎、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曾任《明史》总裁及《佩文韵府》、《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等典籍总纂官。在其《尚书地理今释》“碣石”条云：

碣石：案《汉书•地理志》云，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郡骊城西南，《武帝纪注》文颖云，碣石在辽西絫县，絫县今罢入临渝，此石著海旁。盖骊城即今直隶永平府乐亭县，絫县即今昌黎县，二县壤地连接，杳无碣石踪迹，而海水荡灭之说，又荒诞不可信。考《肇域志》云，山东济南府海丰县有马谷山，即古之碣石，刘文伟亦以马谷山在古九河之下，合于《禹贡》入河、入海之文，断为碣石无疑。近世论碣石者，惟此说庶几近之。

李兆洛（1769—1841），清著名地理学家、藏书家、文学家，精舆地、考据、训诂之学，是阳湖派代表作家之一，历时数年编成《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20卷，仿《汉书》以下各史《地理志》中地名，注历代所属州、郡及今地所在，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地名辞典，查考古代地名沿革变迁的重要工具书之一，颇便于治史者翻检。其在《禹贡地理考》“碣石”条，一字不差地采用了蒋廷锡的观点。

杜堮（1764―1859），山东滨州人，咸丰皇帝老师杜受田之父，嘉庆六年（1801）进士。曾任职于翰林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兵部和吏部侍郎等职，加太子太保衔，赠大学士，谥号“文端”。一生勤于笔耕，是山东文坛的盟主。杜堮专修过治河方略，熟知黄河下游及九河变迁，出任顺天府学政期间，遍访了顺天府及永平、宣化、承德东北三府，太行山、顺德等地，探寻名山大川，考证古迹志，这才能写出考证碣石的《九河》诗。其在《九河》诗自注云：“九河古道，在德州、河间、棣州之地，与《禹贡》大陆北播为九河之文合。”“自天津南尽棣州，数百里内，唯海丰旧河岸有马谷山，趾顶皆石，周围三里许，形如碣石。盖即同为逆河处，与《禹贡》‘夹右碣石’之文相合。”“棣州古渤海地，河所归。”“北则天津，滹沱入海处，九河在其南明矣，岂得越入平州乎。”

贾恩绂（l865—1948），字佩卿，河北盐山县人，教育家、方志学家。曾纂修《直隶通志》、续修《河北通志》，撰修有《盐山新志》、《定县志》、《南宫县志》、《清苑新志》、《枣强县志》等多部方志。

在《盐山新志》中有贾恩绂撰写的《碣石辨》（上、下篇），文中从方隅、形势、道里进行分析，指责和驳斥：隋唐到今，学者奉郦氏之说，造成河道自在章武，碣石自在絫县，离之则各有佐证，合之则动见抵牾，而清代胡渭又附会不诘难，反臆造“古无渤海”之说，以曲成郦氏之失；还列举了胡渭谬厥六端，一针见血地驳斥了其臆造的“古无渤海”和臆度的“碣石为戴石土山”之说，以及“沦于海”和其他学说的种种穿凿附会和臆想之词。从方隅、形势、道里三方面，论述了无棣马谷山为碣石的正确性；又从文献、考据方面，批判郦氏等人的凿空附会，徒据班氏泛记山川之语，不可信也；并进一步论断，明初李柳西倡之，刘世伟和之，清顾炎武复主之马谷山即古碣石，为“考据格致后出者胜”。《盐山新志》“整部书体现了先生不拟古，不唯他说、敢于向权威挑战，敢用新观点写志。”“大胆怀疑，不泥古人。如碣石位置，学术界有几种说法。先生亦进行考证，著‘碣石新说’陈述自己的观点。”

东征管承 魏武临碣石

《观沧海》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首完整的写景诗，也是抒情诗，一首《观沧海》使得碣石名扬天下。此诗的写作年代，史料中未有明确记载；曹操何时登碣石、观沧海，碣石究竟在何处？说法不一。

《观沧海》是组诗《步出夏门行》（也称“碣石篇”）中的一章，组诗分为“艳”辞（序曲）及“观沧海”、“冬十月”、“土不同”（亦作“河朔寒”）、“龟虽寿”四章（解）。

《艳》辞，披露了曹操至碣石时间。《艳》辞云：

云行雨步，超越九江之皋。临观异同，心意怀游豫，不知当复何从。经过至我碣石，心惆怅我东海。

辞中“东海”，不是虚指“大海”，而是实指“东海郡”，确切讲是指建安十一年（206）“东海郡昌豨的复叛”事件。《艳》辞作为小序，叙述的是：“曹操本意打算南征荆州刘表，施泽惠给江南人民。临观北伐乌桓、南征刘表两种不同意见，犹豫起来，不知何从。正是在犹豫不决、徘徊不定的心情下，到达了碣石，闻东海郡‘昌豨复叛’心中又惆怅‘东海’。”是年三月，曹操平叛并州高幹后，继续开凿海运，欲北伐乌桓时，青州海贼管承作乱。秋八月，曹操率军东征管承，经过时属冀州渤海郡的无棣“碣石”时，闻东海郡“昌豨复叛”，又“心中惆怅我东海”。曹操东征管承，史书称这次战事为“东略”、“东伐”、“东讨”等。曹操怀着“挟天子以令诸侯”和统一青、冀、幽、并北方“四州”后，意欲“天下一统”之霸气，登上无棣碣石，面对苍色的大海、波涛中的小岛、秋风中的草木，吟唱出了“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流传千古的诗篇《观沧海》。晋朝张华著《博物志》曰：“渤海亦称沧海”。《十州记》：“水皆苍色，仙人谓沧海。”北魏熙平二年（517），改渤海郡为沧州。

《碣石篇》组诗“四章”,记录了曹操建安十一年“秋八月，东征海贼管承”至“建安十二年春二月，自淳于还邺”的东征历程，经历一个冬季，主要在山东北部沿海、黄河下游两岸区域内征讨海贼管承，也就有了《冬十月》《土不同》这两首诗。“土不同”又称“河朔寒”。《三国志》载，渤海郡太守袁绍“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震河朔，名重天下。”“河”惟指黄河；河朔，泛指黄河以北地区。曹操在恶劣气候条件下，取得了东征的艰难胜利，内心有年暮消沉之感，但想到国家统一霸业，又激发起“壮心不已”英雄气概，便写下《龟虽寿》，自比上年纪的千里马，虽形老体衰，屈居枥下，但想到北方乌桓尚未平定，南方刘表还须征讨，劝告自己不应因年暮而消沉，而要“壮心不已”，重新激起了驰骋千里的豪情。

事实胜于雄辩。从史料记载和分析曹操北伐乌桓前的历史背景、战争事件、行军路线充分证明：建安十一年（206）秋八月，曹操东征管承时“经过至我碣石”，组诗完整记录了曹操在山东北部沿海、黄河下游两岸的东征活动和心理变化历程。

碣石复名 归根于求是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无棣碣石研究会的同志们，坚持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根据明末清初大历史地理学家顾炎武《山东肇域记》“今此山（马谷山）既在九河之下，而又巍然独出于海滨之上，其为碣石无疑”的明确断言，师于古而不拘泥于古，敢于质疑释疑，组织人员搜集史料、实地勘察，用新的观点和方法，充分论证了“《禹贡》碣石在无棣、秦皇汉武东巡之碣石在无棣、魏武帝曹操东临之碣石也在无棣。”

2001年，我们将搜集和撰写的初步研究成果汇集编印成册—《禹贡碣石山》，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是年9月15日，无棣举办碣石山复名新闻发布会，著名历史学家安作璋教授专程来棣参加复名仪式，并给予充分肯定和极高的评价。指出：

郭云鹰等同志根据明清之际大学者顾炎武的《肇域志》以及许多文章、诗词等历史资料，并进行了细致的实地考察研究，明确断言《禹贡》碣石在无棣，曹操东临之碣石也在无棣，他的《观沧海》诗是建安十一年（206）秋八月率大军自并州东略边境，征讨管承，途经无棣马谷山（碣石山）有感而作。这一研究结论，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解破了学术界也包括我在内多年来的疑惑和成见。

新闻发布会后，安作璋教授为碣石复名挥毫题词：“禹迹已湮，碣石犹存；盛世复名，历史重光。”

山东省原副省长马连礼读《禹贡碣石山》后作《剑器近》，词中云：“‘发布会’，博得史学泰斗断”。也表示赞同安老的意见。

总之，无棣碣石研究会的同志之所以敢于推翻已是公认的成说，而提出“马谷即碣石说”，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碣石复名后，研究会的工作并没有止步，而是坚持不懈，持续深入，一些志书史籍，不断被发现，资料更加翔实；碣石研究文章不断增加，涉猎内容更宽广、更深入，论述观点更充分，为此，于2002年由济南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禹贡碣石山》一书（2005年再版）。

2005年7月，经山东省政府批准，以鲁政函民字［2005］17号文件批复，同意将大山镇更名为碣石山镇。此后，无棣碣石山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册，碣石山复名工作圆满成功。

2009年底，我们又构想如何将多年来搜集的《禹贡》史料、《禹贡》研究成果，以及涉及碣石、九河的零散史料和考辨文献、文章，再加系统化、专题化，形成一部集史料文献、考辨研究于一体的《禹贡碣石考》专著，历经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书稿初稿。又经两年的时间，对考证内容进行了反复校对、修改和完善，充实了大量文献、考古资料和图片。安老审阅了最后两稿，提出很多宝贵意见，给予认真指导，题写书名，帮助调整篇目，对“绪论”和内文进行逐字逐句修改，终于完成《禹贡碣石考》书稿定本。细细算来，这部书稿从搜集、整理资料，到形成初稿、反复修改，几经充实、直至付梓，历经16年的时间，查找资料上万份，阅览书籍上千册。

此书大量引用了文颖《汉书注》、郦道元《水经注》等内容；程大昌等宋儒“禹贡图”、《禹贡》论，辨九河、碣石、逆河等论述；也有顾炎武、胡渭、贾恩绂及清代学者专著、论说，以及各方面的原文、图片。还选录了部分无棣研究文章、文史诗词，摘录了辽宁绥中姜女石说、河北昌黎碣石山说、秦皇岛北戴河金山嘴说、唐山说，以及非山非石之碣石地域说等代表性研究文章的观点，供读者阅读，以便对碣石之争有个大体的了解和比较，从而做出自己正确的评定和判断。

追本溯源。“碣石”既非一石，也非指一地域，而是一山，且是独立高耸，突兀特立，上呈圆弧形，相对于“大”山而“较小”的“海畔之山”，其所以能在古地名中占有一席之地，主要是因《禹贡》时代及以后较长历史时期内，在北方沿海地区起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地理坐标和导航标识作用，只是后来广义延伸为：特立之石，所以全国各地涌现出了多处碣石，这仅是同名而已。

厘清了“碣石”之本义，明确了“碣石”之定位，再去对照黄河下游、鲁北平原上一峰拔地而起，居古九河之末梢、突兀于渤海岸边的无棣碣石，也就揭开了千古碣石之迷。

2014年4月

曹操东征管承北伐乌桓示意图

2001年9月15日，安作璋教授在碣石山复名新闻发布会上讲话。

碣石山上保存的刻有“谓碣石也”古残碑

2001年准印字与2002年由济南出版社出版的《禹贡碣石山》（2005年再版）

安作璋教授对《禹贡碣石考》绪论的修改稿

2014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禹贡碣石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