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主要寺院

一、陕西道教的起源与形成

道教是我国五大宗教中唯一的本土宗教，陕西是中国道教的发祥地，陕西道教是中国道教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思想的来源主要为：

1．神仙信仰。在史前时期，今陕西大地的先民，即已有了灵魂不灭的观念，后来又逐步出现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和自然崇拜，占卜、祈祷、驱邪等巫术仪式广泛流行。在今陕西地区最有代表性的神仙信仰是信西王母、伏羲、女娲、黄帝、老子。

2．长生方术。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胎息、行气、导引之类的养生健身术和服食药物之类的医药术出现于民间，追求长生不老的神仙方术以及以此为业的方士也应运而生。秦汉之际，方士凭借“长生不死”之术步入宫廷。至汉武帝时，建立起一整套神仙信仰的体系及制度，包括确立至上神观念、创设偶像崇拜仪式、建造祈神活动场所、设置专业神职人员、促成西王母信仰等。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在长安建蜚廉桂观，在甘泉宫（遗址在今淳化县境内）建益延寿观，同年，又在南郊太乙谷口建太一宫、在终南楼观北建望仙宫、在华山下建华岳观、在华阴等地建望仙观，又在终南山子午谷内建玄都坛。后世道教称道士修炼之处名宫、观、台等，实源于此。武帝死后，方士受到冷落，但“长生不死”之术仍为帝王及大众所喜好，神仙方术因此而延绵不绝。

3．黄老学术。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之一，主要活动并归葬于今陕西境内。至战国及秦汉以后，一些学者据历代流传下来的黄帝言论，撰成大量托名黄帝的著作，影响较大的有《黄帝内经》《黄帝针灸法》《黄帝脉书》《黄帝阴符经》等。老子曾任东周守藏室之史。后因周室内乱，辞官入函谷关，关令尹喜请为著书，遂在楼观撰成《道德经》。老子代表的楚文化，入秦以后与秦地流传的黄帝思想结合，形成黄老之学。黄老学分为政治哲学与养生方术两个方面，故又为方士所用。由战国至秦代，黄老学术广泛流行于今陕西地区。老子崇尚的“清静无为”曾一度成为西汉初的治国思想。秦汉时期，还多有修习黄老道术的隐逸之士，如汉初的“商山四皓”和张良等人。今陕西境内的秦岭南麓，传说有张良隐修辟谷遗址数处。其中最著名的是留坝紫柏山，后世在此建留侯庙。隐逸山林是早期道家的处世方式之一，后成为全真道出家修行的模范。

4．祭祀仪式。秦地的祭祀制度形成较早。春秋时已开始祭祀五岳、四渎，民间则普遍祭祀日、月、星、辰、山、河、风、雷、门、灶诸神。至秦汉之时，崇祖之风更盛，祭祀之神多达百种，成为后世道教神谱的主要来源。而祭祀诸神的仪式也成为道教仪范形成的来源之一。

由于上述思想来源的影响，加之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黄老学术转向民间发展。至汉代中叶，出现以奉持《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为经典的太平之道。汉成帝时（前32～前7），齐人甘忠可撰《天官历包元太平经》12卷，私相传授。因书中有“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的语句，甘忠可被捕，死于狱中。其弟子夏贺良和郭昌继续在长安传播此书，朝臣解光和李寻亦成信徒。在解、李的游说下，久病的汉哀帝接受了书中的观点，更改年号为太初元寿，改帝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并启用夏贺良为待诏黄门。哀帝改元不久，其病自愈，夏贺良等进一步提出改变朝政的要求，触怒了当政者，终被治罪，夏贺良被处死，李寻和解光“减死一等，徙敦煌郡”（《汉书》卷七十五）。甘忠可和夏贺良，所凝聚的道徒群体是最早的道教教团，是东汉张角太平道的前身。汉元帝时（前49～前33）在陕西出现“道士”称谓，表明原先的方士已变成有组织的道士。

东汉熹平、光和年间，在陕西境内出现了两个较大的道教教团。如关中地区以骆曜为首的缅匿道；汉中、巴蜀地区兴起的五斗米道，是在张修、张鲁的领导下，由单纯民间宗教团体发展成为宗教军事组织，并进而夺取政权，在汉中实行政教合一长达30年之久。后曹操西征，张鲁降曹，道众随其北迁，五斗米道得以在北方广大地区传播。又因张鲁之子张盛弃官南游，五斗米道在南方渐兴，并以天师道之名相传。

二、两晋南北朝及隋代时期

两晋南北朝时期，陕西区域分属南北二朝统治，关中地区的许多大士族是信奉天师道的世家，如冯翊寇氏、京兆韦氏等。北魏时，嵩山道士寇谦之改革天师道，使道教有了新的发展。经寇谦之改革后的天师道，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寇被封为“天师”并在京城设立天师道场。太平真君七年（446），太武帝下令灭佛，奉道教为国教。北齐天保六年（555），道教与佛教论争失败，文宣帝下诏废道，道士皆削发为僧。但关中属西魏控制区，道教未遭禁断，并因楼观派的活跃而得以延续，奠定了唐代道教在陕西大发展的基础。

楼观道是直接继承黄老道并与后起的五斗米道、南北天师道结合而形成的道派。这一道派的活动范围包括华山、长安城周边及西部的关陇一带。至北魏时，受寇谦之改革天师道的影响，渐成为成熟道派。其教团组织、宫观建设、经典构置颇具规模，并在统治者及民间有了较大影响。

北周建德年间（572～577），崇信道教的武帝于长安城中建通观道，并在楼观田谷建别馆研习三教经典，又诏人校理三洞经图于观内。楼观道派在北周的崇道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但楼观道坚持“老子化胡”之说，引发一场激烈的佛道之争。

隋建国之初，文帝利用道教编造“受命之符”，为其夺取北周政权制造舆论，故而对道教加以扶持。到炀帝时更偏重道教，以方术得幸的道士甚多。

隋一代，关中地区的道教有了进一步发展。开皇二年（582）将北周所立通观道由长安故城移入新城崇业坊，与佛教兴善寺并列，改名玄都观。并在长安各城坊建灵感、清都、灵应、五通、清虚、会圣、澄虚等道士观和至德女冠观，修整楼观庙宇，刻立真、草、隶、篆四体《道德经》碑置于庙中。开皇十六年（596）在宝鸡吴山建吴山庙及会仙、圣寿二观。开皇中还诏令大修楼观宫观，度道士120名。隋初还在玄都观集义学道士研究三教之学，整理道教教义。所编《玄门大义》乃当时道教教义之百科全书。

三、唐代时期

唐代，由于朝廷长期奉行崇道抑佛政策，尽管因基础相对薄弱其活动规模始终不及佛教，但道教的显赫地位使得有唐一代成为陕西道教的巅峰。

隋末，天下大乱，社会上政治流言纷起。楼观道士预言了隋的灭亡并参与了反隋的活动。大业七年（611），隋炀帝率大军征辽。通观道（一说楼观）道士岐晖（558～630）对弟子说：“天道将改，吾犹及见之，不过数岁矣。”弟子问他今后将由谁做皇帝，他说：“当有老君治世。此后吾教大兴。”（《混元圣纪》卷八）终南道士李淳风也宣扬老君降显于终南山告诉他“唐公当受天命”（《混元圣纪》卷八）。李渊在晋阳起兵反隋，其女平阳公主在终南山宜寿宫（今周至县境）组建娘子军时，岐晖当即呼李渊为“真主”、“真君”，并以观中资粮接济娘子军。李渊入关时，他又带80余名道士前往蒲津关迎接。道士们的这些举措，为李氏集团夺取军事上的胜利以及日后崇道政策的施行起了很大作用。

唐王朝的崇道，包含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对道家思想的推崇，如将《老子》《庄子》列入学子必读书目，将清静无为思想贯彻于国家政治；其次是对道教予以扶持，其特点是大力散布老子神话和追求神仙方术。

武德元年（618），老君降显绛州羊角山的神话传布朝野，李唐宗室便自认为是老子后裔。武德三年（620），高祖至楼观祭祀老子，认为“朕之远祖，亲来降此。朕为社稷主，其可无兴建乎？”（《混元圣纪》卷八）于是诏令改楼观为宗圣观。四年后，他再度前往楼观祭祀，并立碑记其事。太宗李世民也在武德中（时为秦王）前往楼观建醮祈福，与观主岐平定（即岐晖）论平定天下之事。武德八年（625），高祖规定：三教参与国家重要典礼、公开活动场面时，其排列、站位次序为道教居先、儒教为次、释（佛）教为末。贞观十一年（637），太宗再次诏令道居三教之首。贞观十三年（639），僧法琳因佛道之争直言唐宗室是拓跋氏子孙，而不是老子后裔。太宗大怒，将其收监流放。

高宗李治虽信奉佛教，曾对玄奘译经事业给予很大帮助，但对祖、父的定制不敢更改。玄奘临终前请求改“道先佛后”为“佛先道后”，被高宗断然拒绝。乾封元年（666），高宗追号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令天下各州建老子庙，各度道士七人。上元元年（674），武则天迎合李唐宗室的崇道热潮，上书高宗，要求王公百官都习《老子》，成为一项制度。上元二年（675），太子李弘冤死，武则天为他写《一切道经》36部。

武则天称帝之初，仍沿前制，并追尊老子之母为先天太后。至天授二年（691），始改李氏的国策，实行佛先道后。长寿二年（693），命举子等罢习《老子》，改习武则天自撰的《臣轨》，以后又取消老子“玄元皇帝”称号，复称老君。

中宗复位后，对武周的做法稍有变更，实行二教并崇，不分先后，并于神龙元年（705）宣布“老君依旧为玄元皇帝，……令贡举人停习《臣轨》，依旧习《老子》”（《旧唐书》卷七）。

玄宗李隆基幼时对武则天利用佛教称帝专权十分不满，即位后恢复崇道抑佛政策。他十分推崇《老子》，认为它在六经之上、百家之首。他大力推行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简政轻刑，节欲戒奢，为实现“开元之治”起了重要作用。开元十年（722），玄宗诏令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每年依道法斋醮。开元二十年（732），玄宗亲自为《老子》作注，并令各州刻石立于大观。次年正月，令官民每家各藏《老子》一本，每岁贡举人酌减《尚书》《论语》条策，加《老子》策。开元二十五年（737），视道士、女冠为皇室宗族，“隶宗正寺”，“其宗正寺官员，自会并以宗枝为之”（《旧唐书》卷九）。又在宗正寺下设崇玄署，置令、丞，掌管京都（西京长安、东都洛阳）诸道观名数、道士账籍及斋醮。置崇玄学于玄元皇帝庙，由道士尹愔主其事，并授其谏议大夫、集贤学士职。崇玄学主习《老子》《庄子》《列子》，置玄学博士，每岁以明经举。后改崇玄学为馆、博士为学士、助教为直学士。设大学士一人由宰相兼任，主管长安玄元庙及道院。天宝二年（743），追尊老子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升玄元庙为宫，长安玄元庙改称太清宫。天宝八年（749）加封老子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天宝十三年（754）又加号为“大圣祖高上金阙玄元天皇大帝”。

代宗朝，继续推行玄宗政策，但因藩镇割据，社会动乱，崇道规模大为缩小。德宗时，继续复兴崇道活动，于贞元十二年（796）八月，令户部尚书裴延龄在长安大明宫中修建望仙楼及夹城。

宪宗初不好神仙方术，元和二年（807）将道士、女冠由宗正寺划出改隶左右街功德使管理，不再按宗室对待，但晚年又广召方士，服食金丹，竟中毒而死。穆宗即位后，将宪宗宠信的道士柳泼和僧大通杖*于长安。

武宗李炎即位前就好道术，登基后迅速将崇道活动再度推向高潮。开成五年（840），召集道士赵归真（？～846）等81人入宫修金箓道场，又任命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会昌二年（842）六月，召衡山道士刘玄靖（？～846）至长安，授银青光禄大夫、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与赵归真一道在皇宫中修法箓。赵归真又举荐罗浮山习长生术的道士邓元起，武宗遣使将他迎至长安。翌年夏，又在长安大明宫内建望仙观，筑望仙台于其旁，《唐语林》说此台“其势中天”，足见其规制之壮丽。武宗亲自拜赵归真为师，学神仙术。会昌五年（845），从赵归真之请，在长安城南建望仙楼，连同廊舍，共539间。同时，在城北龙首池造灵符应圣院。七月发起废佛事件，次年武宗因服丹药中毒致死，赵归真等道士被宣宗杖*。但宣宗晚年亦步武宗后尘，迷恋神仙方术，服食丹药，后背长恶疮而死。

唐僖宗时，由于王仙芝黄巢起义，为挽救危亡，不得不求助于圣祖老子，又编造了一些老子显灵的神话，最终也没能保住李氏王朝的江山。关中地区的道教，也随着唐朝的灭亡，由巅峰迅速跌落。

有唐一代，陕西境内修建道教宫观102处，其中长安城52处。活动于陕西的著名道士有孙思邈、叶法善、司马承祯、吴筠、张果、尹文操、李筌等，睿宗之女金仙、玉真二公主及数名公主入道，其中玉真公主最为　 著名。

四、五代至明清时期

唐代以后，随着国都东移，长安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的地位已一去不复返，道教在唐代盛极一时的地位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同时，随着道教和儒、释二教的融合和自身的分化、组合，道教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

五代时，因战乱不止，许多饱学之士纷纷隐遁于华山至终南山一带的秦岭山中，学仙修道，并形成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关中道教哲学流派。此间，活动于终南山和华山一带的钟离权、吕洞宾发展了道教的内丹之学。长期隐居于华山的陈抟更是内丹学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为丹道炼养融入了浓厚的哲理色彩，并据《太极图》模式，奠定了内丹炼养中得窍、炼己、和合、得药、脱胎、还虚等五个阶段。

北宋时，朝廷拟以黄老思想为治国之策，并效法李唐王朝，编制了“翊圣保德真君”降显的神话，又一次兴起崇道高潮，至真宗时达到最盛。“翊圣”降显的神话，即发源于陕西。太宗即位后，在终南山修建规模宏大的上清太平宫供奉“翊圣”。“翊圣”成为宋王朝供奉的尊神，国家凡有重大政治军事活动和水旱灾害，皇帝都要派人前往终南山上清宫祭祷。

北宋初，陈抟受到太宗礼遇，被赐予“希夷先生”。另一华山道士丁少微善服气，也被太宗召入京。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张伯端由蜀入秦，先后活动于汉水上游和关中西部地区，建立起系统的内丹学说，为全真道南宗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大中祥符元年（1008）后，真宗大规模崇奉道教，诏令全国各地修建天庆观。徽宗宠信道士林灵素，下令改佛为大觉金仙，寺为宫观，僧尼为德士，并令各地建神霄万寿宫。陕西境内在唐末五代被毁坏的宫观有所恢复，并增建了一批宫观。到北宋末年，除楼观、华山等地保留的唐以前宫观外，陕西境内的宫观达到45处，南宋初关中又增加了3处。

自南宋建炎元年至绍兴元年（1127～1131），金军3次攻陕，经反复争夺，宋军退守至秦岭以南，宋金以秦岭为界分而治之。金人入陕之初，因战乱，宫观大量破坏，道士星散。加之五代至北宋间新的道教理论的影响，大定年间，在关中地区兴起了一个新的道派，即全真道。其创始人王（重阳）及其弟子马钰（丹阳）、丘处机（长春）等以长安西部地区为中心，进行了数十年的艰苦传道，使全真道势力遍及关陇，进而传播至北方广大地区。先于全真道而创立于沧州的真大道，也有信徒活动于关中地区，其第九祖普济大师张清志就是乾州人，长期活动于华山、太白山一带，并在长安、扶风等地建有真大道宫观。经过全真和真大两个道派的努力，连同北宋所建，到金末，陕西秦岭以北地区共有道观91处。承安三年（1197），金廷出售观额、度牒，以解决财政困难，终南山全真祖庭灵虚观主吕道安一次买得数十观额和300份度牒。

在秦岭以南，因为免于战乱而使前代宫观大多得以保存，同时又新建道观18处。因南宋朝廷对龙神十分崇敬，所以这一时期在陕南地区开始出现龙王庙，其他一些以灵泽、灵济、昭泽命名的道观和某些山神庙，也与龙神有关。北方真大道、全真道势力没有抵达秦岭以南，所以陕南地区仍继承前代传统。

金正大八年、元太宗三年（1231），蒙古军进攻关中，各地宫观多遭损毁，终南山祖庭灵虚观被焚毁，坚守观内的道士宋明一与观同焚。由于丘处机的努力，全真道受到蒙古统治者的特殊礼遇，因而在战争结束后，道教活动得以迅速恢复。

元太宗六年（1234），全真道掌教尹志平授李无欲任陕西道门提点，令其入关复兴祖庭；八年（1238）春，尹志平又亲自入陕规划指导。在李无欲率领下，灵虚观得到全面修复。并对楼观宗圣观、终南山上清太平宫、太乙宫、骊山灵泉观（华清宫）、华山云台观等唐宋以来的著名宫观进行修复。当时，随尹志平入陕的冯志亨，沿途修复道观，自燕京至关中3 000余里，修复道观100余所。另有綦志远，也在长安、临潼、蓝田一带新修了一批道观。不到十年时间，就在关中形成了以祖庭重阳宫为中心的全真道宫观群。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继任全真道掌教李志常奏请改灵虚观为重阳宫，最终获准。嘉熙四年（1240），在尹志平主持下，全真道于祖庭大事会葬王重阳，全国道众纷纷入陕参加葬礼。淳祐四年（1244）（元乃马真后三年）上元日，于善庆在祖庭设罗天大醮，皇子阔端遣使修金篆大醮七昼夜，并赐于善庆（洞真）、宋德方（披云）、薛致玄（太霞）、綦志远（白云）、李志远（无欲）等五人真人号，加赠祖庭为重阳万寿宫。

淳祐十二年（1252）后至元末，全真道及重阳万寿宫不断受到朝廷的重视和敕封，其地位可谓登峰造极。宋度宗咸淳五年至元武宗至大三年（1269～1310）间，全真道的五祖、七真及丘处机的18个弟子均受封赠，历任掌教也被封为真人。重阳万寿宫的营建达到鼎盛。两次佛道之争导致的道经被焚，亦未妨碍陕西道教的发展。至元二十五年（1288），重阳万寿宫全宫建筑达5 048间，住道士近万人，并有大量田产。到至正年间（1341～1368），陕西境内各地营建的宫观（不包括修复）达到112处。

元代中叶以后，道教诸派渐归于全真、正一两大派，而陕西境内除少数真大道宫观外，基本上属于全真道。元末，全真道失宠，道教地位再次下降，陕西境内的道教活动也较前消沉。

明清两代，道教由注重个人清修的宫观道教转向与民间信仰合流。从明初起，正一天师成为全国道教的统领和代表，金元时期被全真道一统天下的陕西，也传入了正一道。明初开始广泛修建的城隍庙，大多为正一道士所居。自陕南至陕北的广大区域，正一道士还散居民间从事各种宗教活动。

陕西境内，全真道仍占主要地位。这一时期的全真道士，多隐修于山野，云游于江湖，其中不少人以内丹炼养及方术而引起世人注意。明初，道士张三丰曾被朝廷寻访20多年，成为当时最有名的“活神仙”。张三丰曾先后隐居宝鸡金台观、城固洞阳宫、兴安州香溪洞等地，多有灵异传闻，并形成全真道的一个支派即隐仙派。随着寻访张三丰活动的进行，明廷在武当山大事营建宫观，并随之在全国各地兴建真武庙。明中叶后，以崇奉真武大帝为主尊的真武庙、祖师殿、玄天宫遍及陕西各地，武当道士的足迹也从汉水上游的陕南越过秦岭，深入关中地区。到明末，陕西境内建立的道观共计220处，数量超过历代各个时期，但其中规模宏大的较少。

明末清初，战乱不已，宫观被毁，道士流散。清贵族无信仰道教传统，入关后对道教不甚重视。但清统治者从其政治需要出发，对全真道的授戒制度给予了支持。由于全真道祖庭受战火毁坏，一蹶不振。康熙初年，道士任天然在西安八仙庵开坛授戒，使之成为与楼观齐名的十方丛林。后曾一度取消，改为子孙庙。至嘉庆年间，董清奇任八仙庵住持，再次开坛授戒，恢复十方丛林规制，此后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十方丛林。

乾隆朝以后，道教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下降，而民间宗教势力日益发展。与道教有关的民间祭祀泛滥，各种社庙星罗棋布。在陕西境内就有祠庙87种之多。道教宫观多为小庙，共计221处。由于佛道二教均呈衰落之势，各自的纯正信仰已为一般的崇神礼佛所取代，因此佛道二教寺观互换的情况在陕西各地出现，尤以陕南突出。

五、民国时期

辛亥革命前后，军阀混战，陕西道观、寺庙多遭兵火焚毁。陕北著名的道观药王山屡遭兵焚，毁坏严重。太白山的钟吕坪、湘子庵等庙，亦被焚毁。民国十七年（1928），国民政府公布神祠存废标准，规定了道教方面的存废内容。民国十八年至十九年（1929～1930），国民政府先后颁布《寺庙管理条例》《寺庙监督条例》，规定佛道寺庙财产登记及使用。但当时军警和地方团体占用寺庙的情况十分普遍。道观数量减少，各地著名宫观很少得到维修。民国二十三年（1934）前后杨虎城等陕西政界要员曾捐资重修八仙宫以及龙门洞庙宇等。当时，龙门洞有土地数千亩，均租给附近农民耕种，时任监院的阎崇德毅然减免地租，废除赊欠，以减轻附近农民的经济负担。据统计，民国三十七年（1948），陕西全省有道教宫观696处，道士、道姑1 075人，信徒11 432人。

民国时期，陕西道教进一步衰落，道教内部的学术研究趋于停顿，道士的宗教信仰亦严重淡化，道士出家多以糊口和逃兵疗疾为主要目的。道教与民间信仰互相掺杂的情况十分普遍。庙会活动成为道观宗教活动的主要形式和道士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地方豪绅也多把持庙会事务，以便从中渔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