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汉明
（一）
贾宝玉终于又上学了！荣国府里，贾母、王夫人并众姐妹们是一番高兴，以为宝玉这下必定勤学苦练，学业长进，功名指日可待。
且慢高兴！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先前宝玉是那样的厌恶读书。记得吗，不久前，在宁国府里，宝玉倦怠，欲睡中觉时，侄媳“秦氏引了一簇人来至上房内间。宝玉抬头看见一幅画贴在上面，画的人物固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图》，也不看系何人所画，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副对联，写的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及看了这两句，纵然室宇精美，铺陈华丽，亦断断不肯在这里了，忙说：‘快出去！快出去！’”原来这些字画都是劝人勤学苦读，学会处事做人的。
曾几何时，一向对读书深恶痛疾的宝玉，现在忽然要“速速作成”上学之事。他对秦钟说：“咱们回来告诉你姐夫姐姐和琏二嫂子。”并说：“你今日回家就禀明令尊，我回去再禀明祖母，再无不速成之理。”缠着贾母，急切地要让秦钟陪他去学塾读书。
是什么原因呢？
小说第七回，写贾宝玉和秦钟相见：
那宝玉只一见了秦钟的人品，心中便如有所失，痴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呆意……早得与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秦钟自见了宝玉形容出众，举止不凡，更兼金冠绣服，骄婢侈童，秦钟心中亦自思道：“果然这宝玉怨不得人溺爱他。可恨我偏生于清寒之家，不能与他耳鬓交结，可知‘贫瘘’二字限人，亦世间之大不快事。”二人一样的胡思乱想……你言我语，十来句后，越觉亲密起来。
这是一般的朋友相见吗？这简直可以和贾宝玉、林黛玉相见媲美。
原来，急切要上学只是个借口，“醉翁之意不在酒”，为情爱入学，为风流读书才是真。
且看他们在学堂的表现：
“自秦、宝二人来了，都生的花朵儿一般的模样，又见秦钟腼腆温柔，未语面先红，怯怯羞羞，有女儿之风；宝玉又是天生成惯能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性情体贴，话语缠绵。因他二人更加亲厚，也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疑，背地里你言我语，诟谇谣诼，布满书房内外。”
由此可见，宝玉和秦钟在学堂的相处，“同来同往，同坐同起，愈加亲密”，关系非同寻常，学童们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起了疑，背地里你言我语，诟谇谣诼，布满书房内外”。
再往下看：“宝玉终是不安本分之人，竟一味的随心所欲”，“更有两个多情的小学生，亦不知是那一房的亲眷，亦未考真名姓，只因生得妩媚风流，满学中都送了他两个外号，一号‘香怜’，一号‘玉爱’……如今宝、秦二人一来，见了他两个，也不免绻缱羡慕……香、玉二人心中，也一般的留情与宝、秦。因此四人心中虽有情意，只未发迹。每日一入学中，四处各坐，却八目勾留，或设言托意，或咏桑寓柳，遥以心照，却外面自为避人眼目。不意偏又有几个滑贼看出形景来，都背后挤眉弄眼，或咳嗽扬声。这也非止一日。”
接下去故事的发展是：秦钟香怜恋风流，同学金荣起疑心。流言四起惹口角，群童争斗闹学堂。以至于砚瓦书匣齐飞，门闩马鞭共舞，搞得一片狼藉。
作者写得真精彩！
写得最精彩之处，我以为要数作者对那批看热闹的小观众的描述：
“众顽童也有趁势帮着打太平拳助乐的，也有胆小藏在一边的，也有直立在桌上拍着手儿乱笑，喝着声儿叫打的。登时间鼎沸起来。”
几个“也有”，把这群小顽童又胆小又要“看火烧望兴”（“兴”，俗语，即“烧得旺”之意）的神态，描写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
有个物理定律叫“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人们根据这个定律，发明了时速甚至可以高达四百多公里的磁悬浮列车。我一向以为这大致也符合人类的性取向，但这个定律到这里怎么就不灵了呢？
（二）
《红楼梦》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中，薛蟠为争夺一个婢女，怂恿手下恶奴打死冯渊。门子原话是这样说的：“这个被打之死鬼，乃是本地一个小乡绅之子，名唤冯渊，自幼父母早亡，又无兄弟，只他一个人守着些薄产过日子。长到十八九岁上，酷爱男风，最厌女子……”
文中所说的“男风”即男色，也叫男宠，是指男性之间的情爱现象或同性恋活动。冯渊这人也正是前生“冤”孽，就在要改邪归正、立誓“再不交结男子”时，偏偏“逢”上了薛蟠这个“呆霸王”、“逢”上了贾雨村这个谄媚求荣、忘恩负义的贪酷之吏。他是本书出现的第一例同性恋者。宝玉秦钟的这种超常规的、游走在友情和爱情之间的感情，当属“男风”之列无疑。“不因俊俏难为友，正为风流始读书”，这个书能读得好吗？
翻阅古书，可以发现，崇尚男风，古已有之，清初更甚，是一种社会风尚。人们习以为常，即使学房里的小孩也知晓。而社会对此又是抱着宽容的态度，达官贵人、*人墨客们不仅公开流荡优伶，还无拘束地以诗词、文章来吟咏。明末清初著名诗人、那位以写长篇叙事诗《圆圆曲》而名噪一时的吴梅村，在《名伶三曲》之一的《王郎曲》中热情称颂男色：“五陵侠少豪华子，甘心欲为王郎死。宁失尚书期，恐见王郎迟，宁犯金吾夜，难得王郎暇。坐中莫禁狂呼客，王郎一声声俱息。移床倚坐看王郎，都似郎与不相识。往昔京师推小宋，外戚田家旧供奉，今只重听王郎歌，不须再把昭文痛。”你看，人们对王郎眷恋得那么如痴如狂，这种迷恋之情，绝不亚于今天的粉丝们对明星的热烈追捧。可见现代社会很难理解并排斥、一度被列为“流氓罪”的这种同性情爱现象，在当时是那样不可思议地流行。
男风有不少代名词：分桃、龙阳、断袖、安陵……每个名词背后都有一段生动的故事，在典籍中也是有记载的，比如：汉哀帝与董贤共寝，汉哀帝不忍推醒在他衣袖上熟睡的男宠董贤，起身時拔剑割断了衣袖。“断袖之癖”从此成了中国古代描述同性相恋的成语。
贾宝玉有一套价值观：“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认为“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为什么他在深爱女性的同时，又会对他所欣赏的拥有女性特质的男子流露出不可自拔的迷恋，并有许多瓜葛呢？
仔细读书，可以发现，“男人是泥做的骨肉”，“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主要是指贾府内的男人，他们才是些“渣滓浊沫”“混沌浊物”。如果“泥做的骨肉”的男人是贾府之外的如秦钟、北静王、蒋玉涵、柳湘莲之流，他也是“喜欢”并且积极主动和他们交往的。他被贾政“堵起嘴来，着实打死”，就是因为他“在外流荡优伶”、做出“无法无天”的事。
如果将宝玉的这种男男情结划分类型的话，当属于精神上的同性爱。这些男人和他心中的女儿们一样具有相同的高贵品格。与他们之间的暧昧情感，是一种不建立在金钱交易基础上的恋爱，追求的是精神上的共鸣，情感上的真挚和谐。宝玉和他们，就如吴梅村和王郎，仅止于欣赏而已。
含玉而生的宝玉是作者最用心刻画的人物。作者是喜欢宝玉这个形象的，爱屋及乌，对这种现象并不反感，所以既写得津津有味，又曲折隐晦，笔下处处留情，这种暧昧的同性关系不仅没有给我们留下肮脏不堪的感觉，反而觉得富有人情味，很值得同情。最耐人寻味的是，在抓到秦钟与小尼姑智能偷欢证据后，面对鲸卿的哀求，宝玉说：“等一会睡下，再细细的算账。”接着作者对这个夜晚是这样写的：“宝玉不知与秦钟算何账目，未见真切，未曾记得，此系疑案，不敢纂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是何等的卖面子。
同样是男风，同样是男男情结，那个“呆霸王”薛蟠的“龙阳之兴”却纯粹是以玩弄、侮辱和泄欲为目的，“得新弃旧”“今日爱东，明日爱西”，是一种荒淫奢靡行为。在作者笔下，他的形象是下流的、是粗俗鄙陋的。
继续往下看：“原来薛蟠自来王夫人处住后，便知有一家学，学中广有青年子弟，不免偶动了‘龙阳’之兴，因此也假来上学读书，不过是三日打鱼，两日晒网，白送些束脩礼物与贾代儒，却不曾有一些儿进益，只图结交些契弟。谁想这学内就有好几个小学生，图了薛蟠的银钱吃穿，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记。更又有两个多情的小学生……一号‘香怜’，一号‘玉爱’。虽都有窃慕之意，将不利于孺子之心，只是都惧薛蟠的威势，不敢来沾惹。
“原来这贾瑞最是个图便宜没行止的人，每在学中以公报私，勒索子弟们请他，后又附助着薛蟠图些银钱酒肉，一任薛蟠横行霸道，他不但不去管约，反助纣为虐讨好儿。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爱东，明日爱西，近来又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又丢开一边。就连金荣也是当日的好朋友，自有了香、玉二人，便弃了金荣，近日连香、玉亦已见弃。故贾瑞也无了提携帮衬之人，不说薛蟠得新弃旧，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携帮衬他……”
“这贾蔷……心中却忖度一番，想道：‘金荣、贾瑞一干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向日我又与薛大叔相好，倘或我一出头，他们告诉了老薛，我们岂不伤和
气？’”
笔者如此不惜纸张大篇幅抄录，意在说明，尽管在这一回中薛蟠没有出场，但全回处处有他的影子，他的霸王形象非常鲜明，连宝玉都惧怕三分。他是这场闹剧的总祸根子。他在学中的行为，明显是玩乐、是肉欲上的同性性行为那一类，是那个时代上流社会放浪、堕落、颓废现象的缩影。《红楼梦》第七十五回，还描绘了薛蟠的娈童行为。“娈童”是供成年男同性恋作为玩弄对象的少年男子。作者在这里着力贬斥这一无耻嗜好，对这种肮脏淫滥的行为，字里行间所流露的是厌恶，是排斥，是憎恨，是鞭挞 。
（三）
阅读《红楼梦》，可以发现，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竟连篇累牍出现在文本中，除“众学童闹学”外，最典型的要数“薛蟠挨打”“贾链狎男宠”“贾珍嫖象姑（男妓）”。薛蟠和贾府中的贾珍、贾琏等这批纨袴子弟都好这一口。前面说的薛蟠是“偶动了‘龙阳’之兴”“假说来上学……只图结交些契弟” “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记”；贾珍是“风闻得些口声不好” “要避些嫌疑” ，给贾蔷分与房舍，命“搬出宁府，自去立门户过活去”，不做亏心事，何必“避嫌疑”？作者虽然故意不说明白，读者也不难揣摸；贾琏是贾母口中的“下流种子” “好狎邪小厮”、常“选清俊的小厮来出火” ；贾蔷则“斗鸡走狗、赏花阅柳”。连宝玉的书童茗烟也在书房中“撒野”，满嘴淫言秽语，毫无遮掩地公开这些丑行，让“满屋中子弟” 唬的都“怔怔的痴望”。这些都足以证明男风现象在明清时期很盛行。尽管作者大多使用曲笔，但隐约中仍能透露出这些贵族子弟过着的是奸淫乱伦、荒淫无耻的生活。由此而引发的犯罪率大量上升，使之成了社会问题，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措施了。
乾隆五年（1740），是清代最后一次修律，将《大清律集解附例》改名为《大清律例》。《大清律例》三十三卷中的“恶徒伙众”例成为历史上最早惩治同性性犯罪的条例。该例全文：“恶徒伙众将良人子弟抢去强行鸡奸者，无论曾否*人，仍照光棍例，为首者拟斩立决，为从若同奸者俱拟绞监候，余犯问拟发遣。其虽未伙众，因奸将良人子弟*死及将未至十岁之幼童诱去强行鸡奸者，亦照光棍为首例斩决。如强奸十二岁以下十岁以上幼童者，拟斩监候，和奸者，照奸幼女虽和同强论律拟绞监候。若止一人强行鸡奸并未伤人，拟绞监候，如伤人未死，拟斩监候。其强奸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如和同鸡奸者，照军民相奸例，枷号一个月，杖一百。倘有指称鸡奸诬害等弊，审实，依所诬之罪反坐，至死减一等。罪至斩决者，照恶徒生事行凶例发遣。”（张杰《清代有关同性性犯罪的法律规定及对当前相关立法的启示》）
从律例中可以看出，清朝为严格加强传统性别角色观念而出台的这一法令，将同性成年人之间的性行为无论自愿与否一律刑事化，对强行行为，不管是否*人，为首者“斩立决”；对幼童犯罪，亦出台了严厉惩罚措施，规定得很具体。
《红楼梦》成书于哪一年，二百年来一直都有争论。比较成熟的说法是：“第一段著作时期，约在1743年到1752年，至迟到1759年便有了80回抄本，中间还缺两回。80回以后的也有五六段，后来都‘迷失’了。再过三年书没写完，他便死去……曹雪芹是个早慧的天才，他写《红楼梦》的初稿不过二十多岁，到1754年，本书已有‘再评’的本子了。”（俞平伯《红楼梦》简论）
“《红楼梦》的写作，是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开始，直到作者的逝世……可惜的是，曹雪芹毕竟没有完成他这部呕心沥血的小说，就被贫病夺去了他的富有才华的生命：‘壬午除夕（一说为葵未，即1763年或1764年）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曹雪芹只有四十几岁就死去了……”（李希凡《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
两位大师在这一点上算是一致了。
如果按曹雪芹是在1743年、二十多岁开始写稿的，那么，他是在此法令出台不到三年时就开始著书，去洋洋洒洒、细致生动地描写包括同性性犯罪在内的男风现象，而且丝毫未受到任何惩罚。
这是不可思议的！
要知道，这样的“顶风作案”，是要*头的，甚至祸及亲族。因为清朝为巩固满族统治，控制汉人思想，除剃发、易服外，严惩有异己倾向的知识分子的文字狱是很厉害的。有资料显示，从顺治至乾隆4朝，发生文字狱166起，动辄*头、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实行残酷镇压。这期间，尤以乾隆朝为最烈，有130起，47起的案犯被处以极刑，生者凌迟、死者戮尸。如果成书要10年时间，那至少要在1730年前开始写稿。1730年正是雍正八年，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案案发，只因在奏章里错把“陛”字写成“狴”，又抄出“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的诗句，即照大不敬律斩立决，男性亲族15岁以上者连坐立斩。越2年，即1732年雍正十年的吕留良案，被雍正皇帝钦定为“大逆”罪名，死后49年，惨遭开棺戮尸枭示之刑，其子孙、亲戚、弟子广受株连，无一幸免。这些，曹雪芹不可能不知道，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冒死顽强地去写此书，因为皇帝是不管你“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格*勿论。而且那时他最多也只有十几岁，以一个少年甚或儿童的阅历、经历去写这样一部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是无法想象的。
我对曹雪芹的著作权产生怀疑！《红楼梦》著作者当另有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