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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小传系列/不定期更新/檀弓(撰文)|
太和十七年(493年)八月,北魏皇帝拓跋宏(孝文帝)带领百万大军南下,准备跟南齐火并。当时正值雨季,据传孝文帝专爱挑下雨、道路泥泞的时候行军。又闷又热,又得赶路,百万大军被这一举动搞得苦不堪言,好不容易到了洛阳,大军稍作休整,又是一个雨天,孝文帝宣布“复驱军南进”(魏书·高祖纪下),就是继续走去淮河跟南齐萧家父子干。
随行的代北鲜卑贵族看到这百万大军,从出兵时的军容浩荡到现在一个个哭爹喊娘,心想这要是到了前线,又是一场淝水之战。于是贵族大臣们齐刷刷跪到孝文帝马前,请求皇帝这大军不能再前进了。
孝文帝很不高兴,表示百万大军出动几个月,粮草物资耗费无数,说不打就不打,玩呢。但是你们既然都要求停战,咱们又不能出师无名,这样,我们把大魏的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来,也算咱们这次出兵,没有白折腾。当时许多鲜卑贵族虽不愿内迁,但更畏惧南伐,故只得相从,不敢再提出异议,遂定迁都大计。
这就是改变中国进程的孝文帝迁都,孝文帝迁都是北朝“汉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他改变了北魏。关于孝文帝的迁都,按史*载好像他亲政以后就一直在秘密筹划的,然后到南征的时候就恰好水到渠成,顺势就推行下去。
今人研究孝文帝迁都,都是着眼于迁都之后的汉化政策。而很少了解迁都之前,孝文帝在平城经历了什么。
下面就让我们回到孝文帝迁都之前,聊聊这一场意外的迁都事件。
一、其实不想走太和十四年(490年)冯太后死后,孝文帝开始亲政,到493年孝文帝始迁都,这其间有三年的时间,从三年间孝文帝所作所为来看,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意迁都的。那孝文帝都做了些什么呢?
主要是搞基建,孝文帝亲政后就在平城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营建工作。太和十五年(491年),孝文帝下诏“经始明堂,改营太庙”(魏书·高祖纪下),所谓国家大事唯“祭”与“戎”,北魏的赫赫武功是不用怀疑的,那么孝文帝现在主要抓的就是文化方面的“祭祀”工作。其后又依据古制建造新的太极殿等宫殿,这是为了以后朝会准备的,为了建好太极殿,孝文帝还特地派人前往建康去观摩南朝的宫殿是怎么建造的,以此来“尊严皇威,崇重帝德”(魏书·李冲传)。
之后又大肆扩展道路,兴建城门。从当时来看,孝文帝是打算要把平城打造成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在皇帝的支持下,短短几年时间,多项大工程纷纷上马,到孝文帝迁都之前,平城已经是相当有规模了,而当时的洛阳仍是一派断坦残壁、杂草丛生的景象。
北魏平城郭城平面范围推测示意图
另外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孝文帝不是一开始就想迁都的,那就是孝文帝当时想在冯太后的永固陵旁边为自己营造陵寝,这件事发生在太和十五年(491年)。说明孝文帝当时还没想到迁都,要是早知道自己不会住进去,何必多此一举。
二、迁都的理由但不管怎么说孝文帝最终还是迁都了,关于孝文帝迁都的理由,历来说法不一。大抵有四种比较流行,一是迁都可以加强与中原汉族世家大族的合作,毕竟北魏人口占大头的还是汉族;二是为了避免柔然的*扰;三是平城附近粮食供应不上;四是减少代北鲜卑贵族对改革的阻力。
其中第二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孝文帝迁都之前,柔然经过北魏几代皇帝的打击,已经残了,构不成什么威胁了。粮食虽然是个大问题,但可以参考隋唐时代长安人口暴增,比平城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情况下,诸如隋文帝、唐玄宗等也只需要让饥民到关东去“就谷”(荒年到有收成的地方去就食),所以粮食问题不至于迁都来解决。
这样一来就剩下“一”和“四”两个选项了,到底是为了加强与汉族世家的合作,还是减少鲜卑贵族的阻力,或许从孝文帝与叔叔任城王拓跋澄的密谈中,可窥见一二。
孝文帝迁都前夕,为了获得支持,曾经密召拓跋澄,向他推心置腹地道明迁都的原因“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何如?(魏书·元澄传)”原来迁都是因为平城有强大的保守势力在此,不能文治,所以要想文治,学习中华文化,就必须离开鲜卑贵族云集的平城。
三、初次交锋在迁都之前,孝文帝也曾经想在平城推行“文治”措施,为此他与鲜卑贵族交手两次。第一次就是定庙号和改革官制。先说定庙号,一般来说新王朝建立后,开国皇帝都会追尊自己的父祖为皇帝,一般来说的话往上追个三五代就差不多了,但是北魏不一样,北魏立国后一下子追尊了28位皇帝,这28位皇帝其实就是拓跋鲜卑发展历史上的部落领袖们。
那有人想说,北魏追尊几个皇帝跟孝文帝改革有什么关系呀?问题大了,这么说吧,孝文帝时代手下很多的王公重臣法理上都算是北魏的宗室,为什么说是法理上呢,因为这些人里面很多跟孝文帝都不同姓,是“异姓”,比如姓“丘穆棱”啊、“步六孤”啊,那异姓怎么能是宗室呢,只因为他们都是那28位皇帝的后代。不光异姓里面这样,同姓里面也有很多,比如东阳王拓跋丕跟孝文帝得往上追溯十几代才有共同的祖宗,实际上从血缘上来讲,他跟孝文帝已经出了五服,没什么关系了。
这种特殊的宗室现象,实际是还是部落制的残余。所谓的宗室成员跟皇帝明明已经是路人关系,但是因为不知道多少代前跟皇帝是一个祖宗,所以被算作是宗室的情况比比皆是。这样带来的后果就是,既然是宗室就得有待遇吧,政治经济方面的权力一样也不能少吧,国家的权力蛋糕就那么大,分蛋糕的有这么多,这样的结果就是皇帝分到的那块蛋糕会变小。而显然孝文帝不想吃小蛋糕,为此他采取的反制措施就是,重新议定“祖宗”。
“太祖”是皇帝庙号中最显赫最尊贵的一种,以前他是属于孝文帝十四世祖拓跋郁律的,现在孝文帝将其授予北魏的建立者道武帝拓跋珪(孝文帝六世祖),并且从今以后只有道武帝的子孙才能算作宗室,不属于此列的王公贵族全部降低等级,这样宗室的范围就大大缩小了,用这种手段来团结一批人(道武帝系),打击一批人(非道武帝系),收益最大的当然是孝文帝啦(省下来的蛋糕当然是皇帝分的最多)。
虽然孝文帝的祖母冯太后已经改革过一次官制,不过那时候是给官吏发俸禄,还有规定地方官的任职期限。而孝文帝玩的就与众不同了,北魏早期的官制和上面提到的宗室一样,有浓浓的部落制残留味道。与南朝士族门阀凭借门第便能“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南齐书·褚渊传)”相同,北魏的很多国家政务,“国之大姓(部落首领后裔)”能凭借自己的身份进行干预、决策,因而孝文帝要解决的就是这一问题。改革的手法也很简单,叫做“职司有分”,就是以后什么官职管什么事,不是你官职分内的事,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一边待着去吧。
有一个简单的案例,太和十五年新太庙建成之后,要举行隆重的祭祀大典,按照孝文帝拟定的新官制,这种事情应当由神部(相当于后来的礼部)负责,但是太尉拓跋丕(就是那位东阳王,此时已经被开除皇籍了)表示这种大事以前是只允许国之大姓和宗室(上文提到的那28位皇帝后代)参加的,神部尚书不是咱们族里人不宜参加,而自己曾经“皇室宗属(魏书·礼志)”应当参加,对此孝文帝的回答是,神部尚书可以参加祭祀,因为是职责所在,而太尉拓跋丕也可以参加,不过不是因为你曾经是宗室,而是由于你是太尉,有资格进太庙。
孝文帝的“重定庙号”和“改革官制”狠狠打击了鲜卑贵族的所拥有的旧俗特权,尤其是改官制中,因为孝文帝特别重视“文治”,所以比较重文轻武,以前北魏的也不分什么文武官,现在孝文帝开始区分文武官,并且特别强调,文官严禁授予武人,北魏以弓马定天下,鲜卑一族大都崇尚武功,不修文化,孝文帝来这么一出,直接导致大批鲜卑武人失业。尽管孝文帝通过这两项措施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但是那些利益受到侵害的鲜卑贵族私下里都在仇视着这场改革。不过到目前为止,孝文帝还能压得住阵脚,“文治”改革也在慢慢往前,虽然速度比较慢(阻力当然大啦),然而太和十六年的一次挫败,彻底浇灭了孝文帝在平城改革的信心,并促使他决定一定要迁都。
四、为了“祭天”一定要迁都祭天,祭祀天神,祭祀上天。祭天是古代的重大祭祀,不同民族的有各不相同的祭天仪式。起源于上古时期。是人与天的“交流”形式。我国古代的祭天仪式通常由“天子”主持,汉族或者说汉文化的“祭天”仪式一般在都城南面的郊外,筑一个叫“圜丘”的台子来祭天,所以叫南郊祭天。
圜丘
说到北魏,他也有自己独特的祭天传统,不过不是在南郊而是在西郊。祭祀方法也与汉族传统的儒家式的典礼大相径庭,因为“西郊祭天”是脱胎于鲜卑部落的传统。根据《魏书·礼志》中的记载,这一祭天仪式很有趣,通常在四月举行(与南郊的正月不同),首先也是在西郊筑造一个大台子,然后将代表拓跋部落联盟时期七个核心部落的木头人,安置在台上,之后皇帝身着鲜卑族的服装(戎服),和国之大姓、宗室一同登上祭台,之后女巫开始跳大神、击鼓,然后从贵族(国之大姓、宗室)子弟中选七个人拿着酒,在皇帝和百官向那七个木头人祭拜的时候,那选中的七个贵族子弟就负责洒酒。
这就是鲜卑特有的“西郊祭天”,听起来是不是很有部落遗风啊。对这种看上去很“原始”的祭天仪式,倾心汉化的孝文帝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在“定完庙号”、“改好官制”后,孝文帝要向这个最大的残留旧俗发起进攻。
太和十二年(488年),孝文帝在南郊造“圜丘”,第二年便开始在南郊,着汉族冠冕、衮服,举行祭天仪式,当然西郊的祭天也没停,也就是说当时孝文帝每年要祭两次天,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太和十六年(492年)三月,自觉已经做好准备的孝文帝正式下诏“省西郊郊天杂事(魏书·高祖纪下)”,就是说正式废了这个仪式了。
但是,又要说但是了,这一年四月,南齐的使者出访北魏,亲眼看到孝文帝在西郊,依旧身着戎服、骑着马,举行祭天仪式(南齐书·魏虏传)。显然孝文帝废除西郊祭天的举措并没有成功,失败了。失败的原因自不必说,是由于改革中利益受损的旧贵族的反扑。
而西郊祭天改革失败,带来的后果,对孝文帝来讲,可以说是毁灭性的。还记得吗,孝文帝通过改定庙号,就是想排除鲜卑旧贵族对于朝政的影响,但西郊祭天却只有这些被排除的旧贵族们才能参加,祭祀是国家的头等大事,也就是说这些旧贵族通过西郊祭天的反扑,表明自己依旧能够干预朝政。这样一来庙号改革的意义何在呢?
再来,孝文帝改革官制强调“职司有分”,体现朝廷的权威,但西郊祭天却须从“国之大姓”中选七人主持祭仪(就是那七个洒酒的),此外散居全国各地的部落首领们也都会来参加,可以说这是一场部落的狂欢,那他到底是体现朝廷的权威,还是部落的权威?
孝文帝这样一位凡事以“儒家古礼”为准则,重视冠冕服饰的帝王,在旧贵族的强大压力下,不得已继续举行自己已经下诏废除的“西郊祭天”仪式,继续身穿戎服,纵马狂奔的时候,他在想些什么。他此时想的或许就是他后来跟拓跋澄说的那句“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吧。
孝文帝想要实现自己的的理想,就必须离开这个被鲜卑旧人包围的平城。太和十六年(492年)四月以后,平城的营建工作就暂停了,雄心勃勃的孝文帝也再没有出台重大的改革措施。而在孝文帝心中已开始酝酿一场更大规模的行动,那就是迁都。
太和十八年三月,孝文帝在新都洛阳颁布诏令,宣布“罢西郊祭天”,此后再也没有举行过这一仪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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