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
2022年6月9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受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邀请，在线进行了题为“乱世功德颂——《刘福功德颂》辨伪”的讲座，以下为讲稿全文。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朋友：
大家好。感谢郑炳林先生给我这个机会，和各位朋友交流。
不过感激和高兴的同时，也很惶恐。惶恐的是我们这里是国家研究敦煌学的中心，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来到这里，本该向各位请教敦煌学研究中的问题。无奈我对这门国际显学素无研究，甚至缺乏基本的了解，实在提不出来像样的问题。
万不得已，只好选了个同我们甘肃有关、但按照常理却又实在不大该来讲的问题。俗话说，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我来到甘肃的省会兰州，总不该讲甘肃的坏话，揭甘肃的丑事儿。可对我多少有些了解的朋友都应该知道，我是个很傻很傻的书呆子，面对学术问题，总是要冒傻气讲真心话，想忍也忍不住；况且我实在没什么别的话题好说，只好请大家谅解，来讲这个煞风景的问题。
《刘福功德颂》实景照片（据《金石研究》之《新见东汉摩崖刻石文字二种》）
这是关于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县恭门镇河峪村的一处摩崖刻石，人称《刘福功德颂》。铭文题署的时间，是东汉桓帝和平元年。当地有些人当然把它当个宝供着，可我却觉得这篇石刻铭文乃是当代手艺人制作的仿古赝品。
现在把我的想法讲出来，讲给大家听，只是防止它以假乱真，干扰学术研究，并不是不尊重手艺人，更不是同我们甘肃的乡亲们作对。
一、无字功德碑
所谓《刘福功德颂》这篇摩崖刻石铭文，据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被“发现”，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可我孤陋寡闻，不知世事，直到2018年愚人节前一天，才偶然在一本名叫《金石研究》的不定期集刊的创刊号上了解到它的存在。在这本集刊上刊布的《新见东汉摩崖刻石文字二种》一文，专门对这篇铭文进行了研究，并附印了原石的照片和两种不同形式的拓本。由于这篇铭文没有篇题，发表这篇文章的作者，将其拟名为《故汉阳太守刘福功德颂》，或简称为《刘福功德颂》。
《刘福功德颂》拓本（据《金石研究》之《新见东汉摩崖刻石文字二种》）
这种定位，虽然未必妥当，但至少是我们分析这篇铭文的内容是不是具有合理性的一个切入点。如同《新见东汉摩崖刻石文字二种》这篇文章所披露的那样，还另有人拟议将其命名为《河峪颂》，以与同在甘肃的著名的《西狭颂》相并比，而所谓《西狭颂》就是赞颂东汉武都太守李翕功德的“功德碑”。可见，给摩崖石刻所针对的“主人”歌功颂德，这也是研究者对这篇铭文内容的一个基本定位。
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通读这篇残缺不全的文字，再来比较一下目前所知各种东汉时期的石刻铭文，如果说《刘福功德颂》还确实存在一个内在主旨的话，那么，现在也只能像这样思考的人一样，把这篇铭文的内在主旨假想为颂扬碑主的功德。这是因为铭文中毕竟还有“吏民追思渥惠⧄”、“⧄伊君德”、“⧄合功实配往古”这些或许同歌功颂德具有某种关联的文句。
可是，在这篇铭文中，我们却看不到碑主刘福留存给当地何功何德，而且就连一丁点儿痕迹也没有。或许有人会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篇《刘福功德颂》，文字泐损漫漶之处颇多，不足以依据残存的碑文，对其内容做出清楚的判断。这样的想法，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实际上也讲不通。
为什么呢？第一，粗略估计，损毁的文字，大致在三分之一上下。这样，我们简单地从统计概率来讲，不大可能在剩存的三分之二左右的碑文中会根本体现不出其“纪功”的实质性内容。
《通湖山碑刻》实景照片（友人提供）
关于这一点，我在《发现燕然山铭》一书里提到的所谓《通湖山碑刻》残片，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这篇铭文，通篇上下，原来大致应有五百字左右，无奈经过当地主管官员一番莫名其妙的折腾之后，仅仅留存下来不过一百二十个上下的字来，而且还上半句下半句的，七零八落，哪一句和哪一句都不搭不靠。尽管如此，稍微认真些看一遍这通残石，还是不难看出其通篇的宗旨——这通刻石应是东汉安帝永初元年或稍后武威郡地方官员在整修边防设施完工之后用以纪功的摩崖铭文。其纪功的目的以及纪的是什么功，都有清晰的痕迹可以追寻。
相比之下，我们对比一下这两通铭文残石的照片或拓本，大家应该不难看出，按照碑文比例来说，所谓《刘福功德颂》的残损程度是大大低于《通湖山碑刻》的，而且这些剩存的文字也要更连贯一些。
这一点，只要不是盲人，明眼人谁都看得出来，不用再掰扯什么深奥的道理。这样，参照《通湖山碑刻》残石的情况来推论相关人士对《刘福功德颂》的解读，假若这通碑石确实是用以赞颂刘福建树的功德，那么，即使摩崖铭文损毁若此，我们还是应该能够清楚地看到其功其德何在或是书铭刻石者具体想要颂扬些什么。
那么，有些朋友一定会问：为什么事儿就这么简单呢？这是因为每一通碑石的用途都是非常明确的，也就是说碑石铭文的指向都是朝向同一个方向的。其实这也就是中学语文老师讲给同学们的“中心思想”。大家知道，在正常情况下，每一篇文章、每一部书，不管它写得多长、结构有多复杂，作者都会设定一个简单明了的“中心思想”，但其中有很多著述论述的方式和过程会比较繁复曲折，其“中心思想”也就不那么容易一眼看到底，或者说不会每一句话都那么直接地紧贴在其主旨之上。摩崖刻石与立碑镌铭因有供人观摩的纪念意义，叙述的文笔当然需要简明扼要，尽量突出主事者的基本旨意，所以不会有太多游移于主旨之外的文字。这就是通过很少一部分残存文字也能大致推断碑石铭文主体内容的缘由。
因此，基于上述这一般的情理，如果非要说这通摩崖刻石的主题是给汉阳太守刘福歌功颂德，那它的实际情况，也就犹如一方无字碑一样，对这个主题未着一字。这显然是一件相当费解的事情。
二、挥麈来谈天
人世间说话做事儿的总体特征，是大道理好讲，实事儿不好做。从事历史研究是这样，编历史瞎话也是这样，赝造古代铭文尤其如此。干这活儿，难就难在如何编造出从未出现过的史事来。在这里，大家一定先要搞明白，做这种赝品并不是写小说，所以并不能随心所欲想怎么编就怎么编。也正因为这样，这活儿才会有很大难度。
若以为胡乱编造容易露出马脚，那照着现成的东西抄行不行？这也不大行。首先是抄来的东西没有独特的价值，不易从那些酷爱新史料、热衷新史料的人身上激发出强烈的兴趣；更明白地说，是那些恩公买主不愿意出大价钱。没人愿意买，你还造它干啥？这又不是艺术创作。
再说，这么做，也很容易被人查到袭用的来源。很多研究历史的人对这“来源”二字的意义缺乏基本的认知，甚至可谓完全“无感”。那么，这个“来源”的重要意义在哪里呢？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写下的每一种文字，都有特定的目的和用途，自然也会有与之相应的文体和表述形式。简单地说，这就是特定的文体适用于特定的需求。古往今来，一向如此。
这种情况，决定了赝造古代的铭文，不宜把甲类文字移用到乙类的地方。随手胡挪乱用，在这方面就很容易出错。譬如我研究过的一件所谓“元朔五年弩”的机郭铭文，就是把《史记》《汉书》的纪事文字抄录成*士卒所荷兵器上的纪念性铭文。这相当于把一匹汗血马错哄到羊群里由牧羊犬赶着放，只要你不是傻子，一眼就能看出不对头（拙文《汉“元朔五年弩”机郭铭文述疑》，收入拙著《建元与改元》）。所以，稍微讲究一点儿的手艺人，也轻易不会这么做。不光蒙不了人，还丢人现眼，有伤自尊。这么干活儿，对自己的侮辱性太强。
那么，这可怎么办是好呢？生活就是这么不容易，但是那一行都不容易，不光是赝造文物这一行。再难，大家也都得挺着过，活人谁也不会被尿憋死。过去在讨论所谓《李训墓志》的真伪问题时，我曾特别谈到，赝造古代铭文的手艺人，为防止瞎编乱造史事露出作假的马脚，常走的路子，是避实就虚，尽量往空了写，尽量回避具体的行事（见拙文《由打虎武松看日本国朝臣备的真假》，收入拙著《金铭与石刻》）。
不过即使这样努力往虚着写，往空里写，躲在21世纪小黑屋里的仿古匠人想要做出昔日儒生学士的文章，也是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困难事儿，稍一不慎，就会显现作伪的破绽。当然这得要求学人不能偏恃新史料，佞信新史料，才能勘破其中的破绽，不然非被那些能工巧匠带到沟儿里不可。
前面已经谈到，编造这篇《刘福功德颂》的工匠，没有写刘福其人有何功何德可歌可颂。在我看来，这显然是在刻意回避实事，以防露馅。若说虚着写，空着写，就不能不让我想到魏晋名士手挥麈尾谈玄论道的场景。其实人世间的事儿再玄也玄不过天。天高，天空，天也难问。现在，编造这篇铭文的匠人，就干脆把铭文的玄虚径直谈到了苍天上去。
在这篇铭文中，有如下文字：
（刘福）其先汉景帝少子，封昴毕野。
这里所说“封昴毕野”，讲的是所谓“天文分野”；具体地讲，是赵国的天文分野。由于事关“天文”，所以我说作者是在挥麈谈天。
所谓“景帝少子”，名舜，《汉书·景帝纪》和《汉书·景十三王传》都记载他在景帝中五年受封为常山王。“封昴毕野”，是讲刘舜受封的地方，在天文分野上属于昴宿和毕宿这两个星宿罩着的地方，也就是属于这两个星宿的“分野”。
《周礼·春官·保章氏》载述所谓“分野”的涵义说：“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岛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所封封域，皆有分星”，就是所谓“分野”的本义，即每一个姬周的封国在天上都有与它对应的星体，这就是所谓“分星”，而这些“分星”的天文状况，可以兆示相应地域或凶或吉的际遇。
具体地讲，当时人们所相信的或者说人为设定的“分星”，是二十八宿（见《汉书·地理志》），或北斗七星（如唐贾公彦《周礼注疏》卷二六引纬书《春秋纬文耀钩》），而这二十八宿在天文分野学说中的具体体现形式，则或者是直接举述具体的星宿，或为天文刻度“十二次”。原因，是所谓二十八宿乃为天赤道带上的二十八组恒星，而星纪、玄枵等十二次是对天赤道带的十二等分，同二十八宿存在着固定的对应关系。
二十八宿或北斗七星所对应的地域分野，并不都是两周以来的封国，还有九州岛（如唐贾公彦《周礼注疏》卷二六引《春秋纬文耀钩》）、十二州（见《史记·天官书》）这样的大规模地域单元；甚至比这更大的地域单元，例如把华夏大地一分为三的北斗杓、衡、魁三分野说（见《史记·天官书》）。
尽管如此，从其生成次序和主次差异来看，窃以为与列国封域之分野相比，诸如九州岛、十二州和杓、衡、魁三分野等分野说应是次生的和次要的，我们在考虑相关天文分野问题时，还是应该首先重点考虑原生的列国封地分野说。
南宋宁宗庆元年间建阳书坊刊《汉书》(日本京都朋友书店影印本)
目前所知存世最早的一套二十八宿对列国封地的天文分野说，见于《汉书·地理志》的记述。据班固自己讲，这套说法，是刘向在汉成帝时讲述的，当时他把这个叫作“域分”（今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改作“地分”，乃误）。按照《汉书·地理志》载述的刘向的说法，这昴、毕两宿所对应的“域分”是“赵地”，可这个“赵”指的并不是西汉朝廷的诸侯王国，而是战国时期与韩、魏两国并立的那个赵国。《汉书·地理志》一一记述这个“赵地”所涵盖的西汉郡国有：赵国、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广平、巨鹿、清河、太原、定襄、云中、五原、上党以及渤海郡的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等，可见刘舜所封常山国不过是其中很小一部分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用“封昴毕野”来表述常山国的封域，显然是很不合理的；至少是很牵强的。
不过这一记述更不合理的是，在这样一通摩崖刻石中，是完全没有理由这么牵强地讲述常山国的天文分野的。印象中我所读过的汉碑，没有一方，在讲述碑主身世时还会述及现世封地的天文分野（后世神道碑也是如此）。这是因为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天文分野本用以占验妖祥，《汉书·地理志》载录各地的天文分野，也是要给天文占验提供依据。可我们看这通《刘福功德颂》摩崖刻石，在讲述碑主世系的时候，无缘无故地谈论这套说法干什么？这样的内容，游离于主题之外，从行文角度看，犹如赘疣，什么时候人都不该这么写，汉朝人更根本没有这种用法。
《史记·三王世家》全文载录有汉武帝册封齐王刘闳、燕王刘旦和广陵王刘胥的诏书，亦即所谓“封策书”，其间完全没有提及各国的天文分野。这就是诸侯分封与天文分野关系的实际情况。景帝少子刘舜被册封于常山为王，也不会有什么例外。
在这种情况下，刘福作为这位常山王的后人，东汉人在叙述他的先祖时，更没有理由特地去讲什么其封地的天文分野。这是我看到“封昴毕野”这句话后就感到这通摩崖刻石很不对头的一个显著的地方。
三、黥面黑老虎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在西晋以后，伴随着纸本书籍的普遍通行，石刻拓本应当已经在一定范围内流行；至迟从南朝时期开始，中国就有了成熟的碑石捶拓技术，也就是人们已经很好地掌握了制作拓本的方法。
关于这一点，《隋书·经籍志》在小学类书籍中载录的下列这样一些著述，可以做出很好的说明：
《秦皇东巡会稽刻石文》一卷。
《一字石经周易》一卷。梁有三卷。
《一字石经尚书》六卷。梁有《今字石经郑氏尙书》八卷，亡。
《一字石经鲁诗》六卷。梁有《毛诗》二卷，亡。
《一字石经仪礼》九卷。
《一字石经春秋》一卷。梁有一卷。
《一字石经公羊传》九卷。
《一字石经论语》一卷。梁有二卷。
《一字石经典论》一卷。
《三字石经尚书》九卷。梁有十三卷。
《三字石经尚书》五卷。
《三字石经春秋》三卷。梁有十二卷。
关于这《秦皇东巡会稽刻石文》和各种石经本书籍的性质，《隋书·经籍志》复具体讲述说：
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蔡邕所书。魏正始中，又立三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后魏之末，齐神武执政，自洛阳徙于邺都，行至河阳，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太半。至隋开皇六年，又自邺京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议欲补缉，立于国学。寻属隋乱，事遂寝废，营造之司，因用为柱础。贞观初，秘书监臣魏征，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于此篇，以备小学。
前后对照，这里所说“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自然是就《秦皇东巡会稽刻石文》暨各种石经本书籍而言（清刘传莹《汉魏石经考》上篇“汉石经”条、下篇“魏石经止尚书春秋左氏传说”条），而《隋书·经籍志》自注“梁有”者，乃是出自阮孝绪《七录》以及其他萧梁书目（说见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首《叙录》及卷二九《子部·纵横家》卷末）。石经刊刻、竖立于洛阳，典午南渡以后便很难捶制拓本，故这些石经拓本理应拓制于西晋之时或者更早，至迟不得晚于南朝萧梁时期。
由于时下很多人讲述拓本的起源，与事实真相相去过远，所以这里在讲述《刘福功德颂》的出现与碑刻拓本的商业性流通状况时附带着先说明一下墨拓之本的历史渊源。
《隋书·经籍志》所记“一字石经”即东汉熹平石经，这也是最早刊刻的石经。当时这样做，本来是为经书的研读和传布提供一个标准的模板，即所谓“正定六经文字”。其前提，是当时还没有发明雕版印刷技术。而当石经刻成之后，“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乗日千余辆，填塞阡陌”（《后汉书·蔡邕传》）。
可全国的儒生都坐着牛车进京去核对这个标准的文本，实在也是难以想象。拓制技术的出现，可以使石碑化身千百，一下子就解决了这个难题。了解这一缘起，就会很容易理解，拓印石刻的铭文，首先是因其能够完全保存文本的原貌而受到世人的珍重。
在唐开元年间发明雕版印刷术并从北宋时期起全面普及应用之后，石刻拓印这一复制形式，仍然具有不可取代的特殊价值。这就是它一可以更加真切地保持字划或是画笔的原貌，艺术性高；二能够突破雕版印刷版片木板幅度的限制，完全按照原来的大小规格和整体形制，整幅复制较为宽大的间距或画面，准确性强。
这两点，特别是前一点因素，致使人们在雕版印刷术通行之后，直到今天，仍然十分重视、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十分珍视碑刻拓本。物以稀为贵。那些早的、好的拓本，相应地也就有了更好的价钱。好的拓本既然得之不易，于是，一些心灵手巧的匠人，就开始造作赝品。
这样一来，便鱼目混珠，真赝杂陈。很久以来，在碑版拓片的市场上，水就一直很深也很浑，以至浑得黑黝黝的，仿佛深不见底。于是，行里的黑话，便把这种碑版生意称作“黑老虎”——拿他小黑屋做的假活儿，活喇喇地吞噬你的钱财，就像老虎吃人似的，并不像大家从表面上看到的那样，只是墨拓的纸本一片黑乎乎而已。
不过干什么行当都不会“自古以来”就一成不变。人都有上进心，干什么都要与时俱进。过去，干这种造黑老虎、养黑老虎的事儿，都是躲在小家后院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偷着做，近若干年来出现的新动向，却是登上高山之巅大大方方地干。原因很简单，因为山是真的，连带着人们也就不会怀疑山顶石砬子上镌刻的铭文竟是假的。
在《金石研究》上刊布的这篇《新见东汉摩崖刻石文字二种》，除了这通《刘福功德颂》铭文之外谈到的另一种“新见东汉摩崖刻石文字”，同样是刻在山坡石砬子上的仿古新作，题作《张泛请雨铭》。我有一篇以“《张泛请雨铭》辨伪”为题的讲稿（收入拙作《金铭与石刻》），指明了它的本来面目。
《刘福功德颂》与《张泛请雨铭》真是一对同生共存的难兄难弟，彼假，此亦非真。看到这通《刘福功德颂》的拓片，让我感到最扎眼的地方，是它“碑额”处刊刻的那个大大的“汉”字。
《刘福功德颂》“黥面”之“额”（据《金石研究》之《新见东汉摩崖刻石文字二种》）
所谓“碑额”，是一个大致相当于文章标题的构件。近人柯昌泗说“碑额本以题署祠墓之名”（《柯昌泗《语石异同评》卷三《碑额》》，大体得之。那么，这个孤零零的“汉”字算是哪门子名目呢？除了作伪者担心无知买家不明白这是一通他假造的“汉碑”之外，谁还会这样题署碑额呢？
赝造的文物，固然以稀见者为贵，但不管多么罕见，总要符合当时的基本规矩，样子总得长得差不多。长得太吓人了，也不行。《刘福功德颂》上如此乖张的碑额题署形式，实在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而且它的样子也太让人惊骇了——谁能告诉我：它这到底是“汉”个什么呢！
从存世汉代刻石情况来看，一般来说，碑额只用于狭义的石碑。也就是说，与之配套的石面是地面上竖立的长方形石块。而摩崖刻石的石面只是山崖的一部分，由于无“额”可言，所以也并不一定非要镌制相当于碑额的文字不可。如《耿勋摩崖》、《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李禹通阁道记》以及《燕然山铭》都是这样。由此看来，这个《刘福功德颂》既为摩崖刻石，又冠以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汉”字碑额，这就显得更加怪异了。
又余所见前人讲述此等碑额形式者，仅清末人叶昌炽在《语石》中提到有“《八都坛神君实录》，额题‘大唐’二字”（《语石》卷三《碑额》）。这“大唐”二字虽然看起来同《刘福功德颂》的“汉”字碑额极为相像，但一者叶昌炽明言这是“自唐以后，事不师古”的体现，并非汉代旧有的形式；二者欧阳修《集古录》著录此碑“碑首题云‘大唐八都坛神君之实录’”（宋陈思《宝刻丛编》卷六“唐八都坛记”条引《集古录》），即实际上并非徒有“大唐”二字，同《刘福功德颂》上仅题一个“汉”字的碑额是大不相同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还有新近发现的《燕然山铭》，除了班固的铭文之外，在铭文的下方另外还镌有“汉山”二字（别详拙文《燕然山上的新发现》，收入拙著《金铭与石刻》），可这只是标记燕然山为汉匈之间的界山，同《燕然山铭》别是一事。再说它不仅位置在《燕然山铭》之下，而且不止一个孤零零的“汉”字，下面还紧压着一座大“山”，这通《刘福功德铭》同它还是不能模拟。
这样看来，这个大大的“汉”字，不仅未能起到让买家信以为真皇汉的效果，反而犹如黥面般刻在《刘福功德颂》额头上的罪犯标记，让人一眼就看出它的黑暗来历，看出它是一只漆黑漆黑的黑老虎。画蛇添足，弄巧成拙，此之谓也。
四、皇汉真孙子
我说这个“汉”字是画蛇添足把事儿弄砸了，是讲活儿没干好是干活儿的人太多事儿了，而这只是业务水平问题，与赝造者做事儿的态度无关。过去我在《眼见也不一定为实》的文稿里谈到这通《刘福功德颂》的真伪问题时曾经写到：“赝造古物的手艺人是想把它造得像真的一样，而不是不一样。只是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做假文物这活儿，技术含量较高，要想做好，并不容易。相对而言，若是不包含文字，就好造一些，高手甚至足以以假乱真；可若是一涉及文字，特别是文字内容较丰富时，就很难做到天衣无缝，不露出马脚。因为这需要具备更多的知识，甚至需要较大的学问，而造假作伪*是手艺活儿，这是另一个行道，跨界的难度太大。”（此文收入拙著《金铭与石刻》）这里讲的，就是现代人“自我作古”编造一篇先人文字的难度。
其实多事儿也就是手艺人做事儿的讲究态度。对这一点，现在有个现成的词儿，叫“工匠精神”。包括赝造古代铭文在内的仿古工匠当然也是这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们做事儿真的都很认真，也都很讲究。比如假造一个并不存在的古人，他姓甚名谁又有什么关系？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叫啥还不行？可讲究的匠人、或者说多事儿的工匠却不这么想。
过去我在研究新莽“始建国天凤”这个年号时，曾经撰著长文，考辨一件伪刻的砖铭，乃题作：“天凤三年二月鄣郡都尉钱君。”当时我讲，虽然就这么短短的十二个字儿，但这篇铭文“几乎无所不假，完全称得上是一件顶级赝作样品”。铭文中“钱君”二字虽然不能说纯属无中生有，但制作匠人刻意选择这个姓氏来讨取口彩，以利更多地招财进宝，这意图是显而易见的（拙著《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下篇《所谓“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与秦“故鄣郡”的名称以及莽汉之际的年号问题》）。
做学问研究古代历史问题，若是努力拓展视野把前后左右相关的史事通着看，就会发现一些孤立地就事儿论事儿所不易发现的问题。现在，由“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上的这个“钱君”出发，再来看这通《刘福功德颂》石刻铭文的主人“刘福”，我想，一定有人会笑了。你要是认同我对“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上的那个“钱君”的解释，你就不能不笑，想不笑都不行。
为啥？刚才我谈到皇汉，大家都知道它是刘家天子打下来的江山。刘家打下的江山当然要由刘氏子孙一代代坐江山。须知“刘福”之“刘”就是汉家皇姓，前面我引述的“其先汉景帝少子”那句话即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对中国文物市场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篇皇气堂堂的铭文当然会带来更多的财富。
可是，“其先汉景帝少子”那句话讲得对么？汉景帝不止一个两个儿子，除了汉武帝以外，还有一十三个皇子。这些皇子有大有小不是一个妈一下子同时生下来的，当然也会有年龄最小的“少子”，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常山王刘舜（《汉书·景十三王传》）。然而这句话仍然绝对不对。
首先，东汉也还是汉。不仅国号之“汉”沿袭未改，国民也同样觉得自己是大汉的臣民。所以，他们在提到“本朝”先帝的时候，讲的就是自己的皇帝，这一点不言自明，通常是不必缀加那个“汉”字的。
其次，也是更加重要的是，“汉景帝”云云这样的说法，乃是所谓“史家”之言，汉朝人自己，不管是西汉，还是东汉，在正式场合，特别是在形诸文字的时候，是绝对不能这样说的，而应当庄之重之，称作“孝景皇帝”。这是因为“景帝”是个谥号，而汉朝诸帝的谥号，除了极个别者之外，都是在具体谥字的前面，冠加一个“孝”字。像“景帝”这样的称谓，不仅略去了前面冠加的那个“孝”字，同时还省略掉了“皇帝”的“皇”字。这个“皇帝”的称号，是秦人赵正创设而被后世历朝历代的君主所普遍继承了的，“景帝”之“帝”当然只是一个略称。
西汉孝文庙甗鍑铭文（据孙慰祖等《秦汉金文汇编》）
这一点，只要我们看看《史记》、《汉书》中对诸位汉帝的记载几乎无不以“孝某皇帝”开头就可以获取清楚的认知，如孝文皇帝、孝景皇帝、孝武皇帝，等等，当时的金石铭文，更是如此。对此，唐人颜师古释之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已下皆称孝也。”（《汉书·惠帝纪》唐颜师古注）传说中的汉帝以孝治天下，这也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具体的例证，如《史记·孝文本纪》篇末载有一道“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诏御史”的诏书，其中提及文帝六次，都是书作“孝文皇帝”。又《汉书·贡禹传》载贡禹在汉元帝初即位时尝有奏疏云：
古者……天下家给人足，颂声并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节俭，宫女不过十余，廐马百余匹。孝文皇帝衣绨履革，器亡琱文金银之饰。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绔刀剑乱于主上，主上时临朝入庙，众人不能别异，甚非其宜。
这是西汉臣子之称谓。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所谓景佑本《汉书》
再如汉元帝尝就宗庙祭祀事颁有诏书云：
盖闻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徳，尊尊之大义也；存亲庙四，亲亲之至恩也。高皇帝为天下诛暴除乱，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国为代王，诸吕作乱，海内揺动，然群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归心，犹谦辞固让而后即位，削乱秦之迹，兴三代之风，是以百姓晏然，咸获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为汉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世世承祀，传之无穷，朕甚乐之。孝宣皇帝为孝昭皇帝后，于义壹体。孝景皇帝庙及皇考庙皆亲尽，其正礼仪。
丞相韦玄成等复奏曰：
祖宗之庙世世不毁，继祖以下，五庙而迭毁。今高皇帝为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孝景皇帝为昭，孝武皇帝为穆，孝昭皇帝与孝宣皇帝俱为昭。皇考庙亲未尽。太上、孝惠庙皆亲尽，宜毁。太上庙主宜瘗园，孝惠皇帝为穆，主迁于太祖庙，寝园皆无复修。（《汉书·韦贤传》）
君臣之间这一大串儿对已故汉家天子的称谓，正很好地体现了西汉时人通行的用法。至东汉时期，情况依然如此，如“孝景皇帝”，史籍中明确记载光武帝刘秀和顺帝时人史弼就都是使用这样的称谓（《后汉书》之《窦融传》、《史弼传》。[案：虽然有时我们也可以在汉代史籍中见到简称其君主谥号为“某帝”的说法，如《汉书·贡禹传》载贡氏奏疏，在以“孝文皇帝”云云开端的前提下，尚别提到“武帝”，但一者通观上述记载，可知这只能是在特定场景下君臣私语中便宜的称呼，与镌诸石版、公诸天下的碑铭性质不同；二者我非常怀疑传世史籍的记述已经有所省略，并非当时原貌]。当然，在存世东汉碑刻文字当中，我们也会看到与此完全相同的用法，其最为昭彰者如《西岳华山庙碑》称“孝武皇帝修封禅之礼”。
《西岳华山庙碑》拓本（据永田英正《汉代石刻集成》）
在清楚了解汉代谥号构成形式的前提下，明了两汉时期人对其先皇先帝是采用这样一种称谓形式，我们就有十足的理由判断，《刘福功德颂》中“其先汉景帝少子”的说法绝不会出自东汉人之手。
其实对那些皇汉真孙子而言，我们在《酸枣令刘熊碑》中是可以看到东汉时人是如何叙述这些皇族的家世的：先直接打出这“天皇大帝”（似指汉高祖刘邦）和“光武皇帝”名号该何等响亮，何必竟费力突出“景帝少子”这一点！又请注意这里“光武皇帝之玄”的说法，用的仍然是刘秀标准的谥号，而在这种场合下也绝对没有必要讲述什么广陵王国的天文分野。
尾声：青龙知何在
要想成功地编造出一篇毫无破绽的古代铭文，特别是汉代以前的铭文，困难是巨大的，而最大的困难往往在那些很不起眼的细节。相比之下，装装孙子，哪怕是皇家的孙子，还是比较容易的。在这些不大好伪装赝造的细节当中，天文历法的表述，就是一项比较容易露出马脚的地方。原因，是即使在学术界内部，懂的人也实在太少。懂的人少，也就不大容易有人会把这些知识归纳总结好，更不大有人会把这些知识写出来，供读书人、也供手艺人参考。
这篇《刘福功德颂》铭文，一开篇就写道：
和平元年岁庚寅⧄
东汉桓帝和平元年这一年，确实是干支纪年的庚寅年。不过这点儿知识太容易获得了，随便哪一种历史年表上都会有，写对了，也不能就说这通铭文就一定镌刻于和平元年那一年，现代的匠人同样写得出来，刻得出来。
其实东汉和平元年的人是绝对不会这样写的，这一点，翻看一下存世汉代石刻的题写形式，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检核永田英正先生编著的《汉代石刻集成》，我们可以看到，东汉时人对这种纪年干支的题写形式，有如下几种情况：
（1）太岁在某甲子——如《永建五年食堂画像题记》、《武氏祠石阙铭》、《安国祠堂题记》、《武斑碑》。
（2）太岁在某地支——如《永和二年食堂画像题记》、《☐临为父作封记》。
（3）岁在某甲子——如《三老讳字忌日记》、《三公之碑》。
（4）岁在某岁阴——如《张迁碑》。
（5）青龙在某岁阴——如《韩勅碑》。
这看似繁复得有些眼花缭乱的几年形式，实质上都是同一回事儿，即表述的是以太阴或岁阴纪年。
太阴是古人假想的一个天体，它在天球上朝着与岁星运行相反的方向运行。人们还设定：它在十二年内，绕行一周。体现太阴运行状况的刻度，是把太阴一个运行周期十二等分的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称作十二辰。与这十二地支相对应的，还有一套“岁名”，分别为困敦、赤奋若、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落、敦牂、协洽、涒滩、作噩、淹茂、大渊献。由于人们还用焉逢、端蒙、游兆、强梧、徒维、祝犁、商横、昭阳、横艾、尚章这十个“岁阳”的名称来表述甲乙丙丁等十个天干，相应地，上述十二个“岁名”便又被称作“岁阴”。
了解到这些知识，大家也就很容易理解，上述五种东汉刻石上所见到的纪年方式，实质上只是记明这一年在太阴十二年周期内的哪一个位置上，即在某地支或某岁阴。可这些石刻铭文为什么不说太阴在哪儿而说太岁呢？这是因为太阴是从太岁那儿脱胎而出的，太岁也是一个假想的天体，它同岁星的运行节奏和速度完全相同，只是方向相反，但岁星运行一周的时间是11.86年而不是12年，这样不方便纪年，所以人们才又创造出太阴这一假想天体来。就这样，在采用太阴纪年之后，仍然会继续沿用太岁的名称，上述这些石刻铭文就是这样。至于在某地支刻度上再附加天干，只是以十天干为周期的基础上再循环十二地支的刻度而已，意在标记不同的纪年周期。
简单地说，上述东汉刻石上用于纪年的“岁”只是“太岁”的简称，故“岁在某岁阴”同“太岁在某地支”实质上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表述方式；同理，“岁在某甲子”和“太岁在某甲子”也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表述方式。
《韩勅碑》拓本（据永田英正《汉代石刻集成》）
稍显特别的，只是《韩勅碑》中“青龙在某岁阴”这样一种表述方式（实际书作“青龙在涒叹”，“叹”同“滩”），乍看好像很不一样。其实这是由于太阴运行的起点，是子丑寅卯这十二地支刻度、亦即十二辰中的寅位，而寅位同接下来的卯、辰两位对应的天文背景，是二十八宿中的东方青龙（亦称“苍龙”）七宿，这样太阴运行的起点也就成了四象中的东方青龙（这条“青龙”实际上是不会动的）。这样，人们便用青龙来代指太岁，于是就有了《韩勅碑》中“青龙在涒叹”的写法，这也就相当于“太岁在申”（是年为桓帝永寿二年，干支纪年值丙申）。
与此稍有不同的是，《隶释》卷一〇载《外黄令高彪碑》记此高君“光和七年龙在困敦月次鹑火六月丙申卒”，这个“龙”与《韩勅碑》中的“青龙”实乃同义，所谓“龙在困敦”即相当于“太岁在子”（光和七年于干支纪年属甲子年）。
又《金石录》卷一四载《汉祝长严欣碑》跋尾，述“碑云‘惟汉中兴，卯金休烈，和平元年，岁治东宫，星属角房，……’”等等。这里所说“东宫”系“东官”之讹，惟此讹误已相沿甚久（别详拙稿《天老爷的“五官”长得是什么样？》，刊《澎湃新闻·翻书党》2021年6月28日），《史记·天官书》叙东方星体，首云“东官苍龙”，指的就是东方青龙七宿。汉桓帝和平元年值干支纪年的庚寅年。因如上所述，与东方青龙对应的是寅、卯、辰这三个辰位，而以寅位居首，故《严欣碑》所说“岁治东宫（官）”，指的就是岁值寅年，“治”字在这里也就相当于“在”。按照《史记·天官书》所记在每一个太阴运行的年份之内岁星晨出的月份曁所伴星宿名称，可知寅年岁星在十二月伴尾、箕二宿晨出，卯年岁星在十一月伴氐、房、心三宿晨出，而辰年岁星在十月伴角、亢二宿晨出，故《严欣碑》所说“星属角房”，即谓寅年伴随尾、箕二宿晨出的岁星，同辰、卯两年伴随角、房等宿晨出的岁星是相互连属依次前行的同一颗星。
东汉刻石这些实例告诉我们，当时，人们在应用这种太阴纪年方法的时候，还强烈地带有它出身的“胎记”，即用一个“在”字（或“治”字）表明了太阴的动态运行状况。编造那篇《刘福功德颂》铭文的手艺人不懂这些原理，以为查对一下历史年表，看看和平元年对应的干支纪年是庚寅，就随手写上了“岁庚寅”三个字。殊不知实际情况，犹如唐人柳宗元所说：“文章之形状，古今特异”（《柳宗元集》卷三一《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书》），“岁庚寅”这一纪年形式竟完全不对头，从而也彻底败露了作假的马脚。
最后我要补充说明一下前面卖的那个关子——在上一节谈到“刘福”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说它像“天凤三年鄣郡都尉”砖铭文上的那个“钱君”一样，是一个很讨口彩的姓名，可在前边我只谈了皇汉的“刘”姓而没有说他这个“名”的作用。其实“福”这个名真是好得不用做什么说明的。小民生活不容易，谁不想多有一些福分？那什么是福？你看这篇《刘福功德颂》，成了甘肃省级文保单位，不用说广泛流行且为书法家珍之重之的拓本，印成的字帖甚至还在东瀛出版了日文本，名利双收，当然是莫大的福分。
只是大家不要忘了老子讲过的那句名言——福兮祸所伏。在中国，赝造文物并试图以假乱真，在一定情况下，也是一种犯罪，学者总不好跟着起哄架秧子。还有，我把这篇讲稿的题目拟作“乱世功德颂”，是讲学者们若不加提防，一味争着抢着利用“新史料”，一味想依靠“新史料”来颠覆既有的认知，就会被此等“铭文”搅乱学术的世界。
好了，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2021年10月11日晚草稿
责任编辑：臧继贤
校对：张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