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建筑的自我表达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除了形形色色的人们，见到最多的恐怕就是鳞次栉比的房子。清晨，学生们踏着清晨雾霾下的铺地道路走进学校，上班族们穿过纷繁的地铁站，乘上电梯去往自己每天的办公场所。夜晚的城市更是美丽璀璨，霓虹灯下的各种购物广场、酒店饭馆沿着主干道依次展开。而生活在静谧的乡村中的人们，在沐浴着炊烟牧歌、享受田园野趣之时，同样也体味着自己家里的温暖，体味着村镇里建筑带来的风情。
现代生活中，建筑俨然就是我们天天见到的朋友，每天都竭尽心力地为我们提供庇护。建筑需要自我表达。他们究竟有什么要说的呢？
对大多数人来说，建筑存在的意义基本等同于人居环境，每天我们所面对的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也正因为如此，在1999年的《北京宪章》上，吴良镛教授才会提出人居环境学说，将城市建筑和环境联合在一起作为综合的广义建筑学科。
建筑要表达，首先便是要介绍自己，而这中间最重要的一环便是介绍自己同其他人居环境的不同。曾几何时，千年前的墨子便说过“天为帐地为床”的认识观，代表了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精英阶层对于建筑的认识，即将建筑等同于自然环境。在中国古代崇尚自然、崇尚谦卑的思想条件下，“鬼斧神工”、“宛若天成”，甚至建筑地位还不如所谓的自然环境。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认识观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思考方式，然而从建筑的角度上来说，建筑应该是来源于环境而高于环境的。先有巢氏结巢而避虫豸之害，汉文帝筑高台而取甘露，建筑存在更多的是在自然环境下的一种进化，使得人类能够在自然界的恶劣条件下生存下来，并且能够获得更多的物质上和情感上的满足。
一方面，建筑来源于自然环境，半坡人掘地筑土墙是为模仿洞穴，巢氏煮茶则是模仿鸟类巢穴。现代建筑中，更多的建筑依然也是来源于自然环境。我们看到了卡拉特拉瓦的密尔沃基美术馆，鸟之姿态宛若展翅欲飞，也看到了伍重的悉尼歌剧院在海边如风帆摇曳更似海滨之贝。另一方面，建筑更是独立的个体。建筑是依托于环境又独立于环境的存在。他们不同于自然环境，因为他们天然便会站在人类的立场上。
那么建筑又想对谁来表达呢？建筑自然是要对周边的事物来表达的。建筑存在于环境中，自然会想和周边的自然环境发生对话。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建筑作为一个实体是存在于土地之上，建筑最重要的载体便是土地。建筑无时无刻都处于同土地的对话中。建筑对土地的占用是在同土地的对话中完成的。对于土地的不同的使用性质、不同的高差，甚至对于土地上承载的植物环境以至于土地上周边的景色环境，建筑都会需要同其做出对话。对于土地的性质，建筑需要采用自己的语言来保证土地对其的承载。而在对待土地的高差上，建筑则会更加有态度，有的建筑会将自己放在一个脱离土地的位置，以一种高等的地位同土地对话，从而获得独立。这在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的众多别墅建筑中所见颇多。最著名的便是“居住的机器”萨伏伊别墅。建筑在一片安静的草坪之上，利用细柱优雅地“漂浮”在土地之上，如一座造访地球的机器之物（图1-1）。
图1-1 萨伏伊别墅
而有的建筑却会将自己隐藏在土地之中试图获得土地的认同，甚至自己也会说同大地类似的话来获取整片土地的认同。这一点在20世纪的大地艺术中表现强烈。我们可以看到众多的覆土建筑隐藏在层层叠叠的山峦之中，他们的诉说一如我们所听到的大地的声音。台北樵西的樱花陵园，从山上铺展下去，纳骨廊如同山的皮肤，静静躺在山的纹路里，静谧的感觉，让躺在这里的人们都沉静在土地的怀抱下（图1-2）。
图1-2 樱花陵园纳骨廊
更多的建筑对于土地则是采取折衷的态度，这种态度更多的是采用与土地的妥协所决定的。而对于土地上周边承载的景色和植被等因素，由于已经承担了更多的人文和自然因素，使得建筑表达的态度将会更加多样。
建筑不止跟土地表达，他更多的表达的对象便是人。建筑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都应当是为了人的需求而存在的。由于各种不同的人和人群，建筑也会有不同的话说。从很早一直到现在，建...
在西方世界历史长河中，建筑的话语成为整个文明的话语，亚历山大灯塔、宙斯巨像，还有“光辉的民主典范”希腊卫城。而这种类似于规训的对话形式依旧延续至今，在众多的政治建筑中可以见到。我们看到“社会主义苏联”在1931年的大苏维埃宫的竞赛方案（图1-3），也看到宏伟的华盛顿国会大厦。
图1-3 大苏维埃宫确定方案
在现在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出现，一时间甚嚣尘上的各地豪华政府办公楼系列就是这种对话的显要的注脚。而传说中的历史上宗教的发展，也使得建筑不可避免地同宗教对话。宗教在人类历史上很长时间都处于统治地位。除去东边处于帝国状态的中华帝国以外，整个西欧都是被基督教所统治，长时间里伊斯兰教义下的阿拉伯帝国占据着东西方的要道。如同前文的精英建筑一样，宗教建筑同样是同少数人对话的工具，不过这种建筑已经开始逐渐影响民众，并且在很大的方面最终成为面对民众并为民众提供庇护的场所。教堂作为在中世纪教皇控制欧洲的工具已然成为城镇的中心，成为公众们交流活动的中心（图1-4）。
图1-4 威尼斯圣马可广场
今天，这种对话更多的是直接发生在建筑和民众之间。从15世纪起，神圣罗马帝国中由众多商人公会控制的城市纷纷开始走向商业繁荣和与之相适应的相对自由的政治环境中，市民真正成为一个城市统治中一个关键的政治力量。市民力量的介入使得大多数建筑也开始对市民有所回答，而建筑同市民的关系也变得更加亲切。在无数学术文献上撰写多次的威尼斯广场，以一种新的尺度出现，周边的生活化的柱廊、代表城市的钟楼、为民众提供庇护的教堂，以及中间为民众交流提供的空白的广场。建筑开始同民众对话。
在当代的商业发展过程中，随着媒体的发展，建筑同民众表达的方式更是套上了一种媒体的躯壳。建筑也开始同媒体对话。20世纪初资本主义美国开始的摩天楼竞赛便开始展现这种可能。洛克菲勒中心，成为整个洛克菲勒家族最大的媒体活动，而1944年帝国大厦的落成更是促成了这一媒体活动的最高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媒体活动也套上了美国政府的影子，帝国大厦也成为美利坚的光辉象征。
而在当今媒体发达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样的案例，看到长沙远大的“可建”计划中那个怀着838米庞大身躯的怪物带着远大的巨大媒体机器而匆匆奠基。建筑同媒体的对话并非只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反城市化的浪潮之下诞生的众多郊区化街区，使得在街区中超市购物中心成为整个区民众生活的中心，而这个超市购物中心也正是大多数媒体活动的中心。我们可以看到众多的广告牌、众多的多媒体显示屏，以及建筑内的各种陈设。建筑同媒体的对话，现在已经俨然成为现代建筑对话的主旋律。
那么建筑是怎样表达自己的呢？
他们始终有自己表达的语言，那便是建筑的语言！
建筑作为实体的存在，便会对周边环境的存在产生影响，而这也是其最重要的语言部分，那便是建筑的实体语言。
建筑更多的时候是作为空间的界定而存在的，而这种界定的性质是由形体的形态所决定的，这种建筑形态的语言又是建筑实体语言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从古至今浩如烟海的理论中，都对建筑形态语言做出了众多研究，而建筑师们经常津津乐道的操作手法，如控制线、比例、形态穿插等，都是建筑的形态语言。同时形态也是众多光、色彩、肌理、速度、声音等审美信息的载体，形态对于其承载作用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在密斯等建筑师看来，他们摒弃了其他一起可能影响建筑形态语言的因素，关注形态本身，众多的建筑样本也为我们提供了太多建筑形态语言的范例。建筑的形态语言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呈现出更加多样的形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彼得、艾森曼的空间句法和空间的一些操作方式变革了整个世界对于建筑形态的意识，并且将语言学引入具体的形态操作之中。当今的扎哈·哈迪德的巨大成功之际，也将建筑形态语言带入了一个非线性曲面的崭新领域。随即而来的Alonso学派和整个维也纳艺术学院更是将语言学操作同非线性曲面以及相应的仿生学和媒体意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更加前卫的艺术思想，极大地发展了建筑形态语言的范畴和广度（图1-5、图1-6）。
图1-5 非线性建筑
图1-6 非线性建筑
同建筑形态语言所并列的是其他的一些重要的语言因素，其中最为古典的语言便是光的语言。光作为一种特殊的建筑语言材料，它无时无刻不在，无处不在，并在不断变换中重新塑造着我们所处的建筑世界。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天然光在光照语言中的重要性尤其突出。“我非常重视在‘场所’和‘时间’中的自然光线，它能在我们的建筑环境中的任何地方与我们交谈……”被万神庙的那一束圣洁所感动的年轻少年在普利策奖之后对于光的评价，道出了许多建筑大师在面对自然光时的绵妙的情感。在光线的照射下色彩的作用也是无容置疑的，诸如形体表现、空间组织、形式感表达、意义表达及其象征性形象展示等。“于形相比，色彩在情感的表达方面更占优势，往往给人非常鲜明而直观的视觉印象。”特别是那些“注目性”大的色彩更是具有先声夺人的力量。传统和现代的色彩语言都同时证实了Rudolf Arnheim的《色彩论》的一个结论——“色彩造成的是一种在本质上属于情感的经验”。
随后便是材料表面的机理，或者说包括了平常所说的材料质地、材料触感等。在建筑语言的复合的系统之中，肌理语言的主要作用是形式感的表达和建筑意义的表达。石材、砖瓦、混凝土、钢材、玻璃、铝合金、钛合金以及木材、竹子、土培、塑料、皮革、毛毡、毛毯等，每一种建筑材料都会使人产生联想，并在形式感方面产生与其视觉和触觉特性相吻合的表情，诸如沉重感、亲切感、坚实感、冷漠感、轻盈感、虚幻感、可塑感、温馨感等。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速度、声音以及媒介也成为一种建筑的语言形式。除去那些和建筑本身息息相关的语言，还有便是建筑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创造的多种语言，这些语言直接关注了建筑对于周边环境的影响和改造，以及对于内部空间的新创造，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建筑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
第2节 建筑的意志体现
我们看到建筑说的话，也知道建筑的话语对象和语言都是存在着特定的语境。这种语境便决定着建筑说怎么样的话，决定着建筑的立场。而这种立场便是建筑的意愿。建筑同谁表达便意味着建筑的意愿是怎么样的。
那么建筑的意愿来源是哪里呢？从前文我们知道，建筑同自然环境表达，建筑同精英表达，建筑也同民众表达，建筑也可以同宗教表达，建筑在信息时代还和媒体表达。但无论其同何种期望表达，最终其来源是从人所出发的。然而从人出发的意愿依据情境的不同却有着不同的出发点。我们看到了东方的建筑曾经强烈地表达出对自然崇敬的意愿。这里不仅表达中华文化对于“天”敬重的文化，也更加表达出了一部分人类无法战胜的自然的意愿。
南朝梁武帝萧衍的时代大兴佛寺，以表示自己对于佛教的认同。杜牧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以此来表示自己的不认同。事实上，在佛教的大慈大悲的关怀之下，梁朝的底层已然是民不聊生。宗教在一定程度上表达的便是宗教顶端或者是体现帝王的意志，而并非为所有所信仰的人。梵蒂冈建设极其奢华，圣彼得教堂有世界上最大的穹顶还有巨大的广场，围绕着广场的对称的表达尊崇的柱廊，以及从埃及运来的代表着胜利的方尖碑。然而却只有教皇和其下属的服务人士住在这里。而传说中圣洁的天堂布达拉宫，正是文成公主进藏时建设的吐蕃王松赞干布的皇宫。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普通人不可能进去的禁区之地。我们看到布达拉宫在山上体量巨大，向上充满了同天空接近的气势。我们也看到同宗教接触的更为紧密的哥特式教堂以及同世俗文化更接近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风格或者是希腊经典教堂，他们表达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图1-7）。
图1-7 佛罗伦萨大教堂
哥特式教堂以高度文明传达给世界，而在建筑师的眼中，瘦骨嶙峋的飞扶壁以及教堂的尖塔成为哥特式教堂的标志。哥特式教堂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并成为大多数中世纪城市或者村镇的天际线。然而其主要使用者并非全是市民。哥特式教堂成为兜售赎罪券和麻痹底层人民的所在，在众多西方学者的心中导致了整个西方世界在中世纪发展的停滞。然而在文艺复兴之后的教堂，形象确是焕然一新。教堂再次表达出对于梁柱的重新使用，也在形态的构成中使用了大量的穹顶的结构。其中文艺复兴报春花佛罗伦萨大教堂穹顶便成为整个西方世界文化技术转折点。精确地表明了控制宗教的人群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哥特式教堂的高耸入云而且伴随着哥特式教堂的独特审美，这是代表着整个宗教控制下的文化的发展，是依附在教皇控制下的教廷的一套审美方式和建造方法（图1-8）。
图1-8 科隆大教堂
从中世纪末期的佛罗伦萨大教堂和威尼斯大教堂中，我们看到了很久未曾见到的希腊柱式以及同君士坦丁大教堂相似的制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很难在意大利看到飞扶壁和钟楼。这种新的建造方法牢牢地掌握在新兴的市民阶层和商人阶层手中。这种建筑语言表达出来的，便是市民们的愿望。虽然是宗教所影响的建筑，在我们看来依然是偏向于世俗化的建筑。这种建筑更趋向于我国佛教寺庙的形式，成为一种公众的交流场所，并且真正为民众开始提供精神上的慰藉。
在市场化的今天，多次的经济危机让我们惧怕金融怪兽的魔力，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至今我国方兴未艾的城市化运动，或者说是房地产化运动，则深深地打上资本导向的影子。在相关数据中，我们看到的是全球有一半的塔吊在中国，3/4的超高层建筑在中国建设，也可以看到在每个三线城市以上的城市，都已然拥有了一个巨大规模的超高层建筑圈。第一个故事是关于鄂尔多斯新城。鄂尔多斯新城拥有极其先进的规划，也拥有极其华美的博物馆、图书馆、体育馆，还有许多的公共建筑，同时也拥有顶级的楼盘，然而现在即将要轰然倒地。鄂尔多斯新城的发展以及其衰退就是整个资本滥用并随之崩溃的缩影。第二个故事便是北京城市的畸形化发展。北京巨大的吸附效应使得整个周边投资都倾向于北京。而北京也成为一个拥有巨大资本力量的地区。在最新的新闻中，北京六环房价毅然突破两万元。资本使得建筑成为一种可以用来投资的商品。建筑的意愿实质上被贴上了资本的标签。
在信息化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电子指引牌，看到了集合化的购物中心，看到了内部空间模式化而电子化设备越来越多的众多新模式，表达出对于技术前进的专注的意愿。媒体与建筑意愿在Mcluhan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被特别地提及。而Mcluhan甚至认为风靡整个世界的国际风运动以及整个现代主义流派都打上了浓浓的媒体力量的烙印。“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跨越障碍的时代，是抹去新旧种类差别的时代，是探索的时代。”媒体的力量使得建筑改变了原有的模样，使得现代建筑的表皮成为一种媒体化的外壳。这种媒体化的外壳并不是取决于我们所说的建构，或者说文脉。这种外壳仅仅取材于媒体化的需要。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众多作品，便是带着媒体的色彩在进行的操作。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在众多技术的支持下，最令人感到媒体化时刻到来的地方便是在外表皮上大规模地将图像连续映射在了玻璃或者混凝土墙面上。
而这一媒体也延续到传统的媒体——电影之上。当代电影呈现出一种新的形式，那便是消费建筑。金刚在帝国大厦上挥舞拳头的镜头已经成为当年一个巨大的成功的媒体案例。而之后的众多电影中，建筑成为重要的第三者。最新的《101次求婚》中，背景便是袁锋完成的新作品五维茶室。众多的电影中频繁出现的迪拜更是作为消费的代表而存在。耗资巨大的《谍中谍4》也和迪拜以及阿里发塔达成了一个双赢的存在（图1-9）。电影是最直接的城市说明和广告。《Casablancac》（卡萨布兰卡，又译北非谍影）让过去年代的中国人认识到这一遥远的摩洛哥城市，电影树立起来的孟买是热烈的、新鲜的，莫斯科是伟大的、抒情的。而今天好莱坞电影领导了世界电影，世界电影也吸收了好莱坞电影对城市的表达。比如罗马被认为是美国旅游者与意大利贵族发生浪漫故事的城市，而莫斯科一度由于冷战的原因被认为是黑暗的、冷的和险恶的。
图1-9 《谍中谍4》中汤姆克鲁斯爬阿里法塔
在技术和媒体的发展中，媒体范畴也从原来的平面媒体和电影、电视等媒介增加了电子媒介以及网络媒介。现在我们可以在手机上看到所有的信息。城市在整个信息的衍生中成为一个扁平化和符号化的物质代号。信息化的世界抹去了城市中本应该可以感受到的一切信息。比如那个城市中人们不同的生活，比如说凌晨4点的洛杉矶的夜色。而将城市彻底地转化为屏幕上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接受人为的媒体设计，成为一个符号。与之相近的便是建筑。大量的图书馆和美术馆都已经有了自己的APP。你能通过手机轻松地找到各处的书架和展览。手机几乎可以抹掉之前建筑所设计的标识性的空间。而众多的公共空间也开始被屏幕和指示器所取代。建筑作为一种载体，也开始展示现代媒体的意愿。在Led屏幕和装饰中，表达一切被“设计”过的元素，并对来往的人流施以影响（图1-10）。
图1-10 媒体化的纽约时代广场
而建筑意愿最为强烈的，莫过于集权统治或者说帝国统治下的行政建筑了。在过去的日子里，行政建筑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维持统治合法性的需要，也可以是为了表达对于民众的训诫。而建筑很大一部分就是围绕着“合法性”和“训诫”两个词所展开的。古代中华帝国的中枢便是故宫，故宫的诸多建筑语言都表达了一个字“天”。古代中国执政的最大合法性便是“天子”。因为皇帝是天子，所以才有管理中国的能力。而故宫的“天”便是表达皇帝的合法性。在数量上来说，故宫使用了大量的数字来表达差别。在开间的数量上，经常是面阔9开间、进深5开间，从而暗喻着“九五之尊”。而在故宫屋子的数量上，也是恰恰好9999间，而门上的铜钉也是恰好纵横都是9个。这是表达天子是人间最大的数字的化身，代表着天意。故宫又称为紫禁城。把皇宫称为紫禁城，有何解释呢？紫禁城的“紫”是指紫微星垣。我国古代天文学家将天上的星宿分为三垣、二十八宿和其他星座。三垣指太微垣、紫微垣和天市垣。紫微垣是中垣，又称紫微宫、紫宫。它在北斗星的东北方。“太平天子当中坐，清慎官员四海分”，古人认为那是天帝居住的地方。封建帝王以天帝之子自居，他办理朝政与日常居住的地方也就成了天下的中心。又因皇宫是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最高级别的“禁区”，便有紫禁城的“禁”字来强调皇宫的无比尊严。太微垣南有三颗星被人视为三座门，即端门、左掖门、右掖门；与此相应，紫禁城前面设立端门、午门，东西两侧设立左、右掖门。午门和太和门之间，有金水河蜿蜒穿过，象征着天宫中的银河。皇帝及皇后居住的乾清宫与坤宁宫，“乾”、“坤”两字就意味着天地的意思。其东西两侧的日精门与月华门，则象征着日月争辉。东西六宫及其他诸宫殿也都分别象征着天上的十二星辰和各个星座。而在训诫上，则采用了更为直接的建筑学的方式。故宫是采用的虚中轴线的方式。进入到故宫中的官员和工作人员，都需要在距离午门很远的正阳门下马下轿，然后走路数百米到午门。在路途中直到天安门，都没有任何其他建筑，只能看到远处宏伟的城墙和天安门红色的城楼。进入午门之后，还需要通过长达百米的广场，走过金水桥，再穿过昭德门。昭德门过后便可以看到最雄伟的太和殿。而从昭德门出来走到太和殿，还需要行走最后通过装饰着龙的阶梯拾级而上才能到达。中间所有的空间形式都是在强调人的渺小性和建筑的伟大。同时巨大的围合的广场的设置也使得如朝的人在故宫的守卫和宫人面前完完全全属于被注视的地位，心灵上也会受到压抑从而维护整个故宫类的正常秩序，以保持君臣之间的尊严（图1-11）。
图1-11 -故宫平面图
现代国家执政的合法化则是来源于多数人的选择。只是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实现。在这里依然需要强有力的建筑来表达。一个国家执政的合法性以及为国家官员提供空间上的训诫，使得其能在手握大权且不忘使命。在巴西利亚，尼迈耶所设计的国会大厦和之前的广场依然屹立在巴西利亚的土地上。其采用了相当强烈的象征手法，国会大厦的两座楼并立，中间有过道相连，成“H”形。“H”是葡萄牙文“人类”的第一个字母，因此这个造型寓意“以人为本”和“人类主宰世界”。国会大厦前的平台上有两只硕大的“碗”，一只碗口朝上，是联邦众议院的会议厅，因为众议院开会时向公众开放；一只碗口朝下，是参议院的会议厅，因为参议院审议的议题常常涉及国家机密。其核心便是这个国家是由人民所掌握的，并且通过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选举以及投票的方式来保证民众的利益，从而保证了执政的合法性（图1-12）。
图1-12 巴西利亚国会建筑群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建筑的有关意愿，其实也是来自于有权力控制建筑的人本身。谁有权力控制建筑，谁就有权力来利用建筑表达自己的意愿。这也再一次印证了建筑是人的身体的外延。然而，现代社会中我们依然应该仔细思考，是怎么样的权力能够获得对于建筑的意愿的传达，而我们又能够怎么样面对这种意愿，并且怎样顺从建筑意愿表达的规律，利用意愿的更多种形式了解到建筑意愿同当今社会要素，如自然、文化、宗教、资本、政治、媒体的关系呢？
我想这里最关键的地方，便是建筑意愿的传达。而其传达的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掌握建筑的权力。权力有很小一部分是属于建筑师本身的，而这也成为建筑师所争论的焦点。建筑师属于人同建筑交流的媒介。在完成建筑的过程中，建筑师的解释自然成为表达建筑最终意愿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同时，政治权利和资本却拥有更为直接的权力。
资本采用投资的方式对建筑施加影响，而更多的时候，资本也是可以通过媒体来影响建筑。对于房地产来说，建筑的意义已经成为一个“不动产”的工具。对于建筑的态度在大多数角度上并不是出于一种使用的目的，而是一种营销和逐利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成为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经常可以看到SOHO中国的成功，作为建筑师经常为自己能够获得足够的权力来完成这些惊世骇俗的作品来感到高兴。然而从背后我们都可以看到SOHO中国的一种符号化的运作。从山本理显到扎哈·哈迪德，这之中所有的SOHO建筑无不展现出一种符号化的特质。这种特质使得每一个SOHO都是一种特殊化的商品，同时也更加有利于媒体的运作。虽然在一定意义上讲，建筑师们在资本的关注下完成了自己的一部分理想。而在这个方面来讲，资本为了追求足够多的用户，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关注用户的利益。
政治权力一般都通过行政直接的干预完成。在不同的时代，政治干预的手法也不尽相同。较早的时候，集权的君主们通常是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执行建筑。而到了现在的时代，更多的政治权力是来自于民主，由此产生的建筑意愿便开始广为关注。从最初的听证会，随后还有民众参与的投票选择，网上的投票选择，为建筑意愿提供了相当多的公众渠道。而现在在西方国家，社区化的公众参与项目也变得越来越多。这种趋势试图使得大政府的势力从建筑中走开，而使得民众能够真正地融入自己参与建设的建筑中来，真正地获得建筑意愿的尊重，并且获得自己能够获得的足够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