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永
苏轼之所以成为“苏东坡”，缘于他被贬官黄州后，自号“东坡居士”。
而“居士”一般指信仰佛教、在家修行的人，可见正是佛教改变了苏轼，让他“深悟实相”，浴火重生，实现了人生的蜕变飞跃。
四川是我国最早传播佛教的地区之一，人们笃信佛教，丛林广布，历代高僧更是层出不穷。苏东坡的家乡眉山正处于峨眉佛教文化圈中，佛教圣地峨眉山和著名的乐山大佛近在咫尺。
苏东坡的祖辈乐善好施，救济乡里，父母“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佛教指：佛宝、法宝、僧宝。）”。（苏轼《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苏东坡自幼生长在这样的地域文化背景和家学渊源环境下，佛教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苏东坡终身喜好与佛教僧侣结识交往，有的甚至成为他的患难知己、生死之交。据考证，苏东坡一生结交的僧人总共不下百人，我们不妨来看看其中几位重要人物。
最早给苏东坡留下深刻印象的佛教人物，竟然是一位老尼姑。
苏东坡七岁时，在眉山城遇见一位老尼姑。老尼姓朱，九十岁了，仍然头脑明晰，口齿清楚。她给小东坡讲述了一段后蜀末代皇帝孟昶与花蕊夫人的香艳故事。
那时老尼还是位花季少女，跟随自己的师傅进入后蜀皇宫。
一个大夏天，孟昶和花蕊夫人在摩诃河上纳凉避暑。色艺双绝的花蕊夫人衣饰清凉可人，显得更加美丽妩媚。孟昶看得春情荡漾，当即口占一首《洞仙歌》。
这首宫廷艳词描绘得如此旖旎动人，以至于老尼姑在七十多年后还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并且逐词逐句讲述给小东坡听。《洞仙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深深打动了苏东坡的幼小心灵，令他心驰神往。
（花蕊夫人）
可惜岁月流逝，四十年过去了，苏东坡只依稀记得老尼姑背诵的开篇两句“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儿时这段传奇经历令人难忘，苏东坡暇日寻味，感慨万千，挥笔续写这首《洞仙歌令》，了却自己多年的遗憾：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
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倚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
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
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苏东坡虽号称北宋“豪放词”第一大家，其“婉约词”同样写得缠绵悱恻，香艳迷人。所谓 “冥冥之中自有安排”，看来苏东坡能够成为诗词大家，开北宋一代词风，并非毫无来由，凭空而就。
这位老尼姑无意间成了苏东坡走上诗词创作道路的引路人。
宝月大师惟简曾任成都大慈寺中和胜相院住持，俗姓苏，字宗古，眉山人，被苏轼、苏辙兄弟认作宗门兄长。或许是宗亲的缘故，苏东坡与宝月大师惟简的交往最为密切长久。
父亲苏洵去世后，苏轼兄弟将父亲收藏的书画，以及得之于凤翔的四板唐代菩萨画施舍给惟简供养。惟简表示要以自己的生命来守护这些珍贵的画作。他说：“吾眼可霍，吾足可斫，吾画不可夺！”。惟简乃“以钱百万度为大阁以藏之”，并画苏洵像于阁中。（苏轼《四菩萨阁记》）。元丰三年（1080），苏轼被贬谪黄州后，惟简派徒孙悟清千里迢迢前来探望，并请求苏东坡为胜相院新建成的“大宝藏”作记。
苏东坡为之作《胜相院经藏记》。这篇记中写道：“有一居士，其先蜀人，与是比丘，有大因缘。去国流浪，在江淮间，闻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随众，舍所爱习。”苏东坡自称“居士”，与惟简“有大因缘”，也表明了两人情同手足的深厚友谊。
悟清返川时，苏东坡修书与惟简，表示自己退休后，要与惟简一起修炼佛道。信中说：“每念乡舍，神爽飞去，然近来颇常斋居养气，日觉神凝身轻。他日天恩放停，幅巾杖屦，尚可放浪于岷峨间也。知吾兄亦清健，发不白，更请自爱，晚岁为道侣也。”直到宝月大师惟简去世，苏东坡对宝月大师都常常“挂念于心”。
苏东坡《王大年哀词》云：“嘉佑末，予从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讳彭，字大年，监府诸军。……予始未知佛法，君为言大略，皆推见至隐以自证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书，盖自君发之。” 嘉佑八年(1063)，二十八岁的苏东坡担任签书凤翔判官，同事王大年信奉佛教，他热心为苏东坡讲解佛法，让苏东坡对佛教产生浓厚兴趣，从此喜好上阅读佛教经典。
凤翔是秦国古都雍城所在地，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佛教寺庙众多。苏东坡常常流连在凤翔的名胜古迹中，“往往匹马入寺，循壁终日”，他观摩学习寺庙中精美的佛教壁画，尽情感受佛教文化艺术的熏陶。一天，苏东坡在凤翔开元寺遭遇到一桩奇事。
有位老僧人执意要传授给他一道炼金秘方，能以朱砂化淡金为精金，还一再叮嘱他不可轻易传授别人，否则祸害无穷。不久，苏东坡经不住上司凤翔太守陈希亮的一再恳求，把老僧的炼金秘方传授给陈希亮，从而改善了自己和这位严厉上司的僵硬关系。据苏辙的《龙川略志》记载，陈希亮痴迷炼金术，并因此发了大财，后来最终因炼金术中毒而亡，苏东坡为此自责不已。
看来，凤翔正是苏东坡与佛教结下“大因缘”的地方。而凤翔开元寺这位老僧更加增添了苏东坡对佛教的神往，他如同传授给了苏东坡一道“阿里巴巴”的咒语，为苏东坡打开了通向认识佛教神秘宝藏的崭新大门。
辩才法师无疑是苏东坡心目中最具神奇法力的男神。苏东坡次子苏迨出生后就羸弱多病，长着一个大大的头，到4岁都还不能走路，要靠大人抱或背负，多方治疗也未见大效，令人忧心焦急。此时，35岁的苏东坡出任杭州通判，他与杭州上天竺寺58岁的辩才法师结为了忘年之交。辩才法师为苏迨祈祷、按摩，苏迨很快就能走路了。苏东坡说：“师来为摩顶，起走趁奔鹿。”（苏轼《赠上竺辩才师》）苏辙亦说：“予兄子瞻中子迨，生三年不能行，请师（指辩才）为落发摩顶祝之，不数日能行走如他儿。”（苏辙《龙井辩才法师塔碑》）这次亲身经历证明了佛力广大，佛法无边，而辩才法师就更让苏东坡和苏辙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元祐四年（1089），苏轼离开杭州16年后，又回到杭州担任太守。此时，辩才法师已退居龙井寺，每日却仍然要接应来客，不胜其苦，他不得不立下规约：“殿上闲话，最久不过三炷香；山门送客，最远不过虎溪。”虎溪即龙井水流下的一条小溪，因溪中有巨石如伏虎，故名。苏东坡的归来，让辩才十分欣喜，两人常相欢聚。
一天，辩才送别来访的苏东坡，两人一路谈笑，不知不觉过了溪上的归隐桥。左右随从急忙提醒：“远公，已过了虎溪矣！”辩才这才发觉自己破了送客不过虎溪的规矩，两人相顾大笑。辩才说：“杜甫诗中不是说过：‘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我们多走一段路，值得！”苏东坡十分感动，以诗记之。这故事也就成为了流传千古的佳话。
辩才法师是浙江临安人，18岁入灵隐天竺寺，师从灵隐寺住持慈云大师。辩才后来成为上天竺法喜寺方丈。辩才法师佛教造诣日精，道行高深，名震吴越。不过现在的人们纪念辩才法师，却并非因其佛教修为。由于他晚年在杭州西湖老龙井隐居，据说是他率先在狮峰山麓开山种茶，遂被人尊为“龙井茶鼻祖”，受到后人供奉朝拜。这实在是无心插柳，令人唏嘘不已。
在苏东坡交往的僧人中最著名的是佛印大师。苏东坡和佛印之间的故事流传甚广，影响巨大。一个名士，一个禅师，同样幽默诙谐，同样睿智机智，由此演绎出了许多逸闻趣事。在文艺作品中，佛印几乎成了苏东坡众多交往僧人的形象代言人。当然，他们之间的传说故事大多为小说家言，不能完全当真。
佛印禅师（1032－1098）法号了元，字觉老，是中国宋代高僧。他从小聪明过人，后出家为僧。《东坡诗话》载：佛印禅师俗姓谢，名瑞卿，江西饶州人。年轻时是位秀才，由苏东坡引荐，被皇帝赐与度牒，才得以出家。这当然也是演绎传说。
在苏轼诗文集中，苏东坡与佛印开始交往，正是佛印禅师住持庐山归宗寺、苏东坡贬官黄州之时。黄州地处湖北省的长江北岸，与长江南岸江西省的庐山，隔江相望。因此，苏东坡就时常坐船过江，与佛印禅师谈禅论道，结伴游山玩水。两人相谈甚欢，成为知己。佛印禅师于元丰五年（1082）住持润州金山寺。
元丰七年（1084）四月上旬，苏东坡离开黄州，路过金山，他前去拜望佛印，作《蒜山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僦其地地属金山故作此诗与金山元长老》诗。苏东坡看中蒜山优美环境，有在此买田卜居，与佛印禅师比邻而居的打算。可惜这一心愿未能实现。苏东坡与佛印友情深厚，相交到老。据统计，苏轼文集中涉及给佛印的书信共15封，诗5首，文章6篇。在苏东坡交往的僧人中，诗文往来数量仅次于诗僧道潜。
《宋稗类抄》记载：东坡在惠州，佛印在江浙，以地远无人致书。有道人卓契者，概然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矣。”因请书以行。印即致书云：“子瞻中大科，登金门，上玉堂，远放寂寞之滨，权臣忌子瞻为宰相耳！人生一世间，如白驹之过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贵，转盼成空。何不一笔勾断，寻取自家本来面目？”佛印禅师的书信无异于当头棒喝，令人猛醒。他鼓励苏东坡看破红尘，认识自己，见性成佛。晚年苏东坡在困苦中反思，佛在他心目中也许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如此亲近可爱。
道潜(1043-1106)，号参寥子，俗姓何，杭州于潜（浙江临安）浮溪村人，为大觉怀琏弟子，云门宗下五世。道潜是北宋著名的诗僧，在诗坛享有盛名。苏东坡说他“诗句清绝，可与林逋相上下，而通了道义，见之令人萧然。”（苏轼《与文与可》）。
元丰元年(1078)，苏东坡于徐州（古称彭城）初次结识道潜。道潜《访彭门太守苏子瞻学士》诗云：“彭门千里不惮远，秋风匹马吾能征”。当年秋天，道潜拜访徐州太守苏子瞻，二人得以相识。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记载，道潜本名昙潜，苏东坡改为今名。苏东坡任职湖州时又与之交游（苏轼《次韵参寥诗寄秦太虚三绝句，时秦君举进士不得》）。
苏东坡遭贬谪居黄州后，道潜跟随相从，居留黄州一年多时间。绍圣四年（1097），62岁的苏东坡贬居海南，道潜打算渡海相随，苏东坡写诗劝阻。由于他和苏东坡关系亲密，道潜也受到牵连，被治罪还俗。“仇家吕升卿任浙西，使者收捉道潜伏苏州狱，枉法编管兗州”（释晓莹《感山云卧纪谈》）。到了建中靖国初年（1101），道潜才平反昭雪，受诏复还，仍削发为僧。崇宁三年（1104）道潜被皇帝赐号“妙总大师”。
苏东坡与道潜之间同样流传着许多有趣的故事。据赵令畤《侯鲭录》记载，苏东坡在徐州做太守时，参寥前往拜访。一日，宾朋同僚聚会，苏东坡当众说：“今天参寥不留下点笔墨，令人不可不恼。”，遂遣官妓马盼盼施展姿色、持纸笔央求参寥作诗。道潜面对这位风姿绰约的美人，诗兴大发，当即口占一诗：“多谢尊前窈窕娘，好将幽梦恼襄王。禅心已作沾泥絮，肯逐春风上下狂？”苏东坡见之大喜曰：“我尝见柳絮落泥中，私谓可以入诗，偶未曾收拾，遂为此人所先，可惜也。” 参寥也因此诗名大盛。两人以诗相交，引为知己，保持了二十多年的深厚友谊。苏东坡的诗词富含禅机哲理，这和他与道潜这样的诗僧交往切磋，透彻禅理，互为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苏东坡评论道潜：“身寒而道富，辩于文而讷于口，外虺柔而中健武，与人无竞而好刺讥朋友之过，枯形灰心而喜为感时玩物、不能忘情之语”（苏轼《参寥子真赞》）。寥寥数语，就刻画出诗僧道潜鲜明的个性形象。由此也可见两人惺惺相惜的知己之情。
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卒，徽宗登基，流放海南的苏东坡终于遇赦北还。苏东坡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还能活着重回大陆。归途中，他拜谒了广东韶关曹溪南华寺，与主持明老和尚一见如故，受到热情款待。南华寺是中国佛教名寺，是禅宗六祖惠能宏扬“南宗禅法”的发源地。白发萧疏的苏东坡在这里见到了六祖的漆储真身，惠能神色安详，端坐于塔中。他在祖师面前顶礼膜拜，不禁老泪纵横。苏东坡感慨万千，写下《南华寺》诗：
云何见祖师，要识本来面。亭亭塔中人，问我何所见？
可怜明上座，万法了一电。饮水既自知，指月无复眩。
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
抠衣礼真相，感动泪雨霰。借师锡端泉，洗我绮语砚。
此刻在南华寺，苏东坡似乎认清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一生修为，颠沛流离，冷暖自知。自己沉迷宦海，虽名冠天下，到头来，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他感觉自己前生三世本是佛门中人，只可惜一念之差，落入尘世，招来了这一生的忧患。今天，自己要用这曹溪祖庭的清泉，洗尽心中对浮世荣华的贪恋。
《南华寺》诗句平淡无奇，可视为老诗人身处佛教庄严气氛下的感慨呓语。但苏东坡在诗中直认自己是转世的修行人却又留下话柄，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所谓苏东坡母亲梦见和尚投胎，苏东坡前生是僧人，苏东坡是“五祖戒和尚”转世，种种传说似乎都合情合理了。《居士传》说苏东坡：“此吾往生公案也。”《中国佛学人名辞典》说苏东坡“尝言前生是僧，临终前嘱咐家人在他死后要以僧人之礼葬之。” 苏东坡俨然已成在家和尚也。
其实，苏东坡还是那个苏东坡，苏东坡终究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读书人。这从他的《南华长老题名记》可以看出。南华寺住持明老和尚与苏东坡相识后，请求他为南华寺题名作记。这一次，苏东坡虽没有象年轻时写作《中和胜相院记》那样“辟佛”，然而他却说主持明老和尚“不知者以为逃儒归佛，不知其犹儒也。”在苏东坡眼中，虔诚的佛教徒明长老居然还是一个儒者。也不知明长老读了《南华长老题名记》心中是何滋味，但苏东坡肯定是以儒家正统自居的，他在文章中的结论是“儒释不谋而同者，以为记。”。《南华长老题名记》写作时间是建中靖国元年正月（1101），当年七月苏东坡卒于江苏常州，享年六十五岁。
【作者简介】刘永，现为公务员，爱好文史写作，时有诗文发表于报刊。从事文同、苏轼研究，有《文同评传》等书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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