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清张宗橚辑《词林纪事》
张宗橚（1705—1775），字詠川，号思岩，海盐人，清康、乾间人，生平不详。
《词林纪事》二十二卷，为其晚年所辑，三易其稿方成。
该书卷前有陆以谦序，署“乾隆戊戌十一月二十有五日”，时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次年即付梓刊刻。
《词林纪事》卷二十二，在“天目中峰禅师”名下，录[行香子]三首，次序、文字与《历代诗馀》卷一百十九全同。
其下有注：“《笔记》：天目中峰禅师与赵文敏为方外交……（略）。尝赋[行香子]词云云。若不经意出之者，所谓一一天真、一一明妙也。”[33]
除体例有所调整外，亦同于《历代诗馀》。因其晚出，因袭之迹甚明。
《词林纪事》
[行香子]之元、明、清三代文献载录简表：
（此处表格从略，欲详插者可参看原文出处。）
二、四首[行香子]词之传播路径及署名之讹
元、明、清众多载有《金瓶梅》卷首四首[行香子]的文献的发现，最直接的——绝非最不重要的——意义自然表现在《金瓶梅》的文本校勘方面。
《金瓶梅》是一个刊刻非常粗糙的本子，其中讹误衍夺甚多。
对此，学界有不同猜测。笔者则认为，这一切从根本上导源于此书据以刊刻的底本是一个经辗转流传的草书抄本，其主要责任者是专司抄正上版却不谙草书的写工[34]。
这四首[行香子]中也有讹、脱之处，在此需预作简要校勘，以为下文的分析、论证提供可靠的前提。
第一首：“金谷陵楼”之“陵”，不切。
此字处，应与“金”字对，为形容词。此字，《福寿丹书》《买愁集》《兰皋明词汇选》《传家宝》同误（按：1936年上海杂志公司出版阿英先生校点本《买愁集》此字作“红”，属臆改。），《鸣鹤馀音》《词综》《历代诗馀》卷四十四作“重”，《天机馀锦》《湖海搜奇》《稗史汇编》《续金瓶梅》《古今词话》《历代诗馀》卷一百十九、《词林纪事》作“琼”，《悦心集》《解人颐》则整句不同。
“琼”（瓊）“陵”草书形近，应是。
另，“也宜春”，据句格应四字。
《湖海搜奇》《稗史汇编》《福寿丹书》《买愁集》《续金瓶梅》《传家宝》同缺，除《花草粹编》不收此首外，其他各书句上均有“却”字，宜补。
《御选历代诗余》
第二首：“忔【忄查】儿小小池塘”之“【忄查】”，字书无此字。
此字，《福寿丹书》《买愁集》《续金瓶梅》《兰皋明词汇选》《传家宝》同误，《鸣鹤馀音》《天机馀锦》《湖海搜奇》《稗史汇编》《解人颐》作“憎”；
“忔【忄查】”，《古今词话》《历代诗馀》《悦心集》《词林纪事》作“一方”。
忔憎儿：宋元习语，即“可憎”，反语，可爱貌。
宋黄庭坚[好事近]：“思量模样忔憎儿，恶又怎生恶？”
宋刘过[清平乐]《赠妓》：“忔憎憎地一捻儿年纪，待道瘦来肥不是，宜着淡黄衫子。”
元关汉卿《金线池》第二折：“这厮阑散了虽离我眼底，忔憎着又在心头。”
“憎”、“【忄查】”草书形近，当是。
另，“高低叠峰”之“峰”（原字作“峯”）显误，此处应叶韵。
此字，惟《福寿丹书》同误，《鸣鹤馀音》《湖海搜奇》《稗史汇编》《买愁集》《传家宝》《解人颐》作“障”，其他各本除《花草粹编》《词综》不收外均作“嶂”。
“嶂”、“障”本通，不过此处底本原字当作“嶂”。
“嶂”误作“峰”，又转写作异体“峯”。
按：《金瓶梅》中多见抄手或写工根据自己的用字习惯而作异体转写，此为一例。
书影
第三首：“石磷磷床砌阶除”之“床”，不切。
此字，惟《福寿丹书》同误，《天机馀锦》《解人颐》作“装”，《湖海搜奇》作“粧”，《稗史汇编》作“籹”（明清用同“妆”），其馀《买愁集》《兰皋明词汇选》《历代诗馀》《传家宝》《悦心集》《词林纪事》作“乱”。
“装”“粧”“妆”形虽有异，其义则一，此处通用。
“装”“床”草书形近，应为底本原字。
本书第三十三回有“”误作“装”例类似：
“不想那日二捣鬼打听他哥不在，大白日装酒，和妇人吃醉了，倒*门，在房里干事。”
其中“装酒”不辞。
，亦作“噇”，对吃、喝的贬称。
本书第一回：“只是一味酒”；第三十八回：“你那里醉了，来老娘这里撒野火儿”；
第八十一回：“这厮不知在那里酒，得这咱才来”。
元无名氏《谢金吾》第三折：“这早晚衙内还在那里酒，如今也该睡了。”
《喻世明言》第二卷：“兄弟在此专等你的衣服，你却在那里噇酒，整夜不归？”二处可互证。
另，“好炷心香、说些话、读些书”之“心”，显误。
此字，惟《福寿丹书》同误，其他收录该词的各书均作“些”。
“些”“心”草书形近，应是。
本书第九十三回有同误例：落魄的陈经济唱[粉蝶儿]：“但得这济心饥钱米……”，语意不明。
“济饥”为一语，即解饿。
元无名氏《博望烧屯》第一折：“贫道便下山去呵，我其实当不得寒、济不得饥，请下这个卧龙冈待则甚的？”
《西游记》第八回：“汝若肯归依正果，自有养身之处。世有五谷，不能济饥？为何吃人度日？”
如是，则“心”字在原处赘，实与“济”字误倒，当与上一“这”字连成“这些”常语。
第四首：“惜耳苍苔”之“耳”，显误。此字，惟《福寿丹书》同误，《鸣鹤馀音》《天机馀锦》《花草粹编》《湖海搜奇》《稗史汇编》作“取”，《买愁集》《传家宝》作“尔”，《悦心集》《解人颐》“惜耳”二字作“护惜”。
“取”字是。惜取：爱惜、珍视。
唐杜秋娘《金缕衣》：“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宋晏殊[玉堂春]：“恼乱东风、莫便吹零落，惜取芳菲眼下明。”
尚需说明：第一首“酒熟堪【酉芻】”之“【酉芻】”，正字应作“篘”。
中国古代以粮谷发酵酿酒，待其熟，须经漉。
“篘”即以竹篾编的漉酒具，也用作动词，指以篘漉取。
宋朱翼中《北山酒经》卷下《曝酒法》：“次日即大发，候酘饭消化沸止方熟，乃用竹篘篘之。”
因与酒相关，动词“篘”也俗作“【酉芻】”。
明末刊本《滑稽馆新编三报恩传奇》（《古本戏曲丛刊》二集）第九出：“有新【酉芻】的白酒尚未煮熟，不知可用得么？”
所见《金瓶梅》诗词注解均误，如：“【酉芻】：饮酒”[35]；“【酉芻】：北方方言俗语称喝酒为‘【酉芻】一口’”[36]。
《兰皋明词汇选》校点本改“【酉芻】”作“酬”，其《校勘记》云：“酬：原作‘【酉芻】’，字书所无，非。应是‘醻’字，醻或从州作‘酬’，主人进客也，劝酒之意。”[37]亦误。
该字虽不见于字书，然文献中间见用例，且可作为研判该词承传的重要参考，故不作误字校改。
在以上所列诸多文献中，《续金瓶梅》所收[行香子]形式特殊，或据小说情境进行了改写，除从几处异文可知其非出《金瓶梅》刻本外，并不能提供更多，不论；
其他载录文献，则可据文字异同、题名、作者署名等，梳理出五个不同系统文本的传承路径。
《古本戏曲丛刊》
（一）《鸣鹤馀音》《词综》《历代诗馀》卷四十四
在各种[行香子]四首的载录文献中，以《鸣鹤馀音》为最早。
《鸣鹤馀音》所收[行香子]三首与《金瓶梅》比较，颇多异文，可以确定，该书并非《金瓶梅》引录之源。
《词综》录第一首[行香子]，注出《鸣鹤馀音》，“金谷陵楼”之“陵”确实与《鸣鹤馀音》同作“重”，但二者又有明显不同：
除了有三字之异，《词综》明署作者为宋代“于真人”。
这一点，也引起了学者的猜疑。如孙秋克先生认为：“我们没有根据说朱彝尊杜撰出处和作者，那么，只能解释为他另有所据。”[38]
朱彝尊编纂《词综》时，选录书目中确有《鸣鹤馀音》，其所撰《〈词综〉发凡》即两涉该书：“是集兼采……彭致中《鸣鹤馀音》……诸书”；
“予所见《鸣鹤馀音》《洞玄金玉集》及他抄本……”，以后语观之，所据当非刻本而是抄本；又言“是编所录，半属抄本”，可为旁证。
《词综》于“于真人”名下收[行香子]外，前面还有一首[凤栖梧]：
“绿暗红稀春已暮。燕子衔泥，飞入垂杨处。柳絮欲停风不住，杜鹃声里山无数。竹杖芒鞋无定据。穿过溪南，独木横桥路。樵子渔师来又去，一川风月谁为主。”
此词见于《鸣鹤馀音》卷五，亦未注作者，词牌、上半全同，下半则异文较多：
“好的林泉，信脚随征驭。拚却此心生几许，一川风月那为主。”
该词实非无名氏作品，而是宋代著名道士葛长庚（自号“白玉蟾”）（1134—1229）[蝶恋花]《题爱阁》，上半“飞入垂杨处”原作“飞入谁家去”，下半原作：
“白马青衫无定据。好底林泉，信脚随缘寓。拚却此生心已许，一川风月聊为主”[39]。
《词综》所录虽与二书均有异文，然从其词牌作[凤栖梧]而非[蝶恋花]（二者实属同调异名），仍能看出源出《鸣鹤馀音》的痕迹来，或抄本即如此，或曾参据他本而作校改。
查今传《鸣鹤馀音》刻本，作者中的“真人”多以姓称，有皇甫、牛、谭、桓、吴、杨、范、赵、秦，又有“盘山真人”、“纯阳真人”、“朗然子刘真人”、“披云真人”（宋披云），而根本就没有什么“于真人”，倒是有一个“三于真人”，凡五出，收其词赋五篇：卷一[解红]（按：“于”，《道藏輯要》本作“丰”）、卷三[满庭芳]、卷五[无愁可解]、卷六[绣停针]、卷九《心地赋》。三于真人，盖为宋元间道士，生平无考。
当我们留意到《词综》所收[凤栖梧][行香子]二词在《鸣鹤馀音》中位置的共同点——都在“三于真人”的词下——时，有关“于真人”的一连串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
原来这是一个由多个环节形成的错误，而这一切又与《词综》编纂的具体情况息息相关。
《词综》
《词综》的编辑是由多人分工合作而最终完成的。
除了朱彝尊、汪森承担选词的当然之责外，主要参与者至少还有两人：
一是为词人作注的柯崇朴（字寓匏）。
他在《〈词综〉后序》中指出以往词选之失：“凡名姓、里居、爵仕彼此错见，后先之序几于倒置，况重以相沿日久，以讹继讹，于兹之选，可无详订以救其失？”
所以，由他负责考订词人的生平资料。
朱彝尊《发凡》称：“是集考之正史，参以地志、传纪、小说，以集归人，以字归名，得十之八九。论世之功，柯子寓匏有焉。”
一是校勘字句的周筼（字青士）。
《发凡》云：“周布衣青士，隐于廛市，于书无所不窥。辨证古今字句音韵之讹，辄极精当。是集藉其校雠”；
汪森序对二人大加称赞：“若其论世而叙次词人爵里、勘雠同异而辨其讹，则柯子寓匏、周子青士也。”
所谓“于真人”之误，就是在众人各司其职的条件下发生的。
在《鸣鹤馀音》卷五，[无愁可解]下署“三于真人”，其下依次有不注撰人的[木兰花慢][自乐][上平西]（其二）[凤栖梧]（其二），《词综》所选[凤栖梧]即为此处[凤栖梧]六首之“其二”；
卷六[绣停针]下署“三于真人”，其下依次有同样不注撰人的[贺圣朝]（其二）[行香子]（其二），《词综》所选[行香子]也为此处[行香子]四首之“其二”。
朱彝尊从《鸣鹤馀音》中选词（注中“词见彭致中《鸣鹤馀音》”应为其留记出处），大概以为该书作者署名按以上统下之则，于是将原本无署的[凤栖梧][行香子]二首径归于“三于真人”名下。此一误也。
可不知何故，“三于真人”之“三”在原稿脱失，柯崇朴不察，加按语对“于真人”予以简单稽考，遂致此说进一步坐实。此二误也。
此后，周筼又对文字做了三处校改：“野花绣地”之“绣”，抄本中当作繁体“繡”（按：《道藏》《道藏輯要》二本均作简体“綉”，益证《词综》所据《鸣鹤馀音》为抄本），周以其形讹而改作“铺”；
“莫也风流”之“莫”，周以为“算”之俗体（与“莫”形似，惟字中“日”作“目”）形讹而改；
至于“算不如茅舍清幽”之“算”，因与所改下一“算”字重犯而拟改作“总”。此三误也。
如此，一误而再误，遂致离其本来面目越来越远了。
《历代诗馀》卷四十四所收[行香子]第一首既与《词综》文字全同，又署着原属子虚乌有的作者“于真人”，显然是从《词综》直接抄过来的。
在[行香子]四词的传播中，这是一条尽管半隐半显但却最直接、最简单的路径，图示如下：
《鸣鹤馀音》—→《词综》—→《历代诗馀》（卷四十四）
（二）《天机馀锦》《花草粹编》
《花草粹编》所录的第四首[行香子]与明抄本《天机馀锦》所收同署作者“张天师”，文字亦几同，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关系。
前已述及，明抄本《天机馀锦》乃元本《天机馀锦》的改窜本，编者的主要工作应是增补明人作品。
这四首[行香子]在明抄本中属于四卷正文之外的卷末所附“续添”，应该是元本没有的。
陈耀文辑《花草粹编》，《四库全书》提要称：“其书捃摭繁富，每调有原题者必录原题，或稍僻者必著采自某书。”
当年赵万里（1905—1980）先生《校辑宋金元人词》，从《花草粹编》中辑出注引《天机馀锦》（或省作《天机》）的词作十六首，当然其真正出处应是元本而非明抄本。
收录于《花草粹编》中的这首[行香子]，并未注明引自《天机馀锦》，同样说明原为元本所无。
然以陈耀文之博雅、严谨，这首明署“张天师”的[行香子]必有所本，而绝不可能是空穴来风。
或许，这首[行香子]与明抄本《天机馀锦》所收四首[行香子]有一个我们至今未曾知见的共同本源。
对于[行香子]作者“张天师”，王兆鹏先生在《天机馀锦》校勘记中说：“此题张天师作，误。张天师乃汉代人，其时尚无词。”[40]
张仲谋先生指《花草粹编》之失，谈到：“从笔记小说中采录的大量虚构人物与神仙鬼怪之词，使《花草粹编》既有淆杂之感，又有荒诞不经的色彩”，所列举的“许多隶籍神仙狐鬼的‘词人’”中，就有“张天师《行香子》（净扫尘埃）（卷七）”[41]。
二说均不确。
其实，“张天师”既非专指汉代的张道陵一人，也非传说中的神仙，而是掌天下道教事的张氏后裔的世袭称号。
其中既有朝廷正式敕封，也有民间俗称。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张天师之始》：
“至宋真宗，赐其裔信州龙虎山道士张正随号真静先生，立授箓院及上清观，盖其时崇奉天书，故有天师之称。胡元至元十三年，始命张氏三十六代道士张宗演为辅汉天师、演道灵应冲和真人，遂真拜天师。至于今俚俗相传，犹循此称。”[42]
第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撰《汉天师世家》，载历代天师行迹，后经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增补，收入《万历续道藏》。
自有天师之称至《鸣鹤馀音》成书，在位天师自第二十四代张正随至第四十代张嗣德。
其间不乏工诗能文者，如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1092—1126），宋徽宗时多次蒙召入觐，赐号虚靖先生，封为真君。
其诗文由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编为《三十代天师虚靖真君语录》七卷，入《道藏》正一部；
第三十七代天师张与棣，“为诗文，立成数千言”[43]；
第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1316），“为诗文，可立就，书翰精奇”，“延祐二年秋，与弟子遍游岩洞，或为诗绘物，皆寓意有警，人莫能测。除日，复自赞寿像，有‘东风吹雪’之句”[44]；
第四十代天师张嗣德（？—1352），“善文好诗”[45]。
如果《天机馀锦》《花草粹编》所记有据的话，那么，作[行香子]的“张天师”，或许就是他们中间的某一位。
（三）《湖海搜奇》《稗史汇编》
王圻辑《稗史汇编》中《行香子》篇所收四词与王兆云辑《湖海搜奇》中同题之篇所收次序相同、文字接近，也不署撰人；
同书另有一篇《禅家调》，与王兆云所辑另一部《说圃识馀》中《禅家词》同收无词牌、无作者四词，即署明本的八首[行香子]词中的四首，顺序相同，文字几同，尤其其间的错杂之状亦同。
然两处均未注出处。查《稗史汇编》卷一《引书目录》，其中确有《说圃识馀》，另有王兆云其他几部书：
《挥麈新谈》《漱石闲谈》《白醉琐言》《王元祯小说》，却无《湖海搜奇》，只有《湖海收奇》一种。
二者互证，可知《稗史汇编》所收四首[行香子]确应出自《湖海搜奇》，所谓《湖海收奇》之“收”系“搜”音讹。
《湖海搜奇》所收[行香子] 与《金瓶梅》次序不同，又颇多异文，虽在《金瓶梅》刊刻之前，但与《金瓶梅》却并无关联。
（四）《福寿丹书》《买愁集》《传家宝》《兰皋明词汇选》《古今词话》《历代诗馀》卷一百十九、《词林纪事》
在载录《金瓶梅》四首[行香子]词的各种文献中，天启四年初刊本《福寿丹书》属于最为特异的一种。二者相较，有着惊人的一致：
同样无词牌、无作者，次序也一样，甚至如上文简要校勘中所述，明显的讹、夺亦完全相同；
区别仅仅在于：《金瓶梅》称“词曰”，《福寿丹书》则题《自乐词》；另有两字之差[按：“算”俗作“筭”（《金瓶梅》即作此形），其下“廾”形又作“大”（同形字尚有“弄”“弊”等），与“美”字极近。笔者颇疑此字在原书为俗体，并不误，乃排印本校点者误识。]。
二者之间可谓毫发毕肖，何其相似乃尔！
《金瓶梅》四首[行香子]词中的误字，与正文中的大量误字一样，大都是由底本中行草形讹所致，这是万历刊《金瓶梅词话》的“特色”。
因此，这些误字原原本本地出现在《福寿丹书》中，只能说明一点，即：《福寿丹书》中的这四首词不是出自另外的一部什么书，甚至也不是来自《金瓶梅词话》抄本，而是直接抄录自《金瓶梅词话》刊本。
至于《自乐词》，只是编者龚居中为本来无题的四首[行香子]自取的一个题目罢了。
与《福寿丹书》的情况类似，同样令人惊奇的还有《买愁集》。
该书所收[行香子]四首题《乐隐》，注作者“无名”，不注词牌，与《金瓶梅》不同的五字，除了“热”作“爇”，在《金瓶梅》都属明显的误字。
《买愁集》晚于《福寿丹书》，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买愁集》中的这四首[行香子]出自《福寿丹书》，除二书题名不同外，最主要的原因是《福寿丹书》本质上是一部医书，钱尚濠读到并引录的机会并不多。
那么，只剩下了一种可能，就是《买愁集》同《福寿丹书》一样，也直接引自《金瓶梅词话》，只是加了一个标题、拟改了几处明显的错字而已。
另外，在四首[行香子]的传播中，《买愁集》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从中又孳乳出了《兰皋明词汇选》和《传家宝》两个文本的[行香子]词。
清顾璟芳等编《兰皋明词汇选》顺次引录了《金瓶梅》四首[行香子]的前三首，题《乐隐》，注作者“无名氏”，文字方面与《买愁集》、当然也与《金瓶梅》有一处醒目的差异，即第三首“说些话”作“图些画”。
初看起来，《兰皋明词汇选》《买愁集》二书的相似度似乎谈不上过高。
但是，当联系到《兰皋明词汇选》就在这三首[行香子]之前还选有另一首署作者“释明本”的[行香子]《乐住》时，我们方才明白，这两处[行香子]词其实都来源于《买愁集》；
也才清楚，编选者是何等大胆地擅改原词：署明本[行香子]八首之六末句原作“但看青山、看绿水、看云飞”，编选者或为求与“云飞”同构，而改“青山”作“山青”、“绿水”作“水绿”；
原无名氏[行香子]中的“说些话”，编选者或嫌其俚俗，而另改作“图些画”。
而这句“图些画”也因此而成了辨识《兰皋明词汇选》一系的重要标志。
《传家宝》所引《金瓶梅》中的四首[行香子]出在“中峰乐住辞云”中署明本的[行香子]八首之第一、六两首之下，与《买愁集》顺序相同，文字也接近，尤其是“惜耳苍苔”之“耳”同作“尔”。
两相对照，完全可以确定，《传家宝》所引来自《买愁集》。
由于《买愁集》中正文无题，“中峰乐住辞云……”、“乐隐词云……”二段相连，《传家宝》编者石成金或本无意于有所剔择，只是搬字过纸而已，却由于疏忽，遗漏了两段之间的署明本的一词及“乐隐词云”句，致使此四词被错误地归于明本名下。
至于两书的异文，则或属抄误，或属石氏臆改。
再说沈雄编《古今词话》，该书引《柳塘词话》录莺脰湖殊胜寺挂壁上的“中峰明本国师题词”[行香子]二首，即《金瓶梅》四首[行香子]之第二、一首。
其间异文很多，如：第一首之“退闲一步”之“一步”，此作“是好”；
第二首“忔【忄查】儿小小池塘”之“忔【忄查】”，此作“一方”；
“但细烹茶、热烘盏、浅浇汤”，此作“但细烘茶、净洗盏、滚烧汤”。
这显然已是另一个文本，而且，这是到目前为止最早明指四首[行香子]中的两首作者系明本的记载。
王奕清辑《历代诗馀》卷一百十九《词话》，先是记述了一则明本与冯子振（字海粟）以《梅花》诗百首唱和的逸事，然后说：
“尝赋[行香子]词云：……（略）。若不经意出之者，所谓一一天真、一一明妙也。”后注引自《笔记》。
此后的《词林纪事》又改变体例，转抄了一次。
其间所引即《金瓶梅》中[行香子]词的第二、一、三首。其中第二、一两首[行香子]词及尾句与《古今词话》完全相同，出自《古今词话》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笔记》是何书？
唐圭璋先生编《全金元词》将第三首[行香子]收作明本词，后加案语：
“《历代诗馀》卷一百十九录此首外，又录[行香子]‘短短横墙’一首，‘阆苑瀛洲’一首，注引《笔记》，不知是何《笔记》。”[46]
上文述及，《词苑萃编》注引作“《六研斋随笔》”。
此书正名作《六研斋笔记》（含二笔、三笔），收入《四库全书》，明李日华（1565—1635）撰。可遍检全书，却并无此篇。
盖冯氏亦不知《笔记》何谓，以此塞责而已。
徐朔方先生已指出，所谓《笔记》乃晚明陈继儒（1558—1639）所著[47]。
该书卷二：“天目中峰禅师，赵文敏公与之为方外交，同院学士冯海粟子振甚轻之。一日，松雪强拉中峰同访海粟，海粟出《梅花》百韵诗示之。中峰一览，走笔而成，如冯之数。海粟神气顿慑。”[48]
明本与冯子振的《梅花百咏》唱和，是元代诗坛的一段佳话。
记载此事的已先有明嘉靖时姜南《蓉塘诗话》卷十七、田汝成（1503—1557）《西湖游览志馀》卷十四、万历间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七十，然从文辞字句看，《历代诗馀》所记确当来自《笔记》，只是未予原文照录。
第三首[行香子]既与《笔记》无干，那么它又来自何处？
从那句标志性的话“图些画”可知，它实际上正是出自最初拟改此句的《兰皋明词汇选》。
但在《兰皋明词汇选》，这首词本来是署“无名氏”的，何以竟变成了明本之作？
可以想见，编者的思路大概是这样：
《兰皋明词汇选》同收“无名氏”[行香子]三首，既然《古今词话》已指第一、二首作者是明本，那么剩下的第三首也当如是。
于是，这第三首[行香子]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归于明本名下。
合而言之，《历代诗馀》卷一百十九的这则注引《笔记》一书的词话，实系缀合《笔记》《古今词话》《兰皋明词汇选》三书而成，编者这种凑砌饾饤的做法和粗疏的态度着实令人吃惊。
至此，这条在四首[行香子]词流播过程中最为复杂、最为完整也最为重要的路径也就凸显出来了，图示如下：
《金瓶梅词话》—→《福寿丹书》
└—→《买愁集》—→《兰皋明词汇选》——┐
└—→《传家宝》 ↓
《古今词话》（《柳塘词话》）—→《历代诗馀》—→《词林纪事》
（五）《悦心集》《解人颐》
《悦心集》《解人颐》所收四首[行香子]有同有异。
二书的相同之处，如：题《幽居自适》同，顺序同，第一、四首文字大同，且这是一个与其他文本区别甚大的不同文本；
差异之处，如：前者署作者、词调，后者则无；前者第二、三首词文字与《历代诗馀》接近，后者则更接近《湖海搜奇》。
这种同异相兼的情况说明，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传承关系，却应出自一个共同的祖本。
不要忘了，现存《解人颐》名《新订解人颐广集》，此前曾有过今已不存的《解人颐》初集、二集等。
按常理，现存《解人颐》应保留了原本的本来面目，即只有题名《幽居自适》而无词牌、无作者。
《悦心集》成书时，按体例应是借“御选”《历代诗馀》补充了词牌、作者，并以其第二、三首取而代之，
不过还是留下了痕迹：第三首“倚阑干临水观鱼”之“倚”，惟此二书作“俯”。
二书所收署明本的八首[行香子]之第一、八两首全同，也为其同出一源提供了旁证。
当然，这在无形中也使注作者明本的[行香子]词由三首又增加到了四首。
二书所收四首[行香子]的文本关系可图示如下：
《历代诗馀》——┐
《解人颐》原本—→《新订解人颐广集》 ↓
└———————————→《悦心集》
在以上两条传播路径中，计有五种文献注[行香子]作者为元僧明本。
在此，先介绍明本其人：明本(1263—1323)，以住天目山中峰而号“中峰”，又因其憩止处而称“幻住道人”，俗姓孙，钱塘（今杭州）人。少年礼佛，决志出家。至二十四岁，从天目山高峰原妙剃度。高峰圆寂后，云游山林，居无定所。晚居天目，说法慧辩，名动一时。元仁宗召聘不出，赐号“佛慈圆照广慧禅师”。卒年六十一。
文宗赐谥“智觉”，顺帝时加赐“普应国师”。
明本工诗能文，其诗文语录等，门人编为《天目中峰和尚广录》三十卷，另有日人所编《天目明本禅师杂录》三卷。其书法别具一格，世称“柳叶体”。手书遗迹多留院中，不少真迹由日本留学僧携归，藏于日本。
问题是，明本《广录》《杂录》中均不载这四首[行香子]，甚至就连一首词也没有，可见明本原本即善诗而不善词。
当年徐朔方先生曾就《词林纪事》所收[行香子]三首词意不类明本措辞等而对其作者“明本说”有所怀疑：“这几首词究竟是不是明本的作品，还得再作查证。”[49]在五种注[行香子]作者明本的载录文献中，《传家宝》原由抄误所致，上文已辨；
其馀四种，追根溯源，均出自沈雄编《古今词话》所引《柳塘词话》，此为“明本说”的最初源头。
沈雄称在莺脰湖殊胜寺看到一幅挂壁，上有中峰明本题[行香子]二首，“后书至正年号”。
这一记述大有蹊跷之处，因为明本早在元至治三年（1323）即已离世，至正（1341—1368）年号实际上已在其身后至少近二十年。
对此，学界也不是没人察觉。
杨宝霖先生在《词林纪事》收三首[行香子]后加按语说：
“《柳塘词话》谓明本题词后书至正年号。据《道园学古录》卷四十八《智觉禅师塔铭》，明本卒于至治三年八月十五日（引者按：“五”，《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及明万历《天目山志》、明天启《西天目山志》、清嘉庆《西天目祖山志》所收虞集撰同一塔铭均作“四”），‘至正’应作‘至治’。‘短短疏篱（引者按：“疏篱”误，应作“横墙”）及‘阆苑瀛洲’词，……据《柳塘词话》，可定为明本作。’”[50]
此说发现了问题，但却并没有切中要害。
“治”“正”二字形、音俱别，很难说属沈氏偶然手误所致。
自古以来，书画作伪或托名之风就一直盛行不衰，明清亦然。
挂壁上两首[行香子]后的所谓“至正年号”，恰恰露出了伪托的破绽。
作伪者应该只知道明本是元人，却不详其具体生活年代，故有此失。
无独有偶，这种死而复生的事发生在明本身上并非只有一次。
清宫书画目录《钦定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藏三八”，著录“《元人诗翰》一册”，“纸本，十三幅”，其中：“第九，半幅，纵七寸八分，横一寸六分。释明本楷书：‘乔松疏秀是谁栽，拟作明堂梁栋材。鳞甲满身多蜕化，独留清影印苍苔。至正四年春三月中峰释明本书。’钤印二：明本之印；中峰道人。”[51]
从后面的印章看，此册页曾经项元汴、文征明等名家鉴赏收藏。
这里落款中的年代“至正四年”竟与所谓明本挂壁词的“至正年号”如出一辙，一见便知其伪。
但令人困惑的是，这件所谓“释明本楷书”不仅骗过了明清收藏家的眼睛，而且在现代仍然在混淆视听，以致出现了世人不疑其伪反疑明本卒年有误的怪现象，如：“又故宫博物院藏有其至正四年（1344）书《乔松疏秀七言诗轴》，如以此推之，卒年当在八十外”[52]；
“对其卒年，《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据《虞集智觉禅师塔铭》载为至治三年，年六十一，然至正四年（1344）其尚作《乔松疏秀七言诗》（传世墨迹），现藏故宫博物院，故其卒年当在此后”[53]。
直到近些年，方有专门研究明本书法的德国劳悟达（Uta Lauer)博士明指其伪：
“第九页传为中峰明本之作，其实并非出自他的手笔。此作纪年为1344年，而此时中峰明本已入寂二十一年了。它采用小楷，间杂一些行书用笔，与中峰明本笔法的相关特征毫不相干。而且唯有此处仅见题签（与他的其他已知署名也无类似之处）之后未（引者按：“未”字疑误或衍。）钤‘中峰明本’印和‘中峰道人’印。”[54]
笔者已发现，这首所谓“明本诗”的真正作者是明陈淳（1484—1544），题《画松》（“多”原作“应”）[55]。
此例堪与沈雄所见挂壁明本题词例相互参证。
要之，沈雄所记所谓明本[行香子]二首属伪托无疑，原不足据信，后世不辨，辗转抄引，首数也两经增益，由二而三而四，遂致以讹传讹，贻害不浅。
综上所述，这四首[行香子]在流播过程中，由最早的不注撰人，到后来陆续有了张天师、于真人、明本三个作者。其中于真人、明本的署名或误或伪，均非；
反而是看似无稽的署名“张天师”，出现既早，又与最早的载录文献《鸣鹤馀音》收道流词赋的性质相合，或者四首[行香子]词的作者果出在张道陵后裔之中，倒并非没有可能。
最后，顺便略谈一下署明本的八首[行香子]词的作者问题。就目前所知，这八首[行香子]中的四首，最早见载于明王兆云辑《说圃识馀》，题《禅家词》，无词牌，无作者；明王圻辑《稗史汇编》转录，改题《禅家调》（或“调”系“词”之讹）。
至清初，钱尚濠辑《买愁集》又收了三首（其中一首重），无词牌，题《乐住》，署“中峰”。
这是首次出现作者署名明本，其后《兰皋明词汇选》《传家宝》《悦心集》《解人颐》引一、二首不等，实际均由此书选录。
行冈编《春花集》具体成书年代不详，一下子收录了署作者明本的无题[行香子]八首，出处不明，显得颇为突兀。
明本晚居天目，然这八首[行香子]不仅《广录》《杂录》不载，也不见于明万历间徐嘉泰辑《天目山志》、明天启间张之采辑《西天目山志》，晚至清嘉庆九年（1804）刊《西天目祖山志》卷五方收入，无词牌，题《中峰隐乐辞》，且有异文（一、翼/罢；二、断/对；五、捧/棒；对/断；六、处/虑；八；若/苦）[56]。
不过，大致在顺、康间，这八首[行香子]为明本所作在佛教界似乎已是比较普遍的认识，间见僧人和作。
而这些僧人只知其题而不知其调，故称“歌词”或“歌”，以半片为单位，八首一分为二变成了十六首，次序也与《春花集》不同。
如：撄宁智静禅师作《和中峰国师乐隐辞（十六首）》[57]，鹤峰济悟禅师作《和中峰国师乐隐词十六首》[58]，如按其和韵与《春花集》所收[行香子]对应，顺序均为：
五/六/七/八/一上二上/一下二下/三/四；
憨璞性聪禅师作《和中峰乐隐词》[59]，顺序更乱，为：
五/六上一上/一下二上/二下六下/三上七上/七下八上/八下三下/四。
并且，此八词题《乐隐》或《隐乐》已不同于初见时的《乐住》，而与另外四首[行香子]之题混淆在了一起。
凡此种种，说明这八首[行香子]当时在释门应有不同文本在流传。
与那四首[行香子]不同的是，这八首词中的四首在明代一出现即被称作“禅家词”，作者是佛门中人而非道流，应是大致可信的。
但是，这八首[行香子]既未见于元代文献，又原不署作者，直到明本逝后三百多年之久的清初才署作者明本，世代远隔，不知依据何在，令人难以遽信，只能存疑。
文章作者单位：河北工程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第十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