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天启、崇祯时期处在明代的末年，景德镇的御窑萧条冷落，并逐渐停产歇业。瓷器种类比之前明显减少，器物胎体厚重粗糙，造型不规整的现象比比皆是。底足常带有旋削跳刀痕和较甚的刮削痕，并且多有粘砂。泰昌、天启两朝绘画风格沿袭前朝，崇祯年间创新了皴法用笔，对清初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些带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和乡土气息的绘画，大多笔意豪放，无所拘束。外销瓷中常见日本风格的造型和绘画，如扇面纹、皮球花纹等。款识上也有变化，不但有书正规官窑款识的，而且也有以隶书写干支纪年款和随意书写的“宣德”、“成化”、“嘉靖”等伪托前朝的年款。
泰昌时期（1620年）泰昌帝做皇帝仅一个月，史称“一月天子”。此时万历皇帝尸棺尚未埋葬，泰昌帝地宫也不可能在短期内速成。泰昌皇帝在位立号仅三十天即告病亡，转瞬改元。这时即便有瓷器，也不一定就署泰昌年款。所以，凡是在传世瓷器上书写泰昌年款的，都应考虑是否系假托的伪作。虽然泰昌皇帝的故事在历史上有其地位，但是在陶瓷史上可以忽略不计的。
天启时期（1621-1627）天启一朝仅有七年，正处于晚明的多事之秋。末年爆发了迅即如势如燎原的农民大起义，统治中国两个半世纪的明代政权，终于走上崩溃的穷途末路。过去多认为,此时的瓷器皆与万历晚期的粗品风格一样,因而并不细究,但这种看法似失之偏颇,因为万历晚期的瓷器本来就包罗万象,处于新旧交替之际,其面貌就更为纷繁,粗细兼有,只是天启时与整个明代相比,风格显得粗率罢了.但此时的官窑和民窑中,也有一些细致工艺的器物,其器型大都规整,釉面肥润,色调也鲜艳明快,仍具有万历制瓷的传统;有的甚至有所改进,并超过先朝的制作水平.如故宫博物院所藏署款“天启年米石隐制”的青花出戟花觚（米石隐即当时名书法家米万钟），署有“大明天启年制”款的青花花鸟薄胎玲珑小杯，以及署有“大明天启元年孟月造”款的青花龙钮十八罗汉瓷钟；日本根津美术馆所藏署有天启官窑款的青花花篮折沿盆；日本出版的〈世界陶瓷全集〉图录“明代部分”中，署有“天启三年唐氏制造”款的五彩缠枝莲纹盖罐----所有这些器物，都堪称天启时期官窑和民窑的代表作。
青花出戟花觚（故宫博物院藏）
天启时期瓷器的品种较少，主要是青花器和五彩器，青花器的色调多种多样，此时期青花颜色可分四种：一是继承万历传统，呈色稳定，为鲜艳的浅蓝色，但已有浓淡深浅的层次变化，类似清初青花颜色。二是青花色泽清淡青中泛浅灰色，呈色稳定。三是青花呈色不稳定，有晕散现象，纹饰的线条与釉面呈熔融现象，类似永、宣青花，但没有永、宣那种入木三分、深入胎骨的刚健之风。四是青花色调浓重，泛蓝黑或灰蓝色的，多见于胎体厚重的青花器上。以上四种呈色，前两种属于标准官窑青花，后两种多见于民窑青花。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一些器物带有浓厚的日本艺术风格,无论是青花器还是五彩器,其造型及纹饰,画意与色彩,均相异与我国传统的格调,非常引人注目,这是当时的日本商人来我国所定制的外销瓷器.
青花罗汉图炉（故宫博物院藏）
另外,晚明时还有个名五郎太甫的日本人,来到我国专门学习陶瓷制作(关于五郎太甫来中国的时间,有正德或崇祯之说,但都属推论,究竟何时,尚待细考),所用的中国姓名为吴祥瑞,他对日本陶瓷的烧造影响很大.此时瓷器上常见有“五郎太甫吴祥瑞造”款识,日本人称之为“祥瑞手”。
天启时期的官窑器物极其少见，所见多是民窑产品。天启瓷器，天启时期的胎均由全白高岭土制成，胎质完全瓷化。胎体继承了万历朝的特点，一般胎体厚重，胎质粗松，器型不规整；尤其是器足的粘沙、塌底和跳刀己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有些瓷器，工艺粗糙，看像是明初之作，但这一类瓷的釉面多显稀薄，釉色青灰，纹饰草率急就，浓褐青花亦有晕散等现象。此时也有一些民窑精品，虽然体重，修胎却很规整，物别是器足处理得细腻圆润，这一时期所采用的青料为石子青钴料，青花颜色多种多样，有万历时的淡描青花，亦有纯净艳丽与浓郁的色调具有明清过渡时期的典型时代特征，民窑器物多无年款，即使署款也多不工整的“天启年制”四个字。
总之，天启官窑青花画风豪放简练，简笔写意，十分清爽，一改万历时繁满凌乱的布局，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并为后代青花开启一代良风。这一时期的瓷器，即承袭前朝万历时的风格，又开启了明末清初的新貌。
崇祯时期 （1628—1644年）崇祯皇帝是一个勤奋的皇帝，却不是一个英明的皇帝，因为他从没有被当做皇位继承人培养，仓促上阵。他有一颗中兴大明之心，却没有中兴大明的能力和时运，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位期间，国势衰颓，内优外患频繁，朝政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终于有“甲中之变”，在李自成率领的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中覆灭。
此时，景德镇官窑一度停废，而民窑则随意烧制，瓷器生产工艺明显低下。
崇祯一朝，由于处于明、清两代交替之际，故此时的瓷器除具有明代风格外，也孕育、萌发着清代瓷器的某些特征。对一些跨越明、清两代的器物，其中究竟哪些是崇祯时期的？哪些是清代顺治、康熙甚至是雍正时期的？日前国内外陶瓷界上尚有不同的看法与争论，有待于我们用发展的眼光，对之进行排队列比，寻找其历史演变规律，做出认真的考证。况且，国内这类器物很多，我们是近水楼台，更应得月在先。
崇祯时期景德镇御器厂曾一度停废，但仍有大量外销瓷销往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等国，造型、纹饰带有异国风情。当时荷兰人同样的“郁金香”名花纹饰，常见于瓶颈、器腹及盘边。这一装饰图案一直沿袭到清代康熙初期。国内所见多系民窑烧造，工艺较差，且多为供器类。常绘花鸟、鱼藻、高士、粗率龙纹，颜色灰暗，多有晕散，浓重色泽中夹带黑斑。所画人物粗细皆有，具有明晚期粗放生动的风格；其细致工丽的文静人物和皴染山水，开清代青花之先声。底部多署“大明崇祯年制”六字楷款，书写工整。
自正德开始的皇家图微纹章瓷，此时仍在烧造，多为雄狮纹样，葡萄牙国家博物馆与阿纳斯塔林博物馆见到两件造型一样的圣水瓶，瓶的一面均绘以西班牙国王王菲力二世的皇微；另一面一件为中国的山水人物画，一件为中国传统花卉。这些造型、纹饰新颖别致的瓷器虽为外销商品，器型与纹饰却仍末完全脱离我国的民族艺术风格，它们即是中西合璧的作品，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