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矿山“关键词”

我的矿山“关键词”

首页角色扮演地球不屈内置菜单更新时间:2024-09-16

“维伢子”是父母对儿子的乡称。

“维伢子”是湖南人,和我一道在曲仁矿务局云顶矿子弟学校启蒙。“维伢子”姓周,是老乡,他母亲姓肖,我母亲也姓肖,两家人熟烂了。

“细地时候,辉伢子少长了两个翅膀,要不硬上得天耍。”

“维伢子”的母亲肖阿姨后来见面总这样说我:小时候,我如果有两个翅膀,一定能飞上天玩。她说,我小时调皮,在地上玩不出什么名堂了,要在天上玩才够地方大。

我母亲的户籍在矿里,“维伢子”母亲的户籍在湖南,我在矿山长大,有住地户籍;“维伢子”的户籍在湖南,他的成长却在湖南、广东两地不停地奔跑,他曾是矿山同学被关注的那群“农业户籍”的矿山子弟之一。

说我小时候很顽皮,很会玩,玩的“名堂”都在大人生气与可笑之间,遭大人骂,不遭大人打,懂礼貌,会说话,记性好……肖阿姨说我时,充满了又爱又赞的口吻。

调皮、家园、亲朋、好友……这些,都是我矿山记忆里的关键词。

矿 井

矿井,是地下煤炭在地面燃烧的通道,给地上送来“光明”的是地球深处的煤矿工人。

曲仁矿务局的矿井有“竖井”与“平井(斜井)”之分,矿井的周围配套有井口食堂、井口冲凉房、井口矿灯房,还有井口附近居住的矿工家园……365天,煤矿工人在“地面”与“地下”穿梭于“黑白”之间,通过矿井“进进出出”在笑,时而有站着“下井”,又被“抬着”上井的矿工。

大约是上一年级的时候,云顶矿突然开进了一辆小“包包车”直往矿井方向飞驰而去,身边的大人在说“出事了,井下出事了”。很快,伍家村通往矿井马路两边站满了人流,都是简单地在翘头回望井口方向,等待“包包车”出现。“包包车”来了,一阵风地从人流的眼前穿过,直奔花坪矿的局医院,留下在我记忆中的是“包包车”后面露出的一对穿着水鞋的双脚……年复一年,矿人早已见怪不怪了。

云顶矿(二矿)是“竖井”,红尾坑矿(六矿)是“平井”。1959年11月15日农历十月十五丑时,我在云顶矿“竖井”附近的矿工家里出生;1986年7月间,带着伤感和依恋,我离开红尾坑矿的“平井”,走进了韶关市帆布厂。

但是,“竖井”的天轮依旧日夜在转,像父辈们从地球深处在奔向太阳,燃烧自己的生命;“平井”仍在不断地延伸,像矿山父辈们在牵挂家园,绵绵无尽的思念。

从“竖井”到“平井”,从“地下”到“地面”,太多的“井口”记忆,刻在心底,永远。

矿山人懂!

“矿二代”能懂!

矿 山

“井下”出“事故”,就像战场子弹在飞,不带长眼的,谁挡道就射谁;从地球深处获取,少了太阳呵护,命相只能在天。

在父亲黄连生的眼里,从炮火硝烟的朝鲜到曲仁煤矿只是“战场转移”。前者是打“联合国军”,保家卫国;后者是远离故乡湖南宁乡花明楼,在“迅速改变北煤南运”的矿山,养家糊口。

矿山人五湖四海,矿山百业待兴。告别军旅生涯的父亲,是最早的矿山救护队员之一,在北方抚顺煤矿学习“救护”知识时,就是想更好地为矿山工友当“守护神”。

矿山的朝气,彰显了父亲在豪气中坚守的正义。在受命兼管云顶矿食堂“事务长”后,在上头默许下,他敢拯救为躲避饿死于故乡“大跃进”而投亲矿山“度荒”的工友家庭,没有私欲,只有当年战火中的战友情。

40年前,父亲的工友告诉我,你父亲执行领导“可以适量”从矿食堂“借”大米救急大家“命令”后,当中有领导,但更多的是矿里井下挖煤的矿工,有的人写了“借条”,有的人先“借”后写,也有的人忘了,事后又补上“借条”。

母亲生前说,那时候,几乎全矿的工友都说老头子好,走在矿里,认识的不认识的都争着问好。母亲告诉我,也是矿里一个老乡,借了“东西”不写借条,还举报你父亲贪污,赖账不还,说老头子是“老虎”。母亲说,那时,广播天天说到处天天在 “枪毙老虎”的新闻,她害怕的要命,整天担心我父亲,矿里人都躲着她,她只能以泪洗面。

当时,我只是2岁多的“矿二代”。母亲生前告诉我,她抱着我到花坪矿局救护队“探监”时,我只会隔着铁窗对关押在里面的父亲傻笑。父亲说了很多,最后叮嘱母亲,他“万一”了,就回家乡去,再找个好人。母亲说,查了近一年,最后发现我父亲是许多矿山人家的恩人,不是“老虎”,借出的大米都有主,而赖账的人在证人的指证下无语。父亲清白了,举报诬陷的赖账者,在父辈一代人中成了人神共愤后调出了二矿,躲到其他矿挖煤了。

是谁在赖账?是谁在诬陷?我问过周叔叔。周明初叔叔是我家世交,在二矿就是邻居。周叔的爱人“成分高”,周叔在云顶矿就“低调”,是父亲引荐第三批到六矿的援建者,到六矿后,父亲又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周叔生前说,诬陷人有点文化想当官,见不得你父亲能干,要把你父亲踩下去。周叔还说,你父亲不说是谁,以后你也别再问,都是大人之间过去的事了。

父亲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在云顶矿通风队当矿工。周叔说,你老爸命硬,文化不高,但有水平,不搞“关系”,从二矿到六矿,那怕谁便编个理由,常到领导家去“喝茶”,也不会“中层”一辈子。

父亲是以人格魅力,始终替代权贵交换厚禄的一代矿山人。

母亲在生命最后一刻,也没说矿山“赖账老乡”在哪个矿,姓什么。母亲一定知道。母亲清醒时,对我的“好奇”显得没劲,说她1958年就嫁给矿山了,哪有什么仇人?!

1996年12月24日凌晨2时,父亲黄连生在故乡花明楼过世,终年67岁;2009年6月13日12时,母亲肖俊平73岁在广东肇庆长子家中安详于天堂。按照家乡说法,父亲和母亲去世的实际年龄是65岁和71岁,去世后“天地”各添1岁,即“阴阳”2岁。

像矿山许许多多老夫妻一样,我的父母是平凡,恩爱的一代矿山老人,是矿山的魂,在矿山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

矿 工

当年的韶关“八大厂矿”中,曲仁矿务局煤矿声名显赫,是“农业户口”眼中旱涝保收吃“商品粮”的“国家工人”,没有后顾之忧,跳出“农门”到矿山挖煤,是农家子弟、下乡知青的梦想,也是历经政治运动后“重新工作”者的避难所。

长大“接班”当矿工,是矿山子弟顺其自然的无惊无喜。但矿山有不下井“挖煤”的“地面矿工”。我的第一份职业是矿山运输队推矿斗车“翻煤”的矿工,第二份也是最后一份矿工岗位,是矿山机电队井下机械修理工,又称“矿山机修工”。

1976年在六矿学校读高中,11月在韶关拖拉机厂“学工”时中途被家人叫回。父母说矿里准备招工,照顾家中的长子,是地面工。父亲说看我的意见,他不做主;母亲则让我继续读书,不同意过早当“矿工”。母亲很聪明,但外公重男经女,母亲只读完了小学。

母亲把读书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当年没有读大学之说。矿山子弟在矿山是“内产内销”,户籍在矿里的,即使聋哑残疾人也能当“矿工”,而矿里“农业户口”的矿山子弟,体魄再牛,也要等矿山“非农业户口”的政策变更才能穿上标有“安全生产”的“工作服”。

我是“非农业户口”,不担心干不上矿工,但矿山子弟当矿工先下井“挖煤”,再调出“地面”做矿工是“规矩”。矿里招工不挖煤,是好事。但是,父亲不替我做主。

我在犹豫中参加了体检、填表。想离开学校,也有对高中语文老师印象极差因素。老师姓林,起家“文革造反派”,是被矿里“保送”上了大学再回矿当老师的“水货”。

我打小爱看课外书,“四人帮”倒台后“禁书”开始流传,我发现“课外书”与他讲的出入很大,经常在课堂上争执,尽管真理在我手上,但输的还是我。惹不起他,就萌发逃避。

据说,后来清查“文革三种人”时,他真的被“吓死”了。

犹豫间,矿里又在流传我学工期间的“趣事”,传播者是矿生产科的女技术员“L某”。第一次认识“L某”是刚上初中时,我在同学张炼生家玩,听到他父母与人在说话,后来知道是“L某”在说“历史反革命”的事。炼生告诉我,她在说同学罗某的父亲。同学罗某的父母是“文化人”,他母亲是“L某”的巴蜀老乡,父亲是湖南人。当年,“历史问题”是大事。而如此“机密”的事,一夜间随“L某”的嘴传开了。

我上初二后,罗同学随父母调到了韶关,之后一直没有联系,几次同学都联系不上,想必同学罗先均过得很好。

当时“L某”在矿里传:我在韶关学工期间,晚上被人追得连裤子都脱了,满大街跑。而事实是:学工期间的一个晚上,我和几个要好的男同学在市区看完电影回厂,发现前方有另一群班里男生。我们便从后面玩恶作剧,借黑夜一路追吓前面的同学跑……结果,被吓的成了我被“追”,还是满大街裸体跑。“L某”绘声绘色在传,结果让我拦在矿商店门前狠狠地数落了一通。

1976年12月前,我完成了招工手续,但矿劳资科的大印是1977年元旦后才盖上,工龄只得从“盖章”后算起。矿里工友吴显添是1976年底进矿的龙川人,和我比,他总说自己是“老工人”。

六矿是新矿,在梅县、电白、惠州都大规模招过矿工。新矿工下井前,父亲负责井下安全培训,背地里新矿工称父亲是“安全黄”。

30多年后,子承父业,小弟黄辉是深圳一家公司的专职负责安全生产的“中层”。

吴显添与我家相熟后,笑着对我父亲说:黄叔你不用笑,你用眼睛看人,眉毛就吓死人了,好厉害的。其实,父亲是讲原则,又不乏人情味的矿山人。

我的矿工生涯,从矿运输队开始:把井下装满煤的矿斗车推到特定“翻笼”里卸下,矿山人叫“地面运输矿工”。

一年后,我调到矿机电队当机修工,井上井下都有矿山机械,是矿里地面地下的“两栖”矿工,直到1986年7月间,我进城当了“干部”,是那些年矿山常见的“以工代干”。

矿二代

“矿二代”是“矿山大院”特殊的一代,五湖四海的方言汇成一个口音:“红工话”,又以“矿山话”为纽带,编织成《曲仁(红工)家园》网,“网”住了“矿二代”的情怀,“网住”了又一代的“矿山人”。

与“家园网”创建者唐桂生聊天,他说得最多的,就是“矿二代”的缘分。

大约是1974年左右,六矿学校来了一个青年代课老师,叫李汝扬,矿务局河边厂高中毕业生,他父亲是矿务局官场“划定”的“问题”医生,后被“流放”至六矿简陋的医院,但其精湛的医技与和蔼的为人,受到全矿人尊重。

与代课的李汝扬年纪相仿,他成了我们“矿二代”学生的“娃娃头”,之后成哥们,至今有联系。在我们“矿娃娃”眼里,他知识面广,会拉小提琴,很快潜移默化了一代矿山人紧随,激发了一批“矿二代”追求者潜能的升华。

矿山学校是“单一”的,也是“矿二代”成长于 “多元社会”中“摇摆”的危险期,吸收“怎么样”的“社会营养”,必定烙下“怎么样”的“营养”印记。

李汝扬之前,我相识了矿里姓刘的“矿二代”。刘哥父亲从花坪矿调到六矿后,刘哥在花坪矿初中毕业就“跳出”矿山,在附近乡镇“挣钱”,混迹社会,言谈举止,很“江湖”,似乎天南地北无所不晓,一度为矿山“大娃娃”偶像。刘哥的父亲喜欢看报纸,是父亲的老乡,经常上我家拿报纸读,知道我喜欢找他儿子“玩”,便很严肃地告诫我:少搭理他,自己多些看书,千万别学坏。

刘哥与李汝扬是花坪矿小学同学。在“矿二代”中,后者的魅力逐渐代替了前者。刘哥不是坏人,他重新招工后从三矿再调回六矿父亲身边,至今,我们三人还是朋友,但李汝扬能潜移默化,让我一生去努力。

2016年7月相聚佛山南海时,我说,当年遇见了你,躲过了青春期“逆长”的日子,学了很多“技能”。

缘分而已,李汝扬还是那般笑着说。

缘分,是“矿二代”特殊的群体,一口“矿山普通话”,就能分辨“矿山老乡”。

苏中波是我六矿的同学,却不是“嫡系”的“矿二代”,他生长的“大院”在韶关市政府部门。父亲冤死于文革后,随母亲“下放”到韶关红卫煤矿,之后才成了“红工人”。但只要沾上“红工”,就成了矿山人。

矿山,是矿山父辈们结缘的平台,也是“矿二代”结缘“矿脉”的佐证。但矿山曾别具“政策”演绎出一大批“矿二代”:父亲是矿山人,母亲是“农业户口”,他们的“矿二代”身份,只能顶职入矿,或等矿山“政策恩赐”改变户籍属性,他们是“矿二代”中最辛酸的一代!

一样在父辈们熟悉的矿山长大,却被无法理解的矿山政策拒绝于矿山之外。

老乡“维伢子”,就是在同学纷纷参加工作后,他和他兄弟还在“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变更中煎熬。

一代“维伢子”们的无奈,是“矿二代”昨天的悲哀,也是曲仁煤矿父辈们曾经的无奈!

“一元化领导”

80年代初,“文化矿工”在“崛起”。

一日下班回家,路上看到手里的《红工报》刊登了一篇征文,大意是:我当六矿领导后想怎么干,作者是矿机电队的HY,和我一个队。

我是机修工,他在办公室“画图纸”,传说是文革初期的中专生。矿机电队里的“矿二代”冯师傅却“另眼看他”,发现问题也“照图施工”,漏洞百出,费时费工,经常造成浪费而引来官方“震怒”。“官司”打到机电队和矿领导那,最后查出是“画图者”出了问题。

1997年间,我在广州的省煤炭厅与原《红工报》总编辑周彪聊天,期间见到从曲仁矿务局调上来的“厅官”,因来自六矿,他提起H,口吻中蔑视不断。那时,H早调回局本部当了一个“处长”。

1986年3月间,我在矿办公室开证明,要报考中央戏剧学院成都招生点的专业考试。当时政府鼓励有志青年考学,实行带薪读书。艺术类是提前招生,但在职人员参考要单位证明。

1985年在广州考点,经过初试、复试,我通过了上海戏剧学院话剧导演系的专业试,但落榜于文化。之后,备战一年,准备“卷土重考”。

就在写证明的当儿,H进来了,手指办公室的陈某,张口就严厉不许开证明。H对我说,你先辞职,再去考试,矿里就管不着你了。

辞职,后来不是新闻,但当年“工龄”是社会地位,而带薪读书算工龄,也是当年的国家政策。H当*后,全矿他说了算,于是轻松地改变了国家政策在矿里的执行,毫无顾忌。

民不与官斗,为保住矿工工龄,自认凭在矿里家喻户晓的“文体”之才,希望改行到矿宣传科或工会。但H说,不行,矿山机修工很重要,不能调。气怒之下,我顶了句:那我调走。

H看了我一眼,不屑一顾,道:打报告来,有本事你就走!

调动,在矿山是大事也是最难之事,有“门路”的常在矿里换岗,甚至离开矿山,说走就走,如山里面的兔子“吃野草”般随意。

没“路子”的?你懂的,矿山人!

我的调动报告先由机电队领导签“同意”,送矿劳资科报矿领导“签字”,再转矿务局劳资处盖章发回矿里,最后从矿劳资科调出个人档案送局,由局劳资处开调出令给接收单位,而规定时间未“调出”,又打回原形。

六矿机电队的孙队长,很随和,视我如自家孩子。每年矿、局都搞体育比赛和文艺汇演,我都是“借调”人选。在三年机修学徒里,我几乎一年半在矿、局的舞台上混,一年半在矿、局的球场上过。孙队长习惯了,见到我的“调动申请”后,他笑呵呵当即在我的报告上签字,又说你小子早该混得更好。矿劳资科的朋友对我说:我教你,把报告先找矿长签字,到科里后办起来能省很多事。

当晚,我把报告给父亲,说H*要我辞职去考试,我不考了,想调韶关市区,队里同意了,要罗矿长批。父亲一愣,第一次知道我的想法,问行不行?不试怎么知道,我说。当时,矿里开始流行调动,但矿里卡得很严。

H是“老大”,矿长是罗国光,管工人调动。他与父亲都是首批到六矿的援建人,来自三矿,但在矿领导排名中一直靠后,熬了10多年才成“婆婆”。他长子是我同学,一起参加工作,至今有联系。

1978年间初,矿里要抽调一批矿山子弟学开车,有我俩,全矿都知道。那时,矿里开车是“顶级”职业,是千万“矿二代”的最高目标。就在我们等待“顶级职业”时,矿里的矿长们对我父亲说,都是“老乡”的小孩去开车,影响很坏,安排我去机电队。罗同学是潮汕人,父亲虽贵为“长”,但是“摆设”,他无奈,只能在机电队当电工。

对我父亲说“影响”不好的矿长们都是老乡,当中有在云顶矿“蒙难”的,有第二、三批到六矿“启用”的。刚到六矿时,他们都是我家常客,家里大人要我们小孩这个叫伯伯那个叫叔叔,隔三差五在我家吃饭喝酒扯谈,几年后,却没有一个老乡矿长想着老乡的后代。

就在我当“机修学徒”后,那些曾经在我父亲面前指责“影响不好”的矿长老乡的“矿二代”却都学开车去了。

父亲找罗矿长签字后回来说,他批了。也许罗看到了矿山的未来,也许与父亲首批来六矿结缘,也许与他儿子是同学,也许还有其他……1987年,罗矿长还参加了我的婚宴。

1986年7月,我在局本部拿到调离煤矿的“调令”;一年内小弟黄辉又从六矿水泥厂调到了韶关市二棉厂。

有趣的是,就在我从花坪拿“调令”回六矿时,居然与H同在一台车上。H知道我要离开矿山后,很是吃惊地则头看着我:说别走了,到矿宣传科去,我说了算。

那一会,我下意识地抱紧装身上有“调令”袋子,那一刻的不屑一顾,轮到我了!

“*说了算”,是后来坊间的表述,毫无“一元化领导”含蓄。在矿读中学时,常被学校组织参加矿里大开会,习惯了“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也知道主席台上坐的叫“*”、“主任”。当矿工后,台上的人才改叫“矿长”,但矿党委*还是*,只有私下矿工叫“老大”。

矿里“老大”不下井,365天坐在办公室“想东西”是六矿一朵“奇葩”,也是国内煤矿行业“老大”中的“熊猫”。

“老大”姓L,名F。“L老大”戴着眼镜,斯斯文文,能说会道,但那时“L老大”还不是我的“老大”。当时,六矿办公室设在矿家属区的矿医院楼上,“老大”的各种“指示”,每天都通过楼上的矿广播站向全矿播发。

矿里人都知道,“L老大”是当年任职六矿,不过问“矿井口”朝哪儿开的矿山“老大”。逢年过节全矿不放假,医生老师都在矿运输队推矿车过“抓革命促生产”的革命化节日,唯有“L老大”岿然不动地坐在办公室,看文件、作指示。

“L老大”绝对是建国后“留史”国内煤炭行业“一把手”不下矿井之最怪。但难于置信的是,矿务局的“老大们”居然容忍“L老大”这朵“奇葩”在六矿“盛开”。

在“L老大”换成“S老大”后,我已穿上“安全生产”工作服当了矿工。新来的“S老大”一改前任陋习,把矿办公室迁到“井口”附近,营造矿里“干群”和谐气氛。与前任365天在办公室相比,“S老大”则长期“承包”下午3点至晚上11点的“中班”,也算赢得一阵井下“班班有领导”的口碑。

但是,“S老大”的“独尊”与算计“中班补贴”的议论又四起,矿工们开始习惯“S老大”的“霸道”了,老矿投奔他的“哥们”纷纷而至,形形色色,且个个受宠,矿山见怪不怪。

L走了,带走了他开创国内煤炭行业“老大”不下井的最怪;S来了,写出了“为我独尊”的矿史。而H的登台,功在“一元化”改“一言堂”,且顺理成章。

红工报

第一次看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登在《韶关市通讯》,大约是1978年前后,是歌颂老师的新诗,之后再无诗句涌泉,无缘“诗眼”,只能萌芽爬格子,孤芳自赏。

《红工报》、《曲仁矿报》、《广东煤炭报》的变迁,我都有幸留名,是我在矿山舞文弄墨的重要平台,也是越写越敢写,越写越扬名,越写越远离矿山,越远离矿山,又越怀念矿山的那山那水那人的那年那月……

矿宣传科管全矿对外宣传,审核矿各连队“宣传员”稿件送发的签字、盖章。我不是机电队的“宣传员”,不写队里的好人好事,是白天拿铁锤,晚上拿笔的“机修工”。唯一的一篇“好人好事”是写机电队工友谭小君。当年下大雨,他在住地门前水沟突然暴涨时救下了一个落水的“矿二代”,因为工友,我在 《红工报》上发了,稿件没经矿宣传科审核,《红工报》编辑熟悉我,知道我不写假新闻。

1997年间,我在广州的周彪办公室聊天,周彪是原《红工报》总编辑,矿山人公认的才子,也是朋友兼哥们,见面乐呵呵,聊当年的矿山、韶关、煤炭报,话题全是熟悉或不熟悉有趣或没趣的矿山事事人人……后来,周彪走了,去天堂办报了。

“红工报”不在天堂,在矿山人中间传阅,是矿工自己的报纸,写的是矿工,看的是矿工,是有志“写东西”的“矿二代”的平台。我喜欢报纸的副刊,不写矿里新闻,只写矿山人的故事,我的《油腻腻的“大夫”》、《白水游思》、《晨跑》 、《开满白花的柚子树》、《故乡情》、《呵,寻路人》……矿山的那山那水那人,都在《红工报》、《曲仁矿报》、《广东煤炭报》首发。

甘志勇是《红工报》的帅哥、奇才,结缘煤矿报,曾同混于矿务局文工团。2003年在珠海相见时,知我写东西已成“专业”,有些不解,问:还写呀?!

从矿山报起步,到走进国家通讯社。2015年与当年《红工报》的大记者沈建平通电话,知道他在深圳,是《曲仁(红工)家园》网的主力,30多年没音讯。我自报家门后,沈兄也显得惊讶,又是一句“还写”的问话。

写东西是没有出路人的出路,矿山历练了矿山人的毅力。从《红工报》到《曲仁(红工)家园》网;从不写新闻稿,到在国家通讯社当记者写新闻,从国内写新闻,到外派驻国外写新闻……

只能说,这辈子我没别的求生本领,哥们!

家 属 工

“矿山家属工”,是最值得感恩的伟大“矿山母亲”的一支族群,也是我最想写最值得写的矿山最特殊最熟悉最缅怀的,却又担心自己总写不好的千万个“矿山母亲”。

在曲仁矿务局,“矿家属工”的地位是最低干活最累最脏最少收入的母亲群,即便这样,矿山还是把“矿山母亲”分为户籍随丈夫迁到矿山的;多种因素不能随迁到矿山的。前者的子女是“非农业户口”,是当然的“矿二代”,后者是“农业户口”,子女当矿工的机会要在户籍转化中转变。

同样的“家属工”,不一样的矿山家庭人生轨迹。“矿二代”的母亲,有“女矿工”、“家属工”和户籍农村“家属工”之分,但丝毫不影响“矿二代”相融。

母亲生前告诉我,她曾是云顶矿的“女矿工”,60年代被“下放”,下放的理由很多,也许有我父亲遭诬陷的因素,是后来千万个矿山“非农业户籍”的“家属工”一员。

我记事起,知道母亲和很多同学的母亲一样,从家里自带饭菜到矿运输队推矿斗车“翻煤”,与他长子在六矿首个矿工职业相同,也是“三班倒”。但儿子是“过度”,等待“重新分配”,而母亲是“职业”养家,是不知辛苦,不会叫累的千万个“矿山妈妈”中的一个妈妈。

父亲在云顶矿是四级工,要养4个小孩,还有外婆、舅舅共八口人,母亲挣钱养家成了必须,也是“副业”最重的“家属工”,下了班还要找地方种菜,像千万矿山母亲一样用汗水、用青春,在无私无悔地呵护矿山人的矿工之家,毕生养育“矿二代”。

1971年10月迁到六矿东边(水泥厂),母亲就在房屋前后规划哪里种菜、哪里养鸡鸭,指挥我父亲带上儿女们干活。1972年底搬迁到六矿本部西边,母亲还是要我父亲带上儿女们到山边“圈地”。母亲说,她早就看好这里了,管理很方便。“菜地”前的工友后来对我说,不敢想那里能成菜地,全是石头。之后,矿里流行“养猪”,母亲毫不犹豫干了,目的就是养家。

母亲生前常说:家里钱少,就是没钱的活法:身上衣服,洗干净就行,不讲新旧;吃饭,填饱肚就行,不讲餐餐鱼肉。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春节给我们子妹的“压岁钱”就是二毛钱,也是我整个童年时代的“压岁”。

工作后,母亲给孩子们的“压岁钱”涨到了10元,超越“压岁”的意义了,成了子女们的祈盼!有了孙女后,母亲给孙辈的是100元。父亲看不过,他向母亲要一百元的“红包”,由他亲自给孙辈发“红包”,而子女仍旧是母亲给的10元“压岁”。

有年春节,小弟黄辉向母亲建议后,“红包”涨到了100元,子女媳妇孙辈一人一个。但父亲在世时,他只给孙辈各100元“红包”。母亲老了,我们替母亲准备好“红包”,请她发给我们,但母亲不让,说都是你们平时给的。于是,大年三十年饭前,母亲发过“红包”后,轮到后辈向后辈发,从大到小。

我和小弟一样,把母亲当年发的“新红包”替下去年母亲发的“红包”小心放进钱包,又在等待来年的大年三十年夜饭前母亲发新红包。

种菜帮补家里极有限,六矿成立“家属工”后,母亲首批入选之一,与三位新到的“矿山母亲”一起学打铁、磨豆腐、做搬运工,风里来雨里去,过着没有寒冬酷暑的每一天,只要能养家挣钱,矿山的母亲们不怕出汗,甚至流血。

母亲生前说,到六矿后,她也有机会到韶关市区的工厂重新参加工作,后来放弃了,原因是照顾不到家庭。

《人生》电影里有一组画面,说的是主角去城市“抢肥料”,而这个场景在我读初中时就发生在我身上。经常是凌晨4点左右被母亲叫醒,用手电照着母亲去矿公厕“抢肥”,既给母亲壮胆,又给母亲“侦查”,看矿里哪个母亲在我们之前。

母亲很勤劳,种出了矿山人羡慕的蔬菜瓜果,矿里经常有人从我家拿菜回去尝鲜,当中有矿里的“老乡矿长们”。但父母眼里,没有官大官小之分,对上门索取欢迎,绝不送菜上门。

母亲的一生,是矿山“家属工”的一生。“矿山母亲”是那年月矿山建设的主力军之一,也是矿山千万家庭和谐与稳定,更是矿山的繁荣标志。

铭记矿山的“家属工”,一代伟大的矿山母亲。

家园网

2011年8月18日上午10时后,广东江门的同学郭士雨和我通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在《曲仁(红工)家园》网发了文章,我被问住了。

什么网?什么文章?郭同学的话,我不知所措。作为央媒派驻地方的记者,我每天都在写辖地的新闻,每天有大量的网站转载,而郭同学感兴趣的网站和文章,我首次听说。

郭同学反复强调,是2006年写我父亲的。我说,可能是网站下载的,随手记下了他说的《曲仁(红工)家园》网。

写父亲的文章不多。当年底在北京总社学习,知道自己2007年春节期间被派驻台湾做记者,从北京飞广东时,绕道飞长沙,在故乡花明楼拜祭父亲的坟,告慰长眠于故乡的父亲:儿子不仅从地球深处走了上来,将走进台湾,到“国统区”工作,并写下《父亲坟前的松树》登在南方日报。

《曲仁(红工)家园》网转载了,郭同学看到了告诉我。看到网上标有一段红笔线“从朝鲜回来后,父亲转业到了当时轰轰烈烈的煤矿第一线——曲仁矿务局云顶矿,成了矿山的新主人。”

郭同学说,“家园网”是矿山人自己的网。

我是实实在在的矿山人的后代。那年上半年,佛山南海盐步的同学苏中波曾给我电话,问我是不是和郭士雨一起去深圳参加“红工聚会”,问得我一头雾水,看到《曲仁(红工)家园》网才知道,苏中波的电话最后落脚点也在这里。

矿山人执着,父辈们在地球深处不屈拼搏的精神,被“矿二代”在地球上面发挥的淋漓尽致。照片、文物、人文故事、街谈巷议……家园网上,顷刻间,都能勾起一代矿山的记忆。

2011年8月21日,我写下第一篇《从地球深处走出的人》发给《家园》网,开始说矿山人自己的故事,说矿山人人家里的家事,到本篇已写下整整10篇矿山的记忆,且不论质量。

2016年8月7日,我在《伍家村,“人鬼”转换的瞬间》,寻找40多年前“山塘”水下救我的恩人苏国强,半个小时,强大的《家园网》人脉圆了我的梦。

辉煌的曲仁煤矿,曾承载了父辈一代的历史,续写了一代“矿二代”追求。

矿山消失了,家园精神却在现代科技中传播,以最朴实的方式,牵挂着矿山的情怀,温暖关心仍在困难之中的矿山人……。

大家梁晓声说:影响现实的,是离现实最近的史。……矿山的舞台、矿山的球场、矿山的山塘、矿山的调动、矿山的男人、矿山的女人、矿山的山花、矿山的那年那月……都成了我的矿山关键词,人生关键词

总也写不完。

2016年10月25日 履职外派前于肇庆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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