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懂得靠“吸毒”来刺激大脑，只不过当时所谓的“毒品”仅是一些能够让人产生兴奋感的草药混合物而已。
最早在5000多年前，人类开始从仙人掌、龙舌兰等植物中提取致幻剂，而人类与鸦片、大麻、古柯的接触，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早。
印度一名16岁的小男孩正在准备每天的毒品注射
在印度，一套毒品注射剂（含两支）售价50卢比（略少于1美元），药店常客去购买时，通常会享受到折扣或者是得到免费的超强止痛片。
万能特效药的发现
在阿司匹林诞生前，欧洲各国对付疼痛的唯一镇痛剂为鸦片，它是包治百病的良药，任何文明病——焦虑、烦闷、长期疲劳、慢性疼痛、失眠、幼儿啼哭、痢疾在它面前，都无所遁形。
罂粟的种植可以追溯至人类文明的早期，其最早的农业化大约在8000年前的地中海西部地区。公元前4000年左右，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发现罂粟是可以给人带来快乐的植物，并开始提取罂粟汁液。
大约在同一时期，种植罂粟和提取罂粟汁液的方法从青铜时代的塞浦路斯传到了埃及、希腊和罗马地区。我国所称的鸦片，就是由希腊语中的“罂粟汁液”一词，经阿拉伯语转音而来。
公元前1552年的一张草纸显示，古埃及底比斯医生被告知大约700种不同的鸦片配方的用途。
在古希腊罗马的文明和宗教中，鸦片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有着神奇的魔力，不仅可以增进食欲，还能治愈疾病。
公元前400年时，希腊人已懂得将罂粟汁拌在其他食物里，人们食后即能“安神止痛，多眠忘忧”。
据此，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将罂粟归入药品一类。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有服用鸦片的习惯，每天，御医通过调整用蜂蜜调制的鸦片糊的剂量，来满足马可·奥勒留睡眠的愿望，并保证不破坏他的执政能力。
公元1世纪，在拉尔古斯关于药剂学的著作里，鸦片的制作方法第一次被明确记载。
16世纪以前，鸦片被欧洲人们普遍用作四种标准通用缓和剂的成分，随着医学的发展，鸦片剂量在这类药方的比重开始越来越大。
西班牙内外兼修医生克里斯托堡·阿科斯塔在东印度群岛发现，鸦片既被当地人用做药品，也被当作像面包一样的食品。
同时，“鸦片也用于性用途，虽然这会令人反感，但是人们大量使用，鸦片已成为色鬼们最常用和最熟悉的补药。”
越来越多的旅行游记，令欧洲人对鸦片的运用有了新的认识，他们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增加鸦片剂量、制作鸦片酊、鸦片酒、御用鸦片，来激发它的其他用途，让病人乃至正常人慢慢对其产生生理依赖。
到17世纪时，鸦片已不单单只是镇痛剂了，在兴奋剂中，它是在自然界里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刺激药方。药效方面，鸦片的能力越来越广，一则，它可治疗大部分胸部和肺部的疾病，防止或减少出血、呕吐和腹泻；二则，它又是绞痛、胸膜炎及歇斯底里症的特效药。
此时，在遥远的东方国度——中国，被欧洲人视为万能特效药的鸦片正一步步走向罪恶的深渊。
吸食鸦片法导致鸦片禁令
鸦片传入中国的准确时间已无从考证。唐高宗李治在位时，由政府组织专家编撰的药典——《唐本草》中，记录有一种名为底也伽的药物。
公元667年，《旧唐书·拂菻传》载，拂菻国王派使者入唐，进献底也伽。按德国学者夏德研究，拂菻就是大秦，即东罗马帝国。
当时，拂菻已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而底也伽作为疗效极佳的解毒药，由600种物质混制而成，其中最主要的成分就是鸦片。
可以肯定的是，经由阿拉伯人之手，罂粟开始在唐朝传播开来。在最初的数百年内，罂粟主要被作为观赏花卉和药用植物，许多医书不仅记载罂粟可治痢疾、腹痛、咳嗽等疾病，还将它视为养胃、调肺、便口利喉等功效的滋补品。辛弃疾就曾靠服食由陈年罂粟加人参等制成的败毒散，治好了重病。
明代时，尽管中国人已懂得从罂粟割乳浆取鸦片，但主要来源仍采自国外。
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中国开始对进口鸦片征税，规定每进口10斤鸦片要交2钱银子的税钱，随着鸦片输入的增多，民间逐渐出现了吃鸦片者，但仅限于富绅地主权贵阶层，其中尤以“鸦片皇帝”明神宗为代表。
17世纪以前，中国人只知道生吃鸦片，至苏门答腊人发明吸食鸦片法，经荷兰人传到东南沿海城市后，中国人才真正体会到毒品鸦片的乐趣。
生活于明末清初的文人曾羽壬曾在日记中写道，“余幼时闻有鸦片烟之名，然未见有吸之者，只福建人吸之。”可见，最迟到明末时，中国人已学会鸦片吸食法。
清初，海禁开放，吸食鸦片方法逐渐从东南沿海城市蔓延至内地。到雍正时，喜欢群聚的吸食鸦片者们引起了统治者的恐慌，一方面，鸦片烟“淫荡人心，贻患不浅”；另一方面，吸食鸦片的人往往到最后会弄得倾家荡产，最终沦为盗匪，有碍社会和谐。
故此，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廷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鸦片禁令，毒品鸦片的恶名自此“声名远扬”。
1890-1910年，山东青岛，鸦片烟馆内景
吸食法的传播令鸦片中的吗啡大量深入人体肌骨，危害加深，加之飘飘然的自我麻醉感，鸦片业已脱离万能特效药的身份，成为专供人类获取快感的产品，转化为人类社会的公害——毒品。
一旦药品被滥用，与之关联的文化也会相继发生改变，人类因毒品上瘾的历史便会随之开启。鸦片如此，大麻如此，古柯亦是如此。
大麻与古柯的世界化
早在公元前5世纪，斯基泰人就开始凭借大麻种子燃烧时产生的烟雾，慢慢进入迷幻状态，从而唱歌、跳舞。大麻因其能产生幻想的愉悦感，被形象地称为“通向天国的向导”。
世界上最早崇尚使用大麻文明的非印度莫属，在面对病人患有疟疾等传染病或风湿等疼痛症时，印度传统医学阿育吠陀体系的诊病者会开出口服大麻的药方。
战士们饮大麻药来壮胆，苦行僧们借它来安神，新婚夫妇用它增进情欲，民间用它来消除烦躁与疲劳。到莫卧儿王朝（1526—1857年）时，大麻在印度的普遍使用达到顶峰。
地球的另一端，16世纪时，西班牙人开始在美洲殖民地栽种大麻，他们的本意是为了收取大麻纤维，以供船舰的绳缆之用，没想到大麻在精神状态的功效竟让它成为当地穷人的“鸦片”。
20世纪初开始，含有大麻树脂的药物纷纷问世，它们被广泛用作止痛和镇静药物。但医学界很快发现这类制剂非但不能给治疗带来良好的效果，反倒使患者情况更加严重，于是，国际社会开始禁止大麻。
1900年之后的30年中，超过100万名的墨西哥劳工进入美国西南部，将大麻的干燥叶片与花冠制成香烟吸食的习俗带入美国本土，到30年代中期，路易斯安那州各地都看得到兜售大麻的人，因为容易取得，大麻烟的价格低廉，人们逐渐使用大麻来逃避现实，及时行乐。
随着60年代嬉皮士运动的发展，大麻烟作为叛逆的象征，在美国高中及大学群体中泛滥成风，整个欧洲也受到感染，此后大麻的滥用又被推向了世界各地。
与大麻经由欧洲带至南美洲的情形不同，一直以来，古柯都生长在南美洲安第斯山区。远在3000年前，古印第安人就有嚼食古柯叶的习惯。
通常来说，原住民会将草木灰、石灰石掺入古柯叶，然后送进口中咀嚼，一方面解除疲劳，消痛祛病，一方面舒缓高山反应，充饥、提神。
16世纪中叶，西班牙入侵印加帝国时，将古柯叶带到了欧洲。1859年，一位奥地利化学家从古柯叶中首次提取出生物碱——可卡因，很快，可卡因吸引了大量拥趸——闻名遐迩的福尔摩斯之父柯南道尔、精神分析法的创始人弗洛伊德以及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
1884年，弗洛伊德在其著名的研究报告《谈古柯》中指出，可以乐观看待古柯对于神经衰弱、消化不良、恶病体质、吗啡毒瘾、酗酒、高山哮喘、阳痿等病症的潜在疗效，并适当注意它的局部麻醉功能。
一时间，可卡因因医疗实验所带动的需求超越了供应，众多药厂纷纷南下淘金。由于当时法律还没有对可卡因进行任何规定与限制，它很快成为药店、杂货铺、餐厅等场所的畅销品。
1890年，医学专家第一次记录了可卡因成瘾的病案，6年后，美国康涅狄格州医学会建议只有医生才能使用可卡因，美国洛杉矶大学精神病学专家罗纳德·辛柯博士曾形象地将可卡因的危害比作一股在大脑里燃烧的高温暗火，作为鼻吸入剂，其危险性远远超过鸦片。
1900年的彩色版画《药物时代》，展现了一家药店内部，放在货架上的瓶子分别贴着砷、士的宁（中枢兴奋药）、安替比林、神经兴奋剂、鸦片和可卡因的标签。小女孩拿着的瓶子上标着“舒缓糖浆”。
新型毒品的兴起
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达文波特-海因斯曾将现代毒品史的起点放置于19世纪20年代，并表示其中最重要的变化起因于皮下注射器的研制和把它们用于治疗神经痛以及慢性病人。
在《上瘾五百年》一书中，美国学者戴维·考特莱特指出，“有4项医学发展不但加速了精神刺激革命，也使此一革命带来的社会影响更令人担忧。
它们是：吗啡与可卡因等影响精神状态的生物碱分离成功并且可作商业性生产；皮下注射医疗之发明；水合氯醛（安眠药用）等合成瘾品之发现与制造；海洛因等半合成衍生物之发现与制造。”
吗啡、海洛因、安非他命、冰毒等新型药品的产生，为人类吸毒提供了多样的选择。而皮下注射器的发展，又为人们吸毒提供了最好工具。
19世纪初，医学家从鸦片中提炼出吗啡，用于镇静、止咳、镇痛。美国南北战争时，吗啡作为镇痛剂在美军广泛使用，但由于吗啡不仅对循环、呼吸、肠胃系统有副作用，而且具有比鸦片更大的成瘾性，因此，战争结束后，美军当中首次出现了群体吗啡瘾者。
为了解决吗啡的毒瘾，人们开始研究新的药品，1897年，德国拜尔药厂化学家菲力克斯·霍夫曼合成了一种名为二乙酰吗啡的制剂。
当时，拜尔公司*认为，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可用来替代吗啡等致瘾性麻醉品，因此为它起名为Heroin，意指“英雄式的新发明”，并将它作为一种止咳处方药出售。
而海洛因中极强的毒性，大大超出了化学家菲力克斯·霍夫曼的想象。它就像飞出潘多拉盒子的魔鬼一样，蔓延至地球的各个角落，野蛮生长。
最初，拜尔药厂推出海洛因这个产品，是当做止咳剂的，安非他命亦然。1919年，日本的一位化学家合成了第一种人工合成兴奋剂——苯丙胺，即安非他命，用于治疗成人肥胖症及小儿运动机能亢进。
二战时，各国为提高士气和官兵的耐久力，安非他命被广泛使用在军队里。同为毒品家族中的“后起之秀”，二战时，冰毒（即甲基苯丙胺）也被同盟国与轴心国以Pervitin之注册名称分发至前线。
纳粹军曾给士兵，特别是在苏德战争时的党卫队人员及德意志国防军广发冰毒以作兴奋剂之用，希特勒亦曾注射过甲基苯丙胺。
德国作家诺曼·奥勒在其著作《亢奋战：纳粹嗑药史》中，全面论述了纳粹统治下的毒品状况——包括可卡因、海洛因、吗啡和冰毒。而这些对于纳粹军队恢复士气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部分解释了战争初期德国为何攻无不克。
当然，毒品同样也解释了他们的内部混乱以及问题重重和令人疑惑的决策。本书中提到，毒品也对希特勒有着重大的影响，当战事不利于德国的时候，他通过嗑药缓和自己的情绪，这种状态下的判断形势的能力可想而知。
二战前，全世界管制的毒品大致只有三类：鸦片类、大麻类、古柯类，设计管制办法的人想象不到。
几十年间，上百种新的合成毒品竟会出现，他们更无法料到，金钱、*会使毒品交易愈演愈烈，人们深陷在由毒品构建的精神幻境里，全然忘了最开始的它们，只是救人性命的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