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人怎样以“清雅”抗衡“粗俗”

作者：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古钱币博物馆馆长 陈江华，整理：王珍

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人群对生活的追求不尽相同。比如，有人认为，吃喝玩乐是人生最大的享受、最高的境界；也有人认为，琴棋书画才是真正的、理想的生活乐趣。应该说，人们在生理和物质生活上的追求有其正当性、合理性。但人生是不是就应该停留在这一阶段，这是需要思考的。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指出，人的本质与一般动物根本的不同，就在于人能从事文化上、精神上的无限创造活动。也就是说，作为一个高尚的、有理想的人，不能仅满足于衣食住行的物质享受，还应该有很多精神上的追求。我们从江南文人的日常生活中，可以明显看出这种精神上的追求。

自南宋以来，经过几次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转移，江南地区不仅成为经济上最发达、最富裕的地方，而且成为文化上的高地，是文人或者说知识阶层的荟萃之地。因此，江南文化虽属区域性文化，但存续了中华文化的根基和主干、汇聚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可以说是中华传统文化后期的代表。

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宋代以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在江南保留得最多。有了这一基础，江南文人的许多新动向、新追求，包括精神生活方面的追求，往往辐射全国，在历史上能够产生很大影响。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与大家讲讲古代江南文人的日常生活。由于时间有限，我主要以明代中后期为例。选择这个时间段，是因为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的生活追求很有典型意义，对后人的影响也特别大。而且，晚明江南人士在衣食住行上的追求，还有突破传统礼制束缚的进步意义。

明代中后期日常生活趋于艺术化精致化高雅化

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追求那种特殊的、具有高度文化品位和艺术审美性的生活情趣。这既是生活文化发展演进的产物，又与特定时空的政治、社会条件密切相关。

明代的江南是全国的经济重心和人文荟萃之地，但江南文人群体面临着一种特殊的生存困境和空前的心理压力。

这种心理压力，一方面来自当朝帝王的刻意打压。

朱元璋对江南文人的猜忌、贬抑是诸多史料明确记载的。他下令苏、松和浙江人士不准到户部当官，且科举考试对江南学子也作了不公正的限制。他还与儿子朱棣多次将江南的富户，包括许多文化世家，大量迁往北方，家产全部充公。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当上皇帝，更是对江南的文人士大夫肆意*戮。朱元璋、朱棣以后的明朝皇帝，对江南的文人士大夫也有很深的偏见。

这种心理压力，另一个方面来自富商巨贾的挑战。

明代以来，江南成为全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工商阶层迅速崛起，由此引发社会的巨大变动。因商品经济发展而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富商巨贾，不仅成为众人羡慕的对象，也使传统“士、农、工、商”社会等级重新编排次序——商贾的地位有所上升，士的地位不断下降。

翻检明代的逸闻、小说，穷秀才在商贾面前低声下气的描写可谓比比皆是。因此，不说平民百姓的慕商、崇商，即便文人内部也不时发出“士不如商”的感叹。

原本自视甚高的江南文人，此时的心理落差之大可想而知。政治生态的恶化、社会地位的滑落，使他们的心态陷于空前的复杂和窘困，因而产生了沉重的压抑感和危机感。仕途坎坷、官场险恶及屡遭贬抑、动辄获罪的政治环境，致使众多江南文人士大夫从心底里生出对官场的厌倦，萌发退隐闲居的心思。

不过，多数江南文人并不认为思隐就必须山居野处、灭迹城市。他们认为，最高妙的退隐是隐于朝市和留司的“大隐”和“中隐”。只要志在于隐，无须异于常人，无须匿迹深山。若能自持其心，可不拘其迹，故可亦仕亦隐、心隐身不隐。山水林泉、鸟语花香之类的隐居乐趣，完全可在治园修亭中求得；书斋园林、诗书茶酒，无不可隐。

可见，江南文人有其独特的隐逸观念和方式。他们寄情于精神上的“世外桃源”，游园观景、鉴书赏画、焚香品茗，追求一种悠闲适意、清幽高雅、艺术化的生活情趣，并借此平衡满心的失落、消磨胸中的块垒。

当然，江南文人刻意追求这种特殊的生活情调和品位，还有另一层深刻的含意，即以文士特有的“清雅”来排拒商贾的“粗俗”。面对穷奢极侈、挥金如土的富商巨贾，江南文人的内心是痛苦而复杂的。在社会发生巨大变动的情况下，无论经济实力、物质生活，还是拜金主义盛行之下的世俗评价，文人皆难与富商比肩。那么，以什么东西来自我标举呢？能让士人孤芳自赏并维持自尊、自信、自傲，且在一定程度上能获得社会认同的，唯有自身独具的文化素养。

在这种状况下，江南文人刻意提升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含量，期盼以一种品位清幽高雅、充满文化意趣、高度艺术化的生活方式来与商贾的“粗俗”相抗衡，从而满足内心的优越感，厘清日益混淆的“士”“庶”之别。

所以说，明代中后期的江南文人将日常生活趋向于艺术化、精致化、高雅化，是在特殊时空条件下创造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样式。

园林、书斋、茶寮是士大夫重要的精神栖息之所

从现今留存的文献资料和绘画作品来看，明代江南文人士大夫最心仪的三个去处是园林、书斋和茶寮（茶房）。这可视为他们精神生活最重要的栖息之所。

宋代以来，古代中国开启了城市化的进程。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达到15%左右。据估算，江南八府当时的人口约有2000万，这意味着城镇居民大约有300万。可以说，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的“城居”现象颇为流行，文人士大夫也多到城里居住。

“城居”可以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走亲访友、雅集唱和都很方便。但城市的嘈杂喧嚣，又对文人的生活情趣构成了干扰。既无法脱离城市，又时时留恋乡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园林骤然而兴。

若能修建一处园林，模仿并浓缩乡村中的小桥流水、鸟语花香，将悠然闲适的生活意境搬到城里来，就既能获取城市生活的便利，又可经常享受乡村生活所给予的安宁、静谧。园林的妙处就在于此。

这一时期的江南地区，园林建造特别兴盛。我作过一个统计，仅苏州府一地，明代修建的、见于文献记载的著名园林就有100多座；不太著名或未被记载的，肯定还有很多。

除了文献记载，明代绘画中也有许多描绘江南园林的作品。沈周的《魏园雅集图》，就是其中一件名作。该图描绘沈周等苏州名士拜访友人魏昌，在魏家园林中雅集的情形。众人赋诗作文、抚琴高歌，欢声笑语，一醉方休。沈周以浑厚苍润的笔墨刻意营造出一种山峦林泉特有的“野趣”，借以表现江南文人钟情于结庐尘世的情怀。各位名士在画上题诗抒情，魏昌还题跋记述雅集的经过。这幅画不仅成为美术史上诗、书、画俱佳的杰作，而且为后人留下了江南文人醉心园林的真切写照。

但修建园林是很费钱的，有能力造园的毕竟是极少数人。无力造园怎么办？古人建宅造房，前后总有一些空地，形成大大小小的庭园。于是，许多人在屋前屋后辟出几个平方，种点花花草草，堆几块山石，也可营造出更小、更浓缩、更模型化的“乡村景观”。归有光在名作《项脊轩志》中，即描写了书屋之前的小型景观。

如果连这个也做不到，又该怎么办？那就摆弄盆景，这可视为最小型的“乡村景观”了。盆景在明代中后期的苏、松等地有很大的市场，以致贩运、出售盆景成为一个时尚产业，道理就在这里。

除了大大小小的园林景观，读书人往往会有自己的书斋。现今留存的大量明清文献中，有不少文人专门谈到书斋的构建、装饰、布置以及其中的藏书、文物、各类文具等。当时的江南文人认为，书斋是精神享受、文化创造的处所，故万万不可布置得富丽堂皇、金碧辉煌，而应该凸显文化品位和学术素养。

江南文人多将书斋视为自己的出处和归宿。不少人赴京当官时，仍对自己的书斋流连忘返，并时时期盼不久的将来能辞官返乡，回到书斋中去。回到书斋做什么？当然是读书，浏览古今经典名著，还有就是鉴赏自己收藏的文物。

近年来的研究揭示，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鉴藏字画、碑帖、铜器、玉器、瓷器、古版图书等文物的风气极为兴盛。文物鉴赏集学术研究与文化消遣于一身。各类文物高度的艺术价值、学术价值，对江南文人确实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不少人还以鉴赏文物来标榜自己的清幽高雅。

晚明松江名士陈继儒在《岩栖幽事》中说道：“胜客晴窗，出古人法书名画，焚香评赏，无过此时。”显然，在江南文人心目中，天朗气清，有挚友来访，步入书斋取出珍藏的文物字画一同欣赏，实为人生之快事。反之，如果不是志同道合、深得敬重的诗友、文友、书友、画友、文物藏家，是绝对进不了书斋的。

凭借“孤芳自赏”，保留了几分自尊、自信和自傲

中国饮茶的历史十分悠久，巴蜀一带早在西汉时期就有饮用茶叶的现象，汉地文人雅士饮茶始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后，饮茶逐渐成为一种风俗，流行于朝野。到了宋代，饮茶更为普及，茶叶成为“开门七件事”之一。

明代，饮茶风尚发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化。宋代盛行的斗茶之风已经消失，制作穷极精巧的饼（团）茶为更接近自然的条形散茶所取代；先前的研末、调膏、煎煮而饮，此时变成直接以沸水冲泡。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明代中后期的江南文人，在讲究茶叶、茶具、水质等物质条件的同时，更注重品茗的环境与气氛，更追求一种具有美学意趣的、艺术化的饮茶方式。

明代有关饮茶的论述使人明显感觉到，在江南文人看来，饮茶不仅是一种物质享受，更是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是生活情趣的典型体现。为了寻觅一种清幽高雅的品茗意境，往往会辟出专门的茶房、茶寮。在他们心目中，唯有“凉台静室，明窗净几，僧寮道院，竹月松风，晏坐行吟，清谈把卷”的环境，才能达到品赏香茗的最佳境界。

由于饮茶是清事、雅事，所以江南文人对同饮之人也有要求和选择。陈继儒明确提出，只有“翰卿墨客，缁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轩冕而超轶世味者”，才能成为真正的“茶侣”。为保持品茗时的清幽静谧，江南文人对同饮的人数也予以限制，陈继儒称：“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

在饮茶的过程中，江南士人会刻意营造清雅闲适、超然物外的气氛，注入特有的精神追求和审美意趣，这实际上已将品尝香茗提升为一种生活艺术美的创造与鉴赏。

明代江南文人的饮茶风尚不仅见于大量的文献记载，而且绘画作品也有非常真切的描绘，如文徵明的《品茶图》、仇英的《松溪论画图》等。

明代江南文人创建的新生活样式，包括特殊的生活向往和精神追求，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从生活文化本身的发展来看，他们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如衣食住行、社会交往、文艺创作、休闲娱乐等，提供了不少新内容、新品位。

从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视角来看，江南文人以知识阶层特有的情怀志趣，与污浊的官场保持一定的距离；以独具的文化素养，来反复厘清“清雅”与“粗俗”的差别。

在这样的过程中，知识阶层的自觉意识不断被触动和唤起。其中，就包含古代士大夫阶层的群体品格，即以天下为己任，具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文化担当精神。在专制皇权趋于极端、拜金主义日益盛行的状况下，不少江南文人正是凭借这样的标榜清高和孤芳自赏，保留了几分自尊、自信、自傲，持守了知识阶层的道德节操，没有完全屈从于权力和金钱。

顾炎武在《日知录·世风》中说过一段话：“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这里所说的“天下”，应该说就是指中华民族这个命运共同体，尤其是我们这个民族信守的文化准则。

顾炎武作为江南知识阶层的代表，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文化担当精神发出了穿越时代的理性呼吁。当中华民族共同体遭受侵犯乃至面临被颠覆的危机时，共同体中的每个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

这段话代表了江南文人的普遍认识。事实上，这种认识在关键时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清鼎革之际，以身殉难的，以江南的文人为最多；清军下达“剃发令”后，江阴、嘉定的民众浴血奋战、拼死反抗，也与文化自觉和崇尚气节密切相关。这正是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中华文化之文化精髓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