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帝膝行问道2500年之后，中华民族在经历了数百年百家争鸣和长期战乱之局面后，大秦一统天下，秦始皇嬴政一反常态，不尊道统，亦试图摆脱“政教”、“文教”之形态，废封建、置郡县；焚书坑儒，力求学术思想之统一。最后以无文而亡天下。
汉高祖刘邦用友而霸，很快汉立。而后经文帝、景帝，初用黄、老学术，以无事取天下，休养生息，社会发展富庶，朝野安定。期间，文运亦渐起，但文人仍未被重用。至汉武帝时期建元元年，董仲舒献《天人三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时，文运虽起，但兵家、纵横家之思想，仍支配战争领域，法家之思想则支配政治领域，儒家思想，则处于社会教育方面等。与孔孟儒家相去甚远，孔孟所言“王道”、“君师之道”，无人提及，故尊孔，实为尊帝。儒生开始从事于功名，而不尊师道，学者专以考据典故，疏释经文为事，文人开始竞逐言语之华美。
此一时期，距离孔子时代约500年左右。亦为自孔子之后的又一次大变革。此次变革，一是把儒家摆上神坛，一是延续秦制，对诸子百家以官方名义进行打压。在此期间，亦有部分文士，试图走彻底复古制儒家思想，即后来表现为王莽所谓“复古井田圣制”。此种思想之复苏，与当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社会现实有直接关系。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协和万邦。
及至东汉，因外戚宦官之祸乱，致政治紊乱，民不聊生。及至黄巾一起，天下响应，随即东汉陷入不可挽救之境地。期间，因东汉政治仍延续西汉初期“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之方针。故汉末汉桓帝、汉灵帝重视民间画符念咒之术。而东汉后期学术亦弥漫神秘之色彩。
因东汉明帝时代，由于佛教呈东来之气象，当时的不少方士，以及部分诸子，产生了排外心理。
这一时期，朝廷则在充分肯定儒道文化的前提下，才吸收了释教文化，秉持先借鉴而后包容之策略，尔后才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大文化主流。
民间则有徐州张道陵，创立了五斗米道。魏伯阳，援《周易》、老庄、神仙丹道三种学问，融合贯通而着《参同契》一书。
而儒家也正是儒家经学的注疏集成阶段。
中国文化史上有名的“三玄”——《易经》、《老子》、《庄子》之学的则呈现抬头趋势。这种相互交集又各自自成体系的学术景象，历魏、晋、南北朝而到梁武帝的阶段。
思想之交锋，亦直接反映到现实，这期间，中华民族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其中北朝为“五胡乱华”之产物。
此阶段，中华民族面临之考验前所未有，其一：外族之入侵，以五胡乱华为代表。其二：外来思想传入中国。
然而，此阶段虽面临巨变，中国并没受到巨大冲击，第一：北朝虽由外族统治，但政治大体仍延续中国传统之政体。第二：佛教虽进入中国，但中国并未受其影响而进行大规模思想纷争，亦没有出现西方所谓之宗教革命等大规模冲突，且逐渐演变成为中国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
此实因尧、舜、禹时代所确定的“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之政治、教化思想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政治理想使然。
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南朝梁普通八年（527年），这一年，印度禅宗二十八祖菩提达摩东来，而后，一位名叫神光的中国僧人进入中国史，他少为儒生，博览群书，通达老庄易学，开启了中华人文史上的第三次重大问道。
此时距离黄帝膝行问道已过3000余年，距孔子问礼老子已过1000余年，即使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时代也已有近500年时间。
这次问道，才真正确定了中华文化儒释道三教百家之体系，中华文明亦由此掀开新的一页，光耀于世界民族之林。［未完待续］（文图／善业文化）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