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 田沁鑫
以下为采访摘要
逃离了戏剧才发现对它的眷恋
对话 田沁鑫
田沁鑫，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作为一位杰出的戏剧导演，她在一众男性戏剧导演中独树一帜。她的戏剧，关注宏大叙事。一出道即是萧红的《生死场》，而后是老舍的《四世同堂》，近年的《直播开国大典》等等，横跨历史、家国，导的都是大戏。
“
我在戏剧上往往有金刚勇猛之力，有胆量。但生活里我其实属于胆儿小的人，挺喜欢安逸的。而且不合群，不爱玩圈子，不爱走江湖，甚至交往的时候也挺羞涩的。
2016年《名人面对面》
田沁鑫专访片段
对话 田沁鑫
2020年12月，田沁鑫被任命为国家话剧院院长，是剧院19年来的第一位女院长。时隔多年再次见到田导，免不了要聊一聊近些年来身份和心情的转换。
田沁鑫：以前我艺术家气质比较强，两耳不闻天下事，就沉浸在自己的创作里，不谙世事。比如创作《北京法源寺》的时候，我人可能在这儿跟你聊天，但我脑子过一会儿就会想些清朝的事儿。那时候挺愉快的，是一种单纯的快乐。现在当院长了，一个新职业，还在适应中，需要另一种自信。以前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作为导演，我管辖的范围只有几十人或几百人的剧组，它会结束。但现在作为院长，需要我比过去心思更大，需要为他人着想。
田川：您想过做国家话剧院院长，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转变吗？
田沁鑫：人生总要进步，命运发生了一些改变，可能就需要你开始承担一些事情。一个朋友跟我说，丈夫要高于君子，君子之风比较注重自身的修为，但是做丈夫，就要有担当，两者是不一样的。
对话 田沁鑫
田沁鑫出生在北京，满族正红旗，与老舍沾着亲。她打小爱戏，5岁被送到什刹海体校学习体操，4年后进入北京艺术学校学习京剧，吃过苦，练过刀马旦。1992年，田沁鑫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
田川：在做处女作《断腕》之前，您先去深圳做了一年广告，您说那是一场逃离，为什么？
田沁鑫：那是因为那时候我还不太会做戏剧，虽然在戏剧学院学了导演，但还是不太懂，稀里糊涂就毕业了。我属于开窍晚的人，但我几个老师都看出我好。老师跟我说，田沁鑫你这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知道自己哪儿好。加上毕业前失恋了，想起汤显祖的话“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那会儿比较懵懂，就离开北京了。
对话 田沁鑫
1996年田沁鑫在深圳的一个广告公司工作了一年，当时，她的情感上遇到一些困境，想要逃离北京，逃离戏剧。离开才发现眷恋。在深圳的那一年，田沁鑫重新看懂了《雷雨》，看完了萧红的《生死场》，心想，也许有一天能把它搬上话剧舞台。
田沁鑫：失去才觉得戏剧非常珍贵，然后在深圳那一年，我就看了曹禺全集。上学的时候老师老说《雷雨》好，但以前都是为了应付考试看的。这次认真看完以后觉得，写得太好了。二十四岁的曹禺真的很有力量，能有这么强大的力量斗转，结构也很了不起，讲述二十四小时内一个家庭的覆亡。从深圳回来以后，我突然觉得我会做戏了，就做了我的处女座《断腕》。
戏剧是我很强烈的一种表达，似乎只有一个东西能让自己有出路，就是做戏。人生就是“九死一生”，总有一段时间就跟要死了似的，然后破土而出，再重新生活。新生强烈地吸引着你，感觉有一个光牵引着你，那个好像就是戏剧。我觉得戏剧之神还是非常有光芒的，它就拉着你往前走。到最后你觉得做别的事儿都没意思，只有做戏，然后一下就做出来了。
对话 田沁鑫
1999年，田沁鑫改编《生死场》，一鸣惊人，创造了世纪末的剧场奇迹。那一年，刚刚30岁的她，拿遍了戏剧界的大奖。
△田沁鑫话剧作品《生死场》
田川：我特别喜欢萧红，我是哈尔滨人，哈尔滨有一所萧红中学，所以我从小就耳濡目染她的故事。
田沁鑫：演了《生死场》几年后，我有一个机会去了萧红的大院子，院子里有一尊白色的萧红雕像。那天下着小雪，还有一些冰，我看着萧红的雕像在园子里孤零零地坐着，还跟她聊了会儿天。
田川：你跟她聊了什么？
田沁鑫：萧红曾经说自己好像红楼梦里的傻大姐，你看她的命运就是被这个男生喜欢，然后喜欢那个男生。她糊里巴涂的，但她是个天才。跟她的雕像聊天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我很了解她，也有同情吧。我好像还为她哭了一下，我说你真的太不容易了，我当时做《生死场》的时候，也没想到后来得了好多奖，其实这些奖你可能也不需要，但是我特别感激你，由于和你的相遇，给我带来了在戏剧界的名声。
对话 田沁鑫
在之后的导演生涯里，田沁鑫拓展形式的边界。《青蛇》把*这个永恒的主题讲得动人心魂，大刀阔斧改编80多万字的巨著《四世同堂》。田沁鑫以平均一年一部的速度，为大众带来一部部精品话剧。
田沁鑫：我觉得我做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的艺术观念，都有我某种艺术个性在，一直都在。
一场大病把我打回了“原形”
对话 田沁鑫
2017年6月17日话剧《狂飙》上演。排演期间，田沁鑫急性胰腺炎发作，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
田川：2017年大病之后，您说自己突然就想留长发，想烫发了，当时内心发生了什么转变吗？
田沁鑫：人大病一次之后，可能在肌体和心理上会发生一次转变，我本身是女孩子，等于就被打回原形了。住院的时候医生不让远行，我就在上海住了半年，出院时想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烫头。住院之前我留的是男孩儿那种短发，而且是很艺术家的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段时间打扮的像个男孩儿，就觉得自己骨子里有男性的状态，有时做事会跟男孩同频共振一下。
△田沁鑫1999年在《生死场》排练场
田沁鑫：出院以后我女性那面就复苏了。像我以前不喜欢珍珠，出院之后逛街看到珍珠就觉得怎么这么好，走不动道儿。看珍珠就走不动道儿，这事儿也挺滑稽的。但是我就说我要有一串珍珠，所以就买了人生第一串珍珠，从那以后我就认识了很多珍珠。也是在生病之后，我才做的政协委员，国家话剧院副院长。后来我就想，如果是我原来的样子做话剧院领导，也有点奇特，所以也算是时势造英雄吧。
对话 田沁鑫
26岁以前，田沁鑫留长发，穿白裙。而后，她开始用男性的视角看世界。2017年的一场大病，让田沁鑫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从导演到院长，肩上多了责任。
△田沁鑫
田川：您最近创作了很多主旋律作品，也参加了很多文化节目，您是如何把自己更个人的，鲜明的表达融入到这些作品里的？
田沁鑫：我觉得好像没有太多坎坷，就转过来了。包括像《直播开国大典》，国家话剧院这些主旋律戏剧，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我在做这些内容的时候，没有考虑概念化的认知，我只考虑电视观众。我做事儿障碍少，跟我一块儿工作的好朋友就说，我做事儿好像没太多困难。我觉得困难就是你弱它强，你强它就弱的家伙。无论是做古代的，现代的，主旋律的，社会化的，思想性的，艺术性的，商业的内容，我觉得都没什么障碍。还是要开阔，心胸要开阔。
田川：我觉得您是非常独立有个性的人，您也说自己不混圈子，不喜欢交际。现在通过担任院长，带领剧院的方式突破自己的舒适圈，您获得了什么？
田沁鑫：我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我从小在剧院长大，对这里有感情。现在剧院需要我，可能就要开始承担一些事情。丈夫要高于君子，做丈夫就要有担当。所以想来想去，我还是接受了。别人可能会觉得你矫情，当副院长有什么可推辞的，但对我来说其实有一个徘徊的过程。做艺术家更松弛一些，但如果是做管理工作，尤其主抓国家话剧院的创作，确实要有公心。需要你对环境再敏感些，需要成长。
△田沁鑫戏剧作品《直播开国大典》
田川：您现在还会因为悲伤而排戏吗？那份悲伤还在吗？
田沁鑫：我觉得悲伤肯定还在，要是都不悲伤了就成李叔同了，就圆满了。我曾经说观世音可能也是悲伤的，圣母玛利亚也是悲伤的，我们一滴泪掉下来也是悲伤的。后来我朋友就嘲笑我说，观世音菩萨是慈悲，你这个是小哀小怨，境界不高。所以我觉得悲伤是很广泛的一个词，它来自于更宽广的维度。有时悲伤是由于情绪产生的，但也有很多人的悲伤是家国情怀，是大义，是更大层面上的悲伤。比如在排《抗战中的文艺》的时候，我看老舍就感觉他在当时很悲伤。所以更大的一种悲伤是来自社会层面的，是对整个社会和民众生存状态的思考，共情。
△田沁鑫戏剧作品《抗战中的文艺》
田川：您之前做了“禅意三部曲”，那段时间您也特别追求出世的状态，您现在怎么看出世入世？
田沁鑫：我觉得那时候我看着挺出世的，但实际没有。现在看着挺大众，挺社会化的，反而我觉得更有出离，出出进进的关照了。人生要有觉悟的过程，我们还是俗人，凡夫俗子，做一点利他之事吧。人生是有弹性的。
田川：现在戏剧对您来讲有承载更多东西吗？它在您生命里是什么角色？
田沁鑫：还是希望中国戏剧能更好，让更多国家话剧院的年轻导演多成长，国家话剧院的人才梯队建设也挺重要的。
田川：我觉得您是一个挺顺势而为的人。
田沁鑫：对，我这人不太拧巴，脾气都比过去好了，成长了一些。
田川：您觉得自己是被时代裹挟着往前走的人吗？
田沁鑫：你身在其中，就必须要看要感受。其实你感不感受，都在感受中。
对话 田沁鑫
或许就像老舍先生写的《四世同堂》里的那句话，“每个人在世界上，都如庙中的五百罗汉，各有各的地位。”多年以前，田沁鑫站在创作者一边说“我做戏，因为我悲伤。”如今，她要超越独修其身的君子，拥抱“大丈夫”，不变的，是那颗钟情戏剧的老灵魂。
田沁鑫：做我想做的戏，我的形式和内容是一致的，不想逃避，不想懦弱，我想勇敢。
制片人：张燕
编导：周佳榕
编辑：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