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夏鼐
夏鼐入燕京大学时研习的是社会学，因而阅读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书籍，为他后来重理论的学术风格奠定了基础。燕京大学时钱穆等学者扎实的史料考证多少被夏鼐所继承。比如夏鼐对于《醒世姻缘考证》还是很欣赏的，自己也跃跃欲试，提出还可以从以下列各个角度来论证：（1）命意与《聊斋》中“江城”、“邵女”、“马介甫”相合;（2）鲍廷博曾言为蒲留仙所作;（3）《聊斋》白话曲本足证其能作白话;（4）由府县志来研究其地理和灾荒，证其作者必为章丘或淄川人，时或在崇祯、康熙之间（孙楷第）;（5）由文字学上研究《聊斋》白话曲文与此书中所用特别土话之相同（胡鉴初）。
他称赞顾颉刚的《尚书研究讲义》“颇新颖可喜”，顾颉刚考证《尧典》为汉武帝时之作品，论据很多，夏鼐以为可以学习借鉴：⑴文辞大率取于《诗》、《书》（《诗》、《书》用当时成语，《尧典》则为仿古）;（2）意义大率取于孔孟（儒墨同道尧舜，儒家不出《尧典》以相质，由于当时尚无《尧典》也）；3）地域大率取于汉武帝时（版图之四至，十二州之区分）; （4）制度大率取于汉武帝时（封建郡国并存，封禅巡狩，改正朔服色）。但亦不出于武帝以后,（1）夏侯《尚书》之立学官在宣帝时，已有二十九篇;（2）西汉人之征引；（3）汉武帝之志愿及其时代潮流。
其实选择转学到清华历史系，就足以反映夏鼐对历史的偏好，他对自身学术取向的慎重，固然也有时代潮流的裹挟，但更多的还是一种使命的自觉。当时清华历史系存在不同的史学风格，一是以杨树达为代表的考证学派，二是以蒋廷黻、雷海宗为代表的综合派。夏鼐选择蒋廷黻为导师说明了他的方向。他开始系统阅读中国近代史资料和著作，并对近代外交史下工夫颇深。夏鼐的的毕业论文《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显示了他对学术前沿问题的敏锐把握，水准极高。
身为一个温州人，夏鼐对永嘉学派的学术源流及精神价值无疑是很骄傲很赞赏的。南宋的叶适（号水心居士），是永嘉学派思想的集大成者，早在1930年，夏鼐尚在光华附中读书时，就开始默默地注意搜集叶适的资料，并试着写作《论永嘉学派》，考入燕京大学后，也不忘整理《叶水心年谱》。后来担任《清华周刊》的栏目审稿时，刊发了《永嘉学派之哲学》、《二程的人生哲学》等文章。他认为，“宋儒中永嘉学是另有一种动人的地方。虽然没有那班谈性谈心的玄妙，然自有令人爽快的径直处。斩断了一切牵丝扳藤的玄虚迂阔的见解，径直以为除开‘实用’外别无所谓‘道’，这是何等精辟的言论。”有学者认为，永嘉学派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批判精神，夏鼐在批评学人学术、学术书评中形成的独立批判精神或缘于此。
然而当年清华留学专业中并没有他喜欢的近代经济史专业，夏鼐最终只能选择考古学专业，虽然他万般纠结，但我们却觉得他读过的书、形成的鲜明治学风格，对其后来从事考古没有一丝一毫的浪费，甚至是有百用而无一害。
为了在留学前的有限时间补上考古学基础的缺失，一方面自然是处处请教，处处去看遗址，去安阳殷墟实习；一方面，夏鼐简直就是狼吞虎咽地读书。从李济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到商承祚的《殷契佚存》，从叶玉森的《铁云藏龟拾遗》到罗振玉的《流沙坠简》，还有《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到第四期。
第十一次殷墟发掘主要发掘人员合影（史语所《殷墟发掘照片选辑》）
安特生的著作自然也得精读，从《中华远古之文化》、《甘肃考古记》到《黄土的儿女》。后来去西北考古前，他还系统阅读了《远东地形学与考古学研究》、《甘肃生态记录》、《华北的史前遗址》等，并描摹各遗址之地形图。还有一本我们根本没听说过的《龙与洋鬼子》，有临洮发掘的经历。
关于中国史前史研究，从奥斯本的《古石器时代的人类》（“这书的好处在于叙述每一时期以前，先述其时的地理及气候，其时的动植物，然后述人类的化石及其遗器。自己因为地质学与解剖学都没有念过，读时自觉吃力。”）到步日耶的《中国的旧石器时代》，从摩根的《史前人类》、伯基特的《我们的早期祖先》到阿尔纳的《河南石器时代之着色陶器》等等。
他最喜欢的中国考古学家，可能是梁思永先生了吧。1954年4月2日下午4时40分梁思永去世时，夏鼐正和他在同一间医院同为病人。他在4月5日的日记中说：“今天是梁先生火葬的日子，可是我不能前去参加，修改前天所写的东西，又续写了一段。当时写追悼文，2000字还不到一半，便觉得支持不住。还记得吴禹铭（吴金鼐）先生去世时，我得到凶讯那天，下班后一直写到深宵12点多，便将那篇悼文写好。今日在病榻上，不能这样干，只好停下来，8时余服安眠药，但是辗转不能入睡，12时许，护士替同屋病人试表，我还醒在那儿，后来入睡了，5时余又醒来，一直想念着梁先生，20年的师生情谊，欲抑制情绪也抑制不住。”
在伦敦留学时他曾读到梁思永先生的《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此书系专就西阴村发掘所得的第4坑陶片，作一研究，然后再与仰韶、沙锅屯、甘肃、蒙满、高丽的史前遗址，作一比较，又与日本、安南、中亚安诺之史前遗址比较，篇幅虽不大，却极精审，似较李济之先生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那本初步报告为佳。”
后来看到一本《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他一方面嘲笑“此书最近始出版，蔡氏已做过七十岁的寿筵了”，一边点评，“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一文颇不错；徐中舒《古代狩猎图象考》一文，虽博而不精密；郭宝钧之《古器释名》，则几完全出之推想，更非考古学家之态度。”
当时力量薄弱的中国考古学还没有多少专著问世，有的仅是几本田野考古报告。1936年李济访英时，夏鼐从他那里借到一本新出的考古报告，如饥似渴想了解中国考古现状的夏鼐读后大失所望，“郭宝钧之浚县发掘，贡献甚大，而报告书写得最糟糕，既不像正式报告，又不像初期报告，图版和正文不相关联，正文中有许多东西，已无图版，无法了解。梁思永的热河报告，写得最佳，但未曾发掘，而遗址又经桑志华、鸟居龙藏采集过，价值遂低。刘燿之大赉店史前遗址（河南鹤壁），如对于陶器稍加详述，即可成为一正式报告，惜其未能见及于此。董作宾之侯家庄甲骨文，为考释文字之作品，仅顺便述及发掘而已，关于发掘方面之工作，须另一报告。吴金鼎之高井台子陶业，乃一札记体裁之文章。李景聃之寿县调查，占篇幅80页，大半系关于私掘纠纷之公文，对于其新发现之20处遗址，则只占2页，不知是否拟另作一报告……”
看了这段日记，自然也就可以理解夏鼐担任考古所所长后，为什么会对考古报告的写作出版亲自严格把关。
夏鼐最喜欢的外国考古学家是柴尔德，柴氏的著作他基本都读过，而且有的读了不止一遍，第一本是著名的《青铜时代》，然后陆续读了《欧洲文明的黎明》、《远古的东方》、《史前时代的多瑙河》等著作。读完《人类创造自己》时说，“此书系通俗读物，但写得极佳。柴氏读书极博，而组织力极强，故成就甚大。”李济先生也很喜欢柴氏，说其“谈锋极佳，人极可爱。”
夏鼐对柴氏的材料组织能力印象深刻，读《远古东方新探》时，一边摘录于书眉，一边再次赞叹，“此书颇佳……此君学识，可谓博而深，此书虽题材非其本行（史前考古学），而仍能表现其组织材料之能力，不可多得。”1949年之后，夏鼐阅读柴尔德著作的次数也是很多的，从1949年10月至1952年底，凡十多处。比如1949年10月28日，阅柴尔德《考古学的时代与技术阶段》，1950年5月19日，阅柴尔德《欧洲文明的起源》，6月18日，阅柴尔德《历史上发生了什么》，1951年10月1、2日，阅柴尔德《不列颠群岛的史前社会》，1952年4月26日阅柴尔德《历史学》，5月19日，阅柴尔德《社会演化》，6月26—28日，连续三天阅柴尔德《欧洲文明的开端》等等。1958年1月27日，夏鼐先生为去世的柴尔德写了传略，表达他对柴氏的敬仰之情，交《考古通讯》发表。
西方的考古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的关系一向紧密，夏鼐在燕大本就习过社会学，因此大量阅读社会学著作是必然的。他阅读克劳利之《神秘的玫瑰》就想着自己以后如何写一本类似的书，“乃讨论婚制及结婚仪式之起源，归因于宗教观念，反对群婚说、母权说、劫掠婚姻说、买卖婚姻说，持论极精，惜阅时匆匆，未能多得益处。如以此为基础，整理中国婚姻史，所得成绩必极佳。我很想拿《内则》、《女诫》等书，以禁忌的学说，作旧书新诂，必胜出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陈氏之书，材料尚不少，但作者学识不丰，故不能分析材料,以求民俗学上之结论。江绍源之书，如《须发爪》之类，以小题目搜集极丰富之材料, 惜亦以无组织材料之能力，贡献遂微。”
比如鲁滨逊的《发展中的心智》，他评价说，“此书不啻一思想自由史，叙述吾人智识之浅陋，遗习之深染，而力主思想自由之必要。书乃欧战初毕时所写，表示当时智识分子之见解，颇可一读。”读史密斯的《文化的传播》时一边肯定其为佳作，一边说“其理论似仍难使人折服,文化之传播为一事实，但是否人类文明完全发源于埃及，殊成问题，而传播之所及，是否远及美洲亦殊不可必。”
对于文化传播论，夏鼐在当年留学时保持了相当稳定的谨慎。读毕佩里的《文明的发展》，直言，“此公偏见极深，将文化传播说推到极端，不值一驳。”这就难怪他对狄克逊的《文化的建立》比较肯定，原因在于，“此书说明文化之发展过程，虽不否认传布之力量，而对于埃利奥特•史密斯及佩里辈之传播论，颇加攻击，持论极为公允，实为一佳著。”这本书的作者狄克逊是李济留学时的老师，原本夏鼐可以去哈佛跟他念考古学，可惜逝世了，夏鼐就只好到英国留学了。
夏鼐在读过二战前最伟大的人类学家之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民族学馆馆长博厄斯的《原始人的心理》和戈登威泽的《早期文明》后，大发议论，“这一星期来，阅了两本人类学名著。我觉得，要弄考古学，非有人类学的根基不可。关于文化的起源、变迁等，须有一规模较大的理论在后面，始能把握住考古学材料的意义。现在中国谈考古学的，还多以19世纪后半叶的人类学为根据，斯宾塞和泰勒等的均变论，尚极盛行，实则将来须费一番肃清的工作。然后再专就实证，以建立中国的上古史。考古学在学术界的地位，并不很高，但是治上古史，考古学是占中心的地位，尤其是中国现下的上古史界情形，旧的传说渐被推翻，而新的传说又逐渐出现，与旧的传说是一丘之貉，都是出于书斋中书生的想像，假使中国政治社会稍为安定，考古学的工作实大有可为也。书此以自勉。”
有没有觉得今天读到这段话，依旧能感受当年那个远赴英伦的年轻学子清晰而坚定的改造中国考古学的野心？夏鼐所毒舌的“旧的传说渐被推翻，而新的传说又逐渐出现，与旧的传说是一丘之貉，都是出于书斋中书生的想像”是不是偶然也会出现于我们今天重建上古史的努力中？
对于当年汉学家的研究，夏鼐也经常浏览。阅毕高本汉的《语音与符号》，日记中评论说，“此书为通俗性质之书。关于音韵学一部分，虽极简略，颇多作者创见。文字学部分，则甚浅薄。书中时有误解中文之处，如谓‘束肉’似为‘束修’之误。谓蒙恬造驼毫笔未免伪造史实。谓笔顺有一定次序，引‘女’字作一 < 丿=女，也是该打手心，因为中国人写此字顺序为< 丿 —，故草书作‘冷’。”
阅毕顾立雅的 《中国的诞生》，“此书关于商代一部分，以中央研究院供给之材料不少，去年发掘之结果亦已述及，叙述亦能得其要领，颇佳，周代则未见佳，惟态度尚谨严，新材料仅有浚县发掘之卫墓。”
大家知道后来夏鼐选定了埃及学为自己的方向，为此他大量阅读了与埃及有关的书籍和考古报告。任何一个要研究埃及考古的学者，其实都可以根据他的日记列出一个相当可靠的必读书目来：
莫雷的 《尼罗河与埃及文明》：此书大致尚佳，惟似乎过于偏重宗教一方面。又关于史前的假说，系根据塞特尔之理论，亦成问题。
布莱克曼的《喜克索与圣殿》：此为通俗读物，但作者为此中专家，而以流畅文笔叙述埃及重要史迹、建筑、社会情形、宗教及文学等，颇合普通读者之需要。
蒙泰的《埃及古王国时期陵墓中的生活场景》：这书写得很不错，将来吾国汉画的出现积累得多了，也可以仿照这书叙述汉人的生活。在《埃及考古学杂志》中有一篇霍尔的文章，谓汉画恐即受有埃及墓中石刻画的影响。
《古代埃及的石工》：这书颇佳，尤其是技术一方面，非专门家不能办。
埃及学考古的大家皮特里的书当然也是必读的，包括《古代埃及的社会生活》、《圆柱形印章与圣甲虫形宝石》、《埃及历史》等等。皮特里所著《埃及发掘十年 1881—1891)》，“此书叙述皮氏最初考古工作，为通俗读物，插图丰富，虽内容大多复述于《考古学七十年》中，仍值得一读。”
不过，读书狂人夏鼐也有“看得既慢，又看不进去，精神真是苦痛”的时候。有的书只好咬着牙买下来，“赴书铺子买了4镑的书，这部《埃及的古代史料》本来早已打算要买了，只是嫌书价太贵。这部是旧书，价钱较贱，恐怕以后难碰到，便下决心买来了。”
毕加兰、巴尼斯特的《古代埃及的冶金术》，谓此书虽不及卢卡斯的《古代埃及的材料和工业》之佳，“一切论据及物证，皆不注明来源，主张第4王朝时已用铁器，亦嫌证据不足。惟作者为冶金学家，颇多专家之见，第五章关于用显微镜视察细晶以定古代金属物之制作过程，尤为有价值。”或许从那个时候起，夏鼐就非常重视物质史与冶金考古吧。
还有拜斯的《罗塞塔石碑》、巴奇的《埃及》、布雷斯特德的《埃及的古代史料》、默里的《埃及的雕塑》、费唐的《古代埃及的艺术》、肖特《古代埃及的日常生活》、贝基的《埃及的纸莎草和纸莎草搜寻》、纽伯里《作为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埃及》。
非常想表示一下膜拜的是，在田野考古工作开展之前，夏鼐总要做最充分的准备工作，广泛阅读书籍及论著，尤其是最新的研究动态和各地的史志。试举一例就可以让我们哑然。1944年在接受前往西北甘肃考古之后，由于迟迟无法启程，反而使得夏鼐有了充裕的时间阅读繁复的西北考古成果。斯坦因的大部头考察报告《塞林提亚》和《亚洲腹地》，他是认认真真从头至尾阅读了一遍。《中国新疆和甘肃地理研究报告》、《千佛》、《沙埋契丹废墟记》、《古代和阗》一网打尽。沙畹的《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发现的中国文书》、《西突厥史料》，伯希和之《敦煌洞窟》、《西域佛教的研究》，斯文赫定的《戈壁滩之谜》，阿瑟韦利的《敦煌发现绘画目录》，凯布尔、弗伦奇之《通过玉门关与中亚》，杨炼译的藤田丰八等所编的《西北古地研究》、勒可克的《新疆地下宝藏》等等。
佛教的书似乎确实有点多，属于恶补——格伦威德尔的《中国佛教艺术》、艾约瑟《中国佛教》，史密斯的《印度的早期历史》，格蒂的《北方佛教的神像》，福舍尔的《佛教艺术的起源》。
还有我们今天推崇备至的拉铁摩尔的《亚洲内陆的中国边境》，夏先生也是很心仪的，“这部书是以地理环境来解释经济状况及社会组织，更以经济社会情形来解释中国与边疆的关系史，从史前一直到汉代，颇值得一读，虽其解释有时不免勉强一点。”
当然，夏先生对中国人自己的研究著作一点也没少看。最重要的劳贞一的《居延汉简考释》四册，是从序文开始耐心一册册读完的。《徐旭生西行日记》三卷，黄文弼的《高昌陶集》二册、贺昌群的《烽燧考》、《敦煌艺术之系统的研究》、王仁俊之《敦煌石室真蹟录》三册，向达的《西征小记》、陈万里的《西行日记》自然也不会错过。张凤的《汉简西陲木简汇编》作了索引。杨钟健的《西北的剖面》、马溶之的《甘肃西北部土壤之研究》都是很新的著作，连叶昌炽的《语石》、《缘督庐日记抄》、陶保廉之《辛卯侍行记》也都搜集在内。
其它的方志书更是长长的一个书单：敦煌写本《沙州图经》、黄燕赞《秦边纪略》三卷、裴景福的《河海昆嵛录》四卷，还有《甘肃通志》、《甘肃新通志》、《甘州志》、《肃州志》、《武威县志》、新修的《敦煌县志》，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并将《太平御览》中之《敦煌实录》辑出。阅读自汉至唐各史地理志，将关于河西走廊的札抄成册，试以之作汉唐二代之河西地图。摘录汉书地理志补志中关于河西四郡的内容……
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 阎文儒（左）、向达（中）、夏鼐（右）
所以，经过这样充分的准备之后，他的西北考古怎么可能没有新发现？怎么可能不成功？
即使是作为考古间隙和旅途消磨时光的书籍也是这样的：韦尔斯的《人类的工作、财富和幸福》、巴金译的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冯友兰之《新事论》《新世训》、罗素的《工业文明之前景》、克洛忒的《科学进步谈》以及《红楼梦》。
夏鼐有在年终整理读书目录的习惯，比如1952年那么忙碌，他觉得自己读的书并不多，依然阅读了 30多册书籍。中文的有《联共党史》、《列宁主义问题》、《毛选》第2卷等等理论著作以及贾兰坡《中国猿人》等三册、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研究的总结》、《俑庐日札》、邓之诚的《骨董琐记》及《续记》、《五杂俎》、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新版）、陈仁涛《金匮论古初集》等等。陈仁涛的这套书是1952年在香港出版的，夏鼐是在当年就及时读到了。英文的书还有这么多：《古代印度》第4—5期］、杰宁斯的《不列颠博物馆的中国古代玉器》、伯希和《中国艺术中的印度影响》、柴尔德《历史》、伍莱《新东方考古学》、丹尼尔《考古学一百年》、安德鲁斯《出自中亚的壁画》、卢卡斯《古代埃及的原料与工艺》、弗兰克福特《近东文明的起源》、凯尼恩《考古学的开端》、加罗德《考古遗存》等等。
所以现社科院考古所所长陈星灿曾经说，1950年后，中国的考古学也从未与世界隔绝过，在科技考古等方面也从未太落后，因为一直有夏鼐这样一座桥梁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