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之中庸，莫尚于隶。规矩有则，用之简易，随便适宜，亦有弛张。』 ——成公绥
隶书是篆书之草体、俗体的产物，它从文字体系上对篆书进行了变革，为今文字的开端。它又有着多种称谓，如古隶、八分、佐书（左书）、史书等。这些称谓无非是根据其时代、特征或者用途的差异而命名。隶书在东汉时发展至顶峰，虽然因种种历史原因在唐代、清代曾一度复兴，然而无论如何总不如汉碑淳朴古雅而富有生气。隶书作为五种字体之一，被沿用至今。
鲜于璜碑
隶书起源何时，向无定论。文献多以秦人程邈所创，但亦有『隶自出古，非始于秦』之说。今学者根据现有的文字资料，并结合新发掘的考古成果，将隶书的产生上溯至战国中后期，甚至更早的春秋时期。
秦朝国祚虽短，却是『隶变』的重要时期，此时隶书始有摆脱篆书之势，字形多变，气象古朴，奇逸天然，境界高邈。
史晨碑
西汉前期隶书特征已近明显，且『渐加波磔，以增华饰』。至中后期，进一步成熟，字形愈加规范，左舒右张，倍具情韵，为东汉隶书之极盛做好了准备。
东汉是隶书高度成熟、空前鼎盛的时代。它以中、晚期桓、灵间的几十年石刻艺术的绝代勃兴及著名碑碣的集中涌现为标志。其著名者不胜枚举，且流派纷呈，风格殊异，杰作林立。《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并称『孔庙三碑』。《乙瑛碑》点画波磔，分背取势，骨肉匀适，情文流畅，不愧『汉隶之最可师法者』；《礼器碑》笔道凝整，犀利斩截，瘦劲疏宕，古雅无前，堪谓『汉隶极则』；《史晨碑》肃括宏深，沉古遒厚，结构与意度皆备，可称『八分之正宗也』。《曹全碑》以圆笔为主，蚕头燕尾，波磔分明，字法秀逸舒展，精丽典雅，足与《礼器碑》前后辉映，乃『汉石中至宝也』。而《张迁碑》则施方笔为主，沉实生拙，于朴茂中见秀媚流动，为汉碑中之不多见者。其他如《石门颂》之奇肆生动、浑茫大气；《鲜于璜碑》之奇古浑圆、肃穆沉郁；《衡方碑》之凝重丰茂、古厚峻严；《郙阁颂》之茂密雄放、真率自然，亦有《封龙山颂》之骏爽；《朝侯小子残碑》之秀韵；《西狭颂》之雄逸；《杨淮表记》之高浑；《袁博碑》之绮丽，皆是汉隶中值得称颂的经典名作。而《熹平石经》更是汉隶之集大成者，其风流所及，至深且远。故后世对此一期隶书有着极高的评价，清代王澍赞之曰：『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康有为亦云：『吾谓书莫盛于汉，非独其气体之高，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真可谓一碑有一碑之风韵，一字有一字之华采，成为后代所推崇的永恒典范。
石门颂
魏晋时期的隶书，笔画愈加规整，装饰化意味增强，渐失汉隶的朴厚之气。且笔法渐被楷化，波挑明显弱化。北朝后期虽有复古之风，然点画软弱，体态佻㒓，无甚可观者。
隋至初唐隶书是北朝后期复古风尚的延续，大多规整端庄，楷隶相参。盛唐玄宗亲操翰墨，多作隶书，丰碑巨刻，岿然卓立，故隶书风气日益浓烈，一扫初唐窘束之态。形成了人数众多的隶书家群体，如『唐隶四家』。盛唐隶书以雍容华贵、妍丽流美为尚，并以楷法作隶，具有恢宏阔大之象，为隶书发展史上继汉隶之后的第二座高峰。当然，因唐隶笔画渐已程式化，雕饰较重，光润丰腴，失之肥俗，故后人不乏贬词。
曹全碑
五代以下至明中期，隶书沉寂不闻。偶有专擅者，如赵孟頫、文徵明诸人，且又一味摹古，不求新变，境界难高，亦不论可也。伴随访碑活动日渐兴盛，晚明书家对汉隶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为清代隶书之盛打下基础。
清初专擅隶书者日益增多，他们在晚明隶书的基础上，对汉碑有了更深入的领悟。『清初三隶』天真烂漫，韵美气舒，代表了清初隶书的水准，为后来的复兴奠定基础、打开通路。自康熙晚期至嘉庆年间，隶书承接清初气息，得到空前复兴，造就了大批以隶书见长、个性鲜明的杰出人物，如金农、郑燮、桂馥、邓石如、伊秉绶、俞樾、吴昌硕诸家，他们或姣丽流美，或宽博伟岸，或泽润含敛，或质朴雄厚，无不以个性独具，领异标新，而屹立于艺术之林。
以上便是我国古代隶书发展的大致脉络。学习隶书，首应取法乎上，师之渊源，根植秦汉，汲取经典之养分；次需重视字外之功，所谓『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溢行间』；还需师古而化，循序渐进，融为己用，方能寻得供养心灵之气息，故虽曰『与古为徒』，实则『自怀杼轴』。
乙瑛碑
《乙瑛碑》，东汉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刻，原石现存山东曲阜孔庙。与《礼器》、《史晨》并称“孔庙三碑”，历为书家所重。
清杨守敬评：“是碑隶法实佳，翁覃溪（翁方纲）云：‘骨肉匀适，情文流畅。’诚非溢美，但其波磔已开唐人庸俗一路。”这正讲出了该碑的微妙处。临写此碑要特别注意波画的“逆入平出”，尤其是起笔处的逆势不能形迹外露。如“蚕头”的逆势形迹向上作侧锋外露，就流于了唐隶“蚕头”起笔侧露的庸俗风气。
礼器碑
《礼器碑》汉永寿二年（156年）刻，藏山东曲阜孔庙。碑阳十六行，行三十六字，文后有韩勑等九人题名。碑阴及两侧皆题名。收于《金石萃编》卷9。
此碑自宋至今著录最多，是一件书法艺术性很高的作品，历来被推为隶书极则。书风细劲雄健，端严而峻逸，方整秀丽兼而有之。碑之后半部及碑阴是其最精彩部分。艺术价值极高。一向被认为是汉碑中经典之作。
曹全碑
曹全碑（国宝级文物）汉中平二年（公元185）高272厘米，宽95厘米。明万历初合阳县莘里村出土，1956年入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东汉中平二年（185年）十月立，明万历初年在陕西省郃县旧城萃里村出土，现在西安碑林。内容为王敞记述曹全生平。此碑是汉碑代表作品之一，是秀美一派的典型。其结体，笔法都已达到十分完美的境地。清万经评此碑：“秀美生动，不束缚，不驰骤，洵神品也。”
石门颂
石门颂，著名摩崖石刻。东汉建和二年（148年）十一月刻，汉中太守王升撰文，为顺帝初年的司隶校尉杨孟文所写的一篇颂词。
全面、详细地记述了东汉顺帝时期司隶校尉杨孟文上疏请求修褒斜道及修通褒斜道的经过。摩崖汉隶，是“石门十三品”之第五品，属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门颂》的艺术成就，历来评价很高。其结字极为放纵舒展，体势瘦劲开张，意态飘逸自然。多用圆笔，起笔逆锋，收笔回锋，中间运笔道劲沉着，故笔画古厚含蓄而富有弹性。通篇看来，字随石势，参差错落，纵横开阖，洒脱自如，意趣横生。《石门颂》为汉隶中奇纵恣肆一路的代表，素有“隶中草书”之称。文中“命”、“升”、‘诵”等字垂笔特长，亦为汉隶刻石中所罕见。《石门颂》对后世影响很大。
华山碑
汉代隶书。全称《西岳华山庙碑》，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四月刻，此碑与《礼器碑》一样被誉为汉隶中典范，结字堂堂正正，字、行距齐整，波磔秀美。
碑原在陕西华阴县西岳庙中，明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毁于地震。隶书，二十二行，行三十八字。额篆书“西岳华山庙碑”六字。末行有“郭香查书”字样。《华山碑》是汉碑隶属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书风朴茂古拙又圆转流动；用笔丰满中和又波磔明显，为书家所推重。
史晨碑
《汉史晨碑奏铭》，又称《史晨碑》或《史晨前碑》、《汉史晨谒孔严后碑》、又称《史晨后碑》，两碑同刻一石两面。《史晨碑》是孔庙珍品，与《礼器碑》《乙瑛碑》一起，并称为孔庙三大名碑。
现代书家费声骞评《史晨碑》：“此碑笔姿古厚朴实，端庄遒美，历来评定为汉碑之逸品。磨灭处较少，是汉碑中比较清晰的一种。《前碑》结字似略拘谨，《后碑》的运笔及结字比较放纵拓展。总体而言，《史晨前后碑》的字体规正，属汉隶中普通平正的书法，是当时官文书体的典型，宜于初学入门。”
张迁碑
《张迁碑》，碑石原在山东东平州（今山东东平县），今置泰安岱庙炳灵门内。汉中平三年（公元186年）二月刻。明初出土。
碑主张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今河南宁陵境内）人。曾任谷城（今河南洛阳市西北）长，迂荡阴(今河南汤阴县)令。碑文系故吏韦萌等为追念其功德而立。碑文书法多别体，未署书者姓名，刻石人为孙兴，所以有人怀疑是摹刻品，但就端直朴茂之点而言，非汉人不能，所以决为当时之物。碑阴所刻人名，书亦雄厚多姿。
鲜于璜碑
《鲜于璜碑》书风古朴雄健，浑厚凝重。其用笔以方为主，方整内敛，遒劲端庄，浑厚有力，斩截爽利，如佩刀贯甲的大汉将军，颇具阳刚之壮美（尤其是碑阴）。《鲜于璜碑》的书法艺术地位，可谓是上乘秦汉，下启魏晋，在汉隶中独树一帜，古朴、雄壮、稚拙于一炉，堪称书蒹众美。《鲜于璜碑》是建国以来所发现的最具价值，最具影响的名碑。对于书法的创作有着不可替代的启示作用与广阔的再创造空间。
衡方碑
《衡方碑》也是汉代隶书成熟时期的作品。用笔极为有力，笔画丰润，在转折和撇、捺处尤见功力，形成外方内圆的效果。其结体方正，波、磔、撇、捺皆不张扬外露，字体方整严峻，有下紧上松之感。
整篇章法紧凑，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留白很少，但又毫无局促壅塞之感。清翁方纲《两汉金石记》说：“足碑书体宽绰，而阔密处不甚留隙地，似开后来颜鲁公正书之渐矣。”清姚华《弗堂类稿》跋此碑说：“《景君》高古，惟势甚严整，不若《衡方》之变化于平正，从严整中出险峻。”何绍基称其“方古中有倔强气”。此碑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杨守敬说它“古健丰腴，北齐人书多从此出，当不在《华山碑》之下”。
西狭颂
《西狭颂》摩崖石刻位于甘肃省成县县城西13公里处的天井山鱼窍峡中，碑文全称《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又称《惠安西表》，民间俗称《李翕颂》《黄龙碑》。
颂文主要记载了东汉武都郡太守李翕率众开天井道的历史政迹。摩崖颂碑呈长方形，纵3.06米，横3.75米，由额、图、颂、题名四部分组成。上为篆额“惠安西表”四字，额右下方为《五瑞图》，即黄龙、白鹿、嘉禾、木连理、甘露降及承露人，《五瑞图》是对李翕德政的形象表述和对西狭碑文的生动补充，是了解和研究汉代绘画雕刻艺术的宝贵遗迹。其左是正文，后面是题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