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胡笑梅:洞烛人性幽微——读罗伟章《隐秘史》

品读|胡笑梅:洞烛人性幽微——读罗伟章《隐秘史》

首页角色扮演凤凰秘史更新时间:2024-05-05

文/胡笑梅

雨果说:“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人的胸怀。”读完罗伟章最新长篇力作《隐秘史》,才发现,世界上最隐秘、最幽微、最无法直视、最难以言说的是人性和人心。

整部《隐秘史》和两个附录,像一部心理悬疑剧,让人联想起2020年的热播剧《隐秘的角落》,也是从别样的视角,触及未成年人犯罪的话题,解析了人性的阴暗,颠覆了孩子在人们观念中美好、纯真、可爱的一面,赋予他们多变、阴郁、诡谲的形象,让人触目惊心,细思极恐。

《隐秘史》中,懦弱卑微的桂平昌,并不具备*死苟军的能力和勇气,他只能在醉酒时扬言过过嘴瘾,只能在心里梦里,用潜意识想象*死苟军的每一个逼真的细节,以解夫妻俩长期遭受苟军欺凌的心头之恨。这是阿Q“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法之一种,是桂平昌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

笔者以为,小说中最精彩的心理博弈片段,是桂平昌发现白骨后“要不要报警”的激烈思想斗争。罗伟章以心理电波的方式,用慢镜头,将桂平昌人性深处最隐秘、最复杂,又最真实、最细微的角落,一点一点展示给读者。

首先,看到白骨的第一反应,桂平昌本能地想报警,这是人之常情。转念,“那个人死了,都死成一架白骨了,从不见人过问,我又何必去多管闲事?”这是国人从小浸染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明哲保身心理。接着,桂平昌又否认了“管闲事就会被闲事缠身”的简单想法,关键在于“管闲事”会“引火烧身”。因为警察隔三岔五的盘问,不仅会耽误很多桂平昌视若生命的农活,而且“直到把凶手抓住”,才能“证明他的清白”。但是,如果“抓不到真正的凶手,被怀疑的人就是凶手”,基于他和苟军之间多年积聚的各种恩怨,他就是最大的嫌疑人,他就是凶手。如是想,“桂平昌吓出一身冷汗”,幸亏没报警。

但是,选择不报警之后,桂平昌又陷入新的愁苦:“你不报,人家会不会报?你已经把那洞子亮出来了,别人很容易发现……警察照样会怀疑你。”所以,最好“赶紧去把洞子捂住好了。”可是,“怎么个捂法呢?将除掉的草种回去?”万一,“你在种的时候,要是正有人路过,该如何解释?”“庄稼人只除草,不种草。”那就真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百口莫辩了。更何况,大家知道,解释就是掩饰,越描会越黑,到时候,“一百种解释也是白搭。一百种解释就是一百种不打自招。”那怎么办?“最便利的办法,是砍些柴枝,覆住洞口。”但是,新砍的“柴枝过段时间就会干,捡干柴的人就会把它捡走,洞子照样会露馅。”桂平昌绞尽脑汁,左思右想,不断用新的想法推翻旧的想法。

可是,他突然又对自己的纠结挣扎很不满意,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又没*人,我为啥要去捂那个洞子?”那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么?进退两难的痛苦抉择,又让桂平昌悟出一个道理:“把一个人*了是错误,发现别人*人的事实,同样错误——对他而言,是更严重也更可悲的错误。”诚然,无论什么年代,保守秘密本身就是对人性的极大挑战。一如罗伟章所写:“拥有秘密的人生是狭窄阴暗的人生,你只能被秘密牵着鼻子走,越走越窄,越走越阴暗。”

尼采说:“当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正在凝视你。”事实上,从小说的后半部分得知,这个秘密确实像紧箍咒一样,严重困扰了桂平昌的余生,影响了桂平昌正常的生活,使他每天活在梦魇幻觉之中,艰于呼吸视听:“那个恶人,活着时欺负他,让他过不安生,死了照样欺负他,照样让他过不安生。”就这样,桂平昌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心波澜,被罗伟章庖丁解牛般抽丝剥茧,一段一段地切割、还原、放大给读者。

有理有据且合情合理,一点一点拷问人性,彰显出人性中趋利避害、瞻前顾后的共性,以及人们心中混浊深黑、一直不曾被意识到的潜意识和下意识。

当然,作为一部长篇巨制,《隐秘史》除了贯穿始终的精彩、精细、精微的心理描写,还有太多可圈可点之处,足以抵达读者内心世界的隐秘角落。

首先,罗伟章用一支生花妙笔,塑造了很多个性迥异的人物:

具有神秘传奇色彩的张大孃,痴迷于收集声音的杨浪,擅长唱情歌的吴兴贵,被宠成仙女的陶玉,生育力很强的陈国秀,拼命劳作麻痹自己的夏青,热衷传播新闻八卦的李成等。每个人都不完美,但每个人都不完美得有血有肉,非常真实。尤其是懦弱无能的桂平昌和蛮横霸道的苟军,其性格的塑造相反相成,相生相克,仿佛一对天生的冤家与宿敌。

桂平昌的一味忍让,换来苟军的得寸进尺。苟军不但旁若无人地砍伐、占用、踢打桂平昌家的竹林、通道、家禽,而且还骑在桂平昌的妻子陈国秀身上,摸陈国秀的胸部。对于任何男人,此奇耻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可从小体弱,又被父亲经常暴打的桂平昌,长大后愈发胆小得没有丝毫男人的阳刚和血性,凡事只会被动承受,从来不会主动反抗。甚至,他能对屋外正在发生的一切充耳不闻,默默烧着陈国秀爱吃的饭菜。

这让看重贞节和尊严的陈国秀难以忍受,她永远无法原谅苟军,原谅自己,更无法原谅丈夫。生性软弱的桂平昌,小时候捉迷藏跟着苟军,是为了闻闻他嘴里的肉味儿,上学时也没有参与欺负苟军的事件,为什么长大成家后,苟军却变本加厉地欺负他?桂平昌百思不得其解,他敢怒不敢言,在压抑并蓄谋半生后,终于在潜意识中找机会*了苟军。

故事推进得顺理成章,可以假乱真。小说中,桂平昌并非事事木讷,他也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他对庄稼、对花草、对树木都有讲不完的话,可面对妻子,面对苟军,却像哑巴一样失语。每一次遭受欺凌和侮辱,他像鸵鸟,像老马:“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他把头沉重地垂下……他有泪只往心里咽。”鲁迅先生曾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桂平昌的沉默换来苟军更多的拳雨。原来,“顺从和妥协,许多时候不是和善,更不是友善,而是作孽。”个人如此,民族如此,国家如此,深以为然,是以为戒。

苟军的心狠手辣,残忍蛮横,除了兽性占据人性的主导,更主要的是桂平昌一次次不作为的消极滋长。加之,桂平昌儿孙满堂与苟军孤家寡人的强烈对比与刺激,导致苟军人格的失衡和扭曲。苟军离开千河口前,对自己的家境引以为豪,到了镇上才意识到自己的贫穷,于是他便用拳头征服同学。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无法接受别人比自己强,尤其是身边的、与自己差不多的人。倘若对手是心目中“高一等”者,经过自我调节可以“忘却”或“接受”;如果对手是全不在眼里甚至低一等者,就会自我膨胀、妄自尊大起来,就像阿Q会说“王胡也配?”一样。

苟军无法生育,先把怒火撒在老婆身上,“把老婆像打牲口那样打”,老婆逃回娘家既婚又育,他颜面扫地,又把所有的仇恨撒在桂平昌夫妇身上,因为桂家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出生,对苟军而言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挑衅和羞辱。所以,苟军对桂平昌夫妇的凌辱,说到底是对自我命运不幸不甘的替代转化。

“天不怕地不怕”的苟军,并非十恶不赦。他喜欢孩子,疼爱孩子,“孩子”是他的软肋,偏偏命中无子,或者他本身就是一个心智不成熟、未经开蒙的孩子。生而为人,他也渴望爱与尊重,所以,狂怒暴躁的苟军,可以被张大孃的一句“乖儿”,可以被孩子们的一句“军爸爸”短暂驯服。

但是,他不会表达也不善沟通,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习惯了用武力解决问题,习惯了被村里人数落,习惯了所有人对他敬而远之,他自大又自卑,他骄傲又孤独,他没有朋友,没有安全感,没有爱人与被爱的能力。“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此之谓也。

其次,在罗伟章笔下,万物皆有灵性。

《隐秘史》中虚构的故事,发生在远离城市的巴蜀山区,是一个与世隔绝或被文明遗忘的偏僻角落。它以其独有的、内在的、约定俗成的伦理秩序自在运转。小说中的老君山,就像一个经历了旱灾、战乱和饥荒的耄耋老人,虽然不言不语,却见证着几代人的喜怒哀乐,默默守护着大山里每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作者以冷静又夸张,精准又形象的语言表达,赋予老君山人的灵气与性情:旱灾让“老君山的石头都晒死了,田土裂开的伤口,能陷进一头牛进去……庄稼尊贵惯了,不愿意这样不体面……太阳发烫,月亮也发烫……山民没吃的,饿得口痰也舍不得吐……天空红得发白。白得一无所有。看来天上也没啥吃的”等,将靠天吃饭的农民,天旱无雨、颗粒无收、欲哭无泪的凄惶,描写得惊心动魄,淋漓尽致。

“成日里奔走的风,深感奔走的劳苦和寂寞,也仰仗那些洞子弄出一点或恐怖或好听的声音,给自己大荒般的生命添些内容。再说洞子本就是山野的窍孔,山要靠它呼吸,小小的一个人都有九窍,一架山该有多少?”等,既是对山区自然环境的客观描写,又为故事情节的逐步展开蓄势张力。若不是作者对当地人情世故了如指掌,对那方热土体察入微,挚爱得刻骨铭心,怎么会有一个个滚烫的文字,顺着血脉从笔尖自然流淌而出?

生长于大山的罗伟章,对自然始终心怀感恩与敬畏:山水是人赖以生存的根,人是山水活跃的魂。慷慨无私的大自然,赐予人类丰富的物产,用各种山货、野味、珍禽、草药等,哺育、富裕了一代代大山的儿女。

近些年,山外灯红酒绿的繁华,除了开拓山里人的视野,还刺激了潜藏在人性深处唯利是图、忘恩负义的因子。为了谋取利益,他们早就不再珍惜山里的物态,他们涸泽而渔、*鸡取卵,他们“捉蛇、捕鸟、套黄羊……将这些活物或尸体,牵线子似的卖往城镇,兰草、大黄和麦冬,同样如此,都是连根拔起,须子也不留下”。

就这样,老君山的人一个个走了,散了,富了;老君山一天天秃了,老了,穷了。只剩下桂平昌那样安土重迁,“丢不下农活,也丢不下老屋”的十几个留守老人。以至于在安葬张大孃时,村里连一个抬棺材的年轻人也找不到。

而且,自从兴起打工潮,“几乎就没有一个农村家庭是完整的……几乎每一个农村家庭都是破碎的。”千河口的日趋消亡与荒芜,一如小说中的孙老师所说:“萧条是世间最大的脏。”罗伟章用一个神奇新颖的“脏”字,委婉表达了对乡村没落的缅怀与惋惜,对无根乡民的遗憾和悲悯,以及对现代化进程中自然与社会,人性与人心的深刻反思。“脏”是人为的,“脏”的是人,“脏”的是人心,“脏”是人性之恶、人心之黑。作为一介书生,作者无法阻止历史前进的趋势,只能用文字进行呼吁,哪怕微弱如萤,也是有光的。

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也是罗伟章所关注的:搬迁到镇上的村民“不再关心太阳,也不再关心雨水,看时间不是从天色里看,而是从钟表上看。其实也没必要关心时间,没带孙儿孙女读书,时间就不存在,每天晚上窝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到睁不开眼睛,就在沙发上睡了”。“带孙儿孙女,成了高危职业,个个胆战心惊。可不带又空得慌。住到镇上更空,好像每天的光阴就是用来等死的。”

换种角度,这些老人的遭际,是当下中年人即将面临的命运缩影,是前瞻性预言与担忧。即使像桂平昌一样劳作一生,倔强、好强、要面子、讲尊严、不服老,“不允许自己挑一担粪上山竟然滑倒”,但生理的衰老无法抗拒,终会如约而至,而比之更可怕的则是心无所寄。

是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庄稼人,一旦离开耕耘半生的庄稼,就像工人离开机床,士兵离开战场,教师离开讲台,鱼儿离开大海,鸟儿离开树林般无所适从,不知所措。而且,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当个人价值得不到实现,当一个人不再被需要,生命就会虚无如行尸走肉。而数十年如一日、一眼望得到头、浑浑噩噩的生活,就连时间也将失去意义。

貌似幽默诙谐、风趣调侃的文字,实则沉重压抑。这是山里或乡村或小城市老人命运的真实写照,他们为了子女的子女,带着憧憬来到现代化都市,却发现与周围的环境和人格格不入,如一棵无根的树,种在钢筋混凝土的丛林里,想打道回府,但是家园已经拆迁或荒芜,再也回不去了。

罗伟章对社会上的不良风气明察秋毫,小说写道:因为老年人“钱最多,最得闲,最怕死,头脑最不好用”,所以“天天召集老年人开会,推销保健品”,赚取昧心钱。新闻天天报道,天天有老人上当受骗。那么,如果子女对老人多一些陪伴和提醒,老人会不会多一些安全感和警惕性,不给非法商家可趁之机呢?

还有,行医多年,活人无数的鲁凯,考试不过就不能行医;取而代之的是医术很差,更会答题,舅舅是药监局局长的许宝才。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现存的选拔和任用人才的机制呢?

还有,“近几年,政府打造旅游,一段荒烟蔓草中的石堆,也找几个文人来编故事,说那不是石堆,是残存的古道,且不是普通的古道,是直达长安的荔枝古道,当年杨贵妃吃的荔枝,就是从这古道上送去的。发现一个万木丛中的小水塘,就说那不是一般的水塘,是七仙女洗澡的地方……”虽嬉笑玩闹,不露声色,但是非曲直,妍媸毕见。巧妙揭示了某些地方政府,胡编乱造,信口开河的虚假宣传。

这样的事件,在我们身边,或者旅行中,屡见不鲜。很多人熟视无睹,一笑而过,但罗伟章却大胆质疑并披露真相,以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引导读者对历史文化、名胜古迹、轶闻趣事等,保持审慎严谨的科学态度。

其实,无论承认与否,很多时候,现实往往比小说更残酷。罗伟章在冷静的叙事中,穿*很多热乎乎的人生感悟,既接地气又富有哲理:“理是直的,路是弯的,道理总是离日子远”,教人在生活中要懂得灵活变通,不能墨守成规,恪守教条;“死迟早会来,不急那一时半会儿,更用不着费心思去等”,教人爱惜生命,乐观豁达,活在当下;“没有谁是真正完整的,人的一生,就是缝缝补补的一生”,不断受挫,不断修正,才能百炼成钢等,都锦上添花,让这部初读有些晦暗沉重的小说,再读若苦茶回甘,隽永绵长。

正如罗伟章所说:“世间的有些秘密,放在心里,就是放着一盏灯。”这部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隐秘史》,正悄然照亮个人的、他者的、社会的、国家的、民族的人性奇观与自我秘史。

书名:《隐秘史》

作者:罗伟章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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