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美好生活、伟大梦想、伟大复兴、文化自信、中国精神、美丽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文明多样性……一组写进十九大报告的关键词汇，以崭新语言文字的排列与组合，用高远思想境界的寓意与构成，观宏大之物象，瞻正大之气象，立壮美之意象，呈审美之观象，既表达文明和谐世界，又展示精神价值世界，尤其呈现审美理想世界。
显然，和谐文明、精神价值、审美理想、艺术创作，皆与美的认知、美的引领、美的创造，相携同行，不可或缺；又与艺术审美、艺术表达、艺术呈现，相映成趣，相得益彰。换言之，在举步未来与远方的征程中，美学与艺术不仅不能缺席、不可替代，而且作为特别重要方面，尤需发展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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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说艺术，不能不谈美学。
谈美学，当追溯美学滥觞。美学起始，源自一个哲学追问，这就是著名的“柏拉图之问”。在《大希庇阿斯篇》中，柏拉图第一次非常明确地区别了“美本身”与“美的事物”，并在《会饮篇》中规定“这种美是永恒的”“一切美的事物都以它为源泉”。如此，柏拉图完成了“美本身”作为哲学概念的创立，成为美学的元问题。
然而，非常遗憾又别有意味的是，柏拉图提出了“美”问题，又对之进行了“规定”，却就是没有给出答案。
事实是，两千多年来，难以计数的思想家、美学家，纷纷加入思考、解读与回答“美本身”的问题行列，但一直没有公认的答案，致使关于该问题的追问与思考，一直没有停息，这也让西方美学史几近成为“追问美”的历史，又使西方艺术史几近成为“追寻美”的历史。
那么，针对“美本身”，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们，给出怎样的回答？对艺术审美与艺术创作，又具有怎样的意义？
依美学史观，这些“回答”集中体现在历代思想家、美学家的著述中。亚里士多德认为：美是理念、形式；巴尔塔萨认为：美是超自然的美感；贺拉斯认为：美是适宜；圣奥古斯丁认为：美是上帝无上的荣耀与光辉；休谟认为：美是快感；狄德罗认为：美在关系；康德认为：美在自由；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叔本华认为：美是意志的直观显现；尼采认为：美是生命力的自我肯定，是强烈欲求之所系；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美是生活；海德格尔认为：美在语言；克罗齐认为：美是人的直觉综合。王国维认为：美在境界；吕荧、高尔泰认为：美在主观；蔡仪认为：美在客观；朱光潜认为：美在主客观的统一；李泽厚认为：美在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些观点，按美学演变发展阶段，可概括为六大体系，即本体论美学、神学美学、文艺学美学、认识论美学、语言论美学、文化论美学。简言之，就是：美在本体、美在上帝、美在文艺、美在认知、美在语言、美在文化。这些体系或结论，或因唯心论、形而上学，或因所答（美的、美感、审美）非所问（美），或因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均非“美本身”问题的答案，也自然无法成为共识。然而，也正是这些多层面、多角度、多时空的探研与解读，让“美”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完整，也越来越接近于“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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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美学演变，意在解读艺术现象与艺术演变。观艺术史论，有多少美的认知，就有多少关于美的艺术表达，就有多少艺术审美形式。
依“美”的追问史，西方艺术史几近是“美”的追寻史。中国美学在构建现代美学形态中，也有一批思想家加入“追问‘美’”的行列，中国艺术进入现代以来，自然就有了与西方艺术相向的“美”的追寻史。在这种追寻“美”的过程中，西方艺术出现了古典美术、宗教艺术、文艺复兴艺术、现代艺术、后现代、当代艺术，中国艺术出现了中西结合艺术、后现代艺术、当代艺术，包括“先锋派”文艺。
而检视艺术史，不难发现，一定的美学思想、艺术理念，总是引领、培育一定的艺术审美与艺术形式；而一定的艺术形式，又总是诞生并皈依于一定的美学思想、艺术理念。并且，美学思想灵明、艺术理念创新，艺术就进步，就发展，以至走向辉煌。反之，则走向反面，呈现负审美，出现负能量，甚至给人类艺术文明带来压抑、桎梏乃至倒退。
哲学孕育美学，美学属于哲学分支，是艺术的哲学；美作为美学之“魂”，是艺术的对象，创造美是艺术的最高价值。如此，艺术与哲学，美学与艺术，哲学与美学，有着天然的联系，往往交织、甚至重叠一起。
中国古代没有学科形态的美学，但有独有的哲学、独特的美学概念和价值体系。中国古代哲学的独有性，在于“一分为三”“三生万物”。前者指宇宙万物皆由“阴、阳、中和”三种形态构成，强调守住中庸、摒弃两极；后者指“中和”这种第三形态产生、孕育万物，正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国古代独特的美学概念和价值体系，源自中国古代独有的哲学、文化，体现在“气化流行、阴阳相成、虚实相生”的“宇宙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观”；“‘满天星斗’，多元一体”的“天下观”；“美学理论、美学思想、审美文化”的“统一观”；“继承、发展、丰富”的“演进观”等，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特征与独有魅力。
中国文字源自物象，是形、音、义的统一，具有感目、悦耳、会心之“三美”。中国文化是“象”思维形态，犹如血液与基因一样，浸润、滋养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与灵魂。美学、艺术、审美尤需“象”思维，又是典型的“象”思维。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泯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形态，原因诸多，但艺术所承载的“象”思维，尤有特殊意义。
中国文艺史上，唐、宋两朝是前所未有、后难企及的两座高峰。前者文学成就鼎立丰碑，诗坛上出现了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等一批伟大诗人，创造了诗歌的最高辉煌；文坛上出现了韩愈、柳宗元等散文大家，开启了以唐宋八大家为主要代表的散文大繁荣时代。后者美术成就创造巅峰，画坛上出现了郭熙、范宽、李唐、巨然、梁楷、赵佶、马远、李成、张择端、王希孟等一大批绘画大家，并在瓷艺、书法、音乐等领域皆矗丰碑。何以致此？两朝灵明的美学思想、至美的艺术理念功绩大焉。唐代文人所崇尚与追求的“幽居观天运”的时代情怀、“天然壮丽”的审美理想、“心胸澄明”的清静观照，是突出体现。而宋代凭借先秦、道家、诗经、屈*、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禅宗等美学思想，既承绪、改造，又锐意创新，创造与呈现了绝对单纯、极致简约的艺术之美。
美学思想决定艺术成就，世界文艺史亦演同样逻辑。最为典型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此时期的美学思想是崇尚自然美与人之美。薄伽丘、达·芬奇均认为：美在文艺，文艺反映现实生活。所以，出现了诸多彪炳艺术史册的艺术大师，创造了诸多无与伦比的伟大作品。俄罗斯与法国十九世纪的文学高峰，也突出地呈现出因美学思想、艺术理念，所产生的特殊引领与推动作用。
古今中外，艺术文明演进中之停滞、非正常负向转向抑或倒退，甚至遭到灾难性破坏、损毁，也往往由哲学、美学思想与艺术审美问题所致，或者成为特别诱因。中国近代艺术尤其是明清绘画的严重程式化；二十世纪末、新世纪初以来出现的文艺乱象，毫无疑问，是美学思想的保守，师古、拟古乃至圣古，崇拜“先锋”与极致自我所致；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宗教艺术，也是美学以神为至美、拜神权、抑人性、灭人欲等密切相联系；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亿万生灵涂炭，物质与精神文明几近尽毁，也与尼采哲学、美学思想被第三帝国利用，受到希特勒等战争狂人尊崇，成为其思想、行为“依据”“引领”与“影响”相关，至今仍为中外学界所热议、学者所论争、学术所关注，也将成为永恒性话题，令世人永久反思与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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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研究美、引领美，艺术实践表达美、创造美。显然，美学思想、艺术理念既决定美学研究，又引领艺术创作，一定意义上，后者尤其具有价值意义。
尽管，美学研究相对滞后于美学现象、艺术实践，但作为思想、理念、意识形态，又往往超越现象、超越实践，其结论、观点既来自于美学与艺术现象，又反过来引航与左右艺术审美、创作实践，既管根本，又管长远。
重提“柏拉图之问”，再论“美本身”，“轴心时代”是个绕不开的话题。
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载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期，当时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文明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有中国的老子、孔子、孟子、墨子、庄子等，有印度的乔达摩·悉达多等，有小亚细亚和希腊的荷马、泰勒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他们以非凡的智慧，分别创立了重要的哲学学派，成为非凡的文化人物。需要深思的是，这些人类先哲，分处不同区域，却“不约而同”而又“各有侧重”地给出了人类急需的伟大智慧。
雅氏认为：这个时代（轴心时代）新东西比比皆是，人们非常相似地，开始意识到在整体中的存在。理性和道德的觉醒是该时代的显著标志，人类开始试图以自己理解的方式，来认识世界和自己。
无疑，“美本身”问题，就是轴心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之一，“什么是美”的追问及“规定”，既是以“美”对世界的理解，也是由“美”对自我的认知。
20世纪初，随着王国维首次翻译并使用了“美学”“美感”“审美”“美育”“优美”“壮美”等西方现代美学基本词汇，“美本身”问题始入中国。包括梁启超、蔡元培、宗白华、朱光潜等在内的中国学者，最初仅仅是翻译、介绍西方美学，并在较长时间内试图回答“美本身”，几次美学大讨论并形成的四个学派，是为明证。
人类先哲曾感叹，我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如今，人类面临同“轴心时代”相类似，且更广泛、更深远也更激荡的挑战，突出地体现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并且，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在这种大变革、大调整、大动荡的挑战下，美学、艺术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杂之态、纷乱之象。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美学怎么了，艺术怎么办？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思考、构建具有本土意义的现代形态美学，提出“生命与生命美学”“超越‘生命美学’”等美学思考。
事实上，中国古典美学的显著特征，就是生命与超越生命的美学，这从儒、道、释的哲学中，尤其从庄子《逍遥游》《齐物论》里，均有酣畅淋漓的表达、展示与呈现。今日之超越，不仅是对西方诸美学的超越，也是对本土美学的重新认知，进而实现摒弃与超越。
显然，生命是一种存在，这种存在既是生物存在，也是社会存在，还是精神存在，这种存在既是统一体，也是同质体，体现并保证了生命的持续存在、代际延续与永恒演进。古今如此，中外同样。然而，不同的是，生命的社会性、精神性，而这种社会性、精神性正是生命的时代性。
如此，超越生命，就是超越生命的生物性、社会性、精神性，进入生命的时代社会性与精神性，并在精神性的时空里，进入灵性的境界。这个境界是纯粹的、本真的、大美的，是真、善、美、爱的统一，也是真、善、美、爱的世界。
也如此，美在超越，美是超越生命的灵性境界，美是灵性境界中，生命之精神自由与价值意义的追求与实现。
美学研究美，艺术展现美、创造美。如何表达超越生命的灵性境界，如何以艺术语言创造灵性境界，这种形式语言又是怎样的艺术形态？
不言而喻，超越生命之美，需要超越艺术形式，而超越艺术形式者，气墨灵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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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墨灵象，承载优秀美学思想、艺术传统；创新美学形态、艺术理念；演进美学境界、艺术未来，引领艺术创作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何谓气墨灵象？概言之，既为“墨载象论”，亦为“象承墨道”，且“墨象一体、象墨合一”。展言论，气墨，从线墨、意墨、泼墨、朴墨等“笔墨”之审美境界走来，是笔墨语言的最高境界；灵象，历经物象、形象、易象、兴象、情象、意象、心象等“艺象”之艺术象境，是立象形式的极致形态；气墨·灵象形质一体、不可分割，且巅峰相合、境象相契。与墨、象形态演变发展相对应，文艺之形式语言经历了具象、意象、抽象，或者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过程。美学演进、艺术审美进入气墨灵象之境，是美学与艺术理想之必然，更是人类精神情怀进入灵性层级之所需。
前述曾论，“灵象”是象的远方，“气墨”是笔墨的未来，“气墨灵象”互为形式内容，“艺法灵象”揭示艺术本质规律。“气墨灵象”艺术论，承载哲学与美学新思想、艺术创作与审美新理念。从审美境界看，是艺术远方、超验境界；从形式语言论，是气墨之墨、灵象之象；从创作呈现谈，是高学大德、推挽攀援；从艺术未来言，是智慧领悟、造化之缘。
由此，气墨灵象是典型、极致的象思维，也属主客观、客主观的理式与心性思维，是哲学、美学的，也是艺术、文化的；是思想、理念、体系，也是形态、情境、存在；是心性之自由、审美之境界，也是创作之途径、艺术之物化。
感悟气墨灵象，需要智慧之高学、善美之大德，非经开智之灵慧、禅思之了悟等艰难过程。呈现气墨灵象，要有颠覆性思维、创造性技艺，尤需精神之升华、灵性之自在。而感悟与呈现，是为美学未来之建构，亦为艺术远方之眺瞻。
吕国英，批评家、作家，解放军报社文化部主任、《长征副刊》主编、高级编辑。创建“气墨灵象”艺术论，提出：“气墨”是笔墨语言的未来、“灵象”是艺象形式的远方、气墨·灵象互为形式内容、“艺法灵象”揭示艺术终极性规律等诸多新立论、新观点。撰写出版专著多部、评论多篇，逾数百万字，其中，《大艺立三极》《未来艺术之路》（中英文双语版）《陶艺狂人》《神雕》《China奇人》等专著多次再版，多篇（部）作品获国家、军队重要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