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 | 陈年喜
摘编 | 张进
《活着就是冲天一喊》，作者：陈年喜，版本：真故图书｜台海出版社 202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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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勇是一位孝子。
他每天早晨七点从家出发，晚上七点回来。早些年，骑一辆黑色自行车，现在是一辆红色摩托车。十五年间，共骑坏了三辆永久牌大货架二八自行车。现在骑的两轮“钱江 125”虽然还有力气，但发动机已经很差了，每天出门都要发动好一阵子，轮胎换过了三副，里程表已经坏死，谁也弄不清它到底跑多少公里了。
周大勇的母亲王来花有抑郁症。这个病说它是病也行，说它不是病也行，没有人说得清根源，大小医院也弄不明白该怎么治疗，只有周大勇知道它的可怕。他亲眼看到过病发作起来时，母亲把头往墙上撞，撞到头破血流也不停，她拼命地拽自己的头发，拽下来一绺一绺的，就像那不是自己的头发一样。拽下来的头发黑白相杂，铺了一地，周大勇好几天都不敢打扫。
周大勇是有改行机会的。他是县重点高中毕业生，在小县城，十五年前那阵子高中毕业生还不多，他那一届只有七个人考上大学，最好的是师范专科，直到现在他依然是单位不多的笔杆子。
垃圾填埋场虽然是个不起眼的小单位，但好歹算是国有企业，上行下达都要有正式行文，打个报告，发个通知，写个会议记录，领导就让他放下手头的铁耙子来起草。因为报告写得过硬，有很多单位就找他来写东西，年终报告、领导讲话稿、工作简报什么的。后来县志办看上了，死活要他去，调文都有了，他还是没有去成，就因为母亲这个病，就因为单位离家近， 来回都方便。
好在，周大勇前年转为了正式工，多年媳妇终于熬成了婆。填埋场现在共有三十人，正式工不到一半，一线的，只有两人是正式工，他是其中的一个。工资比临时工高出一半还多点儿， 三千一百元，加上各种小福利，一年有近四万元的收入。主要的，将来老了，有退休金。按已经退休的同事领到的退休金估算， 将来也有三千元。有这笔钱，将来和母亲养老，吃饭穿衣都有了保障。这也是这辈子最大的指望了，虽然退休还是遥遥无期的事。
周大勇的单位叫M县宏远垃圾填埋场，是全县最大的填埋场，也是唯一的无害化处理填埋场。虽然近几年各乡镇也建起了场子，但没几个真正投入运营，大部分垃圾还是运送到了这儿，周大勇和同事们的工作量一下子就扩大了一倍。特别是近些年的建筑垃圾，那真叫个源源不断。
有一回同学们见面，在招商局工作的同学说起自己的工作， 说简直就是站街客，没有拿得出手的资源和青春，没有人理。末了，又调侃他：大勇，你们单位是全县最牛的企业，宏远， 宏远，前途无量啊！周大勇哭笑不得，心里说：还不都是你们招的垃圾商带来的。
陈年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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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场那年，周大勇二十一岁。那时候的高中生不像现在十七八岁就毕业了，那会儿教育资源差，学生上学晚，也没几个没留过级的，待读到高中毕业，男生们都长出了一嘴小胡子。2004 年，社会上各种创业机会还很多，摆个摊，开个小饭店， 干个什么都能挣钱，不像现在，行行业业都挤得满满的，竞争残酷。
周大勇和同学练了一年摊，卖伟志西装，那时候时兴穿西装，伟志的牌子不错，质量过硬，好像是陕西唯一的西装大品牌，一年下来，挣了九万。同学是出资人，周大勇只是个店员， 年底，同学给了他五千元，嘴上虽然没说辞退，一眼一瞅都有辞退的意思。街上没事可*漂亮姑娘一抓一大把，哪一个都比男店员有优势。
周大勇的父亲那阵子还在，从村主任位置退下来了，虽然病得歪歪扭扭，但还是有点儿人际关系，就托人让周大勇进了县企业。那时候，县里有两家企业，另一个是葡萄酒厂，周大勇可以任选一家。他盘算了一天，选择了垃圾填埋场。酒可以不喝，垃圾不能不处理。事实证明周大勇的眼光是对的，如今葡萄酒厂被更有优势的同类们挤压得了无生路。
周大勇进场的时间填埋场才试营业一年，此前的填埋场在官道沟，一条大沟填得满满当当的，上面覆了土，栽了树，猛一看，根本看不出是填埋场，若仔细看，树们都是病恹恹的， 这是地下垃圾发酵产热造成的。下一场雨，一股说不出的气味冒出来，长出的草，牛羊们都不愿啃。那时候，技术与资金都有限。
进场第一天，周大勇就被那巨大的场面镇住了：它长有三百米，宽有百十米，至于深度，站在坝头上，下面干活的人， 矮了一半。铲车、挖掘机、工程车，都是那个时候很难见到的大型设备。按规划设计，全县的垃圾在这里够填三十年。
周大勇看过资料，县城日产垃圾二十吨。就是说，自己差不多可以在这儿干到退休。一车倒下去，像一阵毛毛雨。至于乡下，那时还没有乡村垃圾的概念。
周大勇自然是一线工，就是拿一个铁耙子天天把那些边边角角的垃圾归拢到一块儿，方便洒消毒药水和埋压。这个活儿， 没什么技术含量，也不用考试，是个人都能干。但这些年，竞争还挺激烈的，很多陪读的家长不愿坐吃山空，找门子，拉关系，要分一勺羹。周大勇一直也想坐办公室，看到这情景，知道有一份一线工也算不易了，慢慢来吧。
他至今记得上第一班的情景。那是六月中旬，天热得比哪一年都猛烈，丹江在远处无声地流着。收割尽的金黄麦茬被勃然而起的玉米掩盖，玉米林把小城包围了一半，一直延伸到填埋场的对面。那真是个庄禾如海的季节。
县城还没有垃圾压缩设备，运过来的垃圾都是松散的，也没有大吨位运输车，一车三吨两吨，从高处倾倒下来，纸张、塑料袋、卫生巾，在巨大的落差中借助风力，飞得漫野无涯， 久久不肯落下来。粪便味、剩饭味、沤烂的菜叶味，铺天盖地。苍蝇雨星一样纷飞。
没有遮阳帽，也没有口罩，周大勇与另外两个伙计在垃圾中间穿梭、奔追，奋力把它们归拢。铲车吼叫着，铲起一铲又一铲细土，把它们埋压……
对于填埋工来说，时间并不如行云流水，它们大部分是停止的。疯长的，只有下巴上的胡楂。
垃圾场废弃沙发 图片来源：IC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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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M县垃圾填埋场新增了五台设备：30型铲车一台、中型挖掘机一台和三台中型运输车。这也是不得已之举，这时候，县城每天的垃圾量达到了五十吨。直观的感受是，一天下来， 场子不是薄薄一层，已经是厚达盈尺了，铺展开的长、宽更非昔日可比。以这样的速度计算，要不了十年，填埋场就要爆满。好在，小县城没有工厂，没有化工企业，垃圾相对单纯。
周大勇经常读到内部资料，哪里填埋工中毒了，哪里空气和水源被严重污染了。新型垃圾的不断增量、成分的不断复杂化， 也对填埋这个行业提出了巨大考验。
这时候，县城增设了三个垃圾压缩处理站，大量的生活垃圾经过压缩处理，待到填埋场，处理起来就容易得多。因为填埋场工作强度小了，工序也少了，自然有一些人被调配到了压缩站。周大勇留在了场里，搭档小黄就被分到了城西的垃圾压缩站。
小黄其实也四十岁出头了，小，指的是个头，从小不长个儿， 被人“小黄小黄”地叫，该叫“老黄”年纪了，还是被叫“小黄”。
小黄的儿子在县城中学读高三，他们老家在乡下北山，就是县城北面的大山里。那地方没土地，山上也不怎么长树，穷。穷得没有办法，小黄就到河里筛沙子卖。
乡下交通不便，也没有多少人盖楼，沙子卖不上价，小黄就买了辆二手的三轮车，往县城里拉。这些年县城也没啥产业， 就是盖楼的多。盖楼利润大，没啥技术含量，只要能弄到地皮，傻子也能挣到钱。
小黄也开了十几年的车了，早些年，在矿山上开三轮，一趟趟地把石头从洞里拉出来，倒在渣坡上。矿洞低矮，又窄， 光线几乎没有，几年开下来，练就了一身好本事，但他一直没有驾照，因为矿山不属于公路，没人管。待矿山不行了，要在公路上开车，却怎么也考不过，那一道道题背得头昏，科目三考了三年也没考过。
因为没有驾照，只好夜里跑。从北山到县城一百多里，一晚上跑两趟。第一趟天擦黑出发，第二趟回到家，天刚蒙蒙亮。
儿子读初三那年，小黄到底还是出事儿了。这天夜里，小黄跑第二趟，沙子装得特别多，车一路累得冒大黑烟儿。卖沙子的人多，建筑老板就硬气，谁的量大就要谁的。沙子论车付钱， 开始一车拉一吨五，拉着拉着拉到了两吨，眼下，老板们两吨也嫌少了。
那个晚上特别黑，天上无星，也无月，这样的夜晚并不多见，可能是要下雨了，也可能是云层太厚，总之，伸手不见五指。小黄的三轮车是有大灯的，还特别亮，但第一趟回到家， 灯死活就不亮了，小黄检查了所有线路也找不到原因。四月天， 夜短，不敢耽搁了，小黄找了个头灯，套在头上。
灯带很短，勒得头生疼。猿岭是北山到县城必经的路，据说是 M 县最高的岭，海拔一千五百米还是多少。到了冬天，落了雪，整冬不化，远远地看着，像一只白馒头。路陡，弯道特别多，但时间不允许他太消停。
在一条弯道上，小黄的车撞上了一个瞎了大灯的摩托车。事后小黄才弄清楚，那人是县城里的人，天麻贩子。那时候，
北山的天麻特别多，天麻是名贵药材，一直不缺市场，到处是天麻商贩。凡事有了利，必有人争，税务、工商到处设卡收费， 商贩们为躲避，就选择了晚上出动。
那个人断了一条腿和两根肋骨。小黄一下子拿出了十万， 家里没有钱，向亲戚朋友借了个遍，最后把三轮车卖了才凑齐了数。从那时到儿子高三，小黄家的日子再也没有抬起头。
小黄是临时工，工资只有一千五百元，没有五险一金，也没有休息天。前几年还想着跳槽，近几年压根儿断了这个想头：老了，折腾不起了，儿子每天要花钱，容不得半点儿三心二意。
小黄是上料工，开叉车，也算技尽其用。上料工有一个优势，就是所有的物料首先从自己眼前过，虽然它们在垃圾箱中已经经过了拾荒人的千挑万选，还是有一些有用的东西遗落下来，比如旧衣服、纸壳子，甚至旧电器。
有一回，在物料中有一个包，小黄赶紧停下机器，打开来， 是一台笔记本电脑，下班后，小黄送到了电脑维修点，经过一番修理，儿子用起来还挺顺手。这样，小黄把那些旧废物品再挑选，也收入了不少钱，每天的油盐酱醋够了。听人说过，拾荒者曾拾到过一包首饰或一包钱，但小黄从未发现过。小城经济还是不富裕，没有人那样大手大脚地马虎吧。
他知道有很多人想进来，但也知道自己技术还是顶呱呱的。他有个愿望，就是一直能干到六十岁，干到五十多也行，那时儿子也大学毕业了，工作了，将来到了那边，也好给孩子妈有个交代。
孩子妈走那年，小黄二十五岁。日月如梭，一晃，十八年了。
垃圾场 图片来源：IC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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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的早晨天气已经特别冷了，虽然季节离入冬还有些时日，裸露在外面的水龙头都冻住了。张科子提来了一暖瓶开水，从水龙头上细细长长浇下来，一壶水浇出了一大半，水龙头才有了反应，开始滴滴答答地流出水来。
张科子接了一桶水，开始洗脸刷牙刮胡子，这是他每天早晨必修的课程。他是运输司机，一车一车的垃圾是臭的，见者避之唯恐不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张科子要活出个人样来。这人样，就是从自己的形象做起，他要干干净净的，与垃圾们区分开来。
张科子的爱人在省城打工，好几年了，到底是什么工作， 他也不知道，反正一年半载不回来一回，回来时，总是浓妆艳抹的。
与周大勇不同，与小黄也不同，张科子是合同工，工资比周大勇低，比小黄高，有各种保险，与两人更不同的是，他一周有两天假。在进场之前，他在部队服役，也是开汽车，从格尔木往拉萨运输物资。他在部队一干就是十五年。
张科子也忘了从什么时候起，爱人娟子回家越来越少了， 起先，人不回来，就互相打电话，后来电话也少了，打了，也没话说。
张科子往衬衣上喷了一道香水，今天，他要去看娟子。但他并不知道娟子的工作地点，只约略地知道在省城的丈八沟一带。那是有一次电话里，公交车报站名报出来的，张科子听到了，记住了那个站名。他猜想，娟子一定住在那地方附近， 因为那是一个很早的早晨，应该是第一趟车，坐第一趟车的人， 还能住到线路之外吗？
他把车子用水冲洗了一遍，然后，细细打理驾驶室。那几乎是他这些年的半个家。有时候不想回租住房了，他就睡在驾驶室里。他把每个物件整理得井井有条，特别是把那个不倒翁戏剧花旦的摆件擦了又擦。在他眼里，那就是娟子。
全城垃圾处理站共有五台车，但并没有固定分工，哪里需要哪里去。经过压缩处理后的垃圾包是往日一车散垃圾的五倍重量。张科子每天要出五六趟车。他很喜欢这份工作，比起青藏路，这份工作要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
他知道，虽然自己不在编制内，但只要没有特殊原因，场里不会让自己被动下岗。每天车进城出城，跟观光似的，他几乎熟悉县城的每一条街巷、每一处建筑。这些年，这座城市宏观的、细微的变化都刻在他的眼睛里。他幻想着将来有一天有钱了，一定要在最繁华的地段买一处大房子，作为永久的家。娟子好几年前就要在县城买房子，就是钱不够。
火车。省城到了。地铁。丈八沟到了。
张科子想给娟子打个电话，告诉她，自己看她来了。他在公交牌下徘徊了整整一天，也没有打。他突然有些怯，怯什么， 似乎又不清楚。
第二天，又游荡了一天，他相信，娟子一定会从这儿坐车或路过，即使自己没有发现娟子，娟子说不定会看见自己的。
然而，最终娟子并没有路过和上车。
张科子回去了。他还想再等一天，但只有两天假。
第三天晚上，终于接到了电话，是娟子的号码，但不是娟子的声音。对方告诉他，娟子出事儿了。她从八楼坠落下去了。
三天后，张科子见到了娟子，是在殡仪馆里。他终于知道了，这些年，娟子一直在做那个工作。她的银行卡里，有六位数的存款。
这些钱，正好够在县城买一套房子。
张科子还住在租住房里，又搬了两次家，但他却始终不想买房子了。
有时候开着车，眼前会突然出现一幕画面：一条绢绸从高高的天空落下来，它落得十分缓慢，飘起来，荡下去，变化出万千形态。一阵子是白的，一阵子又变成乌黑的颜色。那是一个人。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摘自陈年喜首部非虚构集《活着就是冲天一喊》。
原作者丨陈年喜
摘编丨张进
编辑丨张进，肖舒妍
导语校对 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