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的篇章里，我已经谈到，《燕然山铭》的发现，在文献学上的价值，不在于找到了前所未知的著述，而是目睹了更加原始的版本。这样的“原始版本”，对史学问题的研究，虽然也具有很大价值，但对经学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作用要更为关键，其文本的差异也更有特殊意义。
至于这篇铭文对研究东汉时期相关历史问题的作用，前面我已经就其中最主要、或者说是最突出的问题，做了比较具体的阐释，只是特地留下一个与其作者班固个人身世相关的问题，在此一并予以叙说。
一、泐损的“永元石经”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中国社会上流传已久的一种通俗说法，给人以汉武帝以后中国的政治统治思想以及附丽其旁的社会文化便是由儒家一统天下。实际上汉武帝不过是援经义以饰治术，打个斯文的幌子而已，生时死前，都根本没有以儒治国的想法。西汉元、成二帝以后，所谓“儒术”才得到人君的尊崇，而经学主导地位的全面确立以及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深度融合，即所谓世道人心，一归于夫子之学，应该是进入东汉时期以后的事情。清初大儒顾炎武论中国古代社会风俗的变迁，以为“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又云：“盖自春秋之后至东京，而其风俗稍复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变齐至鲁之功”（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周末风俗”及“两汉风俗”条），即谓迄至东汉，儒学始得纯正。
东汉一朝，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弥漫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经书也普遍流行。那个时候还没有印刷的手段，经学的内容和经书的传布，只能靠口授手抄。可以想见，一个老师传授一种文本，抄写一次会出现一次讹变。日久天长，同一种经书，不同的文本之间，免不了会产生很多差异。到了东汉后期，如蔡邕所见：“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世间流传的经书，其文字混乱，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为此，蔡邕奏请正定经书的文字，得到了汉灵帝的允准（《后汉书》卷六〇下《蔡邕传》）。
于是，在熹平四年三月，一派和煦的春光里，汉灵帝“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后汉书》卷八《灵帝纪》）。——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由蔡邕发起倡议，也是由蔡邕亲笔书写上石。“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后汉书》卷六〇下《蔡邕传》）。也就是说，大家竞相赶到太学门前，观摩石碑上的经文，以核对并校改自己手中经书的文字。东汉京师雒阳城里的住户，无论如何也不会有“千余两（辆）”车，这些“观视及摹写者”应是来自全国各地。人们都把太学门外的石经，奉为标准的模板。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熹平石经》残石拓片（取自赵立光编著《风雨沧桑九百年：图说西安碑林•碑石（秦—盛唐）》）
由于“石经”的镌刻对校定经书文本发挥了良好作用，在这之后，颇有人效法其事，重新刻制这样的石质经书。例如，在曹魏，于正始年间立有所谓“三体石经”（亦以立碑年代称作“正始石经”），唐有“开成石经”，等等。除了这样的文本出自朝廷勘定之外，世人看重“石经”，与其形态稳定，能够坚固耐久，不易像竹帛纸张的写本一样发生变异，也是一项重要原因。这一点，对后世的研究者来说，尤为重要。
《熹平石经》本来是研究东汉经书和经学最重要的文本，可遗憾的是，在北魏时期，《熹平石经》即遭到严重毁损，被笃信佛教的官员，将其用作石材，以建筑浮图精舍，后来叠经变故，至今已存留无几。近人马衡先生辑录存世零散残存文字的拓片，编成《汉石经集存》一书，世人可藉此略见其仿佛。
比汉灵帝“诏诸儒正《五经文字》”更早，在章帝建初四年，就搞过一次正定《五经》文字异同的活动。这次活动是“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由汉章帝亲自主持并做出最终裁决（《后汉书》卷三《章帝纪》，又卷七九上《儒林传》上）。值得注意的是，《燕然山铭》的作者班固，参与其事，并奉命撰集其事，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白虎通义》（《后汉书》卷四〇下《班彪列传附班固传》）。
班固虽然是以史学著作《汉书》与太史公齐名，并称于世，但身在经学盛世，自然也是首先要以经学安身立命。《后汉书》本传称其“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而当时人乃以“通儒”目之（《后汉书》卷六四《卢植传》），故亦谙熟经书，所以汉章帝才会让他来撰集《白虎通义》。
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燕然山铭》中，班固援用了许多经书的语句。由于所处的时代和他在经学传承中的地位，这些语句，对东汉的经书和经学研究，当然会有重要价值。现在通过中国和蒙古两国学者的辛勤考察工作，我们又看到了这个比《熹平石经》要早很多的摩崖石本，就好像发现了一部前所未知的“永元石经”。假若铭文保持完好，真可谓一字千金，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相关的经学问题。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岁月久远，风吹雨淋，《燕然山铭》刻石的文字，泐损严重，有很多已经模糊不清，特别是其中一些与经文直接相关的重要字词，现在已经很难辨识。
二、从“大麓”到“区夏”
迄至目前为止，中蒙两国参与实地考察并制作铭文拓片的学者并没有公布《燕然山铭》比较清楚的拓本或是原石照片，这给精确的刻石文字研究造成一定困难。前此我对这篇铭文所做的辨识，只能依赖相关考察人员在网络上公布的拓本照片，以致有很多文字难以确切认定。
中国方面参与《燕然山铭》考察工作的齐木德道尔吉先生等人，在2017年第12期的《文史知识》上发表《蒙古国<封燕然山铭>摩崖调查记》一文，公布了他们对刻石铭文的判读。我在2018年年初，读到这篇文章，知其判读结果如下：
《文史知识》所载齐木德道尔吉等对《燕然山铭》刻石的判读〔☐：摩崖刻石字迹模糊无法辨识之字；◯：摩崖刻石所无之字；：摩崖刻石作此而与《后汉书》不同的字〕
这一判读，有的与我此前发表的看法一致，有的则与我的辨识存在出入。总的来说，齐木德道尔吉先生等人直接目验拓本，又曾亲临现场观察原石，看到的铭文，一定会比我清楚得多，判读的结果理应多可信从。将来更加清晰的拓本公布之后，人们也自然会参照拓本，做出自己的抉择。
《燕然山铭》局部拓本（据《中国收藏》2017年第10期）
不过根据齐木德道尔吉先生等人已经公布的拓本照片，对比其中一些相对比较清晰的字迹，我对他们的判读，仍持有一些疑问。在目前情况下，还不敢遽然率皆信以为是。例如，齐木德道尔吉先生等人所定“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句中的“一”字，《后汉书•窦宪传》虽然就是这样书写，但我看原石拓本的照片，觉得还是镌作“壹”字的可能性更大。唐李贤等注《后汉书》，解释说这句话是本自西汉杨雄进谏给哀帝的上书，其中有句云“以为不一劳者不久逸，不暂费者不永宁”，可是检核《汉书》原文，却是把“一劳”书作“壹劳”（《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再看《熹平石经》残石的后记，其中亦有语云“壹劳而久逸，暂费而❐（案下有阙文）”，整个句子与此《燕然山铭》几乎一模一样，具体文字的写法，则如我对《燕然山铭》的辨识一样，是镌作“壹”，而同一块碑石上前面另镌有“经本各一通”云云字样，可见书写者对“壹”之与“一”，做有明显区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定，“壹劳久逸”应该更符合东汉时期比较正规的用法。又如，“其辞曰”三字，《后汉书•窦宪传》即如此书写，可是，齐木德道尔吉先生等人却把其中的“其”字，标注为摩崖石刻与《后汉书》不同的字。其实审视原石拓本也应是此字，只是汉隶的字形与正书略有差别而已。其复原的铭文，何以至此，完全不得其解。
《熹平石经》后记残石（据马衡《汉石经集存》）
基于这样的原因，我想现在还是暂且保留自己的辨识意见，尽管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误读误判。这样，提供一些不同的认识和思考，以供大家参看，或许更有利于人们最终准确地认定刻石铭文的内容。
摩崖刻石中直接出自经书的文字，虽然大多都因泐损而一时难以辨识，但参照刻石中可以比勘的文字，可知刻石铭文与传世文本毕竟大多基本相同；也就是说传世文本还是保存了《燕然山铭》的基本面貌。因此，对《后汉书》和《文选》等传世文献中的录文，还是应当给予高度的认识。
清朝以迄民国的学者，对早期传世文献中引录的经文，都很看重。例如其辑录经书文句的工作，即有清吴云蒸《说文引经异字》、缪佑孙《汉书引经异文录证》、皮锡瑞《汉碑引经考》（实际上涉及的不仅限于严格意义上的汉碑，也包括摩崖刻石等石刻形式）等。他们在《燕然山铭》引录或是借用的经书文句方面，也做了很多积极的工作，对经学史研究很有帮助。
清道光刻本吴云蒸《说文引经异字》
清光绪刻本皮锡瑞《汉碑引经考》
摩崖刻石中的相关文字，虽然泐损比较严重，但在其他辅助条件充分的情况下，有时通过一两道字痕就可以确定原来刻的到底是个什么字。在古代铭文的研究中，文字的辨识与利用这些文字来从事学术研究，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两件事情，常常是可以互为前提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不妨姑且先积极关注清朝学者利用《后汉书》和《文选》所做的工作，关注他们利用这些传世文本所得出的见解。一方面，这些内容是《燕然山铭》文献学价值的重要体现，不能避而不谈；另一方面，如上所述，深入解析这些内容，反过来也有助于我们透过残存的字痕，复原《燕然山铭》刻石的原始形态。
谈到《燕然山铭》涉及的经学问题，首先需要知悉班固所受经学的流派。众所周知，汉代的经学传承，有今文和古文两大系统。所谓“今文”源自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本，而“古文”直接出自战国时期文字书写的文本。在班固所处的东汉前期，今文学说盛行，但班固由于“所学无常师”，清人刘文淇称其“良以家世之渊源，父执之讲习，于今古文之学均能择善以从”，兼而通之（清成蓉镜《禹贡班义述》卷首刘文淇序）。这样的“通儒”，在当时并不多见。
这样，对待《燕然山铭》采用的经文，更需要一一具体分析。况且同属今文或是古文，也还有具体门派的区别，这就更需要一事一议了。经学家们，讲究的就是这一套，每一处文字，都很重要。
《燕然山铭》开篇谓窦宪“寅亮圣皇，登翊王室，纳于大麓，惟清缉熙”，其中“寅亮”出自《尚书•周官》“贰公弘化，寅亮天地”之语，“纳于大麓”乃径用《尚书•尧典》成文，“惟清缉熙”也是《诗经•周颂•维清》的原句（只是通常是把“惟清”书作“维清”），这些在唐章怀太子李贤的注里，都有清楚说明。班固援用这么多经书里的词句，不过是为谄媚窦宪，称颂他辅弼汉室的功勋和独揽朝纲的枢臣地位。
在这些密切关涉经学的文句中，与两汉经学传承关系最为重要的是“纳于大麓”这一文句。当时经学家对《尚书》中这句话的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把“大麓”的“麓”释为山脚，另一派则把“大麓”解释成“大录”，即总理国事的意思。西汉元帝报丞相于定国书，其中有“万方之事，大录于君”的话（《汉书》卷七一《于定国传》），就是藉用《尚书》的典故，谓丞相总持政务为“大录”。关于这两种解释，到底出自哪一门派，后世的经学研究者说法不一，外行人一下子很难摸清门道。
就我个人的理解而言，比较认同清人陈乔枞和皮锡瑞的看法，乔、陈两人乃谓遵循其字面语义将“麓”字释作山脚的，是古文经学家和今文经学中的欧阳氏学；而把“大录”解作总持政务之义的是今文经学中的大小夏侯氏之学（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卷一。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卷一）。核诸班固在《燕然山铭》中的用法，乃是以“大麓”为“大录”，可知在这一点上，他是承用大小夏侯一派的学说。
认证这一点，对我们了解东汉前期经学的具体发展状况，是很有意义的。盖班固著《汉书》，在《地理志》中既引桑钦古文《尚书》之说，又引平当所传欧阳氏今文《尚书》之学，现在我们在《燕然山铭》中又看到了夏侯氏之今文《尚书》的鲜明体现，这清晰反映出班氏融通诸家学说于一身的实际情况。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后来才出现像郑玄那样的通识鸿儒，将今古文经学熔铸为一体，构建出一整套内容完备的经学体系。
附带说明一下，皮锡瑞已经指出，“纳于大麓”的“于”字，也表明班固在这里采纳的是夏侯氏《尚书》的写法，欧阳氏《尚书》则与此不同，乃是书作“入”字（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卷一），可见这个“于”字关系重大，不是怎样写都行的。《后汉书•窦宪传》和《文选》载录的《燕然山铭》，本来也都是书作“于”字，可是齐木德道尔吉先生等人判读的铭文，却是把它写成了“于”，这一点是非常令人疑惑的。像这样的情况，也使我不能简单地依从他们的释文。
《燕然山铭》中类似的经文，还有很多，只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刻石拓片，字迹模糊不清，实在无法一一比勘摩崖刻石的铭文。以后若能公布更加清晰的拓本，相信读者能够更多关注相关的问题，以进一步落实铭文所涉及的经学内容。
在相对比较清晰一些的刻石铭文中，还有一些文字，虽然不是直接出自经书，但仔细揣摩，对经学研究也会有所帮助。
例如，在经书使用的虚词方面，清人王引之撰《经传释词》，曾列举这篇铭文中“所”字的用法叙述说：“《后汉书•窦宪传》《燕然山铭》‘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文选‘所’作‘可’，‘可’与‘所’同义，故‘可’得训为‘所’，‘所’亦得训为‘可’。”（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五）其实《后汉书•窦宪传》和《文选》的异文，究竟哪一个字才是其原始的形态，这对准确了解“所”、“可”二字的实际转换情况，是很重要的事情。现在我们通过刻石铭文，得以确认《后汉书•窦宪传》的“所”字，乃是班固本人写定的文字，而《文选》的“所”字则是后人传写过程中根据自己的习惯所做的同义替换。
又如，《后汉书》等《燕然山铭》传世文本中“恢拓境宇”这句话，我审辨原石拓本，将“境宇”二字更定为“畺㝢”，齐木德道尔吉先生等人则将其识作“疆寓”。我感觉齐木德道尔吉先生等人的判读与刻石的字迹并不吻合。“畺”之与“疆”只是字形的差别，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差异，但作“㝢”还是作“寓”，却能够引生更多一些思考，并触及经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在今本《汉书•叙传》中，当述及《西南夷两越朝鲜列传》时，班固语曰：“攸攸外寓，闽越东瓯。爰洎朝鲜，燕之外区。汉兴柔远，与尔剖符。”对这个“寓”字，清人王念孙尝有考释云：
“寓”当为“㝢”字之误也。《说文》：㝢，籒文“宇”字。闽越东瓯，皆在汉之南徼外，故曰“外㝢”〔王粲《鹖赋》：“震声发乎外㝢。”〕，犹下文言“燕之外区”也。若作“寄寓”之“寓”，则义不可通。刘逵《吴都赋》注引此作“悠悠外宇”，故知“寓”为“㝢”之讹〔张衡《思玄赋》“怨髙阳之相㝢兮”，《风俗通义•祀典篇》“营㝢夷泯”，今本“㝢”字并讹作“寓”〕，而此字师古无音，则所见本已讹作“寓”矣。（清王念孙《读书杂志》之《汉书》第十五“外寓”条）
这个“㝢”和“宇”，系同字异构，清人薛传均的《文选古字通疏证》，对此做有详细的论证（《文选古字通疏证》卷一），故《后汉书》的录文转用“宇”字，也算得上是一种正常的衍化。
就像《燕然山铭》以“畺㝢”连用来表示领地的界限一样，这个衍化而生的“宇”字，也常常被用来表示疆域，其中“区宇”并连就是一种很常见的用法。如东汉马融《广成颂》所说“垧场区宇”（《后汉书》卷六〇上《马融传》）、张衡《东京赋》中的“区宇乂宁”（《文选》卷三汉张衡《东京赋》）以及隋朝官修的《区宇图志》（《太平御览》卷六〇二《文部•著书》下引《隋大业拾遗》），等等。显而易见，其中的“区”字，大致亦与“畺㝢”的“畺（疆）”字相当，表示统辖区域的界限或是边界。
由此进一步推衍，不禁令我联想到《尚书•康诰》中提到的“区夏”：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祇祇，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
“区夏”二字在这里是指初兴于西陲的周室，这一点显而易见，而《尚书》伪孔传与唐人孔颖达的义疏俱释“区夏”为“区域诸夏”（ 唐孔颖达等《尚书注疏》卷一三），后世说《书》者则多将其解作并且也用作“中夏”之义，实则于文义俱扞格难通，“中夏”一说尤与周文王“修我西土”的实际情况相悖戾。长久以来，一直没有人对此“区夏”做出通畅的解释。
若是比照“畺㝢”和“区宇”的语义，把这个“区”字解作疆界，那么，就可以把“区夏”理解为居住在缘边地带的华夏之人，这便与周公因封授康王于东国而谆谆讲述周人肇兴自“西土”的艰难历程这一背景契合无间，上下语句之间，似乎也略无抵牾。
看起来只要勤于思考，《燕然山铭》刻石残存下来的这些文字，是可以为经学以及其他历史文献的研究有所贡献的，关键是要具备相应的背景知识。
三、丹青易着 大雅难鸣
在现实社会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经历历史。每时每刻，或把自己的言行迭垒于历史的丰碑之上，或是刻画于耻辱柱中。
大多数人的言行举止，看起来好像平平常常，因而人们往往会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无关天下大势，一旦身经黑暗的时代，当时总讲什么“社会就是如此”，过后又要说什么“当时的大环境就是那样”，终归自己心安理得，没有一丁点儿社会责任。
冒险犯难，以至*身成仁，这确实很难，我等凡夫俗子，要是做不到，似亦不必过多自责。但只要天良未泯，我们心里总应该明白，一个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总应该心生感激，心存敬意，向那些奋起抗争的英雄致敬。
在黑暗的岁月里，不向威权献媚，不因功利的诱惑而随声起舞，这是一个正派人的底线，更是正派读书人的需要坚守的基本立场。这样做，通常并没有什么危险，饭还可以照样吃，觉也能照样睡，只不过失去爬上去的机会而已（当然最可恶的还不是这些卖身投靠的家伙，而是那些既做了婊子又大模大样地给自己立牌坊的无耻之徒）。狗洞本来就不是人行通道，不往里爬，是很正常、也很平常的选择。
写下这篇《燕然山铭》的班固，是一位书写历史的学者。历史学家稽古鉴今，自然要比其他人负有更多的历史责任，要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勇于恪守正义的良知。这就像大学讲坛上的历史研究者一样，不能在学生和不相*人面前，古往今来，讲的云遮雾罩，一派“清流”的扮相，而在现实的权势面前却是媚态百生，攀高附贵，奴颜婢膝，仅仅为了多叼到一两块骨头。
在登上燕然山之前，班固已经大体完成了其传世名作《汉书》的写作。有意思的是，关于一个历史学家如何度过自己的人生，班固在《汉书》中对他的西京前辈司马迁，讲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杨雄博极羣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録。呜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
对《史记》撰著中的疏略和抵牾的批评，只是技术性问题，在此姑且置而不谈，下面我们来解析一下班固对司马迁个人行为和他撰著《史记》指导思想的评价。
首先人们需要明白，班固的《汉书》，完全是因袭《史记》的“纪传体”体裁，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近乎原封不动地袭用太史公的原文。这种体裁，为司马迁首创，而司马迁在这种所谓“纪传体”史书中最为核心的创建，是人物列传。做出这样的创建，是出自司马迁对个人命运的深切思索和关怀，其间也寄寓着他的人生信念，是有血有肉的史家在倾心关注有血有肉的生命。班固讥讽他“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 殊不知司马迁所述，都是直接针对汉武帝时期残酷的政治现实和堕落的社会风尚，有见而发，有激而言，字里行间，无处不透射着他的人生追求和身世感慨，这些正是太史公史笔的可贵之处，足以光曜千古，绝不是班固空泛的道德高调所能轻易贬抑的。
班固显然很不理解司马迁的人生追求。《汉书•司马迁传》所说“《小雅•巷伯》之伦”，唐人颜师古有注释云：“巷伯，奄官也，遇谗而作诗，列在《小雅》。其诗曰‘萋兮菲兮，成是贝锦’是也。”颜师古说的“奄官”，也就是宦官，即班固以为司马迁之撰著《史记》，不过像作《小雅•巷伯》之诗的宦者那样自伤自悼而已，而他所标榜的人生态度，应如《诗经•大雅•蒸民》诗中所吟咏的那样：“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后世市侩哲学中那条“明哲保身”的训谕，就是出自这里。
遵循这样的人生哲学，班固当然不会像司马迁那样出于天理而去触犯上意，面对当政者的淫威，他不仅仅限止于献赋称颂、与时俯仰而已，甚至一味奉迎窦氏兄妹的私意，卖身求荣。
东汉历史上的外戚阉宦之祸，大致都是肇始于窦氏兄妹时期，窦宪其人堪称罪魁祸首。这次窦宪在永元元年带兵征讨北匈奴，不过是他们兄妹二人为控制朝政而玩弄的一个计谋，这在前面相关的篇章里我已经做过具体的说明。面对窦氏兄妹专擅朝政，当时朝臣中的正直人士，纷纷挺身抗争。如尚书仆射郅寿、乐恢，“并以忤意，相继自*”（《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尚书何敞亦因上书切谏，遭外放左迁（《后汉书》卷四三《何敞传》）。此外，还有司徒袁安、司空任隗、太尉宋由等人，也都刚正不阿，显示出高风亮节（《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与这些正人君子相比，班固写下的这篇《燕然山铭》，可谓谄媚至极，不啻活脱脱画出了自己的奴才嘴脸。
前面已经谈到，班固在《燕然山铭》中援依大小夏侯一派今文经学家的说法，以《尚书•尧典》中“纳于大麓”的经文，来比拟窦宪总理朝政的地位，可是窦宪领兵北征时的正式身份，不过是个形式上依附于汉和帝、实际上依附于自家小妹窦太后的“侍中”而已，拜受统兵的车骑将军之后，虽说“官属依司空”（《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也就是参照司空的标准配备下属官吏，但这毕竟还算不上是三公之一的司空，况且仍旧是一个戴罪之人。这“纳于大麓”一语，本来是用在舜帝身上的话，清人陈乔枞总结西汉以来迄至新莽的实际用法，是“凡三公、丞相皆可云‘大录’，不必居摄也”（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卷一）。依此标准，窦宪是无论如何也不够格的，可是班固却就是这样谄媚，这样无耻，硬是要违逆礼制，用个这么大个词儿，来向这位权臣表述忠心，以报答窦宪的恩德。因为窦宪在出征前特地把班固提拔为“中护军”这个秩级二千石的“高干”（《后汉书》卷四〇下《班彪列传附班固传》下）。
无奈权力场上的投资，结果往往很难预料。想不到窦宪很快就在永元四年的夏天倒台了，作为窦宪的党羽，班固也被牵连入狱，随即死于囹圄之中（《后汉书》卷四〇下《班彪列传附班固传》）。——这就是班固为自己人生所演奏的《大雅》之章。看起来即使一心想要明哲保身，也并不像班固期望的那么容易。
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写出什么样的著作。
南朝刘宋时期范晔撰著《后汉书》，当写到班固的传记时，对比司马迁的《史记》，对他们两人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谓“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猒，信哉其能成名也”。这是讲从史书撰著的技术角度看，不管是《史记》，还是《汉书》，这两部书都是成功的史学名著。
不过范晔对班固撰著《汉书》的价值观，同班固评价司马迁的《史记》一样，也是颇有微词：
（班）彪、（班）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 不叙*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后汉书》卷四〇下《班彪列传附班固传》）
这里的“轻仁义，贱守节”六字，恰如班固人生的写照。不过范晔讲“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是说班固因不识眉睫之间的灾祸，以致“智及之而不能守之”。这样的认识，实际上是含糊其辞，既不清楚，也不确切。
班固的问题，是把个人的荣华富贵凌驾于天下公理之上，为一己私利而苦心钻营，所以才招致*身之祸；而且他的悲剧，不在于下狱殒命，乃是身败名裂。清初人朱鹤龄曾就班固以良史之材而“为窦宪作《燕然山铭》，卒至下狱以死”事慨叹道：“甚哉！文章之不可以媚人也。”（朱鹤龄《愚庵小集》卷一三《书渭南集后》）又清后期人罗惇衍，也在一首咏史诗中，对比“乐恢郅寿中流柱，力折权豪气自雄”之壮举，叹惜班固其人其事及其遭遇云：“可惜兰台文冠世，洛阳牢户泣秋风。”（《罗惇衍《集义轩咏史诗钞》卷一七《窦宪》）司马迁激于天理人情，为李陵仗义执言，遭受腐刑之辱，尽管这受到班固的无情嘲讽，却作为一个堂堂正正、有情有义的人，留下万古英名。
内蒙古大学学者拍摄的《燕然山铭》刻石所在的山崖
这两位盖世史学家的命运，正如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所云：“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镌刻《燕然山铭》的那块突起的山崖，就是班固的耻辱柱。发现这通摩崖刻石，其最大的社会作用，便是警醒当今的历史学家，时刻以天下苍生为重，把握好手中那只笔，走好脚下的路。人在做，天在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