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深谈《无墙之城》与美国城市环境史（丰裕之角不可思议之物居住的小镇（测试版））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吴羚靖

侯深（章静绘）

侯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师从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先生，致力于美国环境史、城市史的研究工作，2008年博士毕业于美国堪萨斯大学。著有The City Natural: Garden and Forest Magazine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Urb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Series（《城市自然化：〈园与森林〉杂志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美国匹兹堡大学出版社，2013年），译有唐纳德·沃斯特：《帝国之河：西部的水、旱与成长》（译林出版社，2018年）。侯深教授新著《无墙之城：美国历史上的城市与自然》近日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吴羚靖应《上海书评》之邀就美国城市环境史的相关问题对她进行了采访。

《无墙之城：美国历史上的城市与自然》，侯深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400页，82.00元

《我们的城市》（1859年，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请您谈谈为什么会走进城市环境史研究这一领域？

侯深：在我的导师唐纳德·沃斯特的学生里，似乎每个人天然地就应该去研究农业环境史或国家公园的历史。但当时我对美国似乎总有一种雾里看花、终隔一层的感觉，总觉得自己无法对一个地方产生出一种依恋。

我导师经常强调“地方感”（sense of place）。他告诉我：对一个地方的依恋感对于环境史学者很重要，但如果你非要硬性地去催生出这样一种依恋，实际上你仍然没有办法真正获取这种感觉。他问我，什么样的地方于我而言是最舒适的？我的回答是：城市。我在城市中出生、成长，虽然对自然、对荒野始终有一种强烈的美学意义的向往，但我对城市生活太熟悉，即便我渴望走进自然、去往荒野，也仅能将自己作为一个过客，难以融入其中。他便问，那你为什么不研究城市环境史？我说，我可以研究城市环境史吗？他说，当然可以。所以，我会选择走入城市环境史研究领域，很大程度上来自导师对我的鼓励。

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环境史学的开山鼻祖与领军人物之一，荣获美国历史学会终身成就奖、美国历史学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等众多荣誉。2009年，沃斯特教授入选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院士。

您的第一本书《城市自然化：〈园与森林〉杂志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是基于博士论文写成的，书中主要关注美国早期环境主义的兴起。这次《无墙之城》与前面那本书的研究框架与核心问题有何不同？

侯深：两本书的写作框架是全然不同的：《城市自然化》是一个非常小尺度的研究，可以说是一部微观史（micro-history）；《无墙之城》的研究尺度就大了很多，甚至可以说是宏观史（macro-history）。

写这本书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个意外。最早我是想完成《山巅之城》（关于波士顿的环境史研究），因为我在博士论文调研中搜集了大量波士顿的档案材料，所以一开始想做波士顿城市环境史研究。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我将对波士顿环境史的研究拓展到对美国城市环境史的研究，于是就有了今天这本书。

波士顿公共图书馆(Boston Public Library)是美国最大的城市公共图书馆，现有藏书超过一千五百万册，藏书量仅次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图书馆。

《无墙之城》为何选择了将波士顿、堪萨斯城和旧金山这三座城市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又涉及匹兹堡和拉斯维加斯这两座城市呢？您是出于什么考虑来安排这五座城市在书中的出场顺序？

侯深：我在写匹兹堡和拉斯维加斯两座城市时，其实是把它们作为一个切入口的，这是受《红楼梦》的影响，比如说写甄府，实际上不是写甄府，是为了写后面的贾府。正如贾府才是故事的重头戏，我写拉斯维加斯的目的是为了写堪萨斯城，写匹兹堡的目的是为了写旧金山和波士顿。所以，书中真正的个案研究是波士顿、堪萨斯和旧金山这三座城市。

我开始构想时还是以地形特征来选择，比方说海滨之城、沙漠之城、平原之城和河流之城，但等到真正思考如何书写的时候，便希望不局限于去写个案城市，而是希望这些特定的个案能延续我对城市环境史研究的整体考察和思考。

美国地形图

最后我希望这本书能体现三个层面：第一是时间层面，将城市同更加古老的农业和自然历史连接起来；第二是空间层面，能将城市同其所处的腹地、包括腹地之外的荒野联系起来；第三则是思想的层面。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除了第三个层面，其他两部分基本上是基于原始档案来完成的。我在写作中也坚持一个原则，要在既有研究文献基础上去建立自己的新的解释框架，而不是一味地去遵循原有的解释框架。

您在书中开头就提到美国城市的“美国性”，在您看来，从自然和文化互动的角度观察，美国性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侯深：我最终选择的具有美国性的城市是波士顿、堪萨斯城和旧金山，第一层考虑是地理特征：波士顿是东海岸城市、新英格兰城市的代表，堪萨斯城是中部城市，旧金山则是西海岸的城市。第二层思考是文化意义上的思考。堪萨斯城最具平民主义气质，它也是最能够体现爱默生所言的“自立”的一座城市；波士顿带有一种鲜明的精英主义气质，而旧金山则呈现出一种嬉皮的气质。这三个城市在文化上都有各自的特点，从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上来看也各具特色。

波士顿城市掠影

堪萨斯城市掠影

旧金山城市掠影

在波士顿的研究中，我强调从城市公园的建筑设计来看美国的精英文化对自然的思考。堪萨斯城是一个最典型的农业城市，如果仅着眼于农业，城市的存在感实际上就很弱，但这恰恰又符合我对如何把城市同其自身广阔的农业腹地联系起来的一种构想。此外，对于那些在大平原上土生土长的人来说，堪萨斯城有一种独特的景观，不同的景观能激荡出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旧金山面对的是太平洋，西海岸的山峦与海岸、太平洋彼岸的东亚文化都对它有着深刻的影响。

您师从美国知名环境史学者唐纳德·沃斯特教授，《无墙之城》也体现了他对您学术思想的影响。那么除了沃斯特教授之外，其他本领域的学者对您的影响如何？比如美国著名城市环境史学者威廉·克罗农的研究在哪些方面对您的研究产生影响？

侯深：首先，唐纳德·沃斯特教授虽然不是一位城市环境史家，但是他对我的影响依然最大，他的研究奠定了我对环境史的整体认识。《无墙之城》的绪论“膨胀的城市，萎缩的大陆”的基调正是建立在他2016年新出版的《萎缩的地球》之上。

另一方面，你提到的克罗农教授对我的影响实际上越来越大，特别是当我真正进入城市环境史的领域之后，重新来思考克罗农在其经典著作《自然大都市：芝加哥与大西部》中所建立的模型，我发现它确实是一部石破天惊的作品。城市环境史最早并不是由克罗农开启的，但真正将城市同它所处的广阔腹地连接起来的是克罗农。

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美国著名环境史学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博士毕业于耶鲁大学，主要研究领域是环境史、历史地理学、美国西部史，著有《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与大西部》等书。

但我对克罗农在《自然的大都市》将自然简化成腹地不甚满意。因为他没有看到城市腹地的脆弱性，这也是我在《无墙之城》中务必要去谈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在书写堪萨斯城和思考城市本身的扩张时，我认为被克罗农所称的“第二自然”，似乎在强调这是一种稳固的，即便不是恒定的，但起码是可控的、充满确定性的存在。但事实上，当我们真正进入历史，我们会发现任何一个腹地都带有变动性和脆弱性。腹地的特征有可能是由人类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活动所造成的，也有更大可能是由自然的原生力量所造成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撰写堪萨斯城时，将沃斯特《尘暴》中的自然与克罗农《自然大都市》中的城市相联系。

您在这本书中强调把“演化的城市生态系统”概念引入城市史书写。您认为这将会带来何种新的历史认识？

侯深：这只是我的一个构想和尝试。我们在谈演化的生态系统时，并不一定要涵盖自远古而来的演化的生态系统，因为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处于演化当中。研究一个城市的生态系统，必须要将其放入一个更广阔的生态系统中考虑。在这个层面上，我个人认为我对堪萨斯城的城市环境书写是相对成功的，因为我始终在关注大平原自身的变化如何影响堪萨斯城，堪萨斯城又如何影响大平原。这正是一种系统性的演化。

《无墙之城》书写的城市环境史，既让人看到了城市的脆弱性，但似乎给人带来了一种希望。此前环境史研究会被认为有衰败叙事倾向，您希望通过这本书来回应这种对衰败叙事的议论吗？您觉得衰败叙事对历史书写乃至人类认识现实社会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侯深：首先，我并不反对衰败论，既然进步论有它存在的合理性，那么衰败论也自有它存在的合理性。衰败论最积极、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观察文明的视角。进步论的典型代表是十九世纪以来的辉格史观，它描述一条既定的路线，也就是人类社会总是会从野蛮发展到文明，最终走向科学民主的堂皇大道。进步论实际上没有遭受过根本性的挑战，你可以说社会史的出现挑战了传统史学，但它并没有挑战进步论本身或者说进步的人类文明。哲学家、诗人始终对文明持有怀疑态度，但历史学者很少参与这种怀疑。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二十世纪“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非国教徒身份、对辉格式历史编纂的反思，以及对“信仰与历史”两者之间关系的持续关注，成就了他在二十世纪西方知识界的独特性。

斯宾格勒可能带有某种衰败论色彩，但他更多的还是循环论，而非衰败论，他也并没有要挑战对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思考。环境史则是从本质上重新挑战文明进步史观，肩负着揭示文明在它的演化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的使命，这必然挑战文明存在的本身。任何一种被简化的生态系统，肯定是一个衰退的生态系统，我们不能断言一个更适宜人类居住的生态系统便是一个更好的生态系统，因为最好的生态系统有可能并不适宜人类居住。

在这本书中我没有采用一种衰败叙事，毕竟关于城市如何破坏自然这一话题已经有太多著作了，相比之下，我更想去探讨城市的人群与自然如何相互适应的过程。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您在书里讲到不同城市的发展过程与其自然条件的紧密联系，比如波士顿之所以不能发展成一个工业城市，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其港口潮汐的影响，再如新奥尔良城市重建与飓风灾害的联系。那么，您认为最近环境史学界对自然力的关注，或者说将自然写入历史的努力还可以在哪些方面推进？

侯深：环境史虽然不是灾难史，但病菌始终存在，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它都是一种威胁，我们对于自然的恐惧也始终存在，这也是面对灾难的一种心理。我们也有很多不同于灾难的叙事，包括气候史和能源史，当下的讨论更关注哪一部分人获取了更多的开发权。在我看来，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核心问题却是那里的自然究竟允许人在多大程度上开发。我认为自然的匮乏和丰裕是环境史研究的自然力的最根本所在。所以在讲城市制造气泡的时候，气泡的破灭往往不是因为一场巨灾大难，而更多时候仅是该地由丰裕变得匮乏。最典型的就是那些矿业小镇，当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东西可以供人类开发了，这座城市自然也难以为继。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座废弃的矿业小镇

您在书中也从历史的角度谈到城市自身的恢复力。您认为城市自身的恢复力和自然自身的恢复力之间有何关系？

侯深：城市自身的恢复力和自然自身的恢复力，始终处于一种角力的过程，有妥协有合作，但更多的充满着斗争。我们也是在斗争中试图找到平衡，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这种平衡肯定会越来越脆弱。

我在《尾声：脆弱的平衡》中也谈到，美国城市成长在其自身所创造的生态悖论之中，在它们演化的过程中有两种根本性的力量——自然与思想，不断变化着的两者不间歇地相互作用，形塑着城市的形态、气质以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研究的角度来说，灾难当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切入途径，包括人们如何通过应对灾难然后重建家园的案例研究。比如在《地震城市》这本书中，作者就提问：为什么我们明知道这是一个生态无比脆弱的地区，还一定要在这里重建家园？

乔安娜·L.黛尔（Joanna L. Dyl），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她的研究兴趣还包括沿海环境和环境正义。《地震城市：1906年旧金山地震的环境史》一书将她对城市环境史和自然灾害的研究兴趣结合在一起。

至于恢复力，我想我可能会不断地去追问：城市是一种多年生（perennial）的存在，自然也是一种多年生的存在，灾难同样也是一种多年生的存在，那么这几种不同的多年生的存在究竟如何去维持自己多年生性？恢复力这个词在环境史中已经被使用得相当频繁，尽管我也很喜欢这个词，但就目前我的研究来看，选择多年生性（perennialism）一词会更准确一些。多年生所对应的词是单年生（annualism），而单年生性是农业的根基，我们如何在一个单年生性的农业生态上去建构一个多年生性的文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熟悉环境史学术脉络的人都知道，自从1990年美国环境史学界著名的“圆桌论坛”之后，环境史研究者关于自然和文化的争论似乎也从未停过，那您如何看待对这场持久的争论？

侯深：其实环境史学界对这场争论有所夸大，包括威廉·克罗农和理查德·怀特在内，他们实际上是为批评而批评。他们也清楚，沃斯特从来没有忽略过文化的力量，因为从一开始环境史讲述的就是自然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说人类有一部分是属于自然，我们的生物性，自然经由人类改造、形塑也彰显着文化性，可见文化和自然之间永远在互动的状态。

虽然怀特和克罗农是好伙伴，但二人颇多不同。克罗农经常说荒野是他的宗教，他要解构荒野，但他要解构的并不是荒野的存在合理性，而是美国荒野热爱者仅仅去关注远方荒野的文化倾向。克罗农的观点被文化分析学者过度解读后，就变成了克罗农要去解构荒野本身，而实际上克罗农的思想核心恰恰是在强调野性的力量，他认为荒野存在于任何一种事物当中。怀特就不一样，他就希望解构自然，这也是为什么他最终抛弃了环境史完全投入到劳工史中，在他后面的作品里读者实际上已经看不到自然的存在，以理查德·怀特的观点来看，所有的都是一种混杂（hybiridity）。

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史荣休教授，曾任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美国哲学学会会员，在美国西部史、美国本土史、原住民史、环境史领域的研究颇为知名。其代表作《中间地带》是一部广受赞誉的美国史经典佳作，曾提名1992年普利策奖并荣获美国历史英语图书奖、美国历史图书奖和詹姆斯·A.罗利奖。

我对怀特观点的批评是针对其混杂，混杂性指向的是成品，就自然和文化的双重特征而言，我们看到的城市景观是一个结果，但我们不应该遗忘这个成品诞生的过程，而这个互动的过程同样值得环境史学者关注。如果我们只去研究成品，它的确是一部关于文化的历史，但是当我们去研究互动的过程，那么自然就是一种自发的独立于人类文化之外的力量。我在这本书中间实际上始终想做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思考自然如何以自身的力量形塑人类的思想。比如我们对灾害的记忆和应对，我们构建的经济生产方式，都是这类关系的体现。

您书中的另外一个核心主题是资本主义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我从书中看到资本主义并不单是对无限增长的信仰、对自然世界商品化和资本化的趋势，还是一种实在的物质基础，并对人类与自然世界带来巨大影响的力量。您总结到“城市作为资本权力的中心，既是环境扩张中的起点，也是它的终点”，能谈谈城市在资本扩张和环境变迁中的特点究竟是什么吗？

侯深：我们在谈现代史的时候，如果脱离资本主义，就变成无本之木。虽说我们不能把关于环境的讨论都归结于资本主义，但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而言，不去谈它的资本主义扩张，也无法真正地去思考和理解它的城市环境问题。

我说“城市既是环境扩张中的起点，也是它的终点”，是在谈资本的力量。这股力量的中心往往是在城市内部，而非乡村。资本在从这个中心出发并扩大的过程中，会去掠夺自然财富从而继续丰裕自身。资本在不断扩张，城市也在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人先后离开乡村、进入城市，最终被一种资本力量所吞食，自然本身（也指腹地）的一部分也成了城市或城市的一部分。

坐落于大平原上的美国堪萨斯城市掠影

近期一些对“星球城市化”的研究认为，城市蔓延已如此之广，所有的一切只变成城市。我并不太认同这个观点，因为我认为仍然有非城市的存在，自然的原发性力量始终发生着影响，虽然城市确实在不断地扩张。整个城市化的进程，实际上意味着城市的生态影响力在不断扩张，这是我说为什么资本也是环境的终点。

那么您能否在环境史的语境下定义一下什么是资本主义，它与自然之间是什么关系？环境史学者在批评资本导致了城市的扩张和环境衰落时，到底在批评具体何种资本、哪些群体？您如何看到其中的环境正义？

侯深：沃斯特教授的经典作品《尘暴》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其经典之处在于给出了关于自然和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根本性定义。首先，自然是一种资本；其次，人类被允许利用自然追求最大利益；第三重的资本主义变成了一种文化，因为它在伦理层面鼓励人们追求最大利益，逃避限制，而国家有义务去支持每一个人寻求利益最大化。我认为这个定义是最清晰的，也是最根本的。

唐纳德·沃斯特代表作之一：《尘暴：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25周年纪念版）》书影

所谓的环境正义，其实有两个层面：正义性既存在于人类群体的内部，也存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虽说大部分人号称自己是在谈论环境正义，但实际上更多的是讨论社会正义，我们还需要关注环境正义，这样才能凸显环境史的贡献。

当然，我并不是说在讨论环境正义时，不同群体不应该被区别对待，因为确实有一部分人相对其他人而言对环境带来的影响更大，从环境掠夺的财富更多，制造的问题也更多，他们在奴役自然的同时也奴役了其他大部分人。但是，我们还需要深入思考的是大部分其他人究竟多大程度上参与其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作为一名消费者存在于地球之上的，我们各种层次的消费既包括人类生存所需的最基本资料的获取，也包括生存之外比如文化层面上的消费。从这个层面来讲，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全然无辜的，因为毕竟我们接受了资本文化的规训，虽然不是订立规训的人。

您将美国城市扩张后环境问题的出现比喻为城市人类的新情感断裂，这种断裂催生了对自然的向往与保护*，这是否可以帮助理解不同地方城市人类对自然的向往热情？

侯深：这种消费自然的方式其实是新的社会时尚和身份认同的标志。比如跑马拉松一定意义上是中产阶级的身份象征，是一个符号。但在另外一个角度而言，我们必须要承认这是一种情感断裂，它造成的是一种深层的渴望。我们都渴望净水，我们渴望洁净的空气，我们渴望美丽的景观——不管这种美丽景观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这也是人类内心深处的一种思想观念的变化。

美国人在边疆传统中将远足、野营等定义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不可否认，这方面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文化影响。中国也有漫长的去山林中间寻找自然的传统，但它没有变成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潮流，不管是因为财力的原因，还是因为交通的原因。

《小径上：塞拉斯·钱伯林的美国徒步旅行史》

书中出现了大量的城市规划师、建筑师和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对塑造美国城市的历史起了很大作用，您觉得他们的这种公民参与是否也是美国性的一部分？

侯深：是的，我在书中谈到诸多城市建构的支持者，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身份，其中，城市景观设计师的影响相当明显。以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为代表的城市景观设计师，实际上就是城市的直接建构者。

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1822-1903)，被誉为美国景观建筑的创始人，他最出名的设计是纽约市中央公园、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大厦、北卡罗来纳州的比尔特莫尔庄园和1893年芝加哥世界哥伦比亚博览会。

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设计的美国中央公园，被誉为纽约的“绿肺”。

中央公园

如果要问美国何时起有普通人（或中产阶级）真正参与到社会和政治当中，那应该是从进步主义时期（十九世纪末）开始，此前的美国社会更多是野蛮生长的状态。在《草海之城》这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堪萨斯城是一个典型的由当地商业精英主导建造的一座城市，它在发展早期并无太多规划，当它快要真正变成一座城市时，它就开始引入知识精英对其重新规划。正是在进步主义时期，美国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公民社会，中产阶级也完全加入到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当中，包括对城市中自然部分的规划，如此广泛的公民参与一直延续到整个二十世纪，并且呈现出一种不断扩大的趋势。

您在讲匹兹堡的时候，认为匹兹堡的衰落一定意义上也是另一种复兴。那您觉得匹兹堡案例对其他国家工业城市的振兴转型之路有何种启发意义？

侯深：其实我对匹兹堡的未来并不是那么乐观。因为在谈匹兹堡案例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不去考虑这座城市的后继资源等问题。我们再看美国的环境污染，这一问题的解决至少要涉及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新能源的使用；第二个则腹地的转移。所以说，匹兹堡案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我们所复制，这实际上又变成了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