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文
《春游琐谈》，张伯驹著，中华书局2021年5月出版，984页，198元
张伯驹
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健在的一些作者很少在公开文字中谈论《春游琐谈》。长期任教于吉林大学历史系的罗继祖，大概是唯一的例外，他曾多次对张伯驹和《春游琐谈》表达感念之情，如在写于1980年12月23日的《枫窗脞语》（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序中说：
予之试写笔记，始于丛碧翁之《春游琐谈》。于时三五招携，析奇赏异，每集，翁必索所作，将荟萃之以为谈资也。
1982年张伯驹去世后，罗继祖又写下了《从〈春游琐谈〉到所谓春游社——忆张伯驹先生》以为纪念，其中披露：
张老序中有“皆春游中人也”一句，就有人在春游下有意识地给添个“社”字，说是秘密结社。我们学校的保卫部为此大事侦查（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前判案还重证据……），历史系煞有介事地开会座谈。我那时在北京中华书局，这些都是事后才知道的。（《鲁诗堂谈往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328页）
罗继祖自1963年秋至1966年夏，借调至中华书局参加二十四史校点工作，吉林大学保卫部“大事侦查”，并在历史系开座谈会的事情，罗继祖虽然是听说，但“后于系档案中见当日座谈记录”（《鲁诗堂谈往录》，203页），信非虚言。这次或明或暗的调查，影响似并不大，但此后的“革命”风暴中，“我们这些人一个也没漏掉。在我的‘大字报’上，给加上‘春游社黑干将’的头衔，因为我在《琐谈》里写的较多的缘故”，不过，终究也是不了了之，“到‘清队时’，‘春游社’算是查无实据了结”（《鲁诗堂谈往录》，328页）。于省吾在写于1969年1月9日的材料中辩解“有人把以上的聚会称之为‘春游社’的聚会，其实，大家并没有‘春游社’这一名称的拟定。张伯驹曾有《春游琐谈》这种杂著，因而有人改称为‘春游社’”（2013年12月西泠印社秋拍），也是其中的插曲。此即罗继祖挽张伯驹联中“春游几卷续乌台”的本事。
《长春文史资料》总第五十七辑《长春市县（市）区政协文史资料选编》（长春文史资料编辑部1999年编印）曾刊载罗继祖1966年至1969年的部分日记，据注释者王庆祥所撰前言，罗继祖“是在特殊政治背景下，也是在‘监督小组’的强制之下写出这些日记的”，“他自己一直保存到‘文革’结束的一天。到了80年代初，老师年及古稀之际，又亲自把这五本日记郑重交给了我”（181页）。这里摘录两处谈及“春游社”之语，作为前文补证：
春游社当时并没有结社，只是到张伯驹家聊聊天，三个主义学习时即被揭发，以后我就和张不往来了。（1966年10月8日，193-194页）
今天《长春日报》……提到“春游（社）”，说东北文史研究所也成为“春游（社）”成员集合聚会之地，完全不是事实。张伯驹住的柳条路25号的房子本是研究所的宿舍，所以钟泰与张同住，我们到张家时，有时也见到钟泰，钟是地道的理学家，和张兴趣不同，我们和钟也很少打交道……我到北京以后，听说张伯驹搬出，主要因为与钟合不来的关系。研究所我没有去过一次，在市内什么地方，我到今天还不知道，所以谈研究所是“春游（社）”集合之地这句话，要待考，起码我[未]去北京以前没有到研究所一次，别人去过没有，我就不知道了……（1966年12月17日，235页）
二
自1948年秋结识张伯驹，此后与张伯驹成为忘年之交的周汝昌，是《春游琐谈》最年轻的几位作者之一。张伯驹去世后，周先生曾写过《〈脂砚小记〉附记》《什刹海边忆故交——追忆张伯驹先生》《承泽园轶事》《张伯驹词集序》《〈一代名士张伯驹〉序》《黄叶山村入画图——纪念曹雪芹逝世240周年》《先生有知领我微意》等多篇回忆张伯驹、潘素的文字，均未涉及《春游琐谈》。不过终于还是找到了一篇访谈资料，1986年3月，周汝昌对来访的中州古籍社版《春游琐谈》责任编辑张弦生说：
张伯驹先生是这本书的主编，又是主要撰稿人，不过主意是我帮助出的。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张老在那里作兼职教授……他走的不是学术研究的路，没写过大块头文章，但他经史子集，皆有心得，腹笥渊然，没有冬烘学究气。他是有盛名的贵公子、富饶的文物收藏家，又是词人，与前清的翰林、民国的要员等许多风云人物有交往，自己又有一些很特殊的经历。五六十年代时，许多人不了解他，很有些寂寞。我劝他把自己经历的一些事写下来，一行字两行字，一条两条地积累。中国历来有笔记的传统，眼下看来也许是不起眼的小事，将来就很珍贵了。张老很认真地听取了我的建议，不但自己写，还组织了春游社，请别人也参加写。到1965年竟集成有六卷之多，张老自费刻印，装订成册。（《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谈〈春游琐谈〉和古籍整理》，原载《中州书林》1986年7月25日第2版，见张弦生《鸿爪雪泥录》，香港天马图书公司2004年版，42-43页）
“不过主意是我帮助出的”“劝他把自己经历的一些事写下来，一行字两行字，一条两条地积累”等语，虽是出自访谈记录，揆诸二人关系，或可以作为当日情形的参考。笔者将该文发给周伦玲女士，承示周汝昌先生未刊遗稿《〈春游琐谈〉与书法》，其中也谈道：
六十年代，张先生平生才学无所施展运用，因而既抱寂寞之怀，又乏派遣之计，所向多不如意，我便写信给他，大意云：古人名世之作，不一定都是经典大著，堂皇正册……（中略）您平生所历甚富，何不将人所不知的见闻、游历、交往、收藏、社会习惯、时局变迁……随时即兴，不拘短长，记为散篇，积日稍久，即可勒为一编。何乐而不为？张先生得吾此言，立即开始了写作，数篇之后，觉得个人究竟可写的有限，恐难成编，灵机一动，就分头去邀请诗词界收藏界的友好相识者都来贡稿，于是，很快就积成了六卷。
访谈录下文还说：
这部书当时参加写的人多，质量参差不齐，有的甚至是抄袭，我就写信给张老建议他将这些文章删去。书的撰稿人署名是按年龄排的，我是倒数第三名，还算其中年轻者。（《鸿爪雪泥录》，43页）
《春游琐谈》本非正式出版物，偶有文字剿袭前人，也是笔记之体的传统，即使叙述亲历亲闻的内容，也不免由于主客观的原因而不能完全凭借作为信史，第一集中的张伯驹《隋展子虔游春图》就属此例（张伯驹收购《游春图》始末，张恩岭《张伯驹传》第五章中曾据马宝山《展子虔〈游春图〉》、马宝山之子马国庆《长春救宝记》及《当代》1991年第2期所刊马霁川之女马淑一《读者来信》等资料详为辨析。河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119-128页）。白化文先生在《踪迹在炎凉而外，风流似魏晋之间——评介张伯驹先生的〈春游社琐谈·素月楼联语〉》（《书品》1998年第5期）中也曾指出：
从《春游社琐谈》的内容来看，出于众人之手，水平的不一致自属必然。当时本不为出版而集稿，众多作者更没有想到日后会公之于读者大众，所以率意命笔者不少。更有个别使用旧材料应付差使的。试举一例，如“袁寒云讽乃父称帝诗”，叠见刘禺生等称引，并非僻典。
周汝昌写给张伯驹的信不知是否存世，但周先生年轻时即有强烈的文献意识，保存了大量师友翰墨，笔者曾获见多通张伯驹致周汝昌书札，其中有两通正可与上文相印证。一通写于“八月卅日”者有云：
《琐谈》四集稿，希九月半前草一则寄长春为荷。对《琐谈》稿，尊见甚是，当取舍宜严也。
明显是对周汝昌去函中批评意见的回应。另一通落款时间仅署“廿二日”，其中说“三集中如公孚之《神使鬼差》、慧远之《京官轿夫》、伯弓之《常熟访鹤》均已见他笔记，旧燕、劳人文亦冗长乏味，为短文亦须自有邱壑，如四合院之房舍即索然矣”，可见作为编者的张伯驹也自有判断。
三
《春游琐谈》的编印时间，笼统地说是1962年至1965年，大致不会错。多年前陈晓维先生曾在《可堪白头张公子》一文中，根据张伯驹序言中的“壬寅春”和附于《春游琐谈》各集卷末的作者姓名年龄表，推断前三集印于1962年，后三集印于1963年（见《好书之徒》，中华书局2012年版，176页）。但据《张伯驹牛棚杂记》（香港中华书局2018年版）中“第一集于六二年十月写完”（105页）之语，可知前三集不太可能都印于1962年。细翻《牛棚杂记》，其中有这样的话，“六三年春，王承礼举办学术年会……内容本省历史和艺术方面的文章，还有《春游琐谈》第一集都刊印出来”（55页），则第一集很可能在1963年春才印出。再比对前三集所附作者年龄表，张伯驹（生于1898年）“六十六岁”，按传统的虚岁算法，恰与1963年相合。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存在于油印本《春游琐谈》书内的证据。
第二集：
丛碧（张伯驹）《脂砚斋所藏薛素素脂砚》中云“今岁癸卯元旦，蜀友戴亮吉君持以示余，因为吉林省博物馆以重值收之”，则此文作于1963年春节后。
丛碧《闹红集》中云“今岁癸卯娄生逝世”，按娄生，即黄复（1890-1963），江苏吴江（今属苏州）人，《春游琐谈》第一集作者，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增订本），黄复去世于1963年9月3日（中华书局2001年版2014年2印，31页），则此文作于1963年8月后（张伯驹《春游词》中有《鹧鸪天》一阕悼黄复。）
第三集：
玉谷（陈寥士，1898-1970）《萧厔泉、梁公约合画》中云“六年前戊戌，余与陈彦通方恪同游南京夫子庙古董肆……今彦通七十四”，此戊戌是1958年，六年后的1964年，陈方恪（1891-1966，字彦通）恰好虚岁七十四，则此文作于1964年。
进宜（陈直，1901-1980）《记明诗赏奇》，此文当作于作者1964年5、6月在东北文史研究所讲学期间。
第四集：
公孚（恽宝惠，1885-1979）《董元醇与董醇》中云“兹于友人傅和孙案头，得睹咸丰十一年辛酉冬季《搢绅全书》，时适在肃顺等既败之后……此坊本《搢绅》，距今已一百零四年”，咸丰十一年辛酉为1861年，辛酉政变在是年十月，则此文当作于1965年。
进宜（陈直）《记西安传世两汉名人之遗物》末云“一九六四年六月来客长春，拉杂书此，以志多闻”。
丛碧（张伯驹）《梅兰芳画梅》中云“壬申正月余三十五岁，畹华为画像幅赠余为寿。画迄今三十二年，余尚珍藏箧中”，壬申为1932年，则此文作于1964年。
晋斋（孙正刚，1919-1980）《夏枝巢读清真词偶记摹本册》中云“今枝巢翁归道山亦已期年”，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增订本），夏仁虎卒于1963年7月7日，则此文作于1964年6月后。
第六集：
慎之（卢弼，1876-1967）《单云阁诗集序》末云“乙巳首夏序于天津寓庐”，则此文作于1965年旧历四月（公历5月）。
虹南（张润普，1882-1967）《磨石口永定河引水工程》末云“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三月，已有五百八十二万度”，则此文作于1965年3月后。
晋斋（孙正刚）《少陵诗意册子》文，中云：“余自庚寅岁往谒公岩老人，订忘年交，自是每周休沐日辄聆麈教于重借山庐。余嗜杜句，偶以写陵诗意为请，老人欣然以应。癸巳岁七月遂作画十二帧。”后又云：“壬寅岁（一九六一年）七月老人归道山，今已四稔。而距作画恰一纪。”公岩老人即汪鸾翔（1871-1962），癸巳为1953，一纪十二年，则此文亦作于1965年。（壬寅为1962，括号内的“一九六一年”，当系油印本误注。）
综合以上粗翻所得（如果细检，或有更多佐证），可以推断第二集编成付印的时间不早于1963年9月，第三集编成付印的时间不早于1964年5月，第四集与第五集当不早于1965年，第六集不早于1965年5月。
（陈晓维兄代为检核油印本《春游琐谈》篇目，谨此致谢。）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张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