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源：IC Photo)
【文化的江山】
刘刚/文
怛逻斯之战谁是赢家
大唐时期，欧亚大陆上，有三个大帝国彼此注视着。
阿拉伯帝国——大食，位于欧亚之间，同其他两个帝国——拜占庭帝国和唐帝国，都有互动，因而更富于世界性。帝国之间的互动，无非两种方式：战争与和平。相比之下，大食与拜占庭帝国的互动大多以战争方式，与唐帝国互动，主要以和平方式，这是由地缘政治状况所决定的，符合国与国之间“远交近攻”的大原则。
还有，要看帝国的势头是扩张还是收缩。两个扩张的帝国相碰，就难免一战，大唐与大食，就碰过几次，发生了怛逻斯战争，后来，因安史之乱，大唐收缩了，两个帝国就再也没有碰撞过，而吐蕃却膨胀起来，也要成为帝国，阻挡了大食东扩。
在怛逻斯之战前，大唐与大食曾有过一回共灭苏禄的合作，那应该是两帝国的第一次合作吧，王小甫在《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一书中，专门有一节谈到了那次合作，那一次也是大唐主动的，唐派使者张舒耀去大食商量，提出两路出兵，夹击突骑施，大食认可，约定出兵日期。苏禄，是突骑施可汗，他选择了与吐蕃结盟，西拒大食，东阻大唐，欲重温突厥帝国旧梦，结果，却被大食灭了，大食东扩，势不可挡。
大食，此前曾多次遣使于唐，其攻波斯，波斯求救于大唐，大食亦遣使至，求得大唐中立的立场，大唐默许，使大食得以迅速扩张，波斯亡后，反戈大唐。
大食帝国倭马王朝时期，扩张势头很旺，以大唐边疆为其扩张对象，故与吐蕃结盟，蚕食大唐，起初，冲突多次并未占到便宜，怛逻斯之战才扭转了战局。
怛逻斯之战，发生在唐天宝十年即公元751年。怛逻斯城，得名于塔拉斯河，在今哈萨克斯坦塔拉兹市西约18公里。其名，最早见于唐玄奘《大唐西域记》，记此地作“怛逻私城”，曰“城周八九里，诸国商胡杂居”。再一次提到其名的，便是参与了怛逻斯之战的杜环的《经行记》，他说，碎叶川“西头有城，名曰怛逻斯”，这座城市由“石国人镇”。
杜佑著《通典》，在《边防类总序》中，以《经行记》为依据，也提到了“怛逻斯川”这个地方，后来，贾耽作《皇化四达记》，其中就记有自安西即龟兹至怛逻斯的行程，那行程或许就是高仙芝军团自安西奔赴怛逻斯的行军路线，当然，也有人认为战场不在怛逻斯城，而在塔拉斯河中上游西岸的伊特莱赫即今吉尔吉斯斯坦西境普科罗夫卡。
战争起因，或曰西域藩邦石国“无番臣礼”，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发兵征讨，石国请降，高仙芝允许其投降后，却趁其不备一举攻占石国，屠城掠财，虏其国王，献于阙下斩首，石国王子逃脱，向大食求救，高仙芝率军长途奔袭，深入七百余里，至怛逻斯，与大食军战之。
怛逻斯之战，非独大唐受挫，大食亦受伤，也可以说是两败俱伤。真正的赢家是吐蕃。战时，大食仍在革命，帝国改朝换代，阿拔斯王朝取代倭马王朝，大唐内部，接踵而来的，则是安史之乱以及藩镇割据，吐蕃趁势来争霸西域，而大唐与大食，因为脱离了地缘政治的接触，反而转向贸易，进行合作了。
怛逻斯之战，在军事上，本来是一场地区性和局部性的冲突，并非两个国家之间的全面战争，但人们喜欢将它解读成大唐与大食的国运战，看来这有点过分。
因为这一战，并未动摇大唐在西域的根基，只是使它的霸权受到了挑战，而大食也没有通过这一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西域霸权的空落，被吐蕃王朝来充填。
一代吐蕃王朝，要成长为一个佛教化帝国，蕃人抓住了有利时机。但，有得必有失，历史没有“如果”，假设我们非要“如果”一下，例如，“如果”吐蕃王朝没有选择佛教，而是选择儒教，那么它会如何呢？也许它的眼光，就不会局限于西域了，而会转向中国，要懂得儒教文化，才知道如何利用安史之乱，逐鹿中原。
这也许是大唐之幸，不然的话，吐蕃早就发了辽、金、元的先声。
吐蕃之于大食，亦非一直为敌，其与倭马王朝也曾结盟，一起对抗大唐，其与阿拔斯王朝则敌多和少，被大唐与阿拔斯东西夹击，两面挤压。而阿拔斯王朝之于大唐，除了开国之初的怛逻斯之战，那一战，其实还是倭马王朝扩张留下的惯性运动导致的，后来，便再无战事，转入和平，开启两大帝国合作的共赢期，成为帝国关系一范式。
大唐兵制的重农与重商
大食与大唐，从公元651年至798年，一直有往来，张一纯在《经行记笺注》之序文中指出，“大食遣使来华的，就有三十六次之多”，而大唐聘使海外，因唐史讳言，多无记载，若统计之，大唐遣使大食，应该不止《杨良瑶神道碑》记载的那一次。
那么《经行记》是一本什么书呢？是唐人杜环将自己身在大食旅行经历所做的记录，其经行范围，从中亚到北非，可以说是自汉唐以来西行所至最远的一位。
但他的经行，可遇不可求，是作为战俘所得的最无可奈何的补偿。在成为大食战俘之前，他是大唐军中文职人员，高仙芝麾下一名*官，唐军怛逻斯战败，高仙芝逃了，他被俘了。逃回去的，高官依旧，厚禄照享，不料，却在安史之乱中，被宦官说几句坏话就给说死了，就这样死去，可谓窝囊，死得哪还像个名将。临死前，不知这位将军怎么想，很想给他提个问题，很想问一问，他那支十万人的军队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工匠？难道他认为自己能马到成功，为战后城市重建做准备？若果真如此，显见他对这场战争的艰巨性估计不足，犯了兵家之大忌，本来西域用兵贵在神速，带了一大堆非战斗人员去千里奔袭，如何能“速”得起来？
这样明白的道理，他当然不会不懂，可懂了为什么还要这样做？这就跟他的军队体制有关。汉唐治西域，耕战合一，均以屯田制，以军屯为主，民屯辅之，培育持久战力，今之生产建设兵团，换了一个名字，实际上，还是屯田制的延续。
但西域毕竟是一条商道，财源滚滚，利之所在，务农不如经商，耕战不如商战，利在召唤，谁不趋之？故转型悄然而至，从唐初的屯田制转向军工制，以军事-工业复合体的方式经营西域，使兵农合一转化为兵工合一，将耕战合一转化为商战合一。
战时，以战养战，可以维持军工产业，提高战力。平时，以商养战，将其转为民用，逐利于“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西域，在国家经制外，形成新的经济体。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传统里，军队可以务农，却不宜于经商，因为军队主体来源于农民，而非来自商人，所以，不仅要从制度安排上重农抑商，还要在文化认同上重义轻利。
汉唐时期的中国，尚未出现国家本位的重商主义，但在某个局部和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则有可能产生了重商主义的活跃因子，例如唐朝中后期，随着府兵制改为募兵制，出现了新兴的军工复合体，似乎就萌芽了重商主义的苗头，唐史评价高仙芝，说他好贪利，却忽略了他个性背后的重商主义，军工复合体的本质就是重商主义。
设问一下，这样一个中世纪的军工复合体究竟是个什么样式？
这样的问题，过去从来没人问过，可它却是诱使我们一探究竟的谜团：何以一支大唐边军竟然会有那么多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无名氏工匠？这就如同我们惊讶何以有那么多来历不明的画家聚集在文艺复兴的千佛洞敦煌？
正是那些工匠，他们用造纸术造出的纸张，不仅书写了了大批敦煌文书，促成敦煌文艺复兴，而且通过他们的经历，将文艺复兴的薪火传到阿拉伯世界，经由阿拉伯世界，又传到了欧洲，取代纸草和羊皮，为欧洲文艺复兴准备了全民阅读的物质基础。
除了造纸术，还有指南针，也为即将到来的大航海时代做好了准备。
据说，阿拉伯人获得这些关键技术，是通过一次战役，就是那次怛逻斯之战，高仙芝军败北，那些随军工匠都做了大食俘虏，被掳至亚俱罗——亚述之地，参与巴格达城市建设，杜环在《经行记》中提到他们，并认出其中几位，有名有姓的记录下来。
对于高仙芝来说，一次军事上的失利不算什么，士兵损失了，还可以招募，可军工复合体瓦解了，就难以重建，毕竟那些卓越的工匠要长期物色，非一朝可得。
中国传统军队自商鞅变法以来，就形成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兵农组织，一直到唐朝的府兵制，也还是这样一个兵农组织。军工复合体出现在唐朝，是一个新生事物，它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军队，二是军工业，三是国家授权，包括经制内和经制外两方面的授权，也就是说，除了授予军政首长经制内财权，还要授予经制外的经济开发权。这刚好适应了从府兵制向募兵制转变，军工复合体在募兵制里出现。
府兵制特点，如杜牧所言，是“三时耕稼，一时治武”，也就是“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兵不识将，将不知兵”，这样的军队，保家卫国还可以，开疆拓土就不行了。
初府兵制，乃均田制下寓兵于农，农民受田，就有义务向政府纳税，为国家当兵。义务兵就是府兵，府兵从军，要自备粮资，自带兵器，就像个国家主人翁。可府兵制要以均田制为基础，农民若无田可受，府兵制就难以为继。
唐初，府兵可用，是因为国家拥有大量荒地，可以不断分配，分得土地的府兵，跟随太宗出征，居然把突厥灭了，那样的开国气象——耕战合一，兵农合一，真个是“试看天下谁能敌”！所以，太宗很豪迈地说：中国强，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敌胡骑数万。
那话，早已成了有唐一代士人的政治理想，例如，《白居易集》卷47中，就这样说道：太宗既定天下，以为兵不可去，农不可废，在要冲设府，因隙地以营田，府有常官，田有常业，时而讲武，岁以劝农，故有虞则起为战卒，无事则散为农夫。这岂不就是以民为本的国防全民皆兵的国家？可惜！还是失去了。
李泌与德宗重议府兵，提到了武则天以来，府兵“为人所贱，百姓耻之”，丧失了为国家尽义务的最后一点残余，竟然不惜自残——“蒸熨手足”来逃避兵役。何以至此？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如均田制下，已无田可受，府兵制的兵源，也随之减流，渐至枯竭；还有主观方面的原因，那就是武周取代李唐，要变革李唐旧制，首先就要变革军制，武皇看府兵制烂下去，刚好减除对她的威胁。
李泌为之叹息不已，当德宗表示想恢复府兵制时，他应声对曰：倘若府兵之法常存不废，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
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现实已经回不去了，但理想之光并不因之而熄灭，而是如薪火相传，传给了宋人，影响了宋人治史，《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一而再地赞美兵农合一，即以唐人的理想为根据，却未能注意到从西魏到唐初府兵制演变的历史。
也有现实主义的，刚好相反，针对府兵制二百年一以贯之的说法，南宋浙东永嘉事功学派的叶适就认为，哪有什么兵农合一？二百来年的府兵制都是兵农分离。
对于这两种观点的偏颇，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分别作了指正，他指出，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忽略了府兵制自西魏起就是兵农分离的，而叶适则有见于西魏以来兵农分离，而忽略了府兵制从西魏部落兵制向唐初国家兵制的转型。府兵制的国家化，取消了部落兵制的独立性，赋予了国家的统一性。统一性的基础就是均田制，统一性的实现，要通过国家授田，府兵从国家那里分得土地，这才有了兵农合一、耕战合一。
开国之初，国家多荒地，宜于府兵制，久之荒地渐少，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王土”亦非无限可分，分到一定程度便难以再分，府兵制动力越来越不足，加上已分得土地的府兵，在土地兼并中又失去了土地，府兵制的基础就从根本上动摇了。
接踵而来的募兵制，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将它看作府兵制的回归，从兵农合一向兵农分离回归，从绝对统一性的国家兵制向相对独立性的部落兵制回归，回归不是复原，而是螺旋式上升，不是回到部落酋长，而是从大一统的裂痕里，产生了像酋长那样的节度使。节度使，不仅是军政合一的首长，可以动用地方财政力量供养军队，他还是军工复合体的发动机，要不断地扩军和扩充军备，这就需要从政府财政以外去开辟财源。
募兵制下的兵，是雇佣军，不是义务兵，是靠领军饷生活的职业军人，不是肩负国家使命的国民军，他们眼里只有雇主，没有君主，成了藩镇割据的军人基础。正是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军工复合体的雏形，为了保障职业化军人的来源，就有必要发展世袭军户，为了保障专业化的军工生产，还有必要发展世袭匠户，加上原来的屯田兵，就形成了工农兵一体化的军事单位，高仙芝率领的大唐西域军团应该就是这样一种组织形式，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一场战役失败何至于有成千上万名工匠成为战俘。
让我们试想一下，当一个这样的军工复合体面对一条财源滚滚的商道，岂不很容易走向重商主义？在丝绸之路上扩军，重商主义应该比重农主义更有利可图。
战争背后的中国财富线索
在怛逻斯战争结束后，战争的另一个谜底，才开始浮出，让我们看到了中亚地缘政治背后的财富动机及其重商主义的本来面目，宋岘在《杜环游历大食国之路线考》一文中，指出“怛逻斯之战发生的原因并非如《新唐书》等中国古文献讲得那么简单”。
作为战争导火索的石国与拔那汗国，为争夺一批中国财货而交恶，提供这批财货的，便是大唐帝国的安西都护府，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高仙芝，他将这批财货，或曰售于拔那汗国，或曰请其代为营销，石国王子得此讯息，欲夺，见有唐军护卫，更激发其亡国之恨，遂求大食出兵攻击。另一说，则称这批财货有可能就是高仙芝军的随军品。
宋岘追寻杜环在大食国的历程，可他的目光却转向一位大食人。
那人就是大食国东道使艾布·穆斯林，此人在推翻倭马王朝过程中立有殊功，阿拔斯王朝创立之初，他手握重兵，就是那支打败高仙芝军团的呼罗珊大军。
战争的导火索，是对一批中国财货的争夺，而这批财货就来自高仙芝军团，所以，高仙芝要出兵护卫，本以为大旗一举，就所向披靡，没想到这回碰到了铁板，艾布·穆斯林率领呼罗珊大军早就做好了圈套等他到来，他长驱七百里，明知有伏，却不退兵，反而进击，欲一举冲决网罗，何等藐视敌人！但藐视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失败。
战后，那批中国财货先是被一个中亚小国所获，其国名，或称“史”，或称“渴石”，也许趁乱所得。艾布·穆斯林放不过，派了大军追去，灭其国，夺其货，将财宝和战俘一并收入囊中，聚在撒马尔罕，高仙芝打造的军工复合体被艾布·穆斯林将人财物全面接管，大唐军工之花就这样在中亚开放了。
这还没完，怛逻斯之战围绕中国财货还有余续，中亚夺宝事件引起阿拔斯王朝关注，在诛*艾布·穆斯林的第二年，就派兵攻入其老巢，夺得这批财宝。
怛逻斯之战，严格说来，并非两国间的地缘政治战争，实际上，是两个军团之间的一次重商主义较量，战争的起因，是对商道的争夺，对贸易枢纽的控制；决定这场战争的，不是两国朝廷，而是两军统领，艾布·穆斯林是自作开战主张，高仙芝也是随便找个理由跟朝廷打个招呼，没有形成国策，就轻启战端。所以，战争局限在两个军团之间，没有扩大，战后，两军统帅也被各自的朝廷所*，因为他们都是朝廷失控的军阀。
高仙芝的失败，是大唐重商主义的一次挫折，一盏刚点燃的军工复合体的耀眼明灯，在一场刀光剑影的厮*中被打灭了，一个兵工一体、商战合一的军事组织，被一场充满了叛变的战争解体了，叛变的何止是外藩军队，应该还有唐军中那些逐利而来的军人吧？一支重商主义的军队，它可以战无不胜，但大都有着一个根本的缺点，那就是容易被收买，只要有人出更高的价，就会出其不意地被瓦解，也许，正是收买，导致了唐军的失败。
所以，在杜环的《经行记》中，我们看到亲身参与了怛逻斯之战的杜环，提起这场战争的地点，只说了一句话：天宝十年，高仙芝军败之地。本来，应该有着千言万语可以诉说的，结果就这么一句便打住了，是真的无话可说，还是有着难言之隐呢？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经行记》原书已佚，今行于世者，于《通典》中辑录而成，《通典》言西域及海外事，多引《经行记》，故原书虽佚，尚能由之以见其一鳞半爪，也许原书之中，并非仅有这一句，只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此一句罢了。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6卷，中信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