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景德镇研究所
唐英敬制青花供器所供奉的神灵有天仙圣母、地藏菩萨、东岳大帝、观音大士，唐英敬献这批供器至京城诸处寺庙。
“唐窑”为中国陶瓷史上一段永不落幕的传奇。
“唐窑”为雍乾之际唐英榷陶珠山所烧造瓷器之概称，《清史稿·唐英传》载“英所造者，世称唐窑”。其仿古采今，备诸巧妙，所出瓷器皆为“泥形土质都成金石之声，锦地花纹并带云霞之色”，技艺之精湛独步有清一代。
《景德镇陶录》赞曰：“所造俱精莹纯全。又仿肖古名窑诸器，无不媲美；仿各种名釉，无不巧合；萃工呈能，无不盛备；又新制洋紫、珐青、抹银、彩水墨、洋乌金、珐琅画法、洋彩乌金、黑地白花、黑地描金、天蓝、窑变等釉色。器皿则白壤，而埴体厚薄惟腻，厂窑至此，集大成矣。”
唐窑之物可分三类：
一为供御瓷器，每年由唐英督烧监造上供御用，其中一些著名品种例如镂空瓶、转心瓶、甲子万年笔筒等，依据清宫档案的记录，它们均为唐英亲自设计、呕心沥血的智慧结晶；一为唐英自用或馈赠亲友之作，多见文房器皿，如笔筒、水盂，喜以诗文、印章入饰，书款唐英斋室名号，常见为“陶铸”、“蜗寄居士”等；一为唐英敬奉庙宇之供器，制作时间目前所见仅为雍正十二年、乾隆五年、乾隆六年，品类亦只见青花一种。后二者为唐英私物，但亦烧造于御窑厂之内，人工、物料与御器无异。
其中一些品格更在御瓷之上，深深体现唐英个人高雅的艺术素养。
以上三者历年所见以供器数量最罕少，由于铭款纪年明确，是为研究唐窑历史不可或缺之标准器物。
二
唐英敬制青花供器所供奉的神灵有天仙圣母、地藏菩萨、东岳大帝、观音大士，供奉寺庙主要分布在京城的东面，即是今北京朝阳区一带。
当中除了雍正甲寅年烛台，其余诸器的铭文与年份联系颇为规律：乾隆五年为九行铭文，乾隆六年则为七行铭文。若成对的供器，则纹饰完全相同，左右一致对称。存世供器以花觚、烛台为主，而作为五供之首的香炉却不曾发现，其面目一直不为人所窥知。故唐英敬奉青花五供组合始终得不到复原，是为中国陶瓷史的一桩憾事。
然而虽历尽近三百年之风霜，唐窑香炉却尚幸存世间，今日重现。
本品为乾隆时期五供香炉之经典造型，惟现今所见口沿、双耳、三足俱佚，底部尚存三足脱落痕迹。炉身雄硕丰满，可想当年完美之躯的气势颇为磅礴，通体以青花绘饰，层次丰富，自上而下依次为如意云头纹、卷草花卉纹两道、缠枝莲团寿纹、仰莲瓣纹，其中缠枝莲花的花心装饰团寿纹始见于雍正青花御瓷，乾隆早期御窑厂继之，为雍乾之世尊贵青花御瓷的特有纹饰。
观其青花发色，秾艳而不炫目，笔意苍雅古朴，以点涂一法绘就，系仿永宣青花水墨晕染般之效果，故纹饰有深浅之别，浓淡相宜，层次宛然。整器釉汁莹白坚致，与青花相衬，愈臻乎妙境，审其形制、釉色、纹饰、画工之精美，确为乾隆朝高档之五供神器，品质超群，毫不逊色于御瓷。
腹体莲瓣状开光内楷书七行铭文为：
养心殿总监造，钦差督理江南淮、宿、海三关，兼管江西陶政、九江关税务，内务府员外郎仍管佐领加五级，沈阳唐英敬制。献东坝天仙圣母案前永远供奉。乾隆六年春月穀旦
铭文中唐英自身官衔多达五个之多，身份显赫，对此稍作解说介绍。
养心殿总监造：
清宫中养心殿和武英殿均隶属内府，负责为皇帝内廷献造所需器用物品、书籍经卷，下设监造官负责每一门类的督办工作，再置总监造统率诸位监造官。唐英此时为“养心殿总监造”即是统领养心殿诸位监造官的负责官员。
钦差督理江南淮、宿、海三关：
三关系中央设在地方的税务机构，指淮安关和宿迁关、海州关，是清代国内最重要钞关，全盛之时年入白银逾40万两。淮安关在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板闸镇，宿迁关在今宿迁市，海州关在今连云港市。宿、海二关为淮安关之分设机构，故多以淮安关统指三关。
江西陶政：
指负责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御瓷生产事务。
九江关：
系中央驻地方税收机构，旧址在今九江市区，包括分设机构湖口、大孤塘等关，在鄱阳湖一带。
内务府员外郎：
系清代行政部门的高级官员之一，清代官制在正职以下分设郎中、员外郎、主事、委署主事、笔帖式、书吏等员，员外郎属于高级副职。
前述官衔并非全是现职，在乾隆五、六年供奉此套五供之时，唐英已不出任江南淮宿海三关的长官。纵观乾隆登基以来，唐英出京为官主要担任两个职务：“督陶”和“榷税”，督陶地点始终是珠山御窑厂，但“榷税”地点前后转换多地，于此颇有梳理交待之必要。现查见对此有涉及的文献为：
《清高宗实录》（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是日总理事务王大臣奉谕旨：年希尧已经革职，其淮关税务，着员外郎唐英前往暂行管，唐英原管制造磁器事务着停止。
唐英《遵旨呈报历年动支钱粮及陶务清册折》（乾隆六年十一月初七日）：
至乾隆元年，奴才钦奉御旨，停止窑工，管理淮安关。
唐英《遵旨赴景德镇窑厂专司陶务折》（乾隆四年正月二十三日）：
（乾隆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奉上谕：……淮安税务即令三保署理，唐英单管宿迁关税务兼烧造瓷器。……（乾隆四年正月二十日）内务府总管海望议奏，宿迁关税务，暂令办理淮安关税务三保兼理。烧造事务，令唐英专司。
唐英《奏到景德镇窑厂日期折》（乾隆四年三月初六日）：
窃奴才荷蒙皇上隆恩，俯鉴宿关与窑厂相距遥远，制造不能兼顾，恩允奏请，俾得专司窑务。奴才钦遵谕旨，将淮、宿、海三关事务，于正月二十一日与署淮安两淮盐臣三保陆续交代清楚。
唐英《榷务期届奏请解任折》（乾隆五年二月十五日）：
窃奴才于乾隆四年三月内，在窑厂内钦奉硃批：“有旨，命汝管九江税务，汝即照此奏办理可也。”奴才……随于乾隆四年四月二十七日管理九江关务。
（硃批）奉旨：九江关税务着唐英再管一年，钦此。
由上可知，唐英在乾隆元年出任淮安三关税务长官，至乾隆四年正月卸任，专门负责珠山窑务，继而又兼管九江关税务，故铭文的排序有先后之分。他之所以列出以往的职衔应该是为了凸显出曾经得到皇恩宠幸的殊荣。
三
唐英敬献这批供器至京城诸处寺庙，其动因为何？
前表所示，唐英敬献供器的时间最早是在雍正十二年五月，最晚则在乾隆五年十月和乾隆六年春月，之前与往后都没有出现。所敬奉的神灵之中，如本品供奉的“天仙圣母”备受唐英重视，受到他两次敬献供器，表明唐英应该在此期间有求于此神。
天仙圣母为道教神灵之一，全称为天仙圣母碧霞元君，俗称泰山娘娘，起源于山东泰山，明清以降，北方地区对此尤为崇拜。有清一代北京地区的社会宗教活动以碧霞元君信仰为主。
时人有载：“京师香会之盛，以碧霞元君为最。庙祀极多，而著名者七：一在西直门外高粱桥，曰天仙庙，俗传四月八日神降，倾城妇女往乞灵佑；一在左安门外弘仁桥；一在东直门外，曰东顶；一在长春闸西，曰西顶；一在永定门外，曰南顶；一在安定门外，曰北顶；一在右安门外草桥，曰中顶。……每岁之四月朔至十八日，为元君诞辰。男女奔趋，香会络绎，素称最盛，惟南顶于五月朔始开庙，至十八日，都人献戏进供，悬灯赛愿，朝拜恐后。”
据许道龄编纂、顾颉刚署端的《北平庙宇通检》（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1936年9月出版）统计，当时北京地区有碧霞元君庙27座，再依《乾隆京城全图索引》统计，供奉碧霞元君的寺庙不下30个。
碧霞元君尊为生殖之神，尤其能使妇女生子，婴孩无恙，故旧时妇女对其信仰特别虔诚，出现“倾城妇女往乞灵佑”之盛况。
唐英为何对碧霞元君多次敬献供器？其缘由必与唐英的妻妾子嗣祈愿相关。
检阅唐英生平诸况，其一生婚姻不幸，29岁时原配夫人赵氏早逝，续娶马氏相守18年之后又于雍正八年病故，唐英曾伤怀赋诗《悼亡》（见《陶人心语》卷三）寄其不忘之情，该诗附言曰“予年二十九丧元配赵淑人，继以今淑人马氏相庄十八载”，交代其此前婚姻状况。
此前二妻均早逝，对唐英身心打击甚大，故其对小妾张氏可姬至为疼惜，后可姬于雍正十一年底*，第二年七月二十日诞下一子。而唐英第一次敬献供器为雍正十二年五月五日，时间上正好也与可姬*一事相联系。鉴于其二妻早逝之情况，唐英为之祈祷神灵保佑亦是情理之中。
因此可以推定现上海博物馆所藏雍正甲寅青花供器是为小妾可姬祈福而献制的，供奉神灵应该是碧霞元君或观音大士。
可惜事与愿违，年轻的张氏可姬产下一子五天后不治而殁，后来遗子亦夭折，令唐英遗憾至深，唐英故作《可姬小传》以抒哀思（见《陶人心语》卷六）。
正因为妻妾多遭不幸，唐英内心甚为忧虑，乾隆五年十月续妻受孕，唐英既惊又喜，前有可姬不幸之鉴，唐英对天仙圣母的信仰更为虔诚，遂有五年十月朔日敬献多套供器之举，祈求各位神灵保佑。而乾隆六年三月之后惟恐前次贡献不足昭显其虔诚之心，再度烧制青花五供敬献京城东坝天仙圣母案前供奉，此举昭示其祈保母子平安之意尤为明确。
或因上天垂怜，乾隆六年八月十八日三子万宝在九江顺利诞下，母子平安。唐英作诗一首《庚申中秋后三日，三子生于江州使署，赋以识之》，诗中“人间六十客添丁”之句难掩晚年得子之喜悦（见《陶人心语》卷三）。至于诞下唐英三子的妻妾为何人，目前检阅文献未见，续娶时间似应是在小妾可姬殁后数年里。
上述分析，唐英前后三次烧造供器的时间均与其妻妾*时间相当，再依据所供奉的神灵，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其敬献之目的应该就是为妻妾祈福增寿，保佑母子平安。
本品更加可以明确是为三子万宝及其生母向碧霞元君祈祷的敬献之物。
四
本品既为五供之首，那么与之相配套的其余四供是哪一些呢？
目前所见乾隆六年铭供奉东坝天仙圣母的花觚有三例，但纹饰没有完全一致，局部总有显著差别。参照乾隆五年、六年铭成对供器“纹饰完全相同，左右一致对称”的配套特点，可以认定它们都是独立的，也就是说乾隆六年里唐英为东坝天仙圣母供献至少三套青花五供。
那么究竟哪一件花觚与本品是原配呢？
依据前述原则来判别，本品肩部重要纹饰是一周如意云头纹，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则是倒莲瓣纹，与之不配，故可排除。在主题纹饰大团寿莲花纹的绘画特征上，本品为十三瓣，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花觚亦为十三瓣，笔法如出一人之手，而香港苏富比2007年春拍拍卖的花觚则为十五瓣， 同时本品下腹最底端的纹饰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品的最底端纹饰都是仰莲瓣纹，只是基于器型部位的差异，画法不相同，而香港苏富比2007年拍品则是倒蕉叶纹，相去甚远。
综上述三点，认定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品为本品之原配花觚之一。
而烛台目前仅见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国立博物馆有藏，中部亦使用如意云头纹，与本品一致，亦可认定为原配烛台。
至此，可以复原唐英五供之全貌，填补此前的遗憾。
这些青花供器造型典雅古穆，皆是唐窑的旷世隽品，它们寄托着唐英心灵深处最朴素的祈福愿望，反映了一代督陶官对爱妻的款款真情，挚诚而可贵。其铭款特殊而独具史料价值，此点为唐窑其他作品所不可比拟，是唐窑流传至今最没有争议的标准器物。
本品作为五供之首，又为当今仅见的一件唐窑香炉，殊为珍罕，今日重现，实是千古幸事，唐窑五供的面貌因之而得以全窥。其历数百年之流传颠簸，至今虽是残缺而不失珍贵，丝毫没有影响其作为唐窑五供之首所具有的重大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它的出现对学界探究唐英的窑业活动与精神世界颇为有益。
这也是唐窑研究至为重要的学术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