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多人乍听，估计要握紧拳头的故事：
7岁的孩子在森林里不见了，这林中还有野兽出没，父母会怎么做？
母亲在林边淡定地“闲庭信步”。
跟警察撒谎提供错误信息，“他只是下车小便”，跟祖母打电话也在撒谎，“他在我旁边”，甚至于面无表情，觉得孩子只是想“报复”她。
更离谱的是。
到了最后她终于向丈夫坦白：
“我承认我内心的一部分，不想找到他。”
这是什么“恶毒母亲”的故事？也难怪，在电影的豆瓣讨论区，有人直接大开“金口”：
只有我觉得这女的有病吗？
然而。
等Sir看完电影才发现，所谓的“冷漠自私”不过是表象。
电影说的。
却是一种扭曲的现实:
惩罚
El Castigo
一部来自智利的小成本电影。
85分钟一镜到底，单一场景，连续时空，几乎全部靠台词推动剧情。
但却获得了去年张艺谋任评审团主席的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在国内引起广泛共鸣。
原因很简单：
现代女性所经历的婚姻与家庭困境。
不只是国外才有。
01
还是要先说一下这个故事。
如上所述，整部电影说的就是一个7岁小男孩失踪，通过父母在寻找过程中的争吵，勾勒出父母二人生活状态的故事。
影片开头，两人的态度就截然相反。
父亲马特奥很着急。
闯入林中大声呼喊，甚至被树枝划伤了手臂也不去理会。
他不断恳求卢卡斯的出现，难过得带上了哭腔。
而母亲安娜呢？
坚持认为这是顽劣儿子对她实施报复的小小恶作剧。
她毫无耐心地吆喝着儿子别闹了，打开平板游戏，许诺只要儿子立马出来，就可以玩一整个下午。
而当父亲坚持要报警时。
母亲先是拒绝，后是跟警察谎称儿子下车是因为想小便，试图隐瞒她与儿子的争吵和对他的惩罚。
看上去，马特奥是温柔负责、关心孩子的父亲。
而安娜则是一个自私冷漠、过分严苛的“坏妈妈”。
但。
请注意两个细节。
一个是父亲在找儿子，接到电话后返回路边去见警察。
他并没有顺着路走。
而是穿插拐进了一个枝蔓横生的树丛，并不小心划伤了手臂。
为什么？
如果你深究一步就会发现，马特奥是个很在乎自己“好父亲”形象的人，对这种形象的在意，放到“儿子失踪”这样的情境下，便尤其明显。
甚至外化为一种“牺牲精神”。
比如故意走不好走的道路，比如明明很冷但还是拒绝穿上外衣，他需要向“旁人”证明，他对孩子的爱，是超过对自己的关心的。
也正是如此。
你会发现他考虑的一直是对自己的影响，而几乎不会考虑妻子的感受。
经常下意识地暗示：
是你搞砸了。
另一个细节则是来自母亲，有一段情节是她说发现了儿子还带着她送给他的书。
于是嘴角露出了难得的微笑。
为什么会笑？
其实是觉得有被认同的安慰。
通过夫妻二人的对话，我们知道他们的儿子比较特殊，被学校心理学家确诊为注意力缺陷障碍。
非常聪明、好动、蔑视权威。
而此次失踪的原因，也是因为儿子想下车拍照，父母不允许，于是他大吵大闹，差点酿成车祸，最终母亲无奈决定“吓唬”他，将他抛下。
她并不是不爱这个孩子。
只是长久以来的负反馈让她筋疲力尽，她唯有让自己坚硬起来，才能熬得下去。
所以当马特奥向警官坦白事情经过时，镜头不断逼近安娜的脸。
她此前一直维持冷静的表情此时逐渐崩溃，最终流下了一滴眼泪。
没错。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疯母亲”的故事。
但其实，它已经清晰地展示出了当下普遍的，家庭权力结构的矛盾。
02
《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一书提到，社会文化的规训让女性将家庭与个人成败联系在一起，而男性的成败大多只与工作相关。
这看起来有点极端。
却是当下婚姻家庭的普遍现状。
影片中的夫妻二人都试图维系这样的现状，为此，他们不可谓不努力。
比如父亲。
他并非刻板印象中面目可憎的“坏丈夫”，甚至相当听从安娜的意见，在家庭中安娜处于主导地位。
他可以因为妻子*而戒烟，也会抽出所有的时间来陪孩子。
理性温和。
即使非常难过也会安慰妻子说这不是你的错。
可以这么说。
他是这个社会标准的“好丈夫”“好父亲”的形象，一边赚钱养家，一边照顾家庭，你说这样活着不累吗？
也累。
可为了世俗意义上的“理想家庭”，他也是全力以赴。
而母亲呢？
有了孩子以后她辞去了自己喜欢的杂志社工作，而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儿子身上。
不但要照顾他的生活与学习。
还要处理他的一切人际关系。
但。
有时候，即便再努力维持，也会有崩溃的一天。
这世界不是个游戏。
每一个父亲母亲，也不是简单的劳作机器。
而在这个社会里。
相比于父亲看得见的成绩（工作），母亲看不见的家庭努力更容易被人忽视。
这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就像这个故事里，作为母亲的安娜，看上去在家庭中处主导地位，但属于她个人自我的部分，却在渐渐熄灭，被消耗殆尽。
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个脉络：
最初。
她成为“母亲”本就是遵守这个社会文化习惯。
一如2008年以色列社会学家奥娜·多纳特发起一项是否后悔成为母亲的调查，并写了《成为母亲的选择》一书，在书中采访了二十三位后悔成为母亲的女性。
很多时候，成为母亲只是一种妥协和随波逐流。
她们并没有真的想清楚。
如今。
在每天的负反馈中，安娜变得已经不再是她自己，也不再是马特奥的妻子。
她的唯一身份，只是孩子的母亲。
母亲慢慢从一个称呼，演变成一个观念，最后变成一种制度。
而安娜。
只是在这个制度下机械地扮演一个“好妈妈”。
怎么办？
不幸的是，如果要符合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你几乎没有什么办法。
一个例子。
作为父亲的马特奥一直在和安娜说同一件事，那就是不要对孩子太严。
言下之意，是要她多给予孩子一点母爱。
这是社会主流价值观。
但安娜是不爱孩子吗？当然不是，她早已把自己的所有都给了自己的孩子。
只是爱从来都是互相的。
哪怕是母爱，就像黄阿丽曾经吐槽的那样，我们也不应该过分苛求，认为这一定得是单方面的无条件付出。
如果没有适当的反馈。
她们也并不能从中感受到快乐。
是的。
所谓“理想家庭”，其实是个很微妙很难把控的秩序。
只要这其中出现了一点点的失衡，哪怕夫妻双方都是标准意义上的“好父亲”“好妻子”，倾塌，恐怕也就是早晚的事。
我内心深处有一部分不想找到他
永远不想
这是我第一次敢于承认这点
03
说到这里，Sir想起上个月，知名学者徐晓宏病逝，其妻子陈朗发表的悼文引起了大规模的转发与共情的事来。
徐晓宏是极具天赋的学者，而陈朗同样是一名拥有杰出学术成就和理想的教授。
可在婚后。
当徐晓宏在网络上挥斥方遒、聊女性主义时，陈朗在管孩子、报税、理财、做饭。
当伴侣春风得意时，被困在家庭中的女性沉默地尖叫着。
以至于她如此坦言：
这是一个在男权的结构内，却要做一个女性主义者的男人——这真是一个尴尬的位置。这个位置对他的要求太高了，高得不切实际。男权的结构要他——恐怕也要我在潜意识中想让他——事业成功、养家糊口、挥斥方遒、广交豪杰，关心国事天下事，它甚至告诉他身体疼痛的时候忍着不去看医生。但同时，他也感受着、承担着我的痛苦，却无能为力。他可能没有好好想过，历史上的多数学术大师们背后恐怕不是殷实的家底，就是甘心情愿伺候他们、为他们奉献一生的女人们。
整篇悼文沉稳平实，带有深刻的哀伤。
陈朗并非在埋怨、控诉丈夫，她的痛是永失所爱，在缅怀和追思中坦诚地剖露内心爱恨。
在其后发表的声明中，陈朗说明她希望表达的，永远是“对于结构或制度的怨”。
从古至今规训着男人何如、女人何如的制度，这或许指向社会的效率与稳固，却并不指向个体之人的幸福。
在此之下，丈夫与妻子被分化、割裂，彼此间无法理解，横亘着巨大的沟通壁垒。
是的。
这并非是对某一个体、某一群体的控诉。
它指向制度。
就像《82年生的金智英》曾在整个韩国引起巨大争议。
它看似讲了金智英的成长史，但实际上展现的是一张笼罩住整个社会的密不透风的巨网。
在这张巨网之下，无论性别年龄，人人都是无力的盲从者。
或者法国电影《全职》。
朱莉是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她努力工作、跨市上班，拼命争取更好的职业机会。
但在周围人看来，就近找个超市做收银员照顾孩子才是更好的选择。
真正的压力来自于外部。
亲戚的闲言碎语、职场的隐形规则甚至过路人的风凉话，都加固着已有的权力分化，把“母亲”这一身份牢牢锁住。
而这些。
一如我们在开头提到的，有人觉得安娜“有病”的言论，无论中外，没有差别。
可惜的是。
作为一部探讨这样话题的电影，《惩罚》其实并未深入下去，它一镜到底的拍摄手法虽然增加了临场感，但也局限了影片的表现空间。
大多时候，只能依靠台词。
但。
有意思的是，这样的浅尝辄止反而使得影片有了更多的共通性。
它没有塑造任何一个坏人（坏丈夫坏婆婆等），也没有制造特殊身份，即便是孩子，被校医诊断出注意力缺陷障碍，但没去过正式医院的设定，又让这样的“注意力缺陷”变得更有普遍性。
仿佛是每个为孩子而头疼的父母，所面临的现状。
所以此时我们再看回这个片名：《惩罚》。
惩罚的是谁呢？
表面上看，可以说是父母对孩子的惩罚，也可以说是孩子用失踪这件事来惩罚父母。
但真正被惩罚的。
其实是母亲这样一个身份。
就像片尾。
孩子被找到了，马特奥立即跑向儿子嘘寒问暖。
而安娜，站在原处，无言地注视着。
她被模糊成一个暗红色的前景，再次被忽视和遗忘。
面对被找回的儿子，不知她究竟是喜还是悲，但可以知道的是：
这场身为母亲的惩罚无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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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助理：好蓝莓坏蓝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