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环水绕的婺源村庄 胡红平 摄
严田村水口 胡红平 摄
杨溪村水口 胡红平 摄
导读
中国古代的村庄是讲究的，包含着独特的中国文化理念，是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结晶，体现出中国人对理想家园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徽州六邑之一的婺源，可作这方面的代表。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如诗如画的婺源乡村，处处呈现山、水、树、桥、村的布局，形成小桥流水人家与田园牧歌式意境。婺源村庄的“卜居”，既是地域文化和民间风俗相融的烙印，更是婺源先人崇尚自然、师法自然的认识与表达。
何处是乐土？
从远古开始，华夏的先民从未停下寻访的脚步。剔除战乱与天灾的因素，更多的是出于对理想家园与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
而在南方的婺源，四千多年前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最早是山越人聚居，形成了村落的原始雏形。婺源属徽州六邑之一，“天然封闭的地理环境，成了北方士族躲避战祸的‘洞天福地’”。随着中原士族的迁入，以及与山越人的融合，他们凭借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自然地理的认知，以传统的“卜居方式”避凶趋吉，阐释着规划与建设理想家园的愿景。
相对于我行走访问的婺源村庄，卜居已是一个遥远的词了——每一个村庄在先祖卜居前，那里都还是一方原始的荒野。翻开谱牒，几乎无村不卜。是他们从自身的文化观、环境观出发，进行规划布局，才有了大量的聚族而居与“天人合一”的古村落遗存——在婺源296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散落着有大小村庄一千多个。朱熹、胡适等一批大儒名士都与婺源村庄血脉相连。当我穿越时空重新检视那些藏匿，或者散佚的古代卜居传说时，依然发现千百年的村庄自然与人文因素还是结合得那么紧密，依然承继着“渔樵耕读、安居乐业”的和谐与美好。
一
寻访的理想家园在远方，而远方不仅有诗意，还有漫长的旅程。
心中存有理想家园的执念，即便山重水复，追寻的路也会越走越通畅。
比如洪延寿——一位唐代的归隐长史。
从山川地理上看，婺源境内的山脉起源于中国三大山脉之南干山脉分支。洪延寿从歙州篁墩到达婺源大鄣山，必须走燕岭或者五龙岭翻过大鳙山。当他看到大鄣山下清溪萦绕的那一刹那，立即被盆地中的景象迷住了——感受到了一条河流与一块盆地在青山环抱中自然原生的气息，以及显现的幽静与安宁。那应是一千二百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洪延寿在轮溪边的黄荆墩上植树定村时，等于为卜居的村庄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崛起石垒墩，仰依天马峰。天马高昂驰骤，俯瞰轮溪浪洪。余欲览春色，一一植樟松。”在莽莽的山野里，在洪延寿期待的内心，开始生发香樟树与理想家园的诗意。不难看出，在当时洪延寿心目中已经十分注重“树养人丁水养财”的意识了。实际上，他植树定村赋诗以记，是把一个理想家园的梦，植入了一棵香樟树中。他植下的这棵香樟树，以站立的姿势，年轮储满了村庄记忆的源头。
追溯起来，洪氏是源于共工氏——“洪氏之先，盖共工氏之后也……或以功，或以官，族字谥洪之文，从水从共，而共氏尝以水德霸九州，其因此得姓焉。”这是宋绍兴十七年(1147)丞相文惠公洪适序《洪氏宗谱》时的考据。洪适的考据在明代洪一源的《姓源考异》里得到了进一步论证，并且是在汉代时因避仇而易姓。
抛开洪延寿在仕途上的风风雨雨，他已经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能够守望一棵香樟与一脉清流，看去只是他一个人的定力，藏着的却是对一个氏族的祈愿。洪延寿从轮溪开枝散叶，遂成大族，其裔孙不仅在婺源繁衍，还辗转迁徙至湖北黄石、浙江遂安、江西乐平、福建泉州、安徽池州等地。据洪氏谱牒载记和洪氏后裔口耳相传，所有这些地方建村无一例外都是选择卜居——像婺源洪村始迁祖洪济，他几经辗转在北宋初年遇见了山环水绕的鸿椿，一声“此可以兴吾宗矣”的感慨之后，同样是选择种植香樟树与银杏树定村；歙县金山洪氏始迁祖洪显恩，定村时看中金山“山磅礴而深秀，水澄澈而潆洄”……多年致力于洪氏宗族文化研究的洪群炎老师告诉我，仅在婺源就有洪姓聚族而居的村庄二十多个，现在还有洪氏后裔两万人左右。
随着轮溪的溪水流淌，宋朝徽猷阁直学士洪皓，金石学家洪适，钱币学家洪遵，瑞明殿学士洪迈，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都是一祖同宗，各有建树。风，吹在泛黄的谱牒上，一如时光在飘逝。我连这些先人的背影都看不到，只能一一记下他们的名字。而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却不一样，我还是在黄荆墩古樟下的碑刻上，读到了他定都南京后心怀故土，千里迢迢赶到香樟树下祭祖的诗句——“如盖亭亭樟覆霓，专程祭祖到轮溪。残庐依旧莽荆发，故墅犹新鸡鸣啼。河曲流长翁醉钓，山祟峰峭月忧低。裔今壮志乘天马，大训堂开阅战车。”洪秀全当年祭祖时的吟颂，既是对车田古樟风物的观照，也是一位农民革命领袖的自我抒怀。始祖洪延寿与天王洪秀全诗中提到的“天马”，即是村庄风水中紧锁轮溪村口“藏风聚气”的天马山。
相对于轮溪的初名，更名为车田，想必是遥远的农耕时代蕴藏着先祖的田园诗意——那林木森森，清溪环绕，田畴相连，村基形似车轮的意境，又是与村名如此契合。“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家训谨记日三省，光前裕后福泽长。”车田洪氏宗祠“大训堂”孕育与传递出的族风族训，不仅是村庄质朴人文风貌的体现，还是进入轮溪村史的一条重要路径。
香樟树的繁茂，洪氏后裔的繁衍，成了树与人在村庄的集合。对于远离故土的洪氏后裔来说，车田村只是地理家园的一部分，黄荆墩与香樟树，俨然是村庄的地标，成了他们精神家园的一分子。常常，从车田发脉的各地洪氏宗亲，以清明和春节的名义在古樟下相聚一起，一个个都以祭祖与膜拜的方式，铭记一棵香樟树。许多侨居外地的洪氏宗亲，都是经过了漫长的等待，才迎来古樟下团聚的机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村庄最为暖心与盛大的节日——他们把心中的朝觐，化作了对故土家园的美好祝福。
二
所谓的山水文化，是人类在认识、利用、开发，以及保护自然山水中创造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无疑是山水文化的一部分。或者说，风水只是中国山水文化中一种象征而已——风是元气与场能，水呢，则是流动与变化了。按照玄学的诠释，风水亦称堪舆。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他曾将堪舆家与五行家并列，他们大多都有仰观天象与俯察山川水利的本领。
说起南唐国师何溥，大多数婺源人不免感到陌生，而一提起何令通，几乎是妇孺皆知。其实，何溥字令通，他除了国师的身份，还是一位风水家。他在婺源民间还有一个尊称——何公仙。据说，他直谏“牛头山陵不利”而得罪了皇帝，被贬到海宁，也就是与婺源毗邻的休宁县，他到任县令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八卦形调整“县基”，广为栽树进行风水布局。
南唐自李昪建立，到后主李煜兵败降宋，也就只有三十九年时间。南唐灭国，何令通心存对朝廷的最后一丝希望都成了泡影，他只好从海宁(休宁)进入婺源，改名换姓，隐居在芙蓉山(灵山)潜心修道。何令通相中“东望尚田之源，山川明秀”与“林谷幽邃”的地方，作为“棲身终隐之处”，已是宋开宝五年(972)。相传此处是水泛莲花的“莲花座”，是一方风水宝地。于是，何令通“指示其子(何闰)卜筑尚田之源。”(民国版《田源何氏宗谱》)，成了婺源何氏的始迁祖。
村庄处在山旮旯里，田地并不多。那么，何令通为何将卜居的村庄命名“田源”呢？想必，还是出于对田地的珍惜与感恩吧。有山，有水，有田园，没有外来的侵袭与红尘的喧扰，那就是理想的家园了。
果然，一如何令通所料，村庄的发展似乎与他心目中的理想发生了神秘关联。随后，村庄气势突显，可谓科第绵延，明末清初先后有五位进士及第，七品以上官员有十二人。据《婺源县志》记载，明代篆刻家、皖派篆刻创始人何震，明末一代名臣、武英殿大学士何如宠的故里均在何田坑。
何田坑早年称婺东大鳙里八都田坑村，至于村名冠以姓氏，应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了。在民国版的地方志上，还标着八都田坑。现在的何田坑，属江湾镇管辖，是前段村委会的四个自然村之一。我与何宇昭兄从前段徒步五公里左右，翻山越岭进入何田坑，已是距村庄建立千年之后的一个夏日了。据时任前段村的党支部*黄元坤介绍，何田坑历史上兴盛时期，曾是“千烟之村”。即便古时有商贩到了村里，一天都很难转出来。然而，我无论站在山岗上，还是行走在村庄里，根本找不到“千烟”的迹象。那门庭的显赫，过往的荣光，都在时光中湮灭了。
是那一如“莲花座”的山峦遮蔽了吗？
实际上，我能够看到的也就是五六十户人家的样子，而且大部分都是人去楼空。其中，好几栋房屋已经落了架，露出断壁残垣。而堆满了农具、杂物的“队屋”，据说原先是何氏祠堂。不过，我还是在杂草中的旗杆石上找到了答案。在古时，旗杆石是用来标榜身份，以及光宗耀祖的。沿着水街走，就能看到“乌石壁”山紧锁的水口，以及石拱桥与土地庙，那高高耸立的红豆杉、罗汉松、楠木、香樟、枫香，宛如村庄记忆的标本。相传，村庄韩家坡的“阁老坟”，是何震之父秀三公的墓冢，因为没有找到墓碑和其他文字依据，或者说无从找到衔接，心中不免打了一个问号。何震之父辞世后，为何要葬在外姓的坡地？韩家是墓葬之前，还是墓葬之后迁入的呢？问题是，现在的何田坑根本没有一个姓韩的后裔。还有，以何震的美德与名声，他父亲的坟墓不至于只是一个土堆吧？村里老人说，一次次外迁，是村庄居住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何氏后裔人丁兴旺，遍及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省。
裸露的夯土墙，斑驳的粉墙，叠起的青瓦，翘起的飞檐，门前屋后的枣树梨树，以及村中小桥流水的意境，还是那样的古朴与安宁。屋前，溪边，一家家连通溪水的池塘里，荷包红鱼、塘鱼(草鱼)悠然游弋，这应是村庄鸡鸣犬吠之外的生动部分吧。村里没有任何商业气息，一点都没有。随处可见的，似乎是定格遥远年月的画境。
2018年的一个春日，我与画家祝安峰兄访问何田坑，烟雨中的村庄若隐若现，呈现着虚无缥缈的景象，看去似幻非幻，真的有一种奇妙的感觉。那山岚，绕着山，缠着树，挽着民居，恍若依依不舍。从村头到村尾的水街不足千米，却极具韵味与魅惑。我远眺与俯瞰才发现，所谓的水泛莲花的“莲花座”，是山麓的叠嶂，以及山水形胜的意象。心想，何令通千年前相中何田坑风水的那天，是否也是这样的春日呢？相对于自然的山水，千年也只不过是时间的刻度而已。
三
我最早关注大鄣山菊径村，还是2011年的5月底，村口何氏宗祠内崇祯皇帝御笔题赐的“黄阁调元”匾额被盗了。
乾道，是南宋皇帝赵昚的第二个年号，只用了九年。按此推算，菊径建村应是在公元1165年至1173年之间。相传为菊径村卜居的是婺源何氏始祖——何令通。而何令通出生于公元922年，卒于1019年，其间从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开始隐居在芙蓉山(灵山)修道。若是按此说法，那是他在生前就相中了菊径俨如“马蹄印”的风水。对地方史颇有研究的何宇昭兄告诉我，菊径何氏应是何令通的儿子从何田坑先迁乐平，然后再迁菊径的。但，为何没有直接从何田坑迁往菊径，至今还是一个谜。
比口头上的流传更具权威性的，还是谱牒的载记。据菊径的康熙版《何氏宗谱》说：“婺之菊径、大田、梅田、田坑，邻之乐平、德兴、浮梁、鄱阳，恍然十二派同一祖，十二地为一宗何。”更为荣光的是，此谱竟然有朱熹、文天祥、周必大等硕儒名臣为之作序。
众所周知，祠堂的兴盛与中国传统的“崇祖睦族”观念有着直接的关系。“祠堂”作为名称的出现，早在汉代，当时祠堂建于墓所，亦称墓祠——“赐茔杜东，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汉书·张安世传》)。而“立祠堂之制”的是婺源人朱熹，他在《家礼》中说：“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至于“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已是明代嘉靖年间的事了。
婺源古属徽州，又是“文公阙里”，程朱理学对婺源影响深远——“自唐宋以来，卓行炳文，固不乏人，然未有以理学鸣于世者。至朱子得河洛之心传，以居敬穷理启迪乡人，由是学士各自濯磨以冀闻道。”(光绪版《婺源县志》)崇祖睦族，崇尚孝道，成了婺源人的生活理念与宗旨。而宗族下的祠堂，无疑是村落的核心，祠堂的建筑规模也就成了姓氏宗族历史背景与家族繁盛的直接体现。菊径村二百六十户左右，在不同年月却建有宗祠、支祠六座。“粤自菊径聚族以来，即创有历代宗祠，云礽相承数百载。于兹迄今，相传人物麟仪仪、凤师师，家声丕映，以称徽之巨室大族者，固其世植令德，亦讵非庙貌常新，我祖式凭之灵哉……”(《文端公复创宗祠文引》)这是一代名臣何如宠为菊径复创宗祠所写。何如宠不仅博学多才，还是个大孝子——他入职翰林院时，“闻父病，归家探视；父殁，守孝三年。回京后，授编修。母老，告假回家奉养。”相传，何如宠识认先祖在菊径，还为村庄建宗祠捐银三千两。于是，就有了崇祯皇帝御笔题赐的“黄阁调元”匾额的由来。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环山之水，必有其源。”想必在遥远的年代，不像现在对名人如此追捧、渲染。不然，一个何如宠就足以争得不可开交了。在婺源，除了何田坑、菊径之外，还有赋春、言坑、项山、箬坦、泽山、思溪、金盘等地都姓何。然而，无论婺源有多少村庄姓何，都是从何田坑发脉的。若是再往源头去追溯，那就是中国何氏的发祥地——庐江郡(今安徽庐江县)。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天下何氏出庐江。
何田坑、菊径，虽然都属婺源的东北部，但隔着一百多公里的路程。何令通能够从何田坑跋山涉水到菊径游历，并且独具慧眼，看到了后有靠山前有活水中的“山水相通，气运不绝”。
村口的香樟、祠堂、太平桥，一如绕村而过的溪水，在经年述说着菊径久远的故事。从泽山到菊径，是我徒步访问的路线。泽山的何氏宗祠，几年前在何况兄的倡导下，已改成了“泽山书堂”，开始拓展了祠堂的功用。秋日里，我登上前山的茶地里，看到粉墙黛瓦的菊径村依偎着樟绿枫红的后山，而溪水清亮如环，紧紧地抱着村庄。看来，菊径从村庄开基，完全是依照“八卦”形进行设计建造。难怪，后人将菊径村称为“中国最圆的村庄”。
循着何令通隐身婺源修道的路径，我去了灵山。当年，他在江湾人江文采资助下建造的碧云庵，早已成了废墟，留给我的只有蓬勃的茅草与荆棘。不可思议的是，他在灵山修道的四十年里却为婺源，乃至徽州留下了一个个堪舆“杰作”。比如：婺源江湾、济溪，安徽宏村等，都是他卜居与规划的。时光，可以流逝掉许多事与物。而行走在这些村庄，我依然能够看到青山依旧，碧水长流，依然能够在粉墙黛瓦间感受到理想家园的温暖。
四
詹盛从庐源走进青山环抱的庆源，“见其宅幽势阻，外隘中宽，不减太行之盘谷、武陵之桃源，乃慨然曰：真隐者之所居也。于是，舍庐故址，于唐广德年间遂谋卜筑而徙居之，因号其地曰小桃源。厥后子孙日以蕃衍，基业富饶，遂世居之。”(《庆源詹氏宗谱》)
那是一千三百多年前的事了。
庆源村不仅讲究风水择地，规划建设还择山选水。最初，桃溪的河道是在村庄西面山脚的，而庆源村是个船形的村落，水从“船”边过，就意味着“船”已在河岸上搁浅了。
搁浅了的村庄，还能有多大的发展？
破解搁浅的办法就是人工改道，让河道从村中“破肚”而过，这样，溪水始终从“船底”流过，村庄就不会搁浅了。即便有再大的水，只会让船行得更远。事关人丁兴旺、村庄发展的大事，村里人谁敢怠慢呢？
而那棵作桅杆的银杏，也就是当时种下的。有了这样的桅杆，船形的庆源村能不扬帆远航兴旺发达吗？明代翰林大学士詹养纯、武将詹天表、清代进士詹轸光，以及有谱可查的抚台、知府上十人。民国时期，村里还走出了两位驰名中外的富商巨贾：詹福熙在上海垄断上海照相器材市场，成为沪上大亨；詹励吾在中缅公路开凿之际，垄断了生活、建材物资的供应，他为向母亲尽孝道，耗巨资在村里建造了中西合璧的“百寿馆”——敬慎堂……
秋分过后，我眯着眼坐在庆源水街的路亭里，阳光从高耸的千年银杏滤下来，恍惚，迷离，投在潺潺的溪水里，宛如幻境。
类似庆源村的船形村落，还有王氏卜居在思口的漳村，全村有八大石缸，却没有一口水井。船形的村落忌讳挖井，一旦挖井就寓意村运漏了。而船形的漳村，扬帆的桅杆是村中的香樟树。
漳村宛如风烛残年的祠堂，始终衔接着村中王姓宗族的记忆。南宋末年，自王寿泗从浙源卜居漳村，先后出仕三十多位，有十位文士著作传世。其中，乾隆时官至太仆寺少卿、通政司副使的王友亮，给村庄增添了神秘的传奇色彩，他有《双佩斋文集》《骈体文》等十三卷著作，并收入《四库全书》。而录自漳村王氏宗祠的联文——“经济文章，曾幸广乡崇世祀；孝友信义，早从大宋著芳声”——应是漳村历史文化的最好注脚。
五
古时，“建立村庄之际，乃依堪舆家之言，择最吉星缠之下而筑之，谓可永世和顺也。”婺源人朱熹如是说。
有业内人士曾对《中国风水》一书作过统计，明清时期有风水名家二十六人，婺源籍就占了九人。其中，游朝宗、游克敬、江仕从等不仅名声在外，婺源许多村落的卜居他们也功不可没。
事实亦是如此。
在徽州六邑之一的婺源，先人选址建村，主要就是选山择水。首选的地方必然依山傍水，或者是面水临山，有了山有了水，村庄就有了来龙与去脉。风水的核心思想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而婺源人从选址到建村都把风水贯穿了活动的各个过程，因而趋吉避凶也就成了人们“卜居”的终极目标。
风水学中“山厚人肥，山瘦人饥；山清人秀，山浊人迷；山驻人宁，山走人离；山勇人勇，山缩人痴；山顺人孝，山逆人亏”等对山形吉凶的评判，就成了理想村落的选址标准。而对水的选择，除了有财富的象征意义之外，想必是出于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
往往，在婺源每一个聚族而居的村庄，谱牒上都记载有他们始祖卜居吉地而后家族兴旺的过程。比如据《婺南云川王氏世谱》记载：唐季，始祖太中大夫王云“视此地山柔而秀，水深而长，气象风土有非寻常者比，因卜居焉”。又如《清华胡氏统谱》中记述：唐文德元年(888)夏，始祖散骑常侍胡学“侍父曈公游婺源通灵(元)观炷香，道经清华，见其地址清溪外抱，形若环璧，群峰叠起，势嶂参天，曰：住此，后世子孙必有兴者。遂由古歙黄(篁)墩而徙居焉”。再如江湾汪口“背负龙脉镇山为屏，左右砂山秀色可餐，前置朝案呼应相随，正面临水环抱多情，南向而立富贵大吉”。(《汪口村志》)还有，紫阳镇符竹村是唐末时歙县篁墩的郑思敬建村，因“地势低洼狭长，远望如竹筏浮于水面”。含义永不沉没，后改名符祝村。而大唐后裔李德鸾，他在严田村“占得从田之签，以严治家”。高砂乡的星堂村，则是宋代进士胡仲君故里，“观其山，云峰峙其南，星峰峙其北；观基水，自北而南过围墙由东而出，可谓山环水复”。
婺源的村落水口，一直被人们看成关系到村庄人丁兴衰、聚散的场地，讲究“天门地户”，村门“天门”(来水方向)要打得开，村口“地户”(去水方向)要闭得紧。江湾村“得水为上”，不仅山环水绕，村前有大河，还筑有水坝锁住水口，用水圳引水入村。村前蜿蜒的河流，宽阔的水坝，以及“明圳粼粼门前过，暗圳潺潺堂下流”的圳渠，共同组成了江湾村的水系网。龙山村则“水口两边山来朝对，左夹右拱，葱葱郁郁，宛若龙焉”。(《龙山程氏新轩公之谱》)清华上堡村胡姓在建村时选“村在小溪北崖，背山面水，据险筑堡而自固”。溪头村先人为建设水口，不仅栽树，还以一万石粮食的巨资,在村口人工堆成一个舟状土石洲阜，宛如山岗，以至在水口形成了山回水转的“罗星”景观。考水村“水口两山对峙，涧水环匝村境……筑堤数十步，栽植卉木，屈曲束水如之字以去……”(《仁里明经胡氏支谱》)
从族谱和有关记载可以看出，婺源古村落在风水理论的影响下，以“卜居”为手段，并通过村落依山傍水的形态，期许实现“人丁兴旺、富禄永绵”的目的。
六
卜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它融入、渗透，还有积淀的，无疑是人们心理层面的审美文化取向，以及崇尚自然的环境观。背山面水，三面环水，以及人工布局，构成了婺源村落选址的主要形式，而背后“不仅融入了‘天人合一’的环境观与根深蒂固的宗族观，还融入徽文化的精髓，从而形成了婺源村落多样而又统一的自然环境空间模式”。
婺源古村落的遗存众多，在“徽州六邑”堪称代表。每一个村庄，都是先祖卜居之后，那些走上仕途又告老还乡的“乡绅”，以及“服贾四方”的茶商木商不断建设的结果。山环水绕，满目青翠，沿着蜿蜒的青石板路，走进小桥流水人家，是鸡鸣犬吠，是浓厚的徽语方言与婺源地域物语的交织，那里生发与呈现的，依然是我们心目中理想家园的样子。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如诗如画的婺源乡村，处处呈现山、水、桥、村、树的布局，形成了小桥流水人家与田园牧歌式意境。婺源村庄的“卜居”，既是地域文化和民间风俗相融的烙印，更是婺源先人崇尚自然师法自然的认识与表达。(洪忠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