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邦
建安六年，作为刘秀东汉政权的发祥地，新野又迎来了一位“手垂过膝，大耳垂肩”的贵客，并由此拉开了其成为三国蜀汉出征地的帷幕。《新野县志》载：“建安六年即公元201年，刘备屯兵新野，筑城操练，以御曹兵，十三年即208年秋，弃新野，退兵南下”。
也就是说，自建安六年至十三年这段时间，刘备屯驻新野。而在这个时间段，无论是在南阳，还是在唐河或新野，诸葛亮与刘备便常比邻而居。
此时，“诸葛四友”的徐庶、石广元、孟公威大都已各名心迹或相继各奔其主。《魏略》记载了这个时期诸葛亮和这三位挚友之间的一次对话：诸葛亮说：“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当三人反问诸葛可仕至何官时，“亮但笑而不言”。后来孟公威投奔曹操，诸葛亮道：“中国绕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及至看到石广元、徐庶等人在曹营的地位后，诸葛亮又叹息说：“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
我一直认为，胸怀伊吕遗风、“每自比於管仲、乐毅”的诸葛亮，当“汉室分崩慨狼噬”，其躬耕南阳，并非终老林泉不问世事；其“立品于莘野渭滨之间”，藏器在身，开始也并非单纯是为了等待刘备的三顾。诸葛亮“不求闻达于诸侯”显然是自谦之词，“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亮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裴松之在《三国志》注解道。
“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因这一份抱负与理想，为了能进一步亲身感悟和了解、判断当时是否还能匡扶得起的汉室正源，还有那些逐鹿中原、并吞八荒的诸路军阀豪强的志向与为人，诸葛亮来到南阳隐居求志，以择明主，佐贤明，廓清四海，平治天下。“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凌边疆，震荡宇内”这句话，才是诸葛亮躬耕南阳时就已萌动孕育的初心壮志。
清邬景从《南阳卧龙岗记》有一段碑文写道:“吾谁与归？当二汉之季，天下大势在荆州，宛介方城汉水间，通许洛而控江淮，尤三国必争之地也。汉且复西两川，门户将有所豫附，而刘表辈非戡乱才，其时其地其人，公仰观俯察已久。。。”
对刘表的观察评价是必然的，作为与刘表及荆襄望族蔡、蒯、庞、黄有着姻亲关系的诸葛亮，如果想在刘表手下混个一官半职，那简直易如反掌。但因对这位举断不明、连保境守成亦是问题的暮气军阀洞若观火，诸葛亮恰恰没有去登这个近水楼台，甚至因此躬耕于南阳，有意与襄阳各方保持距离；并在《草庐对》中将这处其早已洞察的软肋作为献给刘备的立足地：“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
诸葛亮也从未将曹操视作可以投奔的对象，人们常常以为是因诸葛亮看到曹操手下人才众多，恐难有发展空间，故“宁做鸡头不为凤后”，但这只是次要原因。有着“宗本之心”和浓重忠君思想的诸葛亮一直以匡扶汉室为目标。三顾茅庐时，其即指明“汉室衰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曹操自当是“托名汉相，其实汉贼”，属于对立和讨伐的军阀集团。
另一个可供选择的是江东集团，诸葛亮的大哥诸葛瑾自诸葛玄带着诸葛家族西迁后，独自留在琅琊侍奉继母，后因徐州战祸而南下江东，投奔孙权。诸葛亮没有前去的原因也不仅仅是因为孙权少年英雄气量不足，“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关键的核心问题依然是江东孙权不是汉室的正源分支。
那么，河北袁绍、汉中张鲁、关中马腾韩遂、辽东公孙氏、岭南土燮等皆“不足数也”，更不在考虑之列，除此，还有一个益州刘璋，但其暗弱无能，难成气候。
此时，天下虽群雄竟起，狼烟遍染，但就如贺昌群先生在《英雄与名士》一文中所说：“两汉四百年的统一局面，君权扩大，再经光武的提倡儒术，崇尚气节，深深的植下了汉帝国的一个坚强的君臣名份观念，这个观念使东汉中以后百余年间乱而不亡；三国之前期，群雄无不欲帝制自为，而终于不敢建国称号，窃据名器，就因为碍于这个名份观念”。
诸葛亮开始一定曾将关注的目光放在汉献帝刘协身上，意欲效仿荀彧做一名柱天贤相能臣，奉天子，施号令，匡正时弊，拨乱反正，以“匡振汉朝”。
说起来，诸葛亮与刘协两人同一年出生，而且都在年幼时失去双亲；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有一份重整朝纲、中兴汉室的目标。而更巧合的是，公元234年，两人相继归天。
终其一生，两人终于失之交臂。但纵然相隔千山万水，却似心有灵犀，皆矢志不渝于匡扶汉室的心愿。
不过，建安四年即公元199年发生的“衣带诏”事件，一定让时值青春激荡的诸葛亮初步了解了牵扯其中的刘皇叔：汉献帝不满曹操大权独揽，不甘心作为傀儡，乃暗下衣带诏，令董贵人之父车骑将军董承设法诛*曹操，董承遂与左将军刘备、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人一起密谋，结果事情败露，董承等人被曹操诛*；次年，曹操亲征刘备，刘备败投袁绍，再附刘表。
建安六年即公元201年，刘备奉刘表命居新野，“备时羁旅，客主势殊”，为刘表镇守北大门。刘备据守新野，“表疑其心，阴御之”，加上秦汉时期普遍实行的《擅兴法》，率兵将领未经皇帝或上级主将命令而擅自调兵或出界、离部，都要受到军法的严厉惩处。所以刘备只能在刘表指定的驻军范围内活动，而不能越雷池半步。包括其在新野期间，曾于建安七年“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建安八年“使拒夏侯、于禁等于博望”无一不是受刘表节制与安排。
是故，刘备断然不能不顾刘表疑忌而三顾茅庐于襄阳隆中。新野说虽然强调刘备也不可能到百里之外的宛城，但从这两次战役来看，新野至博望至叶县这个区域或许就是刘表准许刘备的军争范围，所以，刘备三番五次到宛城可视为正常的职务行为。
而刘皇叔三顾茅庐而两次不得见，或许诸葛亮就是游历或小住在唐河或新野这其中一处的缘故。
而也就是在新野唐河期间，自“衣带诏”事件中刘备所展现出的以身许国的果敢胆略外，诸葛亮那双明察秋毫的眼睛又更加近距离的观察洞悉了这位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但四处羁旅奔逃却坚韧不拔的“大汉皇叔”。
“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这是陈寿后来在《三国志》中对刘备的评价，而此时，“刘皇叔，新野牧，自到此，民丰足”，这段在百姓中口口相传的民谣也一定让诸葛亮有所耳闻，并对刘备那几次包括“火烧博望”在内的颇有斩获的战斗有过研判。这场战役，也充分说明了张绣降曹北上后、刘表已趁机占据填充并力图向北扩展宛城这个至关重要的地理空间。也就是说：时宛城在刘表之手。
而一定，就是通过“衣带诏”事件中刘备作为汉室宗亲的作用以及这些耳濡目染爱民仁政和军争谋略的细节研判，诸葛亮断定时已年近半百、屡败潦倒、仅有立锥之地的刘备不仅仅是一个大耳长臂、织席贩履之徒，也不是一个道貌岸然、满嘴仁义道德的酸腐之士，更不是一个优柔寡断、只会哭天抹泪的胆怯懦夫，而也是一位胸有大志、潜龙在渊的当代枭雄，那句曹孟德口中的“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也断然不是一句戏言。
“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于同败”。《三国志》裴松之的评价也许正是诸葛亮的心语。良鸟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因正因为此，诸葛亮心中的砝码渐渐偏向同样寄刘表篱下而韬光养晦的刘皇叔。
那么，曾有民间故事说诸葛亮曾到新野县城卖柴，甚至《魏略》《九州春秋》等言诸葛亮曾主动到访过新野刘备处，也应不只是空虚来风。
只是两人彼此了解尚还粗浅，仍需一段在传言中深入试探、落实的过程和外部形势的变化发酵，双方鱼水之交的携手机缘还未水到渠成。这也铺垫了后来刘备之所以“猥自枉屈”“三顾茅庐”恭请诸葛出山的前因。
“琅琊何事到南阳，佳气葱葱旧帝乡”。清人汪介人在所著《中州杂俎》中，对有诸葛亮“躬耕南阳”有过基本系统的分析与记述：“诸葛亮本琅琊人，徙于顺之阳之石峡口，结庐而隐，寻徙入南阳之卧龙岗。今裕州石峡口有小茅庵，唐时石记犹存。又尝寓居于新野之野白岗，庄宅基址今为玉皇庙，古井尚在。南阳卧龙岗碑阴载，新野地五顷，佃户张某佃种，亦先贤之遗迹也。又唐县有诸葛庄，武侯之远田也，曾犁出古碑，在县西桐寨铺，去南阳市六十里。又尝居叶县之平山下，现存隋开皇二年(582年)断石幢云:地有诸葛之旧坟墟，在高阳华里。今山下少西有诸葛庙，东有金鸡冢，疑冢即孔明父祖葬处。盖孔明从琅琊避地而西，自其父祖已然，居南阳则自孔明始也。此断石幢既主国隋时物，则去三国未远，当必得其真，故而书之。”
《明嘉靖叶县志》记载到:“诸葛坟墟在县北平山下，有一断石幢云;此地有诸葛之旧坟墟高阳华里。今山下少西有诸葛庙，东有金鸡冢，疑此冢即孔明父祖葬处，盖孔明本琅琊人，避地而西，盖自其父祖已然，居南阳则自孔明始也。。。”又云：“诸葛武侯庙，在平山下西南，据断碣云;旧有诸葛坟墟，今止有庙，坟墟不知所在。。。。”
“诸葛遗墟委杉松，石坛映霭寒云封”，诸葛遗墟也和“王乔飞凫、叶公画龙、问津古渡”等名列“明朝叶县八景”之中，可见这里遗墟和诸葛庙的规模与香火之旺盛。
《平顶山地名志》收录了诸葛庙这个村落：“以原有诸葛庙而得名，据叶县旧志载，明嘉靖年间重修诸葛庙时，发现隋开皇二年即公元582年断碑一块，仅数十字，内中说高阳华里有诸葛旧坟墟，是诸葛亮随祖父自琅琊内迁时，在未到南阳前，先住过此地，其祖父病故后埋葬于此，诸葛庙即建在坟旁。因城市建设，庙毁于六十年代。”
“金鸡冢，疑此冢即孔明父祖葬处”，而诸葛坟墟也并非仅一座墓冢，应为其祖父、其父、其叔父等所组成的诸葛家族墓园。
金鸡冢今已无存，但据悉该处今尚有一小区名叫“金鸡岭”。平顶山卫东区妇幼保健站就是诸葛庙旧址，今还有一条“诸葛庙街”的街道及诸多与“诸葛庙”有关的名称。
更有一通《改正诸葛武侯祠记》，系明代叶县县令牛凤所撰。几年前，我们在平顶山博物馆找到了这块碑的拓片，碑文中有：“此地有诸葛之旧坟墟，在高阳华里。然后知侯之父若祖自琅琊避地，曾寓此地而葬焉；躬耕南阳，尚在厥后。。。”
当然，碑文上有“去先主见武侯于隆中之岁”的文字，但这又正如我一直所坚持的：躬耕南阳说，不能避讳“隆中”两字，隆中不是襄阳的专利。《尔雅·释山》有“宛中，隆。”南阳卧龙岗即为典型的宛中隆起的地型。
南阳碑文史料中亦多次有以“隆中”指代”卧龙岗“的记载，如明驸马都尉邬景和《祭诸葛忠武侯文》：“养高隆中，隆中，非三顾不起”；又如明叶桂章《助修武侯祠宇记》云：“岗在郡西南可十里许，丛竹萧萧，古树森映。。。地势四面稍下，惟中岗隆起，故曰隆中，盖南阳伟观也。”；又有明雷鸣春《祭文》“抱奇才于叔世，完正气于隆中”等等不胜枚举。而明孙哲《祭文》则更明确的将南阳与隆中一体并称：“往寓南阳，躬耕自给；养静隆中，长吟抱膝”。
在查阅《平顶山地名志》一书中，发现平顶山东、叶县东北还有一处叫诸葛庙的古村落，即西湖村诸葛庙。《清同治叶县志》在沿袭《明嘉靖叶县志》中关于诸葛武侯庙的记载后，又补充写到：“县东北三十里西湖村，亦有诸葛庙，咸丰八年重修” 。
“初平中中州兵起，韬乃与庶南客荆州，到，又与诸葛亮特相善”。而也许，就在寓居平山这个时期，诸葛家族就与颍川人士后成为诸葛亮老师的司马徽及之友的徐庶、石广元等有过接触，并在兵荒马乱之际，共同探讨过南下以避乱求存的计划。这也或是司马徽及徐庶、石广元等先后来到荆襄的一个缘由。
平顶山张店村是汉留侯张良故里，这座布局奇特的古村里有一通石碑，碑文今已漫漶不清，据记载为：“亮携元直，建安六年春，踏贤踪。。。拜留侯。。。吾辈叹之敬之效之”。
这段文字清晰的记述了建安六年即公元201年这年春天，诸葛亮和徐庶这两位意气奋发的青年才俊寻访拜祭留侯张良，并有感而发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成帝王之师”的功勋。时诸葛亮正值弱冠之年，这一次拜祭一定在这两位年轻人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点燃了他们敬而效之、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这次同行的时间很有意义，这是诸葛亮为其逝于建安二年即公元197年的叔父诸葛玄守孝满三年之后，这也从侧面证实了诸葛玄逝后诸葛亮扶灵归葬高阳华里的推测。平顶山的诸葛庙、高阳华里、西湖村诸葛庙这三处地方紧密相联，不可不察。
而也就是在这个守孝期满，诸葛亮离开平山，结庐躬耕于石峡口，好友徐庶这次专程前来看望陪伴。
明嘉靖《裕州志》记载：“诸葛庵在石峡口东，世传诸葛孔明始结庵于此，后庵为火毁，遂居南阳。今人仍建茅庵庙，有小石记”。
清乾隆《裕州志》亦记曰：“顺阳石峡州东九十里，世传孔明先生于此结庐，后乃徙南阳卧龙岗，今石峡口有小草庵，唐时石记犹存。”在卷五人物志流寓中又记：“诸葛亮本琅琊人，徙于顺阳之石峡口，结庐而隐，寻徙入南阳卧龙岗，今石峡口有小草庵，唐时石记犹存。”
民国三十一年《方城县志》也记载到：“茅庵寺在小史店西南十二里，相传为诸葛武侯初结茅庐处。”上述州志和县志的记载都充分说明，方城石峡口茅庵寺，是诸葛亮最早的结庵躬耕处。
而自平山诸葛庙到西湖村诸葛庙，再到石峡口，这是沿平山经舞阳东去山东、南到裕宛的陈宛古道。孔子东游子路问津便发生在这条路上。诸葛亮在石峡口这里结庐而居，或许当初还有这样一个心结：他乡已无亲人、不如归去家乡的念头。这个时间，徐庶的到来及同拜留侯的感触改变了他的想法。
建安六年即公元201年，“春二月丁卯朔，日有食之”，曹操破袁绍军于仓亭，刘备投奔刘表，并奉刘表之命进驻新野。
正因为曹操大军的再一次南下，也因为徐庶的这次前来再次说到了刘备这个名字，诸葛亮也结束了其在平山和方城石峡口这即将成为四战之地的隐居躬耕生活，同时为了进一步实现这次同游后的进而入仕、为帝臣王佐以建功立业的思想，其来到史有“形胜之地，沃野之墟”且又有“南北腰膂”之称的南阳卧龙岗躬耕读书，静观天下，以待时日。
“半山风雨三分外，满架图书两汉年”。也就在这个时间，刘表不忘旧情和亲属的关系，任命其为一名农官。此前，曹操与袁术、张济、张绣、刘表在南阳区域转寰拉锯征战，宛城一度成为军阀征战的战场，并亦几易其手，建安元年，张济张绣自关中引兵屯宛，次年至建安四年，曹操三次率兵征伐宛城，干戈俶扰。
值汉室板荡，兵燹连绵，百姓不得安宁，无论是家乡，还是中原，都不是一片弦歌不辍的乐土，故诸葛亮方会有“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感慨。但在此后较长一个时期，曹操的主要精力在与袁绍争雄北方，无暇南顾，荆州刘表趁机攫取了盟友张绣屯宛的大部地盘，从容自保，境内战乱减少，生存环境相对安宁。
在这样的地缘政治军事形势下，“南阳一布衣，躬耕尚古处”，于是南阳本地又产生了躬耕地卧龙岗说、新野说、唐河说、方城石峡口说、方城拐河说等。
世乱英雄百战余，孔明曾此乐耕锄。
而这几处与诸葛亮有关的地方，其实都有清晰的脉络和路线可寻：遭汉末扰乱，诸葛亮随家族从琅琊避地而西，先到叶县之平山下；“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属豫章任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兴平二年即公元195年，诸葛玄带着诸葛亮和其弟诸葛均还有诸葛亮的两个姐姐南下豫章南昌；及至“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遂又到襄阳投奔荆州牧刘表，此襄阳所以有诸葛亮故宅也；
建安二年即公元197年，“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这是诸葛亮躬耕南阳的标志性事件。叔父诸葛玄役，诸葛亮扶灵柩北归至高阳华里，其先在平山的两处诸葛庙村结庐守孝、居住生活；
三年守孝期满，诸葛亮再徙于方城石峡口结庐而隐，此乃“始结庵于此”；而后又寻徙入南阳卧龙岗躬耕，期间又尝寓居于新野唐河。而拐河应为后世建庙纪念祭祀的所在，此即“居南阳则自孔明始也”。
“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建安十二年即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诸葛亮于南阳卧龙岗草庐之中，“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三国志》这短短的十余字，被罗贯中在几番造势后又用了《司马徽再荐名士，刘玄德三顾草庐》整整一回的篇目演绎成为一段君臣知遇的千古佳话。
三顾，在《三国演义》中被讲述为刘关张三次去拜访诸葛的曲折故事，但由于神龙见首不见尾，只在最后一次方得以相见，并一见如故乃至一见便定了终身。
而，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刘备在自感“左右不得其人”，缺乏运筹帷幄、谋深虑远的谋士，求贤若渴；而且此时曹操铲除袁绍集团、初定北方后势必挥兵南下，为图霸业，居安思危，必须招贤纳士。
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刘备终于又想起这位有经天纬地之才、曾经见过面的青年才俊，于是放下身段，诚心相邀。
这也是诸葛亮加盟后刘备一开始依旧倚重徐庶而没有委托其军政重任，仅使其“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的缘故。
但毋庸置疑，这是一次重要的历史性的风云际会，那一年，刘备49岁，诸葛亮27岁。
诸葛亮和盘端出那篇直达刘备内心、至今仍被奉为经典的《草庐对》，“君臣相遇，握手数言，天下大事，密定于草庐之中矣”。
“两表酬三顾，一对足千秋”，这也才有卧龙出山和此后诸葛亮终其一生“遂许昭烈以驰驱，兴废辅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舜业尹功；而刘备也因这礼贤下士的精诚胸襟奠定了其三足鼎立的霸业宏图；并一起成就了历史上君臣同心同德的标志典范。
除了鲁肃与孙权的“榻上策”，【南阳访古之185·寻找黄权墓】系列还曾经讲述过另一段堪与此《草庐对》媲美的君臣对:“在黄祖战死夏口一战中，祖籍南阳的甘宁甘兴霸走上了历史的前台，并在建安13年即诸葛出山的次年与孙权有过一次畅谈。
“汉祚日微，曹操弥憍，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兒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财谷并乏，左右欺弄，务於货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战具，顿废不脩，怠於耕农，军无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
甘宁与孙权的这一番对谈，不啻是又一篇《草庐对》，并成为东吴借以立国、图谋天下的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
龙骧虎视安乾坤，万古千秋名不朽。无论是蜀相诸葛亮，还是东吴的甘宁，亦或是曹魏的许攸等等，南阳实谓孕育人才的一方宝地。
“花香高阁近，此地籍卧龙”，躬耕地，有这几处实属正常，也正说明了诸葛亮所说躬耕南阳而不是躬耕宛城的原因。不过，新野和唐河的诸葛庄出现的时间应不是建安初年即公元197--199年曹操三次率兵征伐宛城张绣期间，而应在其后张绣降曹北上且诸葛亮自石峡口南下躬耕南阳、其受命为刘表农官后出现的。
豪气乾坤大，忠肝日月光，至今乡父老，犹自说孔明。
本来襄阳为寓居地、南阳为躬耕地泾渭分明，但襄阳却一直在躬耕地问题上纠缠，这造成了南阳襄阳数百年的诸葛亮躬耕地之争。
南阳要仔细梳理、系统讲述并用好打造好这张名片，而不可各自表述、自毁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