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化史，当代思想史，鲁迅是个绝对绕不过去的人物，他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都有重大贡献。韩国文学评论家金良守称他是“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他身后既不曾出现、也不可能出现等量齐观的人物。
在我们的印象中，有他的直立的头发和紧锁的剑眉；他的读不通却要分析好处在哪里的病句；他的追得“谦谦君子”四散而逃的匕首；甚至还有他的鄙夷中医、京剧的愤青形象。
从鲁迅逝世的1936年到1949年，鲁迅话题为民族革命问题所缠绕；从1949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鲁迅话题则成为准官方意识形态，于海峡两岸命途迥异——在大陆无人敢于冒犯，在台湾则被长期封*。
八十年代中期，鲁迅话题逐渐被移出政治祭坛，挪进学术领域。
七十年来，鲁迅墓前曾有无数革命者或权势者的鲜花，近二十年，官方与民间不再主动拜祭。鲁迅清静了，不再被利用，也不再被供奉。这种暧昧的冷漠和前五十年炙手可热的“鲁迅政治”一样，都是反常的，是历史的冻结。
让我们拨开迷雾，走近食人间烟火的鲁迅。
一
他是家中老大，初名樟寿，字豫山。绍兴的小孩儿却管他叫雨伞。于是，改字豫才。他认识到“立人”的重要，改名树人。有过很多笔名，“鲁迅”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一个，“鲁” 取自母姓。他批判吃人的礼教，反感“二十四孝图”，却又是孝子。
他上私塾，三味书屋的老师寿镜吾，博学，正派，严格。收费也高，每节两元，绍兴城里高居第一。《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充满了温馨的回忆，见证了美好的童年。
鲁迅酷爱绘画。绘图本的《山海经》，那些个人面兽，九头蛇，三脚鸟，拿两乳作眼睛的吓人的怪物……鲁迅用薄而透明的荆川纸将它们逐一描下来。他收集各种各样的画谱，然后趴在桌子上描，从早晨直描到天黑。他后来写文章，白描的功夫登峰造极，或于线描图画有旁通之处吧？而他成为中国新兴的木刻运动的奠基人，也应该与早年画画的兴趣有关。
他学“四书”、“五经”，并且学得扎实。
他是在旧学的功底中眺望着新文化。
二
鲁迅十三岁那一年，祖父在北京犯了科场案，关进了监狱。绍兴的周家一片恐慌。怕受牵连，一度举家逃到乡下。大人们压低嗓子议论“满门抄斩”，听者不禁缩了脑袋。小鲁迅耳朵灵，想象着满门抄斩的情形。
乡下躲了半年多，返回绍兴城。继续三味书屋的学业。
满门抄斩的劫难是躲过去了，然而厄运从此降临到周家。祖父在北京蹲监狱，绍兴的老家不断送去银子，上下打点，以免老爷子秋后问斩之灾。而监狱是个无底洞，保下了一条老命，耗去了大宗家产。
鲁迅的父亲，气病在床上。
这位父亲，也是性情刚烈；喜论时事，堪称业余的评论家。
祖父栽了，父亲病了，绍兴的鲁迅家越发黯淡了。
作为长子的瘦小少年，往返于高高的当铺和嘈杂的药铺之间，遭遇着各式白眼。
家道中落，世态炎凉。阳光少年碰上阴暗。
三味书屋的学业中断了。瘦而高的寿镜吾老先生，不复转动着脑袋，津津有味念古文。
当铺——药铺——父亲的病榻……
——请来的中医很奇怪，那药引子，居然要用“原配的”蟋蟀。昂贵的诊费药钱一把把地花出去了，父亲的病却不见起色。鲁迅是由一张又一张庸医的脸来感受中医的。到后来，他挖苦中医，憎恨中医，并到日本学西医，要救治像父亲这样的病人。
患水肿病的父亲，终于死在庸医手上。
家境每况愈下。
鲁迅是老大，他的感受，当比两个弟弟强得多。后来提笔为文，频频回首往事，“朝花夕拾”，惊异于早年生活的巨大落差。这落差之中，隐藏着许多东西。鲁迅的回首，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为满足心理需要的单纯忆旧。回首，乃是持续地转身，打量并逼近自己的生存轨迹。
三
鲁迅在绍兴长到十八岁，启程赴南京，踏上了生计之路。
鲁迅在南京待了四年，先进水师学堂，后转矿路学堂。这类官费的实用型学校，富家子弟瞧不上的。鲁迅穷，离家远走时，母亲只给了他八块银元。南京的冬天冷，鲁迅衣裳裤子单薄，吃辣椒御寒，养成习惯，伤了胃，埋下病根。
鲁迅在水师学堂苦练爬桅杆，并无当一名水兵的志向；下矿井二十丈，熟悉了矿工们的井下作业，却不想做一个技术员或探矿师。海上和井下，他都不考虑。他只是埋头学习，认真对待每一门功课。母亲送他上路时的眼神，和那沉甸甸又轻飘飘的八块钱，他始终铭记着。
若干年后，鲁迅能够大笔挣钱了，对朋友半开玩笑说：八块钱很划算，翻了许多倍……
四
鲁迅到东京，学上了日语，谈起了恋爱。
鲁迅是全班第一个剪辫子的男生，不知道是否与恋爱有关。现存的照片，未见他留辫子。而其他留学的男生，为长可及臀的黑辫子大伤脑筋，每天要把蟒蛇般的辫子盘于头顶，再盖上日本式的学生帽，像一座高高耸起的富士山，看上去像怪物。
鲁迅的标新立异，青年时代已见端倪：带头剪辫子，带头自由恋爱。至于恋爱的对象是谁，我们不知道，也许是个日本姑娘。
恋爱无结果，但鲁迅留下一首小诗《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荃”指她，典出《离*》“荃不察余之衷情兮”。“神矢”指爱的神箭，典出古希腊神话。这七绝是赠给许寿裳的。李霁野撰文说，它是一首情诗。李霁野先生是鲁迅的至友之一，他的话有可信度。
1906年，25岁的鲁迅从日本回国，遵照母亲的意见而与时年28岁的朱安结婚，但一生未与朱安同床（据荆有麟回忆，鲁迅称“多年来只有两三次”）。婚后第四天鲁迅东渡日本（参照周作人日记，鲁迅当年并非婚后第四天东渡，而是秋天才动身的，八九月份之间）。
“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朱安身有不适，鲁迅还是雇上人力车，陪同她到外国人开的医院去治疗，并且扶她上下车，这使外国医生看了也很感动。 鲁迅生前一直负责着朱安的生活。
鲁迅明知无爱，却又不得不接受，究其原因，他日后说，一是为尽孝道，他甘愿放弃个人幸福；二是不忍让朱安作牺牲，在绍兴，被退婚的女人，一辈子要受耻辱的；三是他当时有个错觉，在反清斗争中，他大概活不久，因此和谁结婚都无所谓。就这样他和朱安过着“无爱”的夫妻生活达20个春秋。
1947年6月29日，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
朱安的墓地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她像未曾存在过一样消失了。她在北京度过了28年，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
朱安生前反复对人讲：“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
从来没有如鲁迅与朱安这样孤独痛苦的婚姻。谁之罪？似乎找不到罪人，但痛苦却是明明白白的。
鲁迅“无爱”的婚姻背后，却是他甘愿过着这种苦行僧式的生活达20年（这也显示出他惊人的意志力），但在潜意识深处，他并没有放弃对真正的爱情理想的渴求。他说：“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怕辱没了对手。然而一到爱起来，气起来，是什么都不管的。我可以爱！”
许广平说：“你说‘我可以爱’，你就爱我一人。”
1925年三月，许广平给鲁迅写出第一封信；四月，她登门拜访。后来就开始了《两地书》。这本公开的情书，充满了温馨的日常叙述，不提爱而处处有爱意。
1926年8月26日，鲁迅与许广平离京，几经周折，于1927年10月3日到了上海，开始共同的生活。这一年，鲁迅46岁，许广平28岁。
鲁迅曾以感激的心情歌颂他与许广平的情谊：
十年携手共艰危，
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
此中甘苦而相知。
1936年10月19日凌晨1点，病重的鲁迅对许广平说：“时候不早了，你也该睡了。”这竟是他留给许广平的最后一句话。
五
1929年，儿子周海婴在上海出世。中年得子，取名周海婴，，意思是上海出生的小孩。爱称“小红象”，因为鲁迅在信中称许广平为“小白象”， 小白象是很珍贵的，他刚生下来皮肤红红的，所以就叫“小红象”。父子照相，做父亲的，掩不住一脸慈祥。照片右下角一行小字：“海婴与鲁迅，一岁与五十。”
海婴一天天地长大，他希望更多地参与父亲的生活，而不只是当一个旁观者。而生活中的鲁迅，其实也是很有一些雅皮情结。他写信喜欢用印有花卉人物或者风景的中式信笺，而且按朋友亲属的亲疏程度选用不同信笺。每当这个时候，海婴便以自己的“爱好为标准”，“从桌子倒数第二个抽屉里”拿出一张，帮父亲搞定。父亲有时默许儿子的眼光，有时感觉不妥，便央求儿子再挑一张，但儿子有时非常坚持，父亲便“叹息一声勉强让步”。
鲁迅的仇猫，他曾写过好几篇文章来解释他仇猫的原因。他一般晚上写作，但发情的野猫总让他心神不宁。鲁迅便以手边的空香烟罐做炮弹，一个个地扔出去，用当啷啷的响声让猫的叫声暂停。但空香烟罐总是有限的，这时便轮到海婴上场，他咚咚地跑下楼，把父亲扔出去的炮弹又捡回来。父子此时配合默契，海婴也得以巧妙地屏蔽掉“晚８点必须上床睡觉”的铁律。
鲁迅不喜欢音乐，对30年代风靡上海滩的留声机也很讨厌。但1935年5月9日，鲁迅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下午为海婴买留声机一具，二十二元。”而且，买这个留声机还很费了些周折。先是一个晚上，鲁迅的日本朋友内山先生和一个店员笑呵呵地拎来一台小巧的便携式留声机，因为“觉得它与邻家的那台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差得太远”，海婴“连连摇头，表示不要”。鲁迅便让内山先生另换一台。过了几天，换来了，海婴还是嫌小不要。又过了几天，通知说又换了一台，比较大，搬不来，许广平便带海婴去内山书店实地观看，这回，海婴勉强接受了。
童年的海婴体弱多病，每到季节变换哮喘病就会发作。鲁迅原本是学医的，为此他研究出“蒸气吸入法”、“安福消炎膏”、“芥末糊敷背”等方法，来缓解海婴的痛苦。在他的日记中，为海婴请医生或到医院就诊的记载，至少有上百次。
1936年10月19日清晨，海婴刚从沉睡中醒来，便得知父亲鲁迅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过了些天，母亲许广平拿来纸墨笔砚，让海婴题写父亲的墓碑：鲁迅先生之墓。
六
1919年2月，鲁迅卖掉绍兴祖居老宅，买下八道湾住所，将全家迁往北平。
八道湾的房屋高敞，宽绰而豁亮，是被称为有“三进”的大四合院。鲁迅让弟弟住后院，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又大，小侄子们可以有个活动的天地；又考虑到羽太信子家人的生活习惯，特意将后院的几间房子改装成日本格式。而他自己屈居于中间二排朝北的背阳光又比较阴冷的“前罩房”。
房子整理安定之后，鲁迅为全家着想，以自己和弟弟作人的收入供养全家。他们兄弟还约定，从此经济合并，永不分离，母亲年轻守寡辛苦了一辈子，该享受清福。朱安不识字，能力不足以理家，这副担子自然而然落到周作人妻羽太信子的身上。鲁迅自己除了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都交给羽太信子掌管。
羽太信子原是周家兄弟东京留学时寄宿房东的女仆，专事打扫一类杂务。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当家本再好不过，羽太信子却是日本妇女中的例外。她虽然出身卑微，自幼受苦，但为人自私、刻薄，生性铺张浪费，好搬弄是非，加之患有歇斯底里症，情绪很不稳定。鲁迅三兄弟搬住一起后，家政大权便握在了这位日本妇人手中。在生活上，羽太信子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用度上没有计划和节制。家里雇了六七个仆佣，每餐饭如果稍不合口味，便撤了另做。孩子上学，雇有专门的黄包车夫。遇有家人偶感风寒，必延请索价不菲的日本医生。周作人则从不问这类凡间俗事，一头扎进他的“苦雨斋”，潜心治学。鲁迅从兄长的角度出发，当然不能容忍羽太信子如此挥霍无度，后来，因校方拖欠，他的薪水往往不能按时交出来，一家人的开支无形中短出了一截，加之他曾数度规劝弟媳，于是，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923年7月14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7月19日，周作人给鲁迅递来一封断交信。外书“鲁迅先生”，信里写“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 鲁迅诧异，想问个明白，“后邀欲问之，不至。”
8月2日，鲁迅搬进砖塔胡同的临时居所。
兄弟自此失和，终生不睦。连鲁迅去世，周作人都未前往奔丧，彻底地老死不相往来。
七
鲁迅“婚”后不久，去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教书。许寿裳在那儿当教务长，校长是沈钧儒。鲁迅教化学，教生理卫生，兼博物学的翻译。他对学生讲生殖系统，面对一张张惊异甚至惊恐的娃娃脸。他面无表情，单用抑扬顿挫去表达。声音是他的表情。他冷幽默。下面即使哄堂大笑，他的面部肌肉的变化也不大。
三十岁的鲁迅住着单身宿舍。学校里他是最能熬夜的教员，备课，读书，整理和学生们一块儿从野外采集来的植物标本。他抽“强盗牌”香烟，吃杭州有名的条头糕。这两样东西，校工每晚给他送上。物质生活，比在日本的时候强多了。
深夜他在小院徘徊，觉得天空奇怪而高。
香烟总是在手上，而思绪袅袅在空中。
然后，一个人卸衣上床……
沈钧儒去职，来了个新校长夏震武，强拉许寿裳陪他去孔庙“谒圣”，遭到许寿裳的严辞拒绝。
鲁迅给这位新校长起了个外号：夏木瓜。
很快，“夏木瓜”在教员们中间广泛传开了。恼羞成怒的木瓜摆出了权力面孔，拉虎皮作大旗，惹得群情激愤。双方斗了几个回合，以教员们的胜利而告终。木瓜辞职，学校开起了庆功会，鲁迅痛饮绍兴老酒。
八
1912年的春天鲁迅离开了故乡绍兴。
五月，受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鲁迅到了北京，在教育部任职，先是第二科科长，后升为部里的佥事。蔡元培是现代教育的奠基人。鲁迅是现代思想和文学的奠基人。后来，二人都从按部就班的政府部门转入了大学。
1923年，鲁迅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初任教，上下一身黑，衣衫、皮鞋都有大大小小的补钉，小姐们哗然，掩了嘴娇笑。可是台上一开讲，下面清风雅静了。学生当中，就有许广平。还有一位脸蛋儿圆圆的、杏眼儿亮亮的刘和珍。
鲁迅上课，从不点名批评学生。学生不听讲并影响其他同学，他停下来，向那学生扫去一眼。于是学生知错，坐直了，自尊心却不受一点伤害。许广平回忆说：（学生）如同受到了一位旷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鲁迅上大课时，礼堂黑压压的一片，连窗台上都坐着学生。他幽默，妙语连珠，台下捧腹大笑，他只微微一笑，略略停顿之后又开讲。那是带点绍兴口音的、略有些沙哑的普通话。
鲁迅在北京或上海演讲，常常被激动的学生抛向空中。先生在空中乐得像孩子。
丁玲曾给鲁迅写信，鲁迅收到了，却没有回复。丁玲很是想不通，事后得知有误会：鲁迅把她的笔迹当成了沈从文的笔迹。1931年，左翼作家在上海开会，鲁迅先生来了，丁玲的第一印象是：“他穿一件黑色的长袍，着一双黑色球鞋，短的黑发和浓厚的胡髭中间闪烁的是铮铮锋利的眼睛，然而在这样一张威严肃穆的脸上却现出一副极为天真的神情，像一个小孩犯了小小错误，微微带点抱歉的羞涩。
1937年10月，肖红撰长文《回忆鲁迅先生》，开笔就说：“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
鲁迅做了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章太炎在当时是名声显赫的革命家，坐过清廷监狱，出狱后把他的讲坛论坛搬到日本东京，与改良派、保皇派领袖梁启超康有为等展开激烈论战。
鲁迅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 太炎先生席地而坐，挥舞着手臂，绘声绘色讲汉字，往往几个小时一晃而过。听讲的学生环坐于矮桌旁，上厕所都要抓紧时间，生怕漏听精彩之处。有一位钱玄同，听得忘形，每次上课都眉飞色舞，身子不觉前移，移至先生跟前。师生讨论，数钱玄同的话最多。鲁迅对钱玄同小有不满，给他取个绰号“爬来爬去”。
后来，钱玄同做了古文字学家。
鲁迅一头扎进古书、古碑、古佛经。他在古书中受的启蒙。
为了前行他回望着历史。他辨认着黑暗。黑暗的广大与深长，经由历史的惯性延续到民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割据……
鲁迅发现了魏晋文学和嵇康。那是一个具有“人的自觉”的时代，读书人纷纷反抗儒学礼教，不惜以死相拼。个体要成为自由的个体，付出了血的代价。龙章凤质的嵇康四十岁赴刑场，乃是追求自由的个体在权力魔掌下的历史性的闪亮登场。
九
鲁迅横眉执笔的那张像，叫人看不够。那份冷峻，世间罕有。面部轮廓有如雕刻。
他走路步子迈得很快。有幅照片是在去讲演的路上，呼呼生风的样子。他头发硬，迎风纷纷上举，没一根趴下。古人云：疾风知劲草。许广平形容说：“真当得怒发冲冠的那个冲字。”
鲁迅很平和。他在广州当教授的时候，去银行领工资，月薪三百大洋，银行职员从头到脚打量他，对他的穿戴很不放心：长衫、布鞋、袜子，都是便宜货呀；毛发胡子粗且乱，一点不洋派；分明走着来的，没坐汽车或包月人力车，手里也缺一根文明棍。于是，这位职员坚持要核实，打电话到中山大学，询问一个叫周树人的，相貌，穿着，口音之类。鲁迅不生气，柜台前静静地抽着烟。后来当然是领到大洋了，也收下那位职员的歉意和满脸堆笑。不过他仍然走回学校去，店员还是有些迷惑，歪着油光脑袋想了很久。
鲁迅给朋友写信，平和而又随意，与杂文的风格很不同。
鲁迅挣钱多。后来也能消费，电灯电话，上楼下楼的，家里常有客人、也时常吃得挺好，坐汽车看电影。有一次却对萧红说：电影没啥好看的，看看动植物还可以……看完电影回家，若是人多，小汽车装不下，他让别人先走，自己倚着苏州河的栏杆吸烟等车，也是静静的，像个乡下老头。他烟瘾大，小听装的好烟却是留给朋友抽的，比如上海有名的“黑猫牌”。他自己抽廉价的“品海牌”，一支接一支。写作到半夜，也吃点饼干，也喝点酒，也望望夜幕深处的街市，听听有轨电车的声音。在上海大陆新村九号，有市井女人叫阿金的，楼下与人吵闹不休，鲁迅一走神，稿笺上写下“阿金”二字。
一天萧红穿着新奇的大红的上衣，很宽的袖子。她问：“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过了一会又接着说：“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浑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
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萧红继续说：“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浑浊得很，所以把红色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
“……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的宽……”
那天鲁迅先生很有兴致，把萧红一双短统靴子也略略批评一下，说短靴是军人穿的，因为靴子的前后都有一条线织的拉手，这拉手据鲁迅先生说是放在裤子下边的……
萧红问：“周先生，为什么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不告诉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呢？现在我不是不穿了吗？我穿的这不是另外的鞋吗？”
“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我一说你该不穿了。”
在众多回忆鲁迅的文字中，我们常常能看到鲁迅有趣的一面。
譬如章衣萍回忆有一天和朋友去找鲁迅玩，瞧见先生正在四川北路往家走，于是隔着马路喊，鲁迅没听见，待众人撵到他家门口，对他说，喊了你好几声呢！
于是鲁迅“噢、噢、噢……”的噢了好几声。问他为什么连声回应，鲁迅笑说，你不是叫我好几声么，我就还给你呀……
接着进屋吃栗子，周建人关照要检小的吃，味道好，鲁迅应声道：“是的，人也是小的好！”章太太这才明白又在开玩笑，因她丈夫是个小个子。
鲁迅研究专家唐弢，五六十年代看见世面上把鲁迅弄成那幅凶相、苦相，私下里对他外甥说，哎呀鲁迅不是那个样子的。他说，譬如鲁迅跑来看唐弢，兴致好时，一进门就轻快地在地板上打旋子，一路转到桌子前，一屁股坐在桌面上，手里端支烟，嘻笑言谈。
十
鲁迅与所谓“论敌”的关系，半数是熟人与朋友之间的关系。除了鲁迅深恶痛绝的几位论敌，他与多数朋友的关系绝很“暧昧”。
夏衍，鲁迅讨厌责骂的四条汉子之一，他们时常一起吃饭谈天。
郑振铎，鲁迅讽刺过的“两个富家女婿”之一（另一个是邵洵美），他却与郑振铎共同印笺谱，搞版本，甚至两个人好多信不厌其烦商量怎样印笺谱、怎样印得精良考究之类。
一位当年与鲁迅打过笔仗的老先生，五十年代谈起他年轻时为文撩拨鲁迅，鲁迅回应几句，那老先生到晚年还得意洋洋说：“好哉，我就给鲁迅先生一枪刺下马来……！”说罢，哈哈大笑。
其实，那时的打笔仗，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本正经火气大，不过是一群文人你也讲讲，我也讲讲，夜里写了骂某人的文章，老先生隔天和那被骂的朋友酒席上互相说起，照样谈笑。周作人的得意门生废名迷恋佛学，和熊十力交好，天天论道，有天两人高声辩论，忽然就不出声扭打到一处，结果是废名怒冲冲走掉，第二天，又走去和熊十力聊别的学问去……
胡适算是鲁迅的“宿敌”，可是你看鲁迅给胡适早年的信，虽敬而远之，不作熟腻之态，也时常夹些轻微随意的文人式的调笑。
十一
鲁迅和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双子塔”，他们各有特色，却不等于是对立的、应一方取代另一方的。如果后人硬把他俩对立起来，用一方诋毁另一方，则既不明智，更不具任何建设性。
鲁迅的影响力在于作品本身，而胡适的影响力更多在于曾经引导风潮。
鲁迅从来就是一个人，没有组织，没有团伙，更没有政府（被捧是他死后几十年的事），连个教育部小职员的位置都不保。他是一个真正靠自己的文字站立的巨人，一个过去百年来中国文坛最高大的个人主义者。而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还没拿到，就被陈独秀请回国当了北大教授，不仅后来有一个拥他的文化界，还有一个挺他的政府。在中国思想界发生最大变革的民国时代，胡适那个位置本身就给他带来几乎无人可取代的影响力。但仔细阅读过鲁迅和胡适作品的人，可以很容易看出，鲁迅的写作才华远超过胡适；胡适主要是以其为人处世的君子风范，尤其是革命大潮来临之际的清醒认知，成为后人难得的表率。
以鲁迅文章所展示的激情，他似乎更像、更应该成为一个深陷革命和组织的活动家，但他却一路什么“行动”都没有，始终靠文字影响着无数人，一直到今天。而以胡适温文尔雅的性格，他更像个应该终日呆在书房的学究，但他却一路都是领导风潮的“弄潮儿”，甚至直接参政。
以鲁迅爽朗幽默且颇露锋芒的性格，也好像应该是成天呼朋唤友、高谈阔论，或像康有为那样开学堂，有几个梁启超那种可以呼风唤雨、从政组阁、进行改造国家大业的弟子；但他却不善应酬、也惰于书信，只有很少几个知心好友，走的是一条孤独的作家路。而看上去性情沉静的胡适，却更善交往、喜高朋满座。他在美国留学期间，仅在1916这一年，就寄出1040封信（收到1210封）；而在台湾做中研院长期间，更是宾客盈门，不亦乐乎。
胡适和鲁迅真是同道，他们都认为，中国真正的惟一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不是封建主义，不是军阀，而是愚昧。愚昧！
简单概括一句：这是各有千秋的一对儿：胡适更懂处世，鲁迅更会作文；胡适更易在群体中得到认可，鲁迅更是个体欣赏者心中的英雄。
十二
鲁迅于文学外尤注意美术，但不喜欢音乐。
鲁迅从小迷恋绘画，曾在童蒙时代的课桌下偷偷描摹《荡寇志》和《西游记》等民间绣像，以至积多成册，后来为了换钱，卖给小同乡了。或因家贫，或自忖才华不及，青年鲁迅选择学业时，没有考虑美术，但于绘画的热衷，终其一生。
二三十年代，直到去世，鲁迅每年购藏当时版本昂贵的西洋画册，期间，编译了《西洋美术史潮》。
他与郑振铎反复甄选重金刊印的《北平笺谱》，精雅而矫饰，格局之小，气息之弱，私淑气之重，无以复加，是明末清末文玩工艺趋于烂熟的产物。
鲁迅迷恋西欧苏俄前卫版画的，终生偏爱版画，尤其木刻，他所属意的小青年，如陶元庆、司徒乔、罗清帧、李雾城等等……日后都被证明是民国年间无可替代的杰出者。一个文人和一群画家的关系，和一段艺术史的关系，如鲁迅和木刻家那样的交谊，那样的美谈，此前的中国，没有过，此后的中国，也没有了。
鲁迅的书法，文人气很浓。随手写成条幅赠朋友，“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那一幅，是赠给柳亚子的；又于饭局中再书一幅赠郁达夫，并在日记中说：“达夫赏饭，客人打油。”
写给翟秋白的则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十三
《狂人日记》作为中文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它那么短、那么新潮地使用意向和蒙太奇手法，就写出了既有深刻思想、且中学生就完全可以看得懂的东西。文字简洁、意向清晰、尤其是思想深刻——从史书“仁义道德”的字缝里发现了“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这实在是一个根本性的“发现”，用今天的话来诠释就是：那个文化的主体价值灭了“个人”——奠基了四千年专制的坚固根基。
《阿Q正传》几乎是在《新青年》编辑“逼”着下硬写的作品，居然刻画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经典的人物之一。阿Q这个人物之典型，绝不仅仅限于中国农民。
《药》同样是很短的一篇小说，但从故事构思，到人物塑造，到场景描述，都相当紧凑、清晰；前后呼应转折也很自然、恰到好处；而且用那么平淡、平缓的语气，却让人清晰地感觉到那个社会令人彻骨的绝望和凄凉。这篇小说的高明之处仍是思想，不着一字，一切尽在不言中。
《伤逝》或许受到契科夫《哀伤》的启发，却一点也不比《哀伤》差。《哀伤》很生动，但女主角却一直是冰冷地死着；而鲁迅的子君则是可爱地活过。
《故乡》虽然像一篇散文，却是拿到世界上也是大家都能看懂、共鸣的。
《一件小事》只有一千字。
鲁迅后期的小说，如《故事新编》等，显然没有前期的《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等那么精彩，但他明显地开始了要塑造光明的、正向人物的尝试。他开始写英雄，写巨人（治水的大禹，补天的女娲，刺暴君的大侠等等），明确地高扬起他信奉的“个人主义”哲学，而摆脱前期那种多是写阴暗、卑琐、残缺的小人物的状态。
鲁迅的杂文经常会有像针灸那种刺激一下神经的东西，促人思考。他还时不时有一些格言警句，无论你持什么思想观点，无论在哪个时代，都可以拿来借鉴一下。而且，鲁迅的幽默更是随处可见。
重读鲁迅更令人相信：好的文字，谁骂也倒不了；坏的文字，诺贝尔奖也挺不起来。
写评论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体会，最难写的是批评人的文章。以个人的写作经验，能批到点子上就很难，并在文字上能把握住分寸，再能找到恰当的文字表达就加倍地难，尤其是在批评中能展示一些有深度的思想。而鲁迅的文字就有这种功力。
鲁迅既骂武断专横的政府，也骂愚昧卑俗的大众，但最令人钦佩的，是鲁迅对文化人的毫不留情。因为文化人才是罪魁，是文化人支撑着专制。大众只是好制度的受益者、坏制度的牺牲品。是文化人的奴性，造就了大众的奴性；文化人的苟且，造就了大众的苟且，文化痞子则成为各种档次的阿Q们的样板。痛斥愚昧大众不是难事，因为大众连反抗的力量都没有。批判帮闲文人，文人不仅可以还嘴，还会歪曲诽谤、拉帮结伙地攻击。所以，抨击文化人更需要勇气，更需要才智。重读鲁迅更痛感，不是没人想做鲁迅，而是太少人有他那份才华。
大儒马一浮，认为好作品要“如迷忽觉”，像一个谜，突然被解开了；要“如梦忽觉”，就像做梦，忽然醒了；要“如仆者之起”，摔倒了，突然站起来了；要“如病者之苏”，像有病，最后被医治好了。鲁迅在中国最当得起这四句话。
鲁迅是句号，因为他实际上结束了一个时代。鲁迅是感叹号，因为鲁迅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丰碑之一。鲁迅是省略号，因为在他身上、在他的著作里，都还有很多东西是未知的，也还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不可能弄清楚的，或者无法弄清楚的。例如，鲁迅和他弟弟之间的恩怨。鲁迅是双引号，他是代表着国人心灵的人物，然而也最容易被心理投射所扭曲，在鲁迅被看做双引号的时候，那也很可能是被我们的心理投射所扭曲的鲁迅。鲁迅是逗号。思想的长河、美学的长河、文学的长河都不会有终止的时间，鲁迅也不可能穷尽全部的真理，所以，我们还要接着鲁迅讲。鲁迅是问号。鲁迅未竟的事业是什么？鲁迅没能解决的难题是什么？鲁迅为什么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功？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说：“救救孩子……”
鲁迅在散文《我们怎样做父亲》说：“掮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光明里去。”
十四
鲁迅自己说，弃医从文的原因是觉得“强健民族体魄”不如“医治民众心灵”更为重要。但其弟周作人却曾著文提及：鲁迅从日本仙台医专退学，主要其实还是因为“成绩不好”。最高的伦理学83分，德语、物理、化学只有60分。而他“最敬爱的”藤野先生教的解剖学只有59.3分，不及格。藤野先生撰文称“在我的记忆中周君不是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
1915年，日本逼袁世凯政府签署《二十一条》，这条约等同于卖国，袁世凯老奸巨滑深知其中利害，责任不想一个人担，于是让政府公务员集体签名同意，不签名的就要辞职走人，作为教育部职员的鲁迅毅然签下了大名。多年后鲁迅的论战对手陈源（陈西滢），对此不无嘲讽的说：“鲁迅爱国？他爱的是日本国吧！”。
淞沪抗战始于1932年1月28日。鲁迅日记在淞沪抗战发生之前的几天里，记载的是和许广平三次到日本人开的医院里看病，两次到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买书。1月28日，即将开战的当天，鲁迅依然是和许广平到日本人的医院去。当时鲁迅住在拉摩斯公寓，面对着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当晚驻上海的日军进攻闸北，陆军司令部里忙乱不堪。鲁迅日记里写：“下午附近颇纷扰”。
1月29日，十九路军和日军打了一天，上海终日沉沦在巨大的爆炸声里和密集的枪声里。鲁迅日记记载：“晴。遇战事，终日枪炮声中。夜雾。”
淞沪抗战最激烈的五天，鲁迅的日记失记。2月6日，鲁迅和周建人一家以及女佣等十人，迁进了更加安全的英租界内的内山书店分店。2月16日，鲁迅在日记里记载：“夜偕三弟、蕴如及广平往同宝泰饮酒。”2月17日，鲁迅日记这样记载：“夜全寓十人皆同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
第一次淞沪抗战以日本军队胜利而告终，1932年4月29日，日本为了庆祝胜利，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式。韩国志士尹奉吉用手雷炸死了日本上海派遣兵司令白川义则和日本驻沪居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鲁迅日记里没有记载。
第一次淞沪抗战期间。鲁迅除了避难之外，还给别人写条幅，还在为德国的画展制作镜框，还在编辑自己的《三闲集》和《二心集》。
日军占领上海时，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成员内多发徽章和照片。许多青年不懂地下工作的残酷，一旦被日军发现难免被*。
鲁迅说：“像这一般青年被*，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
当鲁迅离世后被誉为“民族魂”之后，其弟周作人曾说：
“现在人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见，是在高高地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即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的权威的纸糊高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维人不过火，即不至于献丑。”
鲁迅先生病重那年，写了一篇随笔，叫做《死》。他写道：“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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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婴 （1929年9月27日—2011年4月7日），鲁迅和许广平仅有的儿子，无线电专家。曾任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厦门鲁迅纪念馆名誉馆长，北京鲁迅中学、绍兴鲁迅中学名誉校长，中国鲁迅研究室、上海鲁迅纪念馆顾问，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CRSA)顾问等。代表作品《我与鲁迅七十年》、《鲁迅是谁》（与周令飞合著）。1980年12月，周海婴写信给胡耀邦，提出了追索鲁迅著作稿酬的要求。理由：需要一大笔钱，“送高考未被录取的孩子出国半工半读。”后周扬与其他几位同志研究决定，将人民文学出版社存的二十七万元、中国青年出版社存的二万元鲁迅稿酬全部交周海婴。
周令飞 鲁迅长孙，周海婴长子，社会工作者、国际大型文化活动制作人，1953年生于北京，1969年北京景山学校毕业，1980年出国深造，赴日本富士电视台进修电子媒体。1982年在日本留学时结识了台湾女子张纯华，并随她赴台结婚、定居。2002年创建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2009年创建同济大学鲁迅研究中心，2012年创设国家级鲁迅文化基金会。并举办“鲁迅文化论坛”、“全国鲁迅校际交流会”、“鲁迅青少年文学奖”、“鲁迅文化讲座”和“鲁迅是谁巡展”等大型品牌活动。代表作品《鲁迅是谁》、《鲁迅姓什么》、《让鲁迅回家》等。2001年3月，周令飞向国家商标局在33类酒类产品上申请注册“鲁迅酒”商标。称申请商标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鲁迅”，“与其让别人滥用，不如自己好好地用！”当年10月，国家商标局驳回周令飞的申请，理由是：鲁迅是我国杰出的作家、思想家，禁止将其名字作商业用途。
鲁迅文学奖 与老舍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并称中国四大文学奖。创立于1986年，旨在奖励优秀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奖励中外文学作品的翻译，推动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但第二、四、五、六届都有获奖作品引发大量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