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参考消息
日本京都大学法学研究系教授中西宽近日在日本《呼声》月刊6月号发表文章，解析冷战后三十年自由主义主导下的世界秩序形态。中西宽指出，自由主义正走向幻灭。冷战以后30年的历史是一个变化着形式，重复上演对自由主义期待与幻灭的时代，而日本的课题则是“知识系统的自立”。文章编译如下：
伴随着年号的改变，回顾平成时代在日本成为了一种流行。当然，与天皇在位时间相对应的元号区间并非与政治和社会动向完全一致，所以平成时代的这种划分也只能说是人造的。虽说如此，要论平成这个时代的特征，那是相当于30年“一代人”的时期。从政治上看，就日本来说，那是从1955年体制结束，经过包括在野党政权在内的混乱期，再到安倍长期联合执政的这么一个时期；就世界来说，那是以冷战结束为起点，以冷战结束后的秩序动摇为终点的时期。从这个方面来说，将平成作为一个时代进行总结也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2019年4月30日，日本东京，日本明仁天皇的退位仪式“退位礼正殿之仪”举行。
当然，要对这30年的特征做出历史评价还为时尚早。现阶段可以说的是，它不像前一个时代的“冷战”那样，拥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同时代意识。三十年里，倒是留下了一些巧妙捕捉每个时代国际政治侧面的表述。比如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新保守主义者们口中的“美利坚帝国”、伊恩·布雷默的“G0”等。然而，无论哪一种表述，都没有以决定性的形式固定下来。可以说，冷战结束后的时代特征是，无论世界还是日本都在空虚地等待时代的自我定义。
30年前，人们不会想到这种结局。因为西方发达国家信奉的所谓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等价值似乎取得了明显的胜利。这些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自由主义”。30年的历史是一个变化着形式，重复上演对自由主义期待与幻灭的时代。
到了现在，对自由主义的幻灭更加深刻，更加严重。尤其在信奉自由民主主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众层面蔓延着对支撑体制的价值观的犬儒主义和漠不关心。虽然后来形成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各种替代性的主张，但这些都不足以代替自由主义。总体来说，思想互相交锋的混乱状态导致了现代世界的不可预料性。
对自由主义的幻灭也影响到对外政策。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2017年12月）直接批评了对自由主义的乐观论调，其中写道：“冷战时期的自由国家伟大胜利中，美国是全球唯一的拥有巨大优势和气势的超级大国。然而，成功导致自我满足，很多人相信美国的实力不会受到挑战，会一直维持下去，美国开始漂流。”基于这一认识，该文件将“美国优先主义”正当化。对自由主义的深刻幻灭和批判不只出现在美国，从英国脱欧、欧洲各种民粹主义运动也可以看出来。这是现代世界共同而广泛的征兆。
特朗普
然而，自由主义及对它的否定这种相互对立本身是正常的吗？自由主义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现代发达国家存在问题的价值体系？从平成和冷战结束后约30年的时间轴来思考问题的意义在于，可以比平时更加深刻地思考当前世界所面临问题的根源。而这种思考，对于迎来令和时代的日本来说也有重要意义。
冷战结束的再思考
当前，美国国际问题论坛等围绕“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例如，自去年以来，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将战后国际秩序称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对破坏该秩序的特朗普政府发出了警告。与之相对，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则认为战后国际秩序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观点是错误的，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追求的是更加现实主义的势力平衡。相关的讨论不胜枚举。
笔者无暇介绍论争的详细情况，但我认为，不应一直将战后秩序视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二战以后至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是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混合秩序，冷战结束以后，现实主义要素后退，开始接近于纯粹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战后秩序的出发点是1941年夏天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提出的大西洋宪章。该宪章歌颂了设立新的国际机构、自由贸易、海洋自由、民族自由等自由主义理念。然而，同时，他们极力避免重蹈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覆辙——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尝试建立自由主义秩序，但最终失败——重视通过现实主义力量建立秩序。其表现是承认赋予由大国担任常任理事国的联合国安理会很大权限的联合国秩序构想。经济上，为了保障自由贸易，成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但通过设定基于出资比例的表决权，确保大国的主导性。也就是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存在着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组合的战后秩序构想。
然而，随着二战后与战争期间的盟国苏联的对立加深，联合国陷入功能失调，政治上现实主义的力量对立增强，经济上试图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布雷顿森林体系推进自由贸易体系，但当时的世界经济只能依赖美国的经济实力，美国作为霸权国家，以开放本国市场和冷战政策为由，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通过提供资本支撑世界经济。虽说如此，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机构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并非说完全失去了自由主义要素。
冷战时期，尤其是在1960年代之前，促成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组合在一起的是工业文明。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的结构确立起来，富裕的中产阶级保证了民族国家和国民经济社会的稳定。然而，从1970年代左右开始，因为国际资本流动日益活跃、新型工业国和资源出口国的崛起，这一结构开始逐渐地出现问题。
然而，在应对这些变化之前，冷战突然结束，这导致人们尤其是西方的政策精英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正如平成元年（1989年）秋天民众破坏柏林墙所象征的那样，东欧体制一下子崩溃。次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进攻科威特，美苏展开合作，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确定了应对方针，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突然恢复了功能。结果，第二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军主导的多国部队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更加印证了联合国的复活。当年末，苏联宣告解体，给人的印象是自由主义取得了胜利，“世界新秩序”的表述开始流行起来。
然而，将冷战的结束理解为自由主义的胜利即使在当时也是有一些勉强的。促使苏联和东欧转变的，不是自由主义理念，而是物质和技术上的动机。尤其信息技术的发展孕育了技术创新和需求的循环。从相关国家很多自由主义制度根基不稳的情况来看，物质和技术因素才是终结冷战的根本原因。
美利坚帝国与自由主义协调论的界限
然而，西方国家却将冷战的结束视为自己政治经济价值观的胜利。体现冷战结束后期登场的最激进自由主义思潮的“世界新秩序”论，在1990年代中期不再被追捧。尽管如此，西方国家仍坚信自由主义的优越性，继续追求基于该信念的乐观的秩序构想。
尤其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00年代末，占主导地位的是“美利坚帝国”论。该论调是以2000年左右美国压倒性军事、经济和技术优势为前提，将联合国等国际机构视为美国行动的制约因素，试图通过美国的力量和意志来维持和扩大自由主义世界。其最激进的主张者就是新保守主义者，他们积极肯定美国凭借压倒性的国力将美式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的做法。新保守主义者本身并不是美国政策精英中的多数派，但共和、民主两党带有国际主义倾向的人们大多持有该立场，被新保守主义激进的主张所牵引。
尤其911事件中，美国的中心区被恐怖分子所破坏，这也支持了新保守主义者的主张。在军事进攻恐怖组织根据地的阿富汗之后，美国将矛头指向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2003年，美国不顾部分盟国和友好国家的反对以及联合国的制约，强行对伊拉克实施了军事进攻。
推翻敌国政府很快就实现了，但美国却因为在失去政府的社会进行战后统治陷入泥潭。坚信美国自由主义价值普遍性的政策*们在不了解阿富汗和伊拉克各种势力对立关系和复杂感情的情况下发动了战争。
资料图片：2017年9月11日，美国国会降半旗，纪念911事件16周年。
美利坚帝国论最终失去力量是因为2008年的雷曼危机。基于合理的经济学知识的市场经济运营是美式自由主义的主要要义之一。然而，始自美国的房地产资产泡沫的破灭发展为全球规模的金融危机，这导致美国国内和全世界对收入差距和市场经济产生不信任。
然而，在这一阶段中，自由主义以自由经济协调主义的形式获得重生。雷曼危机后，美国总统布什召开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就是其象征。在该阶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外的新兴经济体，比如被称为“金砖国家”的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的存在感已经不容忽视。自由主义者预测，通过分担一定的权限和责任，西方自由主义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应该是可以协调的。美国前国务卿佐利克2005年希望中国成为“利益攸关方”就是这种期待的象征。2008年，奥巴马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他主张国际协调，拥有较强理想主义倾向的世界观。
的确，雷曼危机后，全世界拥有共同的危机意识，为了避免全球经济大衰退，各国协调经济政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施大胆的货币宽松政策，新兴经济体除了实施货币宽松政策外，还实施财政刺激政策，以此稳住了世界经济，雷曼危机后的世界经济避免了*的境地。然而，眼前的危机过去之后，自由主义和新兴经济体的协调体制也开始达到极限。
当前，国际政治正在发生巨变，形成日欧和俄罗斯参与中美竞争关系的格局。在这里，竞争的关键也是信息技术。这并非单纯的技术和安全性的问题，对于信息这一看不见的存在，不同的价值观正在加剧不信任和对立。
信息文明时代需要知识自立
冷战结束后的过去三十年间，占支配地位的理念是自由主义的世界观。然而，世界新秩序论、美利坚帝国论、自由经济协调论所表现出的乐观屡屡遭到现实否定，今天的世界被这种幻灭所包裹。一直标榜自由主义的美英两国的政治现实说明了这一切。
平成时代的日本的轨迹总体上被自由主义的乐观与幻灭所点缀，但也有略微的不同。首先，在冷战结束的平成初期，日本遭遇了泡沫经济破灭和海湾战争中日本外交低迷的双重打击，日本的意识里既兴高采烈又有挫折感。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国内开始讨论寻求摆脱冷战时期的1955年体制，利用以可更迭政权的政党政治为基础的政治领导力，以“普通国家”即自由主义发达国家身份建立外交安保体制。该讨论可以说奠定了从1993年自民党分裂和非自民党联合政府到自民党和社会党联合政府、小泉改革带来的批判自民党内体制、集结在野党势力的民主党政权的组织化以及2009年政权更迭的日本政治的基调。这意味着自由主义议程革新了政治经济结构。
这期间外交层面指导日本的是1995年“奈倡议”所代表的美国跨党派国际主义者所确定的方向。他们将亚洲太平洋视为二十一世纪市场经济繁荣的中心，并且认为日美同盟关系是东亚秩序的基础，在冷战后的美国外交中，例外地成功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组合了起来。直到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这一框架给日本外交提供了基本方针，在内政混乱的情况下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
特朗普与安倍晋三
然而，美国的国际主义共识因为伊拉克战争、雷曼危机、朝鲜问题上的束手无策等原因导致影响力下降。尤其是支撑国际主义内政基础的两大政党制在美英两国都不再能发挥作用。结果，美英两国出现政党分裂状况，并进一步导致特朗普政府的出现和脱欧等政治混乱。
在日本，由于泡沫破灭后不良债权问题处理得不及时、参众两院的扭曲国会导致政治停滞的宪法体制等原因，政治陷入了混乱。然而，自民党一党独大的传统与权力向首相官邸集中、货币宽松政策、财政扩张政策一起，为安倍第二次执政带来了长期稳定局面。看上去，日本貌似重新回到了自民党负责劳动福祉政策、现实派在野党没有固定支持层、理念派在野党停留在少数派的1955年体制的结构。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日本的政治经济结构已经不能充分适应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转变。平成元年（1989年），全球市值前50强公司中，日本企业占到了32家，但到了平成30年（2018年）却只剩下一家。虽说有泡沫经济时期的虚高成分，但也不能掩饰日本经济影响力下降的事实。
其背景可以说是试图尽可能保留工业文明时代遗产的企业和劳动结构的平成时代政治行政指向性、推波助澜的选民的意识以及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日本的资产。然而，随着人口减少和老龄化、公共债务的扩大，这种结构变得难以为继。
很多学者都反复强调，信息文明时代最核心的资源是独创性的“知识”。从独创性的知识角度来说，日本所欠缺的是对知识基础和整体性的理解。像明治时期和昭和战后时期那样，近代日本在作为目标的欧洲文明和美国文明拥有明确分类和体系的时候，巧妙且迅速地进行了吸收。而像大正时期和昭和战前时期以及平成时期那样，日本在整个世界都陷入流动性的时代，则是失去了方向感。令和时代的课题应该是如何从这一循环中摆脱出来。也就是说，日本不应去引进和咀嚼现成的框架，而需要有全局意识，用自己的手重新构建知识体系，哪怕比较遥远也要重新审视应用背后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