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电影《早春二月》：彷徨、延宕和迷离

作者：金涛

每一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老片总重放光芒。今年恰逢孙道临百年诞辰，他的6部电影构成了“向大师致敬”的经典单元，开票伊始，即告满席。笔者看到，连孙道临的女儿都在影评人的微信群中苦苦求票，这部片子的名字叫《早春二月》。

《早春二月》足以载入华语电影史。时隔58年，旧片重温，依然能触摸到早春气息，它像一叶轻舟徜徉在江南水乡的宁静和隽美之中，无论是编、导和演，还是音、画和服，都体现了第三代导演对中国电影民族化美学风格的理解，抒情和叙事相融合，文学和电影相辉映，交织出一种“清奇之美”，令人回味至今。应了今年上海高考作文题，世间一切事物的价值，终需经过时间之“沉淀”。

人的彷徨

《早春二月》的意义源自文本。柔石原著小说《二月》塑造的主人公萧涧秋，人如其名，小说中描写他是“喜欢长阴的秋云里飘落底黄叶的一个人”。这是20世纪20年代的时代底色：幻灭和沉沦。大革命陷入低潮，知识分子寻找救世之路，新旧社会转换时期，小镇青年探求心灵归宿，在当时兴起的“左翼”文学作品中，这是一种普遍的关注。文学的胚胎是阴郁的，在谢铁骊导演的电影中，增添了“觉醒”的亮色，结尾处理把萧涧秋从芙蓉镇的“逃跑”，改成了主动“出走”，重新投入“时代的洪流”中去。

对于这个“洪流”，影片没有明确的指涉，这也为日后争议埋下了伏笔。但不管怎么说，从文本意义上讲，《早春二月》的改编是成功的。从夏衍为影片的取名，用“早春”来修饰“二月”就能窥见电影对文学的改良，用心良苦。无疑，电影是具有开创性的。首先，题材上，打破了当时电影中“工农兵”占主角的格局。新中国电影创建时期，共生产了769部电影，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仅仅13部。《早春二月》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其次，人物上，塑造了知识分子的“彷徨”典型。电影对知识分子的刻画入木三分，以萧涧秋为代表的人道主义，低首于悲天悯人；以钱、方先生为代表的精致主义，高扬着急功近利。人物刻画的重点不是苦闷，而是徘徊。再次，价值观上，碰触了个人主义的礁石。影片塑造的女教师陶岚，是“五四”后新青年的代表，也是新女性的化身，她在片中大胆告白“我就是只顾自己的个人主义”。在当时的电影语境中，这样响亮的女性宣言，无异于春雷和闪电。

衡量经典的价值，往往在于它的多义性。半个多世纪以来，《早春二月》被人们反复解读，作为“左翼”文学的代表，同柔石的另一部以妇女解放为主题的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相比，《二月》没有囿于阶段斗争视角来揭示社会问题，意蕴却更加开阔，整个故事找不出一个确实的大反角，却有着深刻的悲剧性。萧涧秋的出走，通常被解释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觉醒却找不到出路的迷惘，他同时作为启蒙者和拯救者，背负了五四运动后一代知识分子的时代命题，在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夹击下，艰难抉择。萧涧秋的复杂，在于其是一个困在时代变革、现实矛盾和伦理冲突中的人。在风起云涌的大革命中，他是游离者，却有着救国的信仰；在觉醒年代的新青年中，他是边缘人，却有着济世的情怀；在传统世俗的小城镇中，他是异乡客，却有着牺牲的品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身上的矛盾和纠结，集中投射在一个人物身上，正如作者柔石所言，昭示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症候无意识的众生成为荒谬，有自觉的人都生活在“痛苦”之中。

爱的延宕

《早春二月》的魅力来自演员。孙道临、谢芳和上官云珠构成的“黄金三角”，沿袭了《小城之春》“一生二旦”的言情模式，而全片始于情，要表达的东西却远不止于情。

男主人公挣扎在两个女人之间，其实是电影很普遍的套路，女性的人设鲜明对立，热情泼辣的陶岚代表着进步、自由和开放；沉闷愁苦的文嫂代表着保守、内敛和封闭。其实，暗示了知识分子在时代转型时期的痛苦：如何平衡现代和传统？底下还有一层隐喻则是人性的矛盾，如何处理情欲和礼教？这是全片最动人的地方，孙道临塑造的萧涧秋，堪称“五四”知识分子形象的“心灵捕手”，仅仅是“文人味”这一点上，孙道临在同一个人物身上，就演绎了三种不同的气质：面对恋人，有弹一手好钢琴的举止风雅；面对学生，有为人师表的淳厚诚信；面对乡邻，有无私相助的道骨柔肠。可以说，《早春二月》的经典性一半来自文本，一半来自形象。那个系着长围巾的萧涧秋身姿飘摇，意蕴复杂。

孙道临是一座孤峰。作为华语影坛罕见的高学历（毕业于燕京大学）演员，孙道临的“斜扛”标签令人炫目。他集电影演员、电影导演、配音演员、朗诵艺术家、文学翻译和散文作者诸多身份于一身，内蕴了终其一生的学者气质。他的银幕角色形成了两大谱系：一类是以《渡江侦察记》《永不消逝的电波》为代表的革命军人和地下党英雄形象；另一类则是以《家》《革命家庭》《早春二月》为代表的“五四”时代中彷徨的文人角色，在这个领域，凭借经历、学养和经验，孙道临几乎不需要演，仅凭本色，已是一骑绝尘。孙道临在自述中饱含深情地回忆《早春二月》：“‘文革’前17年，我有幸和汤晓丹、陈西禾、水华、谢铁骊等艺术家合作，是他们和电影界的一些*和广大的创作者一起，在那教条主义泛滥的大气候中，创造了让艺术品滋生的小气候，故而仍能在困难中拍摄出一些具有生命力的影片。”他塑造的萧涧秋、觉新等角色，几乎成为中国银幕早期知识分子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美学标志。

重看《早春二月》，仍会被充满丰富纹理的表演所打动。片中，萧涧秋二次弹琴、三次饮酒、七次过桥，人物角色缓缓推进，动作细节淡淡堆叠。孙道临和谢芳的几场对手戏，浸润时代气息和质感的眼神，不造作、不盲从，令人过目难忘。孙道临的表演风格中，最主要的美学特征就是延宕。即主要人物的情感，不直接给出结果，而常处于风暴眼中的拉锯。拒绝外在的闪烁，一切以最质朴和简练的方式呈现，如静水深流的行船。从表象上看，人物几乎是静止的，但透过眼神、声音及至手指的细微变化，让人窥其内心情感的萌动。这是第三代中国导演追求的表达方式，孙道临“天赋匠心”，一生践行，最经典的莫过于“哈姆雷特”这个孙道临用声音塑造的经典形象，哲思深邃又优柔寡断，至今听来，恍若空谷回音。

乡的迷离

《早春二月》的价值来自风格。“书卷气”背后藏着“江南味”，这部作品可谓那个时代最富诗意的影像表达。

《早春二月》的开篇即是一幅水墨画：在行船中调度，船窗形成画框，浮现出字幕，随后镜头横摇，穿过几个场景，最终切至船头，在凝视和运镜中，人物相继出场，由内及外，一气呵成。这种精雕细刻、不露声色的处理，延续了20世纪30年代海派写实主义电影对民族风格的探索，从《神女》到《小城之春》，类似含蓄、婉约的古典诗词的意境，营造了民族化的电影美学传统，既有质朴含蓄的个人风格，又有现代电影的镜头技巧，显示了相当娴熟的技法。

更重要的是江南意象的呈现，从《祝福》到《林家铺子》，因鲁迅、茅盾等作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脉之一，便是乡土文学的兴起。《早春二月》中，以古镇为代表的江南是一个文人眼中的“矛盾体”。它既是失意游子的世外桃源，代表了理想；它又是倦鸟归客的逃遁之地，代表了乡愁；甚至，它又是乡绅阶层的封建社会，代表了腐朽。“外来客”的到来，好比小镇的死水微澜，给人们带来了生活希望。在失意、希望和迷离中，江南水乡终是笼罩在一片烟雨朦胧之中。

这种朦胧之美贯穿于《早春二月》，江南的春是清新隽永的风情画；古镇的夜有明丽忧伤的弹琴人。一切镜语皆是情语，所谓影中有诗，诗中有影，影外有画，画外有情。片头，船系码头在水流中漂泊不定，隐喻着主人公动荡不安的内心状态；船头，初次出场的寡妇一袭红衣，是一船人中唯一的暖色，暗示着主人公出现后生活的转机和希望；冬雪，初晴的梅花林中，两个年轻人互有爱意却又不敢吐露的羞涩，叠化为两对脚步的同频疾行，掩饰不住的万千情意尽在其中；古桥，主人公先后七次拾级而上，匆匆而过，但每一次的装束、心情和景物都不一样，桥已经成为心绪的外化。如今，重看这些段落，对《早春二月》这个名字有了更深的理解；江南、古镇和水乡，所包含的一切戏剧性，全在一个“春”字，它是人物的情感动机，也是电影的画面基调。

毕竟，江南小镇虽然美妙，对革命者而言，不是爱的温柔乡，更不是心的归隐地，无论是萧涧秋自叹的“离群的孤雁”，还是陶岚自比的“笼中的小鸟”，小镇终归只是一个渡口，停泊的是思想，洗涤的是灵魂，放飞的是高贵的精神。（金涛）

来源： 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