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述——呼和浩特召庙、清真寺历史概述（下）
金启孮
1、大召
大召是呼和浩特最早兴建的寺院。
1578年（明神宗万历六年）俺答汗（阿勒坦汗）迎接西藏达赖三世琐南坚错于青海地方，许愿在呼和浩特将“生灵依庇昭释迦牟尼佛像用宝石金银庄严”（《蒙古源流》）。从这时起便开始兴建大召。
1580年（万历八年），大召建成，由明廷赐名为“弘慈寺”，召中供奉银缸释迦牟尼像，所以当时也称为“银佛寺”。
1588年（万历十四年），俺答汗的继承者僧格杜棱汗（乞庆哈）邀请达赖三世来呼和浩特。达赖三世在土默特部盛大欢迎的仪式中，自鄂尔多斯进入呼和浩特，主持了弘慈寺银佛的“开光法会”，从此大召在当时漠南蒙古成为有名的寺院，也是呼和浩特最大的寺院。
从僧格杜棱汗到俄木布这几代顺义王统治土默特部的时期里，大召在寺院建设和喇嘛人数等方面比以前又有了发展，成为漠南蒙古最大的寺院。召中上层喇嘛对外地游方喇嘛常加以藐视，排挤，小召第一代活佛内齐托音一世从卫拉特蒙古身披黄毡、手持羊肩押骨制成的摇鼓和以牛角制成的法铃来到呼和浩特大召时，即曾遭到大召格斯贵喇嘛的藐视，不能在大召安身而流浪在大青山中达三十五年之久。
1627年（明熹宗天启七年），察哈尔部林丹汗攻占呼和浩特，史籍记载林丹汗“克归化城、银佛寺”。大召位于呼和浩特旧城南门外，当时将大召与呼和浩特城并提，可以想见它在漠南蒙古影响之大了。
1632年（明思宗崇祯五年，后金天聪六年）一，后金汗皇太极战败林丹汗，追至呼和浩特。金兵在呼和浩特城中纵火，“只剩银佛寺等庙宇未毁，西土默特封建主（俄木布）降金”（《内蒙古历史概要》）。一说是年五月，皇太极进入呼和浩特，曾在“归化城立营。……乙丑，归化城诸喇嘛朝见，赐宴遣之。”（《东华录》）
皇太极保护呼和浩特召庙，还有另一记载可证实：“（天聪六年六月庚午）……以谕悬于归化城格根庙曰：‘满州天聪皇帝敕谕。归化城格根汗庙宇理宜虔奉，毋许拆毁。如有擅敢拆毁并擅取器物者，我兵既经此，岂有不再至之理……。”（《清太宗实录》）呼和浩特喇嘛投降皇太极，除去由于受到军事压力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林丹汗是崇信红教的，大约林丹汗占据西土默特期间大召等黄教寺院可能受到一定压抑。所以他们在破城时都没有随林丹汗撤走。
从1632年起，大召从西土欲特封建主手中转入到后金（后改为“清”）统治者的手中。
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这时清太宗皇太极已废去西土默特顺义王俄木布，以古禄格·楚珑尔为土默特都统，并命他重修大召，重修后改汉名“弘慈寺”为“无量寺”，这便是今天大召汉名无量寺的起源。1652年（顺治九年），清世祖迎达赖五世赴北京，达赖五世取道青海、蒙古入京路过呼和浩特驻锡在大召后面的五间楼上，这在宗教上又提高了大召的声价。现在大召正殿中供有达赖四世的铜像，是因大召是顺义王主要的香火寺院（达赖四世是顺义王的族人），供有达赖五世铜像，即因达赖五世曾在召中驻锡。
清朝初年，因清统迫者忙于对内地农民起义军的镇压祖对南明的战争，顾不及对呼和浩特召庙进行任何控制的措施。史籍记载直到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才任命朋苏召的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为呼和浩特掌印扎萨克达喇嘛。掌印扎萨克达喇嘛权限很大，不但管辖全呼和浩特的召庙，而且可以直接向清帝上奏章，呼和浩特喇嘛印务处大约即从这一年开始设置，地点即在大召。
1686年（康熙二十七年）喀尔喀、厄鲁特之间发生战争，清圣祖康熙帝通知达赖喇嘛各派代表一人前往和解二部的争端。这时达赖五世已死，第巴桑结嘉错秘不发丧，企图独掌西藏地区的政教大权，接康熙通知后派济隆呼图克图北上，康熙帝则派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参加。伊拉古克三走到塔米尔仍然有报告送达康熙，以后便无音讯，据清方记载伊拉古克三已叛降噶尔丹。
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追逐喀尔喀土谢图汗进入内蒙古，伊拉古克三随噶尔丹汗至乌珠穆沁等地。这一年的六月，康熙与噶尔丹战于乌兰布通，未分胜败，双方暂时停战议和，当时喀尔喀蒙古为噶尔丹所占领。 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伊拉古克三派其党徒入边侦查清军行动，为清将所擒。这时伊拉古克三的叛变才完全证实，于是康熙改派小召的内齐托音呼图克图二世为呼和浩特掌印扎萨克达喇嘛。
托音二世掌印以后，于1698年（康熙三十七年）动用自己的庙仓（即小召庙仓）财产修葺大召，并呈请康熙将大召屋顶换辅黄瓦，改名“帝庙”。据蒙文《托音二世传》载：当时所用黄琉璃瓦每块值银三钱，竣工后共用银五千两。托音二世于大召内设“皇帝万岁”神牌，从此大召内不再驻活佛，只能住呼毕勒罕。
通清一代，大召喇嘛定额为八十名，无度碟未登理藩院院册的喇嘛尚不在数内。这些喇嘛统由扎萨克喇嘛二人、达喇嘛二人管辖。喇嘛的民族成分除蒙、藏二族外还有满族喇嘛，这都是1698年改为“帝庙”以后，大召和其他各召不同的情况。
1878年（光绪四年），大召喇嘛曾在召中粉壁上添绘佛像，绘工粗劣，破坏了原有的朴素建筑风格。1883年（光绪十九年。）据到过呼和浩特的人记载：大召已经日益破旧，连十几年前所绘的佛像壁画，都已剥落不全。1904年（光绪三十年）大召扎萨克达喇嘛凯穆楚克募缘重修大召，这是解放前大召的最后一次修缮。
在此以后，经过北洋军伐、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和沦陷时期，大召连续遭到破坏，到解放前早已残破不堪。
解放后，于1962年重修整了大召，保护了这座四百多年前蒙、汉人民共同修建的寺院和内部尚存的雕塑。
2、小召
小召在呼和浩特旧城小召街，蒙古语称为“巴甲召”，汉名“崇福寺”，原为明末土默特部顺义王俺答汗后裔俄木布洪台吉所建的寺院。
据蒙文《托音一世传》载：托音一世在顺治年间遭到萨逸诺门汗在清世祖和达赖五世面前的谗毁，被流放于呼和浩特，在小召前搭毡帐居住。一天，土默特都统古禄格楚琥尔来见托音一世，托音一世问他：“此召系何人所建？”古禄格答：“此召乃俺答汗之孙俄木布洪台吉所建”。托音一世叹息说：“此召颓坏已甚，为何不重修呢？”古禄格答：“修召容易，但是没有孚众望的喇嘛住在这里。”托音一世告诉古禄格：“应该重修此召，将来总有一天会找到好的喇嘛。”于是古禄格楚珑尔遂派拉布台扎兰章京修理小召。
由此可见小召始建于俄木布，当在明天启末年或崇祯年间，到清顺治初年已经残破失修。在托音一世的倡议下，古禄格才重加修整。
1653年（顺治十年），托音一世为宾图王福晋医病，自呼和浩特赴宾图王旗，即死在东蒙。他生前的许多用具却存入小召。
1671年（康熙十年），托音二世在科尔沁部哈萨尔后裔鄂齐尔台吉家中出生。这时距托音一世圆寂已达十八年之久，小召喇嘛和科尔沁封建主认为这个小孩是托音一世的“转世”，理由是：托音一世与科尔沁部关系密切，所以“转世”在科尔沁封建主家中；同时这个小孩被认为能认识托音一世留在小召中的遗物。
但当呼和浩特各召庙喇嘛请托音一世的呼毕勒罕即托音二世来呼和浩特小召时，他的父母因为只有这一个独生子，痛哭流涕，不愿意令独生子出家。呼和浩特的喇嘛立即采取威胁利诱双管齐下的办法，声言如果拒绝出家便是违扰清朝皇帝的命令，同时又由小召给托音二世家中许多牲畜、财宝，才算达到了喇嘛们的目地，而托音二世家中也还是勉强依从。
1679年（康熙十八年），托音二世在小召坐床，呼和浩特八大召都向他送礼祝贺，这一年的秋天托音二世到北京朝见康熙帝，同时因为他是科尔沁部人，又引他朝见了两个太后，太后赐于托音二世哈达、念珠，这对提高托音二世在政治上的地位有很大影响，也是清廷笼络托音二世的一种手段。
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噶尔舟博硕克图汗由追喀尔喀蒙古的土谢图汗进兵内蒙古。当时呼和浩特掌印扎萨克达喇嘛是朋苏召的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叛降噶尔丹，并通过宗教宣传替噶尔丹争取群众并企图瓦解清方军队的士气。当时清朝在军事行动和宗教宣传上都处于被动地位，托音二世立即抓住这个时机表示他忠于清朝。康熙帝为了抵制噶尔丹的宗教宣传，不但令托音二世与喀尔喀蒙古的活佛哲布尊丹巴一世以相等的地位，参加了多伦大会，并于1694年授意科尔沁部十旗的蒙古封建主邀请托音二世诵经、布施，大加笼络，以便使托音二世为他效忠。
1695年（康熙三十四年），康熙帝分三路进军对噶尔丹发动了攻势。托音二世随康熙在中路军中，为康熙帝出谋划策进行宗教宣传，结果清军取得了胜利。这一年的十月，康熙凯旋时路经呼和浩特，即住在小召。康熙在小召连住三天，归京前把甲胄、弓箭、腰刀等随身应用之物，留在小召作为纪念。在封建社会这批纪念物，曾使小召认为是莫大的光荣。因此，每年正月十五日小召展览这批物品，供人参观，以示夸耀。呼和浩特本地人称这一天为“小召晾甲日”。
据蒙文《托音二世传》载，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康熙又示意托音二世应在召中刻石纪功，结果托音二世将康熙“御制”碑文，以满、汉、蒙、藏四体文字刻碑立于召中。碑文后署康熙四十二年，当是刻碑竣工的时间。
托音二世在康熙帝对噶尔丹的战争中，曾参与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为清廷建立了功绩。1698年（康熙三十七年），被委任为呼和浩特掌印扎萨克达喇嘛。托音二世在任期间，曾对呼和浩特各召庙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颁布了戒律。他严禁喇嘛饮酒及从事商贾贸易，强调喇嘛要遵守国家法律，执行宗教戒律。显然，目的在于防止再发生类似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的事件，并进一步整顿了召庙附近的社会秩序。
从这时起，小召在呼和浩特召庙中的地位已凌驾于大召之上，小召喇嘛受到清帝许多优遇，例如独许应用蒙文经典便是其中的，项具体措施。同时，小召的庙仓较大召更为充盈，它除了呼和浩特本地人的布施外，康熙特别批准内蒙东部科尔沁十旗为托音呼图克图的化缘地点，托音二世赴科尔沁一次，就得到布施银五万两，驼、牛三千头，貂裘、马鞍、金珠、哈达等不计其数。
此后，历代托音呼图克图常驻东蒙，因而使小召在呼和浩特喧赫一时的地位，逐渐走上了下坡道路，到了乾隆年间，呼和浩特召庙的权力中心已转移到席力图召。由于小召的日渐残破，召中喇嘛从清朝末年起便多移住召外。
解放军人民政府重新修葺了小召，加筑围墙，保护了这座二百多年前的古代建筑。
3、席力图召
席力图召在呼和浩特旧城的石头巷，召名汉译没有一定的字，也写作舍力图召、西力图召、锡拉图召等。为席力图呼图克图驻锡的寺院。席力图召在明朝末年原只是一座小庙，并不能和大召相比。明隆庆、万历年间，席力图呼图克图一世希体图葛布鸿由于熟悉经典并通蒙、汉、藏三种文字，曾受到顺义王俺答汗的推祟，因而召中香火日盛，这时召中的六体建筑大约仅有今天席力图召西侧的古佛殿。
后来，希体图葛布鸿曾将藏文《般若经》译成蒙文，又受到当时来内蒙推广黄教的达赖三世锁南坚错的重视。达赖三世特赠希体图葛布鸿法号为“班迪达固希巧尔气”，这就进一步提高了他在蒙古地区的声望。
达赖三世于1588年（明神崇万历十六年）死在内蒙，随达赖三世到呼和浩特的黄教喇嘛，为了凭借蒙古封建主的势力推广黄教，便寻认俺答汗之孙松木儿台吉的儿子为达赖三世的“呼毕勒罕”，这便是达赖四世云丹嘉错。达赖四世幼年随希体图葛布鸿学习经典，举行坐床典礼时曾由希体图葛布鸿、抱持坐床，由于希体图葛布鸡曾坐过达赖喇嘛的法座（蒙语称“法座”或“首席”为“席力图”），因此便被称为席力图呼图克图，他的寺院也被称为席力图召了。
1602年（万历三十年），希体图葛布鸠护送达赖四世返藏，回到呼和浩特以后扩建席力图召改为汉藏混合建筑形式，外观上才与呼和浩特其他召庙不同。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清世祖顺治帝在盛京（今沈阳）举行即位典礼，席力图召呼图克图二世纳文罗布森札木苏，亲往祝贺，在清未入关以前，席力图召即与盛京的清政权建立了联系。
从清初到康熙于十七年为止}J四十多年中，席力图召已经又有了扩建，据l688年（康熙二十七年）路过呼和浩特的人记载，当时席力图召的外观已是“金碧夺目，广厦七楹”殿堂的形式“直上如斗”，已成为当时呼和浩特召庙中最引人注意的一座寺院了。
1694年（康熙三十三年）厄鲁特蒙古的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率兵南进，内蒙古大为震动，呼和浩特戒严。席力图四世曾发动六召喇嘛和蒙汉人民一起加筑了呼和浩特（旧城）的外垣，增强了呼和浩特的防守力量。因为他替清朝保卫呼和浩特有功，在清廷的支持下开始了扩建本召的工程，这次扩建历时达两年之久，康熙三十五年才基本完成。
据《托音二世传》载，康熙三十五年扩修后的席力图召分为三层，最前面是可以容纳一千名喇嘛举行诵经法会的大都纲（庙堂），其后是十二丈见方分为上下两层的主庙，主庙外壁彩漆精画，十分美观，最后面是十四丈长的天堂楼房。都纲两旁又各修三座小庙，后楼的两旁又各修两座小庙。由此可见当时的规模已和今天的席力图召很相似了。
这一年的十月，康熙凯旋到呼和浩特，为新扩建的席力图召命汉名为“延寿寺”，并以幢幡、经卷等物赠予召中。席力图四世为康熙举行了“皇图永固，圣寿无疆”的诵经法会。
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在康熙的授意下，刻满，汉、蒙、藏四体文字的记功碑二筒，立于召中。这时呼和浩特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小召的托音二世，圆寂，由席力图四世续任。席力图四世上任后，建议归化城将军费扬古将呼和浩特各召所属人丁编为旗、佐，以补充边防兵力的不足。这一建议为清廷所采纳，到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始将各召庙人丁编为十三佐领，更增强了呼和浩特的防御力量。
在清朝对噶尔丹的战争期间，席力图四世对清廷的功统不亚于托音二世。但托音呼图克图以后常驻东蒙，这一点便不如席力图呼图克图对呼和浩特的影响更大，因而，清朝统治者为了达到它通过宗教麻痹呼和浩特人民的目的，自然就更倚重后者。自席力图四世以后，呼和浩特掌印扎萨克达喇嘛一职几乎成为历代席力图呼图克图继承的职务。宗教权力中心已自小召转入席力图召。
席力图五世幼年曾赴西藏学经，他在席力图四世扩大席力图召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想把席力图召建设成和青海塔尔寺同等重要的大寺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一方面力求获得清廷的信任，经常为清帝诵经祝福，另一方面继续扩大宗教影响，在召内设“菩提道院，督导喇嘛钻研经典，并把汉文《圣勇金刚经》译成蒙文和藏文。1735年（雍正十三年）清廷与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议和，自康熙以来的对西方用兵至此告一段落，他又为清廷举行庆功法会。由于席力图五世上述的一系列活动，终于1734年起被清廷委任为呼和浩特掌印扎萨克达喇嘛，总理呼和浩特喇嘛教务。
1751年（乾隆十六年）席力图五世死后，他的呼毕勒罕在喀尔喀蒙古车臣汗的一个封建主家中寻认，这个呼毕勒罕在大青山北召河地方建立了普会寺，并为席力图召带来了大批财产，这便是席力图召属庙普会寺的来源。席力图五世的呼毕勒罕坐床后即是席力图六世。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六世又被乾隆帝委任为呼和浩特掌印扎萨克达喇嘛。这时席力图召已凌驾大召、小召之上成为呼和浩特最大的寺院，也是全国有名的寺院了。
席力图七世、八世均早死，召中根据宗教迷信习惯，在经堂前东侧修建白塔供长寿佛，以乞求活佛长寿。塔呈西藏式，上堆梵文经咒饰以彩色，上置鎏金铜顶，现仍保存在召中。据传该塔建于咸丰年间，当为席力图九世时所建。
席力图九世于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继续掌印，并于1859年（咸丰九年）重修殿基，增高数尺。1887年（光绪十三年），席力图召发生火灾，将庙仓及格根住所几乎全部烧毁，召遂大破。1891年（光绪十七年）加以重修，重修后较以前更加壮丽，便是今天席力图召的外观。
席力图召的属庙，有大青山后的永安寺、普会寺和呼和浩特旧一城五十家街的延禧寺。
清代席力图召载在理藩院册上的定额喇嘛为四十名，康熙三十五年以席力图四世为清朝统治者保护呼和浩特有功，曾颁发度碟一百零八张以备召中收徒传戒。实际人数自然更多，据1893年（光绪十九年）到过席力图召的旅行家所记，召中沙比即有一千人之多。由于席力图召和西藏存在着历史上的关系，其中藏族喇嘛占有一定人数。
沦陷时期，席力图召再度发生火灾，将后面的五间楼烧毁，即没有重建，这时喇嘛人数虽在不断减少，但日本帝国主义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也强混入召中充当喇嘛，足见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是无孔不入的。
解放以后，席力图召已成为人民的财产，过去蒙、汉人民精心结构的寺院建筑，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呼和浩特人民政府对席力图召进行了保护和修缮，成为呼和浩特的名胜古迹之一。席力图十一世现仍住在召中。
4、巧尔气召
巧尔气召（意为“三藏法师庙”），汉名延禧寺，在呼和浩特旧城五十家街。为席力图呼图克图弟子达尔罕卓尔济于1653年（顺治十年）化缘自建的一座小庙，最初没有班第喇嘛，宗教法会也由席力图召喇嘛前往诵经。其后，逐渐发展班第喇嘛四十人，才具有了一座完整小庙的规模。
达尔罕卓尔济死后，他的呼毕勒罕在呼和浩特得到了较大的声誉，成为呼和浩特有名的巧尔气呼图克图。于是巧尔气召的宗教势力一天天大了起来。
呼和浩特召庙的宗教中心，自小召转入席力图召后，历代席力图呼图克图几乎连任呼和浩特掌印扎萨克达喇嘛。以后至席力图呼图克图七、八两世时期，因寿夭早死，席力图召没有堪任掌印扎萨克达喇嘛的人选，于是清廷于1801年（嘉庆六年）委任巧尔气呼图克图为呼和浩特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并为巧尔气召命汉名为“延禧寺”，给予它和席力图召相等的有为清廷举行“祈祷国运”大法会的权力。当时呼和浩特召庙的宗教一中心颇有自席力图召转人巧尔气召的趋势。
嘉庆末，巧尔气呼图克图圆寂，已寻认“转世”的呼毕勒罕。这时席力图召企图夺回权利，先在呼和浩特控诉巧尔气召活佛原系席力图召的沙比，二召分立，有违教法。巧尔气召也提出反诉讼，双方诉事移到北京处理。清廷特派蒙古大学土松筠裁决此案，诉讼期间，席力图九世极力与清朝统治者勾结。最后松筠亲来呼和浩特裁决如下：巧尔气呼图克图仍应是席力图召的沙比，巧尔气召由二召共同管理，二召的呼拉尔（会议）单独举行。席力图召虽然取得了诉讼的胜利，但清廷于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委任席力图九世为呼和浩特掌印扎萨克达喇嘛时，规定以后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向北京应报事项，停止直接上奏，要先呈绥远城将军，然后转咨理藩院。这是呼和浩特僧侣封建主实权被剥夺的开始。
从此，巧尔气召又成为席力图召的下院。
1921年（民国十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党极关心内蒙古人民的解放。当时吉雅泰等同志在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在内蒙古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在大革命的年代里，吉雅泰等同志，在巧尔气召的东院挂上“中国国民党绥远省党部”的牌子，实际上是在建立“中国共产党绥远特别区工作委员会”。从此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在土默特旗、和林格尔、萨县等地纷纷建立起来，使内蒙古蒙、汉人民第一次听到党的声音和马列主义真理。
这是呼和浩特召庙历史上唯一光荣的事件。现在保存下来的当时的革命文物，已送到博物馆中保存、展览。
5、五塔寺召
五塔寺召，蒙名“塔布·斯普尔罕”召，汉名慈灯寺，在呼和浩特旧城康乐街南，是小召的下院。
1727年（清雍正五年）小召喇嘛阳察尔济呼毕勒罕任呼和浩特副扎萨克达喇嘛时，因年班到北京呈请清廷建立了这座召庙。1732年（雍正十年），由清廷命汉名为“慈灯寺”。
五塔寺召修建后，殿宇共分三层，殿后为“金刚座舍力宝塔”。金刚座是一个拱门方形的高台，台上簇立着方形的慈灯五塔。塔身都以雕刻涂釉的琉璃砖砌成，梵文、佛像，刻工极为精巧，五座塔凌云挺秀的风格和北京西直门外长河北岸的“大正觉寺”五塔相比，也毫无逊色。金刚座后面影壁中心嵌一精石雕成的六道轮回图，天人花鸟，栩栩生动，和一块石刻工精的蒙文天文图。这都是呼和浩特雕刻艺术上的名贵遗物。
据呼和浩特民间传说，五塔寺召和呼和浩特新城绥远城同时兴工同时竣工，因此绥远城称做“新城”，五塔寺召称做“新召”。但从文献记载上看五塔寺召兴建的时间是早于新城的（新城兴工于乾隆二年，竣工于乾隆四年）。
阳察尔济格根，只“转世”三代，1886年（光绪十二年）阳察尔济格根三世死后，就没有再寻认“呼毕勒罕”，’从此五塔寺召就没有活佛了。召中喇嘛又回到小召。1893年（光绪十九年）据到过呼和浩特的旅行家记载：“此寺现已全废，喇嘛无一人，各所均极颓坏”，召中佛像也残缺不全，只有《档册》还部分地保留着。从《档册》中可以知道召中的布局和布施人曾将正殿三世佛镀金等事。大约这时五塔寺召已由小召代管。
沦陷时期已经颓废的五塔寺召，殿堂、佛像又遭到日寇的严重破坏，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进行反人民的罪恶勾当，以金刚座为炮台拆去门窗佛像，又破坏了全刚座。到解放前夕连后面的金刚座上的五塔也都破旧不堪了。
解放后，人民政府对慈灯五塔重加修整，添筑围墙，保护了这座二百多年前蒙、汉人民的艺术杰作。
6、 乌素图召
乌素图召在呼和浩特西北约十公里的乌素图村（“乌素图”，蒙古语“有水”之意），是庆缘、长寿、法禧、广寿、罗汉等五寺的总称。
乌素图村是呼和浩特郊外有名的风景区，依山傍水，杏柳成荫，也是往时所谓呼和浩特城郊八景之一、“红杏遮村”的所在。
统称作乌素图召的五座寺院，都相距不远。庆缘寺在大青山之阳，面临乌素图沟，法禧寺在庆缘寺的东北，长寿寺在庆缘寺东，罗汉寺在庆缘寺北，广寿寺又在罗汉寺北，这五座寺院以庆缘寺为中心。
庆缘寺，创建于1583年（明神宗万历十一年），先是察哈尔部游方喇嘛萨木腾阿斯尔，到乌素图村附近大青山山洞中修行。因为他善长医农经常为附近村民治病，因而受到群众的尊敬，声誉日高。1583年（万历十一年），在山下募修了一座寺院，移入居住，后来便成为乌素图召的第一代活佛。这座寺晓后来虽经过重修，殿宇依旧不广。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添修殿堂，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才由清廷命汉名为“庆缘寺”。
长寿寺，为1697年（清康熙三十六年）达赖长木素绰尔济所创建。这座寺院在清代前后修葺有六次之多，所以寺中殿堂彩画和泥像雕塑，到解放时，还比较完整。寺中有记载建寺及历次修葺年代的石碑二座，矗立在殿前的东西两侧，西为蒙文，东为汉文，碑文的内容相同。
法德寺，为乌素图召第三代活佛罗布桑旺扎勒于1725年（雍正三年）所建的寺院。1785年（乾隆五十年）由清朝命汉名为“法禧寺”。法禧寺中以藏有《松布堪巴所著经》的雕版而知名。这部经版长四十九公分，宽七公分，共有三千四百五十五块，内容包括经、律、论、医、算五种，是一部有价值的藏文著作。据传说罗布桑旺扎勒幼年曾到青海的塔尔寺，（一说西藏的拉萨）学经，拜西藏喇嘛松布堪巴为师，学成之后，将松布堪巴著作的《松布堪巴所著经》原稿，带回蒙古，雕成版片，藏于寺中。按藏语“松布堪巴”为“第三尊者”之意，而罗布桑旺扎勒又是乌素图召第三代活佛，或者这部经就是他本人的著作也未可知。
罗布桑旺扎勒不但熟悉经典，他还搜长医术、传说法禧寺殿顶铺葺绿瓦，是因为他治好了皇后的病，请求改换的。直到现在法禧寺殿内供有药王菩萨，神案上的木钵里存有“藏药”，都说明乌素图召喇嘛继承了第一代活佛萨木腾阿斯尔的遗志，不只以经典植长，还要钻研援术。法禧寺因为历史上与西藏的关系较为密切，所以殿堂建筑采用了汉藏棍合建筑形式。
广寿寺，原是呼和浩特城内席力图召的绰尔济阿旺丹玉勒修建的寺院。因为这座寺院也在乌素图山之阳，所以也通称作乌素图召。
阿旺丹丕勒，在康熙初年，曾经受康熙帝的命令出使蒙古各地，为清廷建立了功绩，康熙帝赏踢他很多金钱，他便利用这一项财富在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修建了这座寺院。寺院建成后，由康熙命汉名为“广寿寺”。
阿旺丹丕勒既在康熙年间为清廷立有功绩，他便也想将来死后寻访呼毕勒罕“转世”，但是结果没有达到目的。寺中喇嘛人数又少，后来遂成了席力图召的属庙。
罗汉寺也是乌素图召第三代活佛罗布桑旺扎勒，在1725年（雍正三年）所建的寺院。罗汉寺规模较小，唯寺中十八罗汉为出山塑像，塑工精巧，形态逼真，在蒙古地区可称为绝技。
乌素图召的活佛，在罗布桑旺扎勒以后又传了五代，到第八代明珠尔济于1930年（民国十九年）死去以后，便没有寻访呼毕勒罕，停止“转世”了。
乌素图召的建筑和佛像，解放前，曾邀到反动军队的破坏。解放以后，人民政府拨款修理了乌素图召，并修补了佛像，现在成为呼和浩特郊外的游览区。
7、 清真大寺
清真寺是回教的礼拜寺，呼和浩特清真寺共有七处，这七处中以旧城北门外的清真大寺建筑最早，规模最大。
要溯源清真大寺建筑的时代和它的历史，必须首先回顾呼和浩特回族人民移住到这里的年代。
清康熙年间，据有天山北路的厄鲁特蒙古噶尔丹搏硕克图汗，势力强盛，征服了吐鲁番、哈密和天山南路叶尔羌屯喀什噶尔等回族人民聚居的城、镇。于是新疆一带的回族人民全在噶尔丹的统治之下。
当时清朝规定以呼和浩特和张家口二大城市，作为对厄鲁特蒙古的互市地点，噶尔丹派到呼和浩特的商队，其中有不少回族人民。他们从这时起，有的便“留寓”在呼和浩特。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当时清朝正与噶尔丹发生战争，康熙曾下令遣送他们还乡。呼和浩将共有回民三百三十人，他们热爱呼和浩特不愿还乡，最后只有二百人离去。同时清廷又把张家口不愿还乡的回民四十人迁来呼和浩特。于是呼和浩特仍有回民一百七十人安居下来。大约这时呼和浩特已修建了清真寺，雍正年间又加以重修，这座清真寺便是今天清真大寺的前身。
1755年（乾隆二十年），清廷统一了天山南北路，新疆回族人民数千人随清军来到呼和浩特，住在城南的八拜村，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他们又开始迁入呼和浩特旧城一带散居。这时人口已多，遂又扩大重修了清真大寺。
清真大寺初建时的规模，现在已无文献可考。乾隆五十四年重修以后，规模已接近现状。
1923年（民国十二年）回族人民又募捐重修，大寺圣殿增高五尺，加大七间。并将南北讲堂展后五公尺，增高六十六公分。寺的总面积也扩大了数十公尺。
清真大寺座东朝西，门内正面是庄严肃穆的圣殿，除圣殿外还有讲堂，穆斯林浴室、望月楼等建筑。其中望月楼高三十二公尺，秀出云表。登高远望，能使呼和浩特城郊景色尽入眼底，它与城内的蒙、汉、藏各式建筑，荟萃在一起，衬托出呼和浩特这座多民族城市的庄严、绮丽，更有力的说明呼和浩特是明末清初以来蒙、汉、藏、回、满各兄弟长族人晚共同劳动和精心结构出来的一座城市，它本身就象征的伟大团结。
解放后，人民政府曾拨款将清真大寺补修彩画，它既是回族人民的礼拜场所，也是呼和浩特的名胜古迹之一。寺内所存的石碑六筒和收藏的阿拉伯文《古兰经》三十册，又是较为珍贵的文献资料。
注释：
余氏书中皇太极在呼和浩特纵火之说，曾遍查出处不得。后曾面询余氏，云有出处已不能记忆。后阅《明清史料（丁编）》“塘报”，只文“塞外火光”之说。又《山中见闻录》中《东人志》有“东人烧绝板升记载。余氏出处可能在此。唯《山中见闻录》有伪嫌疑，附此以待将来探讨。
《托音二世传》中所谓二太后，当系孝庄文皇后、孝惠章皇后，都是科尔沁蒙古人。
康熙留在小召之物，诸说不一。据写成的呼市志书《古丰志略》载：“金线绣龙坐褥一、金线靠背一、绣枕二、弓一、大小箭各五、甲胄全套、虎皮座一、豹皮座二。”蒙文《托音二世传》载：“将甲胄、弓箭、腰刀、虎皮及豹皮均赐予小召。”荣祥《呼和浩特沿革纪要稿》作“有全副盔甲、战袍、锦靴、弓韬、箭箙、腰刀、鞍辔等。”三种说法均列于此，以供参考。
呼市古老传说古佛殿系金朝所建，不确。因俺答汗曾自称“大明金国”（见美岱召泰和门石额），当系由此讹传而来的。
按清真大寺中现存《重修清真大寺碑记》寺创自乾隆五十四年。又《清真寺南北讲堂碑记》作“自大清定鼎以来，近立多年”。显系较乾隆时更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