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方面
明穆宗朱载垕在位仅六年，且十分尴尬地挤在在嘉靖与万历之间，注定是两个时代的过渡期。尽管他早年锐意改革，但实在架不住徐阶、高拱、殷士儋、张居正等内阁班子的辅助能力，与其和他们面晤廷争、日理万机，倒不如落个清闲自在，所以他的批注意见大多是这个画风：「上允之」「上然之」「上是之」「上从之」「上嘉纳之」「报可」「报如议」，活脱脱的佛系理政啊！
作为佛系理政的践行者，穆宗对于指摘砭刺的言官，也是相当宽容。他即位之初便诏令：「应弊政诏书开载未尽者，陆续自行查议奏革。其凡可以正士习、纠官邪、安民生、足国用等项长策，仍许诸人直言无隐。」谥文描述的「至言事之臣，虽获震怒谯让，后常释遣之」，与实录中多次出现的「切责而宥之」吻合，确能见其大度宽仁之风（劝他戒色除外....详见下文「冶游」节）。但正因御批如此随缘，也时常出现百官意见相异，穆宗却都应允实行的情况，从而导致「号令非一、前后背驰」，这时，阁臣不得不晓之以情理、申之以利害，「上乃悟」。
总之，历史给穆宗的舞台并不大，而他本人也乐于放权乘化，说他是守成之君是并不过分的。但是，鉴于历史上的明时治世，莫不倚仗着前朝之根本，我们亦不能轻视隆庆朝的作用，它客观上清理了嘉靖朝的各种病弊，也为万历朝打下了不错的经济基础，史称「隆庆新政」。
（二）经济方面
1.群策的结晶
穆宗时方历嘉靖一朝，国库空枵、百废待兴，于是「一时臣工争相与毕智效忠」。除内阁成员高拱、徐阶、李春芳、陈以勤、张居正等主持国策外，六科及十三道御史亦或多或少参与过献策定制。仅据不完全统计，其政策直接产生经济利益的，就包括马森、武金、刘翾、刘体乾、庞尚鹏、葛守礼、顾廷对、马明谟、邹应龙等数十人之多，可以说隆庆朝的经济复苏，离不开朝野上下的共同努力。
（1）屯田与盐引
田税和盐引税自古以来都是国家财政的重头，欲要恢复国力、改善民生，则必先从田盐变革开始。
隆庆朝的田法改革大抵有两个方向：
①制约宗支势豪，以增民田
说到打击豪强，也许大家更为熟悉「复屯盐本色以裕边储，均田赋丁差以苏困敝」的海瑞。事实上，海瑞正是在穆宗时期得以重任（详见「政治」章），而官方也一直在规划着消除侵占、解放民田的事宜。解放民田的对象，不但包括内地，也包括边镇；不但包括民间权豪，也包括宗族勋臣，可以说是远近兼施、上下并治的举措，利国利民，不在话下。
兵科给事中张齐，言：「宣府收马草场屯田团种等地，往以勋臣内官为镇守总兵，各佃种数十顷，收租以充公用。后虽奉旨革回，而占田如故，吏莫敢闻，遂以闭愚民投献之端，为奸人逋逃之薮。请一切清理还官。」上令：「巡按御史查追具奏，如有势豪私占者，即以名闻，不得故纵。」（卷九）
总理九边屯田佥都御史庞尚鹏，条上蓟镇九事：「一，屯田私相典卖，隐弊难稽，宜立号纸，开载三款，或见种、或荒芜、或侵没，按籍可以得之。一，荒田无虑千顷，日下召种之令，苦无应者。宜令所在将领兵备官，就近拨军耕种，将见存犒赏之牛，并各郡邑牛种银，分给之，候三年之后，征其租入。一，屯地僻远，原主力不能及者，募入开垦，即给为业，免其抽军粮头各项杂差，仍量地肥硗，以定税额，宁从宽假，勿与小民争升斗之利。其管屯官，亦视召种分数，以行劝惩。一，各地有军逃而为卫官所隐占者，有私相典卖而埋没者，有势豪利其膏腴而威逼抵换者，有因其邻近而侵渔兼并者，有承佃年久攘为世业者，有指称隙地投献权门者。宜严加查禁，许自首者免罪，有能告者，以其田畀之。……」（卷二十八）
户部覆御史刘世曾，查理庄田五事：「一曰清隐地，谓丈量昔尝行之，而卒不能清者，凡以委非其人、行不尽法耳。宜选廉干有司，亲核原数，务使肥瘠均酌，数外者立界，以防侵占；抛荒者开垦，以增课税；影射欺隐者，许以首告没入之；若能告者，轻其常税之半。二曰恤贫户，谓查出地土，将以裕国恤民，苟不给之小户耕种，则终归势豪耳。宜尽与贫民或复籍人户，若有冒名私占者，事发重治。三曰议收解，谓旧设庄头征解，侵匿殊多，今后公私租税，俾散户自纳为便。四曰清册籍，谓田数文册，遗漏十九，仅存者又略而勿详。今丈量后，宜备细登录，别广狭、定高下、析肥硗、分荒熟，载佃户郡县宪司屯田户部各存一册，以备稽查。……」（卷二十八）
②修订税法款项，以便征银
隆庆朝曾对税法进行过多次探索，为后来张居正推广普及「一条鞭法」起到了辩证的借鉴作用。
戊申，户部尚书葛守礼等奏：「近年定为一条鞭法，不论仓口，不开石数，止开每亩，该银若干，吏书因缘为奸，增减洒派，弊端百出，此派之法变也。至于收解，乃又变为一串铃法，谓之夥收分解，收者不解，解者不收，收者获积余之资，解者任赔补之累，是岂得为平乎！」（卷七）
直隶巡按御史顾廷对，条陈六事：「……一，清国税。言各关税课不益，其弊有三：姑息者避谤怨、暗弱者滋侵渔、近腻者多污染。今欲清税课，莫若更易部臣，敕巡按御史总理轮委府推官一员验收，一季一易，则夙弊尽革，常课可以渐增。……」（卷十六）
巡抚山东都御史梁梦龙等，条上赋役三事：「一，正夏税秋粮之规。言税粮征收，载在律例，甚明，倾行一条鞭法，同时并征，民力不堪，奸弊滋起。宜如旧例，以次第征解。一，正分收分解之规。言往者编佥大户分定仓口，近为一串铃法，总收、分解转移，侵匿常课。益宜后旧例给大户收完，交纳司府差类解。……」（卷四十八）
（2）治水与开海
水道既是贸易和粮运的重要途径，又关系着农业和民生，穆宗曾多次委派官员治理水道，这与隆庆年间泛滥的水灾（详见下文「天灾」节）不无关系。总理河道官朱衡、翁大立等，先后就沿用故道和开辟新道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和探索。
先是，河决沛县，议者请修复运河故道，乃勘议新集、郭贯楼等处上源。已而，总理河道尚书朱衡言：「古之治河，惟欲避害，而今之治河，又欲资其利。……圣慈不忍沛县鱼台之民横罹水灾，拳拳欲开故道，臣等仰体圣心，亦有勘议上源之请。但考之地形、参之舆论，其不可者有五……」（卷三）
总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言：「新河之成胜于旧河者，其利有五。地形稍仰，黄水难冲，一也。津泉安流，无事提防，二也。旧河陡峻，今皆无之，三也。泉地既虚，黍稷可艺，四也。舟揖利涉，不烦牵挽，五也。……其湖地退摊者，尽上腴之田，按之可得千顷，令民得种艺，其中计亩出赋，以供河渠之费，计无便于此者。」（卷三十一）
巡按直隶御史张守约，陈言治河缓急，大略谓：「全河既复故道，修治之策，在增筑堤岸，以束漫流，以防奔溃。……夫与其开不可必成之新河，孰若修治已通之旧河，为力甚易；与其费数百万开河，孰若以数十万修河，为费甚省。」（卷六十五）
礼科左给事中雒遵，会劾泇口河议以为不便，乃言：「……凡二百六十里，取道虽捷，施工实难。……夫与其烦劳厚费，以开泇口之河，熟若时加修防，如期攒运，保百数十余年之故道。」（卷六十七）
但是，无论是修复故道还是开辟新河，都面临着巨大的预算缺口，而屯田漕运却是燃眉之急，于是海运自然被言官们重新提上议案。这也使明朝海禁在「隆庆开关」后进一步解除。（有趣的是，实录中并未有涉及「隆庆开关」的内容）
己未，总理屯盐都御史庞尚鹏，条上辽东屯田便宜十一事：「……一曰宽海禁。谓海禁不通，止以登莱造舡及布花本色之扰，故议者纷纷，辄以风涛寇盗为解，殊不知辽左喉咽，全恃宁前，宁前若扼，则全镇更无可倚，止有金州道海一线，奈何闭之？……」（卷三十二）
山东巡抚都御史梁梦龙等，上海运议曰：「今漕河多故，言者争献开胶河之说，此非臣等所敢任也。第尝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胶州，北自天津至海仓……计三千三百里，风便两旬可达，况舟皆由近洋洋中岛屿联络，遇风可依，非如横海而渡风波难测，比之元人殷明略故道……汛期不爽、占候不失，即千艘万橹，保无他患，可以接济京储，羽翼漕河，省牵挽之力，免守帮之苦。而防海卫所犬牙错落，又可以严海禁、壮神都，甚便。」（卷六十一）
户科都给事中宋良佐等奏：「国初粮运，率因元故，自会通河成，而海运始罢。然而遮洋一总，犹寓存羊之意。至嘉靖末年……建议罢废，而海运遗意无复有存者矣。今河变频仍、运道屡梗，宜乘此遗迹未泯之时，将遮洋一总尽行议复，务足额以存海运遗意。」（卷六十一）
总督漕运都御史王宗沐言：「国计之有漕运，犹人身之血脉，血脉通则人身康，漕运通则国计足。我朝河运几百六十年，法度修明，疏通无滞，迩来事多弊滋，兼以黄河泛溢，数患漂流，故科臣复议海运……因其旷达以取其速，而标记岛屿以避其患，则名虽同于元人，而利实专其便易，佐河运之缺，计无便于此者。然此犹举时宜而言耳，若语全势，则其说有三：一曰天下大势，二曰都燕专势，三曰日前急势。……」（卷六十八）
有种说话，「隆庆开关」是扭扭捏捏的改革，海上贸易只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隙；从海运后续的发展来看，个中掣肘也是相当繁多，「带着镣铐跳舞」所言不虚。
山东守臣言：「青登莱三府海岛，潜住辽人，辽东累年勾摄，既不可得，而山东虚文羁縻，终非永图。……一，查船只。……（辽人）敢有擅用双桅远泛海洋，或近高丽者，罪无赦。一，平贸易。……不许入夜私交，以生他衅，亦不许货违禁物。一，专责成。安辑抚绥，当责成海道及都司，乃有统纪，必明法令，毋务姑息。……一，杜续逃。各岛安插既定，辽人避事，必有续逃者，宜令辽镇重禁金州等处人，毋复越海。」（卷六十一）
山东抚按等官梁梦龙等言：「迩因河患异常，庙堂画策傍海通运，诚千万年经久之图愿。今经理之急，其要有四：沿海城池废坠不修，不可言备，如大嵩灵山等卫宜及时修葺，以杜门户、杜窥伺，一也。海运既开，奸人或乘便通番，宜禁谕商民，不得辄私下海者，第行岛屿间，不得速泛大津。违者许官兵擒治，二也。自海禁久弛，私贩极多，欲骤革之，则海道藉其指引，即纵缓之，则接引之奸，不可胜诘。今宜明谕商民入海者，责令往回给引查销，则巡察者既有所验，而私贩者难容其奸，三也。海运既行，如利津等县三巡检司，各有沿海泛地，运舡往来有护送警备之严，宜复巡检司及方兵原额，四也。」（卷六十六）
2.虚假的节约
穆宗颇有节约之名，谥文声称：
……黜不经之祀，罢无用之作，蠲非艺之征，绝无名之献。除烦苛、节浮冗、恤困穷、埋冤滞……潜邸时，尝食驴肠而甘，及即位，间以问左右，左右请诏光禄。上曰：「若尔，则光禄必日*一驴以备宣索，吾不忍也。」乃止。岁时游娱行幸，诸供膳光禄，必先期以请候上旨为约，上常裁取最约者，岁省光禄费以钜万计，其恭俭如此。
他也曾因两库空虚，而诧异地自评道：
上手诏曰：「帑藏之积，何乃缺乏致此！朕于一切用度，十分省减，正供之外，未赏妄费分毫。尔等尚当悉心措处，以济国用。」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试举几例他的奢侈品项目：
户部进所买珠宝香料，共用太仓济边银一万六千五百有奇。（卷五十九）
户部进续买珠宝，共用银二万二千四百两有奇。上以所买不堪用，责该司对状，尚书张守直因自引罪，且请再行宛大二县收买。上怒未解，夺郎中袁三接、员外贾实俸各半年。（卷六十四）
己未，诏云南广东采办珠宝，岁进宝石二万块、珠八千两，三年而止。户科都给事中张书等、江西道监察御史刘世曾等，疏乞节采办、崇俭德，以苏民困。报闻。（卷六十五）
戊申，尚宝司卿刘奋庸疏言：「……皇上即位以来，内府取银之数，不下数十万，求珍异之宝，作鳌山之灯，服御器用之间，悉镂金雕玉之饰，其于身心实用，何所禆益？而好之若是，生财甚非，靡敝无纪，良可惜也。……」（卷六十八）
有时他甚至因欲壑难填而生气：
云南道御史詹仰庇言：「……陛下前取户部银，在廷诸臣将谓充足内帑，以备缓急，今乃尽以供造鳌山、修理宫苑栏、龙凤舡、秋千架，传造坚柜玉盆之费，使群小得因而乾没，为圣德累不小。……」疏入，上怒责仰庇悖逆狂妄、累次不悛，命锦衣卫逮至午门前杖一百，为民，各监局科道大使俱革去，悉如旧行。（卷三十二）
户科都给事中李已、给事中陈吾德言：「近内承运库太监崔敏等请买年例金宝，臣等及户部执奏停止，俱不蒙俞允。臣等反覆思之，不容终默，伏睹陛下登极诏书停止采买、蠲除加派，且云‘各衙门若以缺少为由，行文加派，及该部阿奉准行者，科道官即时参奏治以重罪’海内闻之，欢若更生。比者左右近习，干请纷纭，买玉买珠，传帖屡下，人情汹汹，咸谓陛下诏书不信，无所适从，臣窃惜之……」上怒已沽名犯上，命廷杖一百，送刑部监候。吾德黜为民。（卷四十五）
但他也并不是完全听不进意见：
命工部造朝殿挂灯及鳌山灯，工部报奏：「本部库贮钱粮，存者无几，即加意节缩，不足以充目前兴造之需。奈何以诎乏之余，营不急之务？……陛下方当撤乐减膳，恐惧修肖，何暇为观灯游宴之举？即谓朝殿排灯不可缺，则因其敝坏，稍加修葺，取诸该监钱粮足矣。今以一灯之费，至三万余金，其为圣政累不细。……」上乃罢鳌山，而令更新朝灯之敝坏者。（卷三十五）
乙未，上谕户部发银，买白绵二万五千斤以进，尚书刘体乾奏：「湖州府额解白绵且至，宜停买。」上趣办益急，都给事中李已谏曰：「臣闻物聚于所生，而赴于所用。今京师非出绵之所，三月非用绵之时，求者苦其难，鬻者高其直，即日棰商人于市，而二三万斤之绵，恐亦不可以仓卒具也。且今都邑之民为编商所困，十室九空，固宜加意轸恤，奈何复扰之耶！」时商贾闻命皆避匿，体乾复奏言：「京师根本重地，不可使一夫不安。而今市肆昼闭，商贾不行，众口嗷嗷，非平世所宜有也。」上悟，命止发太仓银买绵一万斤，余悉停买。（卷四十三）
甲子，提督两广侍郎殷正茂言：「……陛下岁令采珠八千两，必三年然后已，计所费至三千万金。今军兴一切尚苦不瞻，岂复能办此？即上供不可缺，宜稍*之，改千为百，宽三年为十年，其银朱铜蜡诸物，郡县兵荒者可罢征，以苏重困之民。」户部覆奏。上从之。（卷六十九）
对于采买珠玩，穆宗是这么解释的：
上曰：「顷以内府缺用，偶一购买尔。」
好委屈的口气，你真的是偶尔一买吗？？
前后对比不难看出，穆宗的奢侈花销并不少，甚至直到暮年仍在大肆进用，这或许与他沉溺后宫有关。皇家内用如此，则势必会给国储带来沉重的负担：
上谕：「户部取太仓银三十万两，进内用。」尚书刘体乾言：「银库见存止三百七十万，九边年例该发二百七十六万有奇，在京军粮商价不下百万有奇，蓟州大同各镇例外奏讨不与焉，此皆急需，一毫不可少者。即尽发库银，犹不足用，若复取三十万，经费何支？前诏乞且停止。」上不允……大学士李春芳、陈以勤、张居正，亦上疏曰：「……顷者以来，买办渐多、用度渐广，当此缺乏之际……仍望念国储之日乏，怀险德之永图，节赏赍以省财用，停买办以宽民力……」上曰：「卿等所奏已喻，但今内外库俱告缺乏，且取十万两以济急用，卿等传示，不必再来奏扰。」（卷三十一）
甲戌，诏取光禄寺银二十万两进用，该寺以见贮库银止十五万，无以奉诏，上乃减其半。礼部复言：「……初年奉旨取三十万，次年取二十万，非原额有余，盖由先帝留心稽查，皇上加意节省，积有此数。今旧蓄已尽，新派未完，总计所储，不足以支半岁，若乃不时宣索，将来何以倚办？且内府不足，取之该寺，该寺不足，又必别为处分，益重征求之扰。惟上幸追寝成命。」……俱报有旨。（卷三十五）
御史李学诗又言：「……况内库岁进八十万，数不为少，若加意撙节、严禁侵冒，亦自足用，何不暂宽数年，以借供边，使盐法一为之疏通乎？假令盐法通行、边储充实、兵强虏遁，内帑何患无财？」户部请从其议。不允。（卷四十九）
诏取太仓库银十万两，户部言：「比岁诏旨征发内库银，多取至一百一十万两，视祖宗百万旧额，既已增加，兹又复取十万，非制也。夫祖宗帑藏充积，然犹未尝轻举一事、轻费一钱，今视祖宗之时何如哉！……」疏入，上虽是其言，犹命遵旨以十万进。（卷六十六）
穆宗撙节之名，恐怕徒虚名耳，还是说这样的皇帝已经能称得上节俭了（？）
（三）政治方面
1.同事「塑料」情
即便是鲜有叙事的实录，也能够窥测隆庆朝内阁的暗流涌动。除少数的中立派李春芳、陈以勤、张居正（前期）外，几乎所有内阁成员都立场鲜明地参与其中，且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
（1）心机谋子徐阶vs官场新人高拱
徐阶与高拱之恩怨，早在嘉靖末年便埋下了伏笔。虽说高拱系徐阶提携，得入内阁，但基于徐阶的「疑似政治投机」行为，二人一直不太对付。隆庆初，胡应嘉（徐阶同乡）弹劾杨博（高拱亲信），成为了第一起内阁倾轧的导火索。
初，（胡）应嘉在先朝论大学士高拱欲中以危法，拱颇衔之。及吏部考察庶官，应嘉谓：「尚书杨博曲庇乡里，以私愤谪给事中郑钦。」御史胡维新因上疏，劾博考察不公状。大学士徐阶、郭朴与拱谓：「应嘉党护同官、挟私妄奏，首犯禁例，拟旨黜之。」于是台谏诸人疑其意出于拱，谓拱修故怨胁阶，以黜应嘉，思有以撼之矣。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因论救应嘉，语侵拱……给事中辛自修、监察御史陈联芳等，俱交章论救阶……而拱又疑一敬之疏谓阶主之，两人之隙深矣。然应嘉为人倾险，好讦士，论亦薄之。大学士高拱上疏言：「往时胡应嘉劾臣亲侍郎李登，云不数日，而臣即入阁，以此相防。……赖先帝洪慈，不加诛谴，而应嘉一击不中，相防愈深，臣亦时谨避之矣。乃应嘉去官，而一敬论臣，则何为乎？盖一敬，应嘉之密友，应嘉去，一敬恐不得自安，遂明为此言，挟臣以自固……」（卷三）
初，（齐）康以大学士高拱屡被论劾，意大学士徐阶主之，乃疏论阶险邪贪秽、专权蠹国状，复言：「先帝欲建储，阶坚执不可。及皇上登极，有疑惧心，遂诈称疾，以尝上意，又与大学士李春芳声势相倚。」有旨切责康妄言，令阶、春芳安心视事。于是阶疏辞言：「御史康劾臣过恶，皆暧昧之事，及谓父子请托，则各部当事之臣，可以召问，俱不必辩。……」（卷八）
徐阶作为首辅重臣，毕竟在二朝改元之际付出了许多努力，此次针对徐阶的恶意攻击，大为士论所不容，一时朝中纷纷把矛头指向疑似始作俑者的高拱。
兵科都给事中欧阳一敬，再上疏劾奏：「大学士高拱，屡经论列，不思引咎自陈，反指言官为党，欲威制朝绅，专擅国柄，亟宜斥罢。」（卷七）
南京广东道御史李复聘等，劾奏大学士高拱奸恶五事，请罢之。（卷七）
工科给事中李贞元，劾奏：「大学士高拱刚愎褊急，无大臣体，外姑为求退之状，而内怀患失之心。屡劾屡辨，屡留屡出，中外指目，转相非笑，非盛世所宜有。愿亟赐罢免，或特加优礼，以示曲全。」（卷七）
高拱不得已，累次上疏恳求自退，即便他是朱载垕裕王时期的恩师，在朝野群起而攻的情况下，也只得暂避锋芒了。高拱辞官还乡后，他初入内阁时拉拢的盟友郭朴，遂成为第二个众论攻讦的对象，其诋毁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后为有识者不齿。编纂《明穆宗实录》的张居正，忠实客观地总结了这段纷争。
丁丑，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高拱，恳疏乞休。许之。自胡应嘉以言事得调，欧阳一敬等数论拱，拱前后疏辩，词旨颇激，言者益众。及齐康论劾徐阶，众籍籍谓拱嗾之。于是九卿大臣，及南北科道官纷然论奏，极言丑诋，连章特疏不下数十，其持论稍平者，劝上亟赐拱归，以全大臣之体，而其他词不胜愤辙，目为大凶恶。寺丞何以尚至请尚方剑诛拱，以必去拱为快。御史巡按在远方者，转相仿效，即不言，众共起之，大抵随声附和而已。……（卷八）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郭朴，乞致仕。许之，令给驿以归。先是，御史庞尚鹏，论朴员才使气、无相臣体。上以朴先朝旧臣、雅称慎静，尚鹏言妄，不听。而御史凌儒复言：「朴居父丧，夺情赴召，为士论所鄙。」又言：「朴有老母，病耄殆且死，不思乞归终养，伤薄风化。」于是朴求去，盖力章三上，始得请云。朴为人长者，方大学士徐阶、高拱两人排相恨攻，朴与拱同卿，颇怀不平。及拱去，尚鹏等遂并劾朴，而儒至诋之为忘母，寻端力攻，真倾危之士也。（卷十二）
（2）出山肃贪高拱vs退役土豪徐阶
清理完高拱势力后，首辅徐阶进入了掌权黄金期，虽仍不时因前朝旧迹、权倾朝野而被弹劾，他认为只要日常乞退，穆宗总是会竭力挽留的。结果有一次却玩脱了，穆宗不胜渎扰，居然应允了他的辞职请求，这也许是他始料未及的（？）。尽管不得不远离政治中心，但他执政期间，已在江南积累了许多家产，急流勇退、安度晚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甲子，户科左给事中张齐上疏，劾大学士徐阶不职状，其略言：「阶事世宗皇帝十八年，神仙土木皆阶所赞成。及世宗崩，乃手草遗诏，历数其过。阶与严嵩处十五年，缔交连姻，曾无一言相忤。及严氏败卒，背而攻之，阶为人臣不忠，与人交不信，大节已久亏矣。比者各边告急，皇上屡廑宣谕，阶略不省闻，惟务养交固宠，擅作威福，天下惟知有阶，不知有陛下。臣谨昧死以闻。」……大学士徐阶疏辨张齐论劾，求罢曰：「臣奉职无状，致遭人言，孤负天恩，惭悚无地。据齐所论，除修撰玄文，虽前后同事，不止臣人。然臣既不能独辞，何所逃责！……臣浅才薄德，无补明时，尝累疏求退矣，兹益何颜立于百僚之首？惟是职掌心事，大义之所存，不容不白，故敢不避渎烦，披沥止奏。至若臣之官职，伏乞圣明削夺，以谢言者。」疏入，上令即出视事，不必再辞。（卷二十二）
丙寅，大学士徐阶，再上疏乞休。上许之，特命驰驿遣行人护送以归。……时大学士李春芳、陈以勤、张居正，皆以阶内阁首臣、谙达政体，力劝上留阶。上谓：「阶年高，且求退再三，故卒从所请。故宴劳锡予之隆，一如杨廷和故事，称优隆云。」（卷二十二）
徐阶没想到，享受良田豪宅的日子还没过几天，他曾经力救过的钢铁清官海瑞却神兵天降。是时，为了经济恢复，制约豪族田土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海瑞作为执行者更是刚正不阿、大公无私，甚至不顾李春芳的求情，把徐阶弄得相当窘迫。
丙申，升提督誊黄通政使司右通政海瑞，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等处。（卷三十三）
刑科都给事中舒化言：「巡抚应天右佥都御史海瑞，著节先朝，诚一代直臣。然迂滞不谙事体，闻其在应天科条约束，切切于片纸尺帛间，以难过客，恐非人情。夫道在日用，当官者不必出寻常之外，而别为调停，政贵宜民善治者，岂在创新奇之法，以抗夫时俗？如瑞，第宜与两京清秩，以风激天下之士，盖所以全地方，亦所以全瑞也。」得旨：「海瑞节用爱人，勤事任怨，留抚地方如故。」（卷四十一）
徐阶更没想到，同年年末，高拱奉旨再入内阁，兼掌吏部，可见穆宗对高拱的信任和倚重（详见「垂拱而治」节）。
庚申，起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高拱以原官，不妨阁务，兼掌吏部事。（卷四十）
实录此后再无直接记载徐阶的内容，也未详细记载海瑞的土改，但开上帝视角的明史朋友应该都知道徐家的田凉了大半_(:з」∠)_高拱复任后，十分赞许海瑞的功绩，即便后来海瑞被迫调任，也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所以认为高拱是肃贪（也许是肃徐？）急先锋，是没有问题的。
（3）仗势凌人高拱vs一击脱离赵贞吉
高拱复出后，力反徐阶所为，重新评价了明世宗，停止了不加澄辨的平反，又改判方士王金等人的罪名，史载谓「尽反阶政」，虽说创造了良好的君臣关系和政治氛围，但部分内阁成员及朝臣是不大买账的——他们只觉得这纯粹出于高拱的快意恩仇。另外，有相当一部分朝臣仍是徐阶派，如首辅李春芳（每事必推阶）、赵贞吉（同为阳明心学）、吴时来（徐阶同乡兼门生）。高拱与赵贞吉的梁子，正是在此时逐渐结下的，也可以看作是「高拱vs徐阶」的加时赛。
初，时来疏荐所部有司，至五十九人。吏科都给事中光懋等论：「时来滥举市恩，请调外任。」吏部覆：「可，且禁自今升迁行取及任浅者，毋概列名荐中。」（卷四十五）
先是……上登极诏录：「建言诸臣（唐）枢得复职，调（王）俊民赠官荫子。」……掌吏部大学士高拱以为非宜，上疏曰：「……当时议事之臣不以忠孝事君，务行私臆，乃假托诏旨，凡先帝所去大礼大狱得罪诸臣，悉起用之，不次起擢，立至公卿，其死者悉有赠荫。……大狱及建言得罪诸臣，岂无一人当其罪者？乃不论有罪无罪、贤与不肖，但先帝所去，悉褒显之，则无乃以雠视先帝欤？……」（卷四十九）
辛卯，掌吏部事大学士高拱言：「近者审录重囚，阅方士王金、陶世恩、陶仿、申世文、刘文彬、高守忠等狱词，不觉隐动流涕，曰先帝受诬，一何至此哉！……伏望敕下法司，会同多官从公再讯，务见的确。……至于金等，恶孽滔天，自有当诛之罪，只宜以本等罪名诛之，万死何足惜哉！」（卷四十九）
随后，二人又在陆炳案的处理上（贞吉不忍拟陆炳重罪，或为保护可能受牵连的徐阶），以及「俺答封贡」上产生分歧，矛盾逐渐尖锐。为推行封贡，高拱遂发起科道考察，意图清理异己，赵贞吉则愤然拒绝，这又进一步激起高拱的不快，只是碍于李春芳的面子（贞吉言于李春芳，亦得掌都察院），一直没有发作。
隆庆四年二月己亥朔。命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兼掌都察院事。（卷四十二）
己未，掌都察院事大学士赵贞吉，疏上科道考察曰：「顷因御史叶梦熊奏论边事，言辞躁妄，上干圣怒，以致严谕，臣闻之不胜惊惧。……上登极以来，科道诸臣近二百人，其中岂无赤心报恩、忠直敢言之士？今一概以放肆欺罔、奸邪不职罪之，其罪不容于死矣。……臣一念朴忠实，为主上尊显圣明，为国家护养元气，为天下爱惜人才耳。且臣兼掌院事，亦有考察诸臣之责，与求调停营救于下，孰若转忠哀恳于上？伏惟圣明垂鉴。」……掌吏部事大学士高拱言：「京官六年考察，皆吏部都察院同行。惟丙辰春，大学士李（春芳）本掌部事考察，科道奉旨专行，都察院不与焉。臣愚以为耳目贵广，宜与都察院同事。」（卷五十）
不久，赵贞吉因在营制上的建议与上意不合，致授人以柄。韩楫（高拱门生）趁机弹劾，赵贞吉不得已致仕，但临走前仍留下最后一谏，指斥高拱权力滔天，可谓「一击脱离」是也。
先是，大学士赵贞吉与尚书霍冀议营制不合，会其乡人给事中杨镕论冀，冀疑贞吉嗾之，乃上疏曰：「臣实以无状忤大学士贞吉，积憾于臣，不得已而乞休，与他无故求去者不同。……贞吉欲更营制，臣谓祖宗旧规，不宜轻改，已而廷臣集议，皆如臣言，其私憾于臣四也。贞吉与臣势不两全，乞罢臣以谢贞吉。」（卷四十二）
先是，兵部覆给事中温纯奏：「以将材难得，请杂用流官，以饬戎务。」上谓：「事已前决，不允。」……而大学士赵贞吉，自是亦不复言分营事矣。（卷四十三）
时吏科都给事中韩楫劾奏：「贞吉庸横，以议改京营为变乱……」又谓：「考察科道时，贞吉愤已不与，始倡游言，妄为归咎，指斥朝政，暗邀人心。……嫉违贞良、修复嫌怨，非所以饬吏治、重钜典也。请罢之。」贞吉疏辩之曰：「……臣欲阻拱之报复，今乃反谓臣欲为报复之地，可乎？楫又劾臣为庸横，夫人臣庸则不能横，非人臣之所能也。臣往时奉特旨兼掌院事，臣不敢辞，窃意上以拱权太重，故委臣弹压之司，与之并立，以分其权，此明君御臣之术也。今既十月矣，仅以此考察一事与之相左耳，其他坏乱选法、纵肆大恶，昭然在人耳目者，尚噤口不能一言，有负任使如此，臣真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谓横也已。夫楫乃背公死党之人，横臣之门生羽翼也，他日助成横之势，以至于摩天横海，而不可制，然后快其心，于此已见其端矣。臣放归后，愿令拱复还内阁，毋久专大权，以树众党，使后来奸臣欲盗威权，以行己私者，不得援此为例。」上手诏令贞吉致仕，仍赐驰驿归。（卷五十一）
然而，高拱这位门生的风评并不好，是个十足的投机倒把的人物，虽然帮他把赵贞吉送回了老家，却也使他在动机上百口莫辩。
是时，（吴）山与（黄）光昇，皆以时望起用，方屡辞待命，未即之官。给事中韩楫等，以为迁延不敬，请令山致仕，而斥光昇。……时谓楫专承望风旨，以击抟立威，不复知朝廷进退大臣之体矣。（卷五十）
丁亥，掌吏部事大学士高拱上疏乞罢曰：「……是时贞吉亦有兼掌都察院之命，臣自履任，即与贞吉同出入，且将一载，固未尝有一言之忤也。昨奉圣谕切责科道诸臣，命臣考察，贞吉……意欲其邀与共事，而比时臣实惶惧，不知所出，施思事体重大，不敢专行，疏请与都察院同举，而贞吉不知，谓臣且独行此事，遂有请止考察之疏。及臣得请贞吉好同臣入部竣事，亦未尝有一言之忤也。今忽不意有韩楫之奏，而贞吉遂此为辞，夫考察科道，圣谕也，在上心必有独见，岂故假臣以报复之地耶！……臣自入朝，每见缙绅谈及贞吉，率多畏苦之辞，至侧目而视，臣每为解……以故人言少止，而贞吉亦自以臣为已知。乃今以韩楫之奏，遂及诋臣，夫使楫之奏果为臣……臣亦无庸辨也。独念臣与贞吉同官翰林三十余年，顷又同在内阁、同受简任，分掌院部事，朝夕相与，乃诚意不能感孚贞吉之心，一旦愤激若此，则臣之薄德不亦甚乎？……」（卷五十一）
吏科都给事中韩楫奏：「六科封驳所关，其任用贵久，而考核当严。……」……楫意欲为陈乞者地，乃托久任严核之名，特请破例通考，以遂其私，小人之滑稽无忌惮如此。（卷五十九）
（4）附势所归高拱vs人善被欺李春芳
赵贞吉致仕后，与高、赵、张均有交情的陈以勤，实在看不下去这三人互相攻讦，也选择无奈还乡，首辅的重任便交给了和事佬李春芳。
戊子，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陈以勤，四疏乞致仕。上察其诚恳，优诏许之……复赐敕奖谕。（卷四十七）
早在嘉靖先朝，李春芳便致力于缓解高徐二人的矛盾，位居首辅后，也曾委婉地为徐阶申说辩护，试图解开高拱的心结，然而从来是热脸贴着了冷屁股。最后，就连他也不能忍受高拱的脾性，因此两度乞休，希望远离执政中心，不料非但未被立即允可，还被言官参了一本，只得硬着头皮继续疏请净身出户。
庚申，南京吏科给事中王桢等论：「大学士李春芳以亲老求去，再疏即止，因缘为弟改官冒恩非分。」且言其父居家不检，春芳不能辞责。上切责桢等轻率妄言、排谤辅臣，有失国体，姑贳其罪。春芳上疏曰：「臣自隆庆二年以来，乞休数四，未蒙俞允。及今年二月偶感衄疾，复再疏乞骸骨。皇上亲洒宸翰，鉴臣忠实，臣用是感激捐躯，不敢再渎，乃请改弟职，送母南归。若责臣以知止知足之义，臣复何辞？何至以臣不能勇退，诋及臣父！……」（卷五十六）
戊寅，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李春芳致仕。春芳乞休疏凡五上，上察其诚恳，乃许之。（卷五十七）
几乎与此同时，针对徐阶余党的排挤时有发生，甚至有的事件已经逾越律法和道德。它们并不完全是高拱直接授意，却也可证明当时的朝臣，皆惟高拱马首是瞻。
（孙）克弘者，前大学士徐阶同邑人也，尝遣其家人孙伍至京师，或妄传为阶所使。给事中韩楫、宋之韩相与计，欲寻端批根以中阶，……乃更引他事，谓阶子璠等侵盗本府起解钱粮，各坐以不法，并尽捕阶家人留居京师者，杂考治之。御史王元宾受楫等指，穷竟其事，执伍等送法司，因奏克弘夤缘升迁、当罢黜状，并极言诋阶。于是克弘坐斥，而喜事于进之徒，益务踪迹阶事为奇货矣。（卷五十七）
乙未，兵科右给事中周芸及广西道御史李纯朴，为原任给事中张齐讼冤，并论：「都御史王廷及刑部尚书毛恺等阿当事意、比附成狱，请下法司更讯，亟为昭雪，仍治廷等罪。」已而，刑部尚书刘自强覆奏：「齐所坐，绝无事实。而廷、恺曲法狥私，如芸等言。」（卷五十八）
先是，蒲城知县吕宗儒坐赃免，疑（孙）丕扬受乡官王表贿，嗾御史王君赏论之，诣阙自言。给事中程文以丕扬尝劾大学士高拱，乘机白发其事，丕扬遂坐黜。（卷五十九）
（5）摧枯拉朽高拱vs山东拳王殷士儋
殷士儋与陈以勤、高拱、张居正，都曾在裕王府待过，也算是同事关系。高拱位居首辅后，殷士儋十分希望他把自己也拉进内阁，高拱却更加中意张四维，而对他的暗示不理不睬。殷士儋不得已走了太监的门路进入内阁，自此与高拱和张四维结怨。
乙未，河东巡盐御史郜永春疏言：「……吏部右侍郎张四维父为大商，（王）崇古及四维为势要，请罚治崇古而罢四维。」四维自辩其父未尝为河东运司商人，亦无他子弟，永春奏不实，因乞避位候勘以自明。……（卷五十六）
吏部左侍郎张四维，再疏求去。许之，以日讲加恩，令驰驿以归。（卷六十一）
高拱见张四维被摆了这么一道，也不能等闲视之，于是言官闻风纷纷劾奏殷士儋，主要就是拿他夤缘陈洪的黑历史来做文章。
御史赵应龙论劾：「大学士殷士儋，因太监陈洪夤缘入阁。」士儋疏辩曰：「臣一介草茅，待罪词林者二十余年，侍皇上讲幄前后九载，叨荷圣恩，不次拔擢，洊陟崇阶，承乏密勿。矧臣生平砥砺名节、恪守大闲，猥以旧劳，遂沾异数，若谓别有所汲引，是视臣为何如人也！……乞赐罢归，以谢人言。」……（卷六十二）
先是，士儋因御史赵应龙言，求去不果。未几，御史侯居艮复论「士儋始进不正、求退不勇」，大略如应龙言，于是士儋请益力。上慰留至再，及是始允……（卷六十三）
尽管殷士儋也没能扳动高拱，可他作为一个山东大汉，倒也不是吃素的。他在临离职前狠狠怼了一把高拱，犹觉不解恨，又绕文华殿追着高拱捶。这场内阁拳王争霸赛，实录中并未载明，但正史里录入了下来。
……事已解，他御史复及之。拱、四维疑出士儋指，益相构。御史赵应龙遂劾士儋进由陈洪，不可以参大政。士儋再辨求去，不允。而拱门生都给事中韩楫复扬言胁之，士儋亦疑出拱指。故事，给事中朔望当入阁会揖。士儋面诘楫曰：「闻君有憾于我，憾自可耳，毋为他人使。」拱曰：「非体也。」士儋勃然起，诟拱曰：「若逐陈公，逐赵公，复逐李公，今又为四维逐我，若能常有此座耶？」奋臂欲殴之。居正从旁解，亦谇而对。……（《明史·列传第八十一》）
（6）自诩护师张居正vs盛极必衰高拱
至此，因高拱（含正负相关）而致仕的内阁成员已有严嵩、徐阶、郭朴、陈以勤、李春芳、殷士儋，达六位之多，除盟友郭朴前系牵连、后被复任外，有四位是内阁首辅，甚至还包括两位中立派，高拱无愧是政界的怼人之王。此时的内阁核心，仅剩高拱和张居正，一山不容二虎，为了争夺权势，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为了钻营邀宠、抢占先机，在高拱尚未授意的情况下，其门生幕客已经开始了针对张居正一派的口诛笔伐。
先是，吏科左给事中宋之韩，论（潘）晟衰杇、不堪典礼，晟具疏自辩，因乞罢黜。上以其老成醇谨慰留之。之韩内惭，益嗾同官贾待问、匡铎等攻之，欲必去。晟再疏求去不获，三请乃许之。按之韩浅鄙狼愎，内陷附当事以自肥利，而外务搏击以必胜立威，不独攻晟一事而已。士大夫自反目视之。（卷六十八）
张居正一派也不甘示弱，直接向高拱本人予以还击。
戊申，尚宝司卿刘奋庸疏言：「……朝纲若振饬矣，而大柄渐移；仕路若肃清矣，而积习仍旧。……二曰总揽大权。……即如辅导东宫，本阁臣之责，而辄敢为身国之便；朝廷名器，本励世之具，而今乃为市恩之物，先皇帝时，谁敢如此？……」（卷六十八）
户科给事中曹大野，论大学士高拱大不忠十事，言：「拱蒙陛下任用，令掌吏部事宜，小心辅弼，奉公守正以报。乃专肆日甚，放纵无忌，臣不暇悉举，谨以其不忠之大者略陈之。……」（卷六十八）
其实，高拱与张居正早期同心同德，私交也很好，他们的手下率先短兵相接，令两位当事人都比较尴尬。高拱保守地上疏辩言，并调离了负责整治徐阶家产的蔡国熙，希望可以和张居正言归于好。
调整饬苏松兵备湖广按察司副使蔡国熙于山西，提调学校。（卷六十九）
大学士高拱上疏曰：「臣以凉德，谬膺重任，奉职无收，以致人言，引罪负慝，安敢置辩！但其中有上关大义、下关名节者，不敢不明其说。……但臣力小不足以胜重，望轻不足以服人，既经言官论列，理宜引退，幸持赐罢免。」（卷六十九）
然而，随着穆宗驾崩，高拱作为顾命首辅陷入「专权擅政」的怀疑之中，最终不得不狼狈离朝，史称「壬申政变」。尽管没有事实能证明张居正是中官冯保的同谋，但他也并未有任何施救高拱的动作，究竟是友谊破碎以重圆，还是地位权柄过于诱人，光看实录便无从得知了。
2.垂「拱」而治
嘉靖帝生性猜忌，又沉溺道教，他深信「二龙不得相见」，更希望自己长命百岁，故而久久不立储嗣，这也铸就了裕王朱载垕脆弱优柔的性格。高拱作为裕王府讲官，历任九年之久，他的陪伴令年轻的朱载垕十分安心——高拱沉着稳重、敏锐自信，并且十分忠诚，事无巨细，必亲力亲为。这样一来，高拱不但被裕王极力倚重，甚至成为了精神依托。后来高拱升任国子监祭酒，暂时离开裕王府，但朱载垕每每遇到疑难事务，还是会写信询问，彼时积累下的深厚感情，也是高拱在隆庆年间倚仗的最大资源之一。
每及高拱被群臣围攻、疏乞致仕时，穆宗都会温言抚慰，一如当年裕王府高拱宽慰他那样。挽留谕旨基本都是这样的一句话：
「卿忠清公慎，朕所深知。宜安心辅政，以副眷倚。不允所辞。」
而每当高拱上呈建言时，穆宗总是看得极为认真，且亲自批注（比给其他大臣写得多得多），把当年的老师夸爆：
……上答曰：「兵事至重，人才难得，必博求预畜，乃可济用。览卿奏处画周悉，具见为国忠猷，并如议行。」（四十二）
……上曰：「览卿奏，具见为国恤民之意。钱法委宜听从民便，不必立法纷扰。商人一事，该部亟议以闻。」（卷四十四）
……上曰：「大礼断自皇孝可垂万世，谏者本属有罪，其他建言被谴，亦岂皆无罪者？乃今不加甄别，尽尽恤录，何以仰慰在天之灵！览卿奏，其见忠悃，诸陈乞并罢，吏部仍通行晓谕，自后有借倒市恩、归过先帝者，重论不宥。」（卷四十九）
……上曰：「祖宗用人本不拘资格，近来偏重太甚，以致人无实用，事功不兴。览卿奏，具见经济宏猷，于治道人才大有禆益。其如议举行。」（卷五十八）
直到穆宗弥留托孤之际，他对高拱的信任和倚托也并未消减。（我站这对！x）
己酉，上疾大渐，召大学士高拱、张居正为仪，至乾清宫受顾命，拱等疾趋至宫。左右奏召辅臣至，上倚坐御榻上，中宫及皇贵妃咸在御榻边。东宫立于左，拱等跪于御榻下。命宣顾命曰：「朕嗣祖宗大统，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宜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拱等咸痛哭叩首而出。是时，上疾已亟，口虽不能言，而熟视诸臣，颔之，属托甚至，盖自孝庙顾托三臣之后，仅再见也。（卷七十）
（四）军事方面
1.战与和
隆庆年间以防守反击为主，并未有「万历三大征」那样的大型军事行动，既是当时国力所决定的，又有赖于宿将制定的战略方针：
虏酋欲分道入寇，内外綦严，既虏觇知我有备，而俺答、黄台吉父子相与谋，义不合，乃皆引去，京师解严。（卷四十九）
管兵部事少傅杨博等，条陈申饬蓟昌二镇秋防事宜：「一，定战守。今之议者，咸以守墙为怯，言之可听，而实无少效。或欲墙外邀击，犹害七而利三，或欲墙内奋击，则利一而害九矣。盖因墙拒守，所谓先处战地而待敌者逸，名虽守实则战也。臣博总督时，尝拒东虏打来孙十万之众于边，先帝误以为功录臣，臣益习蓟事以为当守墙无疑也。借令溃墙而战，虽有功，下矣，况不能战乎？……」（卷五十九）
如此，前期委任刘焘、王之诰守城；刘王失事后，中期则倚靠谭纶、刘应节进行改革，庶有成效；后期则信任王崇古、高拱筹划招安事宜，穆宗一朝争取到了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
其中，尤以招安俺答汗最为精当，蒙古与大明铸剑为犁、互通商市，史称「隆庆议和」。
己丑，封虏酋俺答为顺义王。……（卷五十五）
大学士高拱上疏曰：「……今虏既效顺，受吾封爵，则边境必且无事，正欲及此闲暇之时，积我钱粮，修我险隘，练我兵马，整我器械，开我屯田，理我盐法，出中国什一之富，以收胡马之利，招中国擕贰之人，以散勾引之党，更有沉几密画、不可明言者，皆得次第行之，虽黠虏叛服无常，必无终不渝盟之理。然一年不犯，则有一年之成功，得三五年之暇则安顿可定、布置可周、兵食可充、根本可固，而常胜之机在我矣。当是时也，彼若寻盟，我仍示羁縻之义，彼若背约，我遂兴问罪之师，伸缩进退，自有余地，虏狂故态，必难再逞，而中国可享无穷之安，此则要领之图本意之所在也。……」（卷五十九）
乙酉，大学士高拱、张居正、殷士儋上疏曰：「……即今封贡互市，皆已竣事，三陲晏然，曾无一矢之警，境土免于蹂践，生民免于虔刘。客兵不调、帑藏不发，即边费之省，不下百余万；即胡利之入，不下数万。纵使虏酋明岁渝盟，而我中国今岁之利，亦已多矣，有荣而无辱，有益而无损。……」（卷六十一）
2.生与死
明边镇多为信地制度，每位将领分守一块地域，无虞则赏、失事则罚，这使得部分将领投机钻营，懈怠作战，迁延行军，贻误战机：
初，俺答欲犯汾石也，谍者以告总督王之诰，之诰下令属岢岚兵备副使王学谟等，增修城垣，急入收保，而有司恬不为意，学谟勘报又不以实。……是时，虏入边已二十余日，在内地久，气亦疲乏，又雨潦淹旬，马倒死者过半，皆杖马棰徒步归，所卤获多不能尽载，往往遗弃于道。浸寻蹒跚至十余日始出边，而我军无一人御之者……当事者昧于机宜，反为虏偏师所缀，令其得志，益轻中国，殊可恨也。虏既去汾石，维岳始约吴兵进战，及虏出岢岚东北，吴竟以非已信地，引还大同，而维岳、世威终不敢战……（卷十七）
巡按御史燕儒宦勘上状言：「……议令岢戒备紫荆关，遏其南下，岢遂提兵远屯。参将方琦等皆不设备游击，施汝清等又畏缩不前，遂令怀应山阴之间，任其蹂躏，陷堡塞大者二所，小者九十一所，*掠男女及创残者数千人，掠马畜粮刍以万计。我军虽尝出边，稍有擒斩，然竟未接一战……」（卷三十八）
有的守将担心信地失守受罚，甚至不惜贿赂边虏、以邻为壑：
达虏俺答兵由平虏边口入犯老营……参将张刚自以信地失防，惧其深入，密与守备朱进、张鉴、董尚文、操守徐邦畿谋，使使厚遗虏，俾移兵犯威远……威远几破，副总兵袁世械、守备王江、毛恭、贺捷等，无一拒贼者。（卷四十四）
总督山西宣大军务右都御史王崇古：「……大同各路皆近虏巢，往以将士贿虏，遂使虏志愈骄，边民愈困。且墩军粮赏独厚，今不务哨探，专事交通，是每墩以二十四石之粮银，养十二人之奸细，将焉用之？……」（卷四十七）
直至谭纶、王崇古反复条陈援兵制度，并严行赏罚，这种通虏现象才得以遏制。
然而，也并非所有边臣都贪生惧死，捐躯赴国的义士也有很多。此仅列王治道与郎得功之事，燕辽多骁勇传奇，诚不虚语：
戊子，虏酋黄台吉卜言兀等，犯辽东锦州大朦堡，总兵官王治道率所部四千人赴援。巡抚都御史李秋适行部驻义州，虏猝至，遣人驰告治道，即日山海关兼程驰归，会秋于锦州，请出战，秋曰：「千里趋利，兵家忌之。将军其少休。」质明，锦义参将郎得功东谒治道，庭数之曰：「汝诚人也，新开府至，汝拥卒不战，见谓为怯愧死矣。」得功素骁将，愠甚，不谢而出，遽挟槊上马逐虏。治道亦起上马，一军不知所之，独十余骑从。虏佯遁至流水堡，伏兵齐家山待之。治道等入伏中，殊死战，虏初拟大军且至，稍却，既知其无援，遂围之。后军不至，矢且尽，得功闻炮声曰：「大军宜不远，可溃围出。」乃令一骑前，治道次之，得功殿。出围数重，前马蹶，治道马亦蹶，得功下马扶治道，虏追射之，两将俱死，卒脱还者三人而已。（卷四十九）
（五）文化方面
1.宗教与祭葬
（1）先帝之诫
穆宗尚在裕王府时，经常被父皇猜忌冷落，对于道教的害处，可以说有着切身的体会。他在即位诏中明令整治道教、肃清真人：
「……一，方士人等，遵奉遗诏，查照情罪，各正刑章。王金、陶仿、申世文、刘文彬，高守中、陶世恩，妄进药物，致损圣躬，着锦衣卫拿送法司，从重究问。唐秩、章冕等各以符法滥叨恩赏，着押发原籍为民。书造局真人府官道，礼部查系在京宫观取用者，发还宫观；系在外龙虎等山取来者，遣回本处焚修，其所受太常寺官职及真人、高士名号，尽行革去。一，斋醮工作，遵奉遗诏，悉皆停止。其原建斋醮之所令，应作何处，置礼部逐一查议题请。工部料价并竹木等，两京内府各衙门段匹、器皿、香蜡、柴炭、匠役等，光禄寺品物酒饭等，但有因斋醮工作加派者，该部通行查奏停革。」（卷一）
其后的执政生涯中，他也毫不掩饰地表明自己反道的立场，甚至为此大义灭亲：
吏部覆主事郭谏臣奏：「一，正一真人荒淫不检，不当复令世袭，宜行所司查议应否永为革除。……」……诏革正一真人名号，夺其印。（卷七）
徽州齐云山道士金元，请进经疏斋意。上恶之，下巡按御史问。（卷十五）
己亥，辽王（朱）宪㸅有罪，削爵降为庶人，禁锢高墙，国除。……性酷虐淫纵，或信符水，诸奸黠少年无赖者多归之，恣为不法。隆庆元年，……追夺嘉靖中所赐真人名号，金印及禄米三分之一。……奉敕往勘，具得其实：「……诡请金印，刊刻妖书，与徽王通谋不轨，及奉诏追夺，匿不肯献，罪十。……」（卷二十五）
（2）往圣之教
与锐意反道不同，穆宗十分重视正统的儒家教育，他数次将衍圣公孔尚贤的待遇提高，每逢时令也都会遣官拜祭孔庙、汉寿亭侯庙、文天祥庙等知名庙宇。
值得一提的是，隆庆年间将河东学派薛瑄请入孔庙并祀，并为阳明心学王守仁从祀（万历十二年）打下了基础，这两位先生也成为极少数的逝世不久即入孔庙的大儒之一。
甲寅，诏追赠故新建伯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为新建侯，谥文成，赐祭七坛。（卷七）
先是，……请以故礼部侍郎薛瑄从祀孔庭，……亦请以故新建伯兵部尚书王守仁从祀。下礼部议，至是覆言：「孔庙从祀，国家所以崇德报功，垂世立教，其典甚重。我朝祖宗列圣、增入名贤类，皆宋元以上，而明兴二百年间未有一人，诚慎其事也。臣等谨考侍郎薛瑄，潜心理道、励志修为，言虽不专于著述，而片言只简、动示楷模；心虽不系于事功，而伟绩恢猷、皆可师法。尚书王守仁，质本超凡，理由妙悟，学以致良知为本，独观性命之原；教以勤讲习为功，善发圣贤之旨。此二臣者，皆百年之豪杰、一代之儒宗，确乎能翊赞圣学之传矣。……」上是之。（卷九）
丙申，户科都给事中魏时亮：「请录真儒，以彰道化举。薛瑄、陈献章、王守仁，均得圣学真传，并宜崇祀孔子庙庭。」（卷十三）
诏以故礼部左侍郎薛瑄，从祀孔子庙廷。先是，……交章请以瑄从祀，下礼部会廷臣杂议，至是上议曰：「臣等谨按瑄……有河东夫子之称、一代真儒之许，至今无异议焉。间有疑其著述之寡者，不知学贵心得，道在躬行，矧瑄所著书且十余万言，不为不多。又有言宋时罗从彦、李侗诸儒，尚未遍祀，瑄不应独犯者，不知从彦等皆讲求圣学于大明之日，而瑄乃兴起于既绝之后，课其难易，功实倍之。惟陛下博采人言，俯加临决，早赐施行。其于诲教士风，非小补也。」（卷六十一）
2.科考与编修
（1）考场如战场
隆庆年间科考如期进行，经内阁的重视和努力，徇私舞弊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的遏制。
直隶提学御史耿定向，奏科场事宜：「一，两京乡试，主考宜简。学行兼长者，毋拘年资。一，两京同考官，宜令广取正备卷，呈送主考。如所取未称，责令再阅，或付别房覆校。主考仍自行搜阅落卷，果有异材，亟收录之，毋避嫌轻弃。一，主考官止宜发初场试卷，付同考分经校阅，二三场更易品订，毋专委一人，致令偏重初场，遗真才积学之士。一，迩来经书时义，体制大坏，有浮蔓至千余字者，宜严立程式一篇。止许五百字以上，六百字以下，违式者不与誊录。一，命两京各省于揭晓之日，以中式举人朱墨卷发提学官查验，钤封送京府各布政司解部，以防伪滥。一，革去两京应试监生字号，与生员一体弥封，取中之数仍如旧额满三十五名则止。」（卷六）
监顺天乡试御史凌儒、陈联芳，条上科场六弊：「一买求，二倩代，三道同，四夹带，五传递，六偏重。请尽行厘革。」上皆从之。（卷十）
壬申，礼科给事中张卤，条陈科场事宜：「一曰严关防，二曰核供应，三曰正文体，四曰广制额。」河南道御史王好问亦言「号舍、怀挟、代替、透漏」等四弊。礼部覆奏。上曰：「奸弊不祛，何以得真才？监试御史其尽心严察，不得宽纵。」（卷十六）
然而考生们被限制作弊后，成绩似乎随之下滑，放榜时发生了严重的斗殴事件，素日殴打老师亦屡见不鲜（？？）。大明的学子，恐怖如斯呀...
初，上用议者言，两京乡试监生卷各革去皿字号。于是，南监中式者仅数人，亏旧额四分之三。既揭晓后，考试官王希烈、孙铤等，至国学谓文庙，而监生下第者数百人，諠噪于门外，同希烈等出遮诉，语甚不逊。巡城御史、操江都御史，各使人呵止之，久之方解。（卷十二）
壬戌，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等：「……迩来习竞浇漓，人多恶薄，以童生而丛殴郡守，以生员而攻讦有司。非毁司长，连珠遍布于街衢；报复雠嫌，歌谣遂锓于梓木。宜行所在提学官，申明卧碑，严加饬治，其有故纵者，学政虽优，仍以罢软注考。……」（卷二十四）
浙江处州府生员冯椿等，以本府同知江应昴笞辱生员，朱正色父朱昹乃呼引诸生数十人于分守参议方岳，岳不为理，椿等遂群殴岳，鼓噪而出。事闻，得旨：「生徒聚殴上官，大坏法纪。令抚按官竟其狱，无事姑息。」（卷五十四）
（2）前人功劳簿
或许是隆庆朝过于短暂，期间并未诞生载在实录的官修著作，而多以补录前人作品为主。
以重录《永乐大典》成，加恩俸……（卷七）
隆庆元年六月甲申朔，始开史馆纂修《世宗肃皇帝实录》。命礼部遣官行取衍圣公孔尚贤，及翰林院五经博士颜肇先、孟彦璞，仍别取孔氏老成族人五人，颜孟族各二人，驰驿来京，以圣驾将幸大学也。（卷九）
乙巳，刑科都给事中王之垣，辑《承天大志•基命纪》中事实三卷，曰敬天、曰法祖、曰正心、曰修德、曰讲学、曰勤政、曰任大臣、曰选庶职、曰求贤才、曰嘉直言、曰辨忠邪、曰明赏罚、曰崇节俭、曰戒玩好、曰审几微、曰恤民隐、曰重民命、曰弭灾异、曰严武备，总十九目七十一条，题曰《基命纪录》。疏上，报闻，录留览。（卷五十六）
（六）其他
1.天灾
隆庆年间，灾难叠见、异兆丛生，地震、洪水、沙尘、月食等自不在话下，更有一位男性市民变成了女人（惊了）。连年的灾害严重影响了百姓的生活。
乙酉，新河鲇鱼口等处，山水暴决，漂没运船数百艘，人民溺水无算。（卷九）
辛巳，山西太原府静乐县有男子李良雨，化为妇人。（卷二十七）
甲子，直隶真保淮济徐沛及浙东西、江南江北，大水。坏城垣、淹田舍、漂人畜，无算。（卷三十四）
丙子，时淮水涨溢，……淤者三十余里，决方信二坝，出海平地，水深丈余，宝应湖堤，往往崩坏。……人民溺死无算。（卷三十七）
庚辰，京师地震有声。诏百官修省三日，青衣角带办事。癸未，山西山阴县地震。（三十九）
隆庆四年四月戊戌朔。孟夏享太庙。京师地震。（卷四十四）
隆庆五年六月辛卯朔。京师地震者三。诏百官青衣角带办事，修省三日。（卷五十八）
为了平息天怒，群臣百官反复进谏上言，务在规劝穆宗「痛加修省，共图消弭」，穆宗基本也听取配合，可老天似乎并不怎么领情，各种灾害仍时时见诸疏表——
壬辰，兵部侍郎邓洪震，疏言：「臣窃见入夏以来，淋雨弥月不止，此阳制于阴、仁柔不断之象。又京师去冬地震，今春霾大作、白日无光，占者为地震阴不静也，主嬖幸蛊惑、女宠渐盛。风霾，兵象也，主夷虏将有窥伺中国。近日大同又报雨雹伤人畜，平虏卫地震有声，以陛下临御甫及半载，而灾异叠见如此，岂无所以致之者耶……」（卷九）
丙辰，御史李惟观言：「顷者京师霖雨为灾、宣大地震、淮徐水溢，辽东之旗枪出火，而民间之金釜皆鸣，此宵旰殷忧之日……」（卷十）
甲申，礼科都给事中王之垣、云南道御史王圻，各请务修省之寔，以弭变异。礼部覆言：「今京东关右屡闻地震，上党云中数奏雨雹，沧瀛齐鲁有蝗蝻之灾，畿辅湖湘有洚水之警，此皆非常之变，不当诿之适然……」（卷三十五）
辛未，刑科右给事中宋应昌，以天变，上修省疏曰：「臣惟今日致灾之由，在吏治不饬，催科太重，小民愁泣之声、凄凉之状，不能彻九重视听，故上天出灾异，以警告之……」（卷六十三）
2.节妇
隆庆年间旌表了大批所谓的节妇烈女，每条载在实录中的事迹，莫不是骇人听闻的婚姻悲剧，在那个时代之下，并没有人关心她们真正的意愿。
壬子，旌表会稽县节妇朱氏。朱氏，县人罗道妻也。道死时，朱氏年二十一岁。父母为其年少无子，欲夺其志，而道弟谋得兄产，亦百端挤之。朱氏以死自誓，卒立道兄子（朱）拱壁为嗣，而终身焉，年六十二而卒。卒后三年，其孙（朱）万化及第，用恩例陈请，礼部行勘得实，故有是命。（卷二十八）
旌表常州府武进县节妇蒋氏，指挥佥事刘廷玺妻。廷玺死时，蒋氏二十五，至是百岁矣。巡抚右佥都御史林润称其完节上寿，请特赐表扬，下礼部勘实，表其门曰贞寿。（卷三十）
诏旌表湖广五开卫舍人王言妻袁氏贞节。初，言父指挥（王）载，以侵用官钱亡命，子言年十四，聘袁氏未娶，即坐系。系更二十余年，度终不出，数寄谢袁，令他适。时袁年踰四十，父母又俱丧，然矢死不他，其后虑囚者怜其节，纵言归婚。未几，有司复收系之，竟瘦死狱中，袁守等如初，至是年五十余矣！湖广抚按臣交上其事，且言：「袁婺居贫苦，而复以遗赃累之，尤为可悯。」乃得旨蠲豁，且旌其门云。（卷七十）
3.冶游
有许多传闻认为穆宗后期无心朝政，是沉迷游幸的缘故。事实上，他即位当年便被委婉规劝过，此后群臣每言及此事，他皆不以为意，甚至责其妄诞。
兵科左给事中魏时亮：「请上于宫中慎节佚游，保爱精神，日御便殿，省览章奏，面与阁臣裁决。」章下所司。（卷七）
壬辰，兵部侍郎邓洪震，疏言：「……传闻后宫日为娱乐、游幸无时、嫔御相随、后车充升，所谓女宠渐盛者，未尽无也！左右近习恩荫、狥情赐与颇滥，所谓嬖幸蛊惑者，未尽无也……」（卷九）
己卯，吏科给事中石星言：『一曰养圣躬。……养之之道，以节饮食、寡嗜欲为要，臣见陛下清心寡欲渐不如初，试以鳌山一事推之。夫为鳌山之乐，则必纵长夜之饮，纵长夜之饮则必耽声色之欲，语曰：「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肠之药。」陛下傥不亟戒，万一起居失调、圣躬亏损，悔将奚及！今鳌山之事，既不可追，酒色之害，实当深警……』上怒，以为恶言，讪上无礼，命廷杖六十，黜为民。（卷十六）
乙卯，南京户科给事中张应治等……议劝上革内批、罢游幸、召还织造内臣，语甚切直。上意颇不怿，第下其章于所司。已而，复谓兵部不当题覆，切责之。（卷二十二）
戊申，尚宝司卿刘奋庸疏言：「……人主一身，天地人神之主也。必志气清明，精神固而后可以当万机之繁，声色嗜欲，非大智大勇，鲜不移夺。自兹以往，宜加圣虑，思宗社付托之重，念此心保守之难。凝神定志，忍惟抑情，毋逞旦夕之娱，而轻万年之虑；毋以有限之精神，而殉无涯之嗜欲，如此则清明强固，而无强之福可长保也……」（卷六十八）
穆宗册封妃嫔甚多，皇子女亦有不少，他的身体也因此每况愈下，最终英年晏驾。所谓「种如是因」是也。
癸巳，礼科给事中蔡汝贤上言：「臣近因长至导驾，窃窥圣容微减于前……今微阳初生，正宜遏欲养静之时，愿于宫中斋居焚香，澄心涤虑，进御有常，毋令其溺志；游观有度，毋令其移情……」（卷六十四）
癸酉，圣躬不豫……（卷六十七）
丁卯，上出御皇极门，疾作还宫。先是，上病疡，自春及夏久不御门。及择日开讲期，辄中改外庭见，谓朝讲希阔，而圣体寔未平。惟上心亦以为久居内，欲出视事，乃以是日出，疾益甚，遽还。文武大臣各上疏起居，有旨令安心办事。（卷六十七）
丙午，上不豫，至增剧，百官上疏起居。（卷七十）
己酉，上疾大渐，召大学士高拱、张居正为仪，至乾清宫受顾命，拱等疾趋至宫。……是时，上疾已亟，口虽不能言，而熟视诸臣，颔之，属托甚至。……（卷七十）
庚戌，上崩于乾清宫。……上在位六年，寿三十有六。（卷七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