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是一种传统的冷兵器，它身窄而两而有刃，轻便灵活，点、崩、抹、撩，操作称手随意，有“剑走轻灵”、“矫若游龙”之说。剑和刀，棍等兵器比较，它携带方便，显得温文尔雅，使用起来柔门有刚，能收到出奇制胜的功效，故有“百器之君”的雅号。
剑有这些特点，因此佩戴它可使人文雅、潇洒、风流。尽管它是一种兵器，佩戴者却并不显出赳赳武夫的模样，所以历来非但侠士武夫佩剑，诗人，儒者亦好以剑妆点自己。孔子教剑，子路挂剑，屈原佩剑，李白舞剑，历代文人的这种尚剑精神，使剑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据史籍记载及出土文物的印证，剑几乎是与青铜器的使用同时产生的。春秋时代就已大量使用青铜剑，至战国时期，铁剑登上历史舞台，出现了锋利无比的干将、莫邪、龙渊、太阿等名剑，使剑带上了一种神秘色彩，称之以“宝剑”。稍后韧而又刚，坚而不脆的钢剑一跃而起，统治剑坛。随着冶炼技术的提高，剑越铸越精，越来越利，在冷兵器的时代，人们甚至对“宝剑”产生了崇拜心理，说什么三尺青锋在手，便能制敌全身，于是剑便被神秘化、人格化了。
古代的社会动荡不安，人们的生命财产常常会遭受威胁，为了摆脱内心的恐惧，寻求安定，人们便产生出一种幻想和寄托，即表现为对超自然力的崇拜；加之民间巫祝之风气，对鬼神的深信不疑，以及宗教思想的传播，于是人们更希图以能克敌护身的剑为法宝，祛除妖魔，遇难呈祥。这种神秘化、人格化，首先表现在剑饰上，配以灵威之物，增益其超自然的功能。
比如在《古今刀剑录》中所载：“夏禹子帝启，在位十年，庚戌八年铸一铜剑，长三尺九寸，后藏之泰望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面文为星辰，背记山川月日”。又如传说中的干将铸剑，铁汁不下，其妻莫邪自投炉中，铁汁乃出。遂成雄雌二剑，取名干将、莫邪。干将进雄剑于吴王，而藏雌剑。雌剑思念雄剑，常悲鸣。（见《吴越春秋》）
古代的人们认为剑也可以压邪。比如在《拾遗记》中所载：“颛顼高阳氏有画影剑、腾空剑。若四方有兵，此剑则飞赴，指其方则克。未用时，在匣中常如龙吟”。这种对剑的神化和崇拜，一则使剑成为道士驱邪镇魔、大显神通的必备之物，二则使剑术在小说中具神鬼不测之机，为剑侠克敌制胜之法宝。
关于剑术，最早予以文字描述的是庄子。他在《说剑》篇中不仅记述了当时剑术的兴盛概况，而且总结了剑法要诀：“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这里提出了用剑要有虚实和速度，可见这时“虚虚实实、后发先制”的方法已成为用剑的要诀。而史学大家司马迁则以人物形象来说明剑术的精妙和难以练成。《史记》中载，项羽力能扛鼎，勇敌万夫，“去学剑”竟“不成”；荆轲刺秦王的失败是在于“惜哉，疏于剑术”；至于专诸、聂政之流，王世贞在《剑侠传》的序中认为“仅其粗耳”，难入正宗。
据《汉书》中记载，有“剑道”38篇。至唐，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中始对剑术进行具体形象的描述：“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青光”。出手不凡的起势，轻捷飘逸的身法，刚柔相济的剑势，惊心动魂的效果，表现出一种雄阔而优美的意境。
剑，用剑，剑舞已成为文学的描写对象了。到了元明时期，出现了武术专著，如戚继光《纪效新书》、俞大猷《剑经》等，对剑术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使之日趋成熟。但另一方面，剑术也被无限夸大，乃至神化。《吴越春秋》中的剑术家越女的剑术就非凡人所有，她竟与白猿化成的老人比剑。魏晋史书和小说中所提到的剑气和剑的变化、飞腾，也是剑术被神化的根据。唐代李白的诗“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亦对侠客的剑术予以夸张。
剑术在传说中则玄乎又玄，鬼神莫测，反映到小说中，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剑侠。
一类剑侠以精湛的武技和超人的胆略入世行侠，如魏晋小说中的《李寄》、《周处》，唐人小说中的《李龟寿》、《郭元振》、《蒋武》等，及至《水浒》中使剑的裴宣，《儿女英雄传》中的侠女十三妹，《三侠五义》中的南侠展昭、丁氏双侠、锦毛鼠白玉堂之流，再至民国初的《十二金钱镖》中的侠女柳研青、十二金钱俞剑平等入。这类剑侠虽亦有夸张，但夸而有节，虚中有实，比武打斗颇有分寸，不用飞剑法宝，依然火爆、热烈，合情合理，尚不失艺术之真。
另一类剑侠则具备变幻无穷的剑术，或藏剑于脑后，或藏剑于指间，或纳剑于口中：用剑时，放出一道剑光制敌于死地。同时，他们还兼有种种神通，有的一夜往返近千里；有的腾云驾雾，来去自如；有的善变化，能钻入活人腹中；还有的能呼雷运电，法术高深莫测。这类剑侠小说，从魏晋的《比丘尼》，唐代的《红线》、《聂隐娘》、《昆仑奴》，一直到清代的《七剑十三侠》，民国初的《江湖奇侠传》，《蜀山剑侠传》等，越变越奇，越演越烈。
如将两类剑侠作一番比较，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前一类剑侠是凡人，他们生活于人世，其高超的武功来自勤学苦练；后一类剑侠是超人，他们来无影去无踪，神龙见首不见尾，武功来自神授和机遇。前者深受儒家思想熏陶，虽侠气纵横，却甘愿为官府卖力，或自觉遵守封建社会的法律和制度；后者崇尚道家哲学，他们是披着道装的侠客，或手握利剑的道士，他们仗剑行侠，功成身退，丝毫不为世俗尘世所羁绊。
这两类剑侠的产生，显然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尚武好勇的精神积淀作用，都反映了老百姓英雄崇拜的依附心理。但前者更表现出市井细民希图发迹变泰的心态，后者却反映了士大夫伴君如虎，激流勇退的心境。
到了近代的金庸、古龙和梁羽生，又将这两类剑侠合为一体，既夸张地表现出剑侠神奇的武功，又深刻地描写了剑侠的人性、品行及成长过程；注重在离奇中求真实与完整，和其它武侠小说比较，他们是能够独树一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