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文明是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它在古典希腊文化的基础之上，塑造出一段辉煌的时代，对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璀璨无比的帝国也渐渐的行将就木、日薄西山。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逝世前，遗嘱将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交由两个儿子分别继承。从此罗马帝国和平分裂，其中的东罗马帝国更是延续国祚千年之久。人们通常会很好奇，从混一宇内的“天下”王朝蜕变成一个四面楚歌的危邦，东罗马帝国是如何在不断变形之中寻得长生的。
17世纪，西欧史学家为了区分古罗马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将东罗马冠以“拜占庭帝国”的名号。从“罗马”到“拜占庭”，或许拜占庭帝国的演化脉络可以从这两个词汇中寻觅出答案。
一、拜占庭初期的归属感困境拜占庭：希腊还是罗马
西欧史学家将东罗马称为“拜占庭帝国”，除了加强区分和弱化其罗马法统的考虑之外，还因为拜占庭这座城市对东罗马的意义。作为东罗马帝国的都城，拜占庭起初是一座靠海的古希腊移民城市，其建城历史极为悠久，本身便是古希腊文明的载体之一。等到公元324年，君士坦丁一世将此地选为皇帝驻地，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之后，它又被赋予罗马层面的属性。
君士坦丁堡位于连接黑海到地中海之间的狭小航道博斯普鲁斯海峡边，能够同时扼守西亚东地中海周边的海陆商贸交通，战略地位十分突出，地理环境也非常优越。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为拜占庭带来的不仅有罗马层面的属性，作为首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他的统治同样成为基督教罗马与多神教罗马帝国之间的分界线，并将此特征深深的烙在了拜占庭帝国身上。从此，基督教成为了拜占庭帝国扩张、外交、内政等几乎所有行为的重要特征。
罗马国教的道统之争
罗马帝国戴克里先-君士坦丁中兴是极其成功的，它不仅将稳固了因3世纪危机而深陷动荡的帝国局势、促成了至今仍然蓬勃的罗马天主教会，而且对拜占庭得以传承千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对帝国信仰层面，关于宗教教义和法统精神的改造也为拜占庭帝国招致了新的敌人。采纳了一神论作为国教的罗马，短期内虽然维持了帝国平稳，却因为帝国各地不同的习俗信仰和环境影响，很快就出现了教义上的分离。
关于“三位一体宗”中，耶稣“人性”和“神性”的讨论，事实上反应的是不同地区基于现实政治形态而做出的倾向于自己的判断。不同教会之间，围绕“圣母玛利亚能否诞下神”、“圣子属于神性还是人性”、“圣父/圣子/圣灵是否为一体”等认识上出现剧烈摩擦，并最终诞生了主张上帝三个位格（即圣父圣子圣灵分别具备神格）并带有三神论倾向的亚历山大派，主张上帝三位一体且三位的区别仅仅是分工不同的安提阿学派，以及试图调节双方并提出“基督之母”概念的聂斯托利派等。除了以上三大学派之外，进入四世纪之后，阿波利拿里派、阿里乌派、优迪克派和一志论派相继出现。而在这众多教派中，除了活跃于众多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国家的阿里乌派提出的受造物主张（圣子次于圣父且属于半神，圣灵次于圣子，反对教会占据大量财产），其余大部分活跃于东方的教派均是一性论的坚定拥护者。
从阿里乌派的教义中，我们看到了过去时空中日耳曼部落的习俗和未来时空中新教改革的渊源。而在罗马帝国东疆，众多遭受主流“三位一体”压制的一性论教派的身上，我们更能探知民间对一性论（符合自阿拉德、亚述、古埃及和波斯时代，地中海东岸的民俗和传承）是如此的深入人心。后来帝国东部省份果然全部失陷于更为严格的一神教，伊斯兰。
幻影中的查士丁尼中兴
东罗马帝国的疆域，在分裂之后便一直以巴尔干半岛为核心，走上了摒弃罗马城邦和拉丁语文化影响的道路，取而代之的是希腊语和古典希腊文化。然而希腊化的进程并非一蹴而就，早期的拜占庭皇帝依旧胸怀壮志，想要恢复帝国西部的旧疆，成为全罗马领土下共同的皇帝。然而拜占庭西进的对手并非西罗马帝国，由于西罗马地区成熟的城市文化和丰厚的财富吸引，从3世纪直至5世纪的历次北方民族大迁徙，其所入侵的主攻目标均是罗马，西罗马帝国更是多次被征服。与之相比，拜占庭帝国只续交缴纳献金即可幸免于难。就在蛮族虎视眈眈和教统争论不休的动荡时刻，公务员出身的查士丁尼上台成为拜占庭的皇帝。
即位之初的查士丁尼，其皇位是不稳定的。公元532年首都竞技党徒的“胜利暴动”险些推翻了他的统治。竞技党徒是首都暴民政治的表达模式，其背后往往被野心家们所操纵着。面对困难的查士丁尼曾一度想要出逃，所幸他的皇后狄奥多娜稳住了他的心神。此后查士丁尼开始长期主政，这段岁月亦可被认为是查士丁尼和狄奥多娜的共治时期，罗马迎来了又一次中兴。在皇帝和麾下杰出将军贝利萨留的配合下，拜占庭帝国甚至夺回了古罗马时代除西北高卢和不列颠之外的绝大多数省份。只是查士丁尼最终功败垂成，未能重现古罗马的旧日荣光。
6世纪的拜占庭夹在西部一众阿里乌派国家（东哥特、西哥特、勃艮第、汪达尔）与萨珊帝国之间，查士丁尼对北非、意大利等西疆的征伐，曾缓解了这一境况。只是相较于不得人心的汪达尔人（曾迫害三位一体派的罗马公民），意大利人并不反感东哥特人，这使得拜占庭在意大利与哥特人的战争，被意大利原罗马公民视为希腊人对自己的入侵，战局最终因为贝利萨留临阵遭撤换而陷入糜烂。不仅如此，为了稳住后方，查士丁尼曾向萨珊波斯支付1.1万磅黄金作为岁贡以签订“永恒和平”，却在仅仅8年之后便因为黑海东岸的拉齐察基督王国（今格鲁吉亚）问题而重启战端。最后双方还是选择议和，拉齐察臣服拜占庭，但却必须向萨珊继续缴纳黄金岁贡。战场上的失利只是查士丁尼中兴功败垂成的因素之一，“查士丁尼瘟疫”的来临毁灭了东地中海四分之一的人口，彻底重创了拜占庭帝国。
二、拜占庭帝国中期的变形调整帝国衰弱：草原冲击
查士丁尼去世之后，留下了一个空荡荡的国库。此时被拜占庭和东哥特反复拉锯而陷入残破的意大利，被新南下的一股日耳曼“蛮人”伦巴德人摘了桃子。伦巴德人出现在意大利北部，将查士丁尼时期拜占庭在意大利扩展的影响力一点点的挤压出去了。查士丁尼时期确立的由拜占庭任命罗马教宗的机制，随着伦巴德人威胁的增大，而日益受到罗马教廷的质疑。这也是皈依基督的法兰克击败伦巴德人之后，罗马教宗选择为查理大帝加冕而不再承认拜占庭罗马法统的原因，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6世纪中叶前后，内亚草原上柔然和嚈哒两大联盟相继覆灭，其疆域被突厥和萨珊所占据，这引发了新一轮内亚草原西迁浪潮，一股名为阿瓦尔人的族群于此时窜入拜占庭北疆，开始在欧洲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自4世纪末匈人帝国在阿提拉死后，因治下日耳曼族群格皮德人的发难而覆灭之后，格皮德人就一直霸占着肥沃的喀尔巴阡盆地，这让阿瓦尔人垂涎三尺。于是他们驱逐伦巴德人与其合击格皮德人，其后又威逼伦巴德人遁走意大利，随同伦巴德人一起的还有被裹挟在内的巴伐利亚人、格皮德人和撒克逊人，共计约四五十万之多。
为了阻止阿瓦尔人南掠，拜占庭曾用行贿的方式力促他们北上征战中欧。然而当时法兰克势大，阿瓦尔人西进之路受阻。此后拜占庭再度展开外交攻势，在阿瓦尔人于喀尔巴阡盆地站稳脚跟之后，鼓动他们向东攻打黑海西岸的斯拉夫族群。正是在阿瓦尔人的统领下，斯拉夫族群才出现了社会组织的架构雏形。当阿瓦尔人的潮水褪去之后，斯拉夫人已经成为拜占庭边疆乃至巴尔干腹地的主要族群。
在危机四伏中腾挪旋转
作为查士丁尼的继承人，查士丁尼二世面临的是一个严峻的局面。西边的意大利遭到伦巴德人的步步紧逼，拜占庭19年的战果即将付之东流；北边的阿瓦尔人在拜占庭断绝岁贡之后，两次越过多瑙河犯境；东边的萨珊波斯，也在查士丁尼二世听信了西突厥人的怂恿之后中断了岁贡，招致连番攻击。6世纪末的拜占庭似乎将要重蹈西罗马的覆辙，更为严峻的是，到了此后提庇留二世和莫里斯时期，皇帝更像是帝国的糊裱匠了。
为了应对危局，提庇留二世缴纳巨额岁金以换取阿瓦尔人的和平，却发现阿瓦尔人依旧主动南侵，亦无法控制斯拉夫人的大举进犯巴尔干。他在西线选择与西哥特王国议和，想要腾出手来镇压北非汪达尔人的叛乱。同法兰克人的结盟则是为了压制伦巴德人的势头，却最终导致意大利被法兰克鲸吞，更促使罗马教会彻底倒向法兰克一方，为自己埋下了一个争夺罗马法统的强劲对手。不过法兰克的入局极大的缓解了拜占庭的压力，也使得他们可以全力在东线对抗萨珊波斯，但本土腹地的空虚招致更多斯拉夫人的侵袭和定居。
到了莫里斯，局势才稍稍有所缓解。在抵挡住了萨珊波斯之后，拜占庭终于腾出手来处理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的南侵，并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只是莫里斯为了镇守北疆，拜占庭不允许多瑙河以北的军团返乡过冬，又因财政紧缺等问题拒绝赎回被阿瓦尔人俘获的士兵，最终招致兵变，于602年被弑身亡。
国势复兴：希拉克略中兴
莫里斯的遭遇绝非其个人固执导致，而是由于拜占庭的战略困局所引发的。正因如此，在局势得不到彻底改善之时，其继任者于8年之后遭到了同样的结局。新帝是莫里斯时期设立的迦太基远方总管老希拉克略之子，赫赫有名的希拉克略。希拉克略接手拜占庭皇位之初，东部战线因萨珊王借口为岳父莫里斯复仇而支离破碎。耶路撒冷的耶稣“真十字架”甚至都被波斯人抢走了。多瑙河防线也形同虚设，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在帝国疆域之内畅行无阻。最终希拉克略采用了查士丁尼的方法，用巨额钱帛换取萨珊的撤退，当然这是建立在君士坦丁堡兼顾的城防基础之上的。
7世纪初的拜占庭东疆，多瑙河南岸直至巴尔干半岛末梢，均遭到了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严重侵袭，亚洲和埃及同样受到萨珊波斯的猛烈进攻。出身于北非迦太基的希拉克略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是继续坚守君士坦丁堡还是迁都至迦太基。如若选择后者，在法兰克没有海军的情形下，西地中海又将会是怎样一番情形呢。最终希拉克略选择了坚守，恢复信心的他裁剪了帝国几乎一切非军事费用，牧首塞尔吉乌斯一世更是捐出教产以筹备战费。皇帝御驾亲征前往小亚细亚，后又直抵高加索地区。拜占庭军队气宇轩昂，连番重挫萨珊波斯。
就在皇帝在外征战之时，与萨珊结盟的阿瓦尔人于斯拉夫人一道对君士坦丁堡发起攻击。皇帝不在就由牧首主持城防事宜，攻防战惨烈无比。与此同时，拜占庭的盟友西突厥也出兵了，他们攻打外高加索地区，对萨珊造成了一定震荡。此后在希拉克略的策动下，萨珊上演了帝帅不和、弑父篡位和弑君登基的一系列戏码，并于629年归还了“真十字架”。
三、拜占庭后期的夕阳余辉帝国疆域的层层剥离
希拉克略战胜萨珊波斯之后，采取了波斯“万王之王”的称号，并于629年采用希腊文中的“巴塞勒斯”以取代拉丁文的“奥古斯都”作为君主尊号。同时拜占庭开始用希腊文取代拉丁文作为帝国官方语言，帝国的希腊化成色进一步加深。只是次年发生在亚欧大陆的两件事情，则预示着拜占庭的未来。公元630年，穆罕默德征服麦加并签订《侯德比耶和约》；同年唐太宗李世民受漠北草原众部族首领的共同拥戴，被尊为“天可汗”称号。阿拉伯人的崛起和唐朝的扩张昭示着西亚即将进入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时刻。
前面曾提及基督教在古罗马帝国直至拜占庭初创之时的道统之争，尤其提及帝国东疆的一性论学派与罗马主流的三位一体派之间的差异。地理位置处于两者中间地带的拜占庭，则面临一个极为尴尬的问题，在“三位一体论”和“基督一志论”中，他们不得不偏向后者，却始终被东部民众视为是聂斯托利化的伪装。力求在二者之间寻求折中方案的拜占庭，最终两者皆失落，不仅丢失了对罗马教宗的任命权，还不被东疆民众所信任。当阿拉伯半岛出现了更为纯正的一神教之后，也就意味着帝国动荡的开始。
从某种意义上，伊斯兰是对犹太教的某种回归。在他们眼中，三位一体论不过是掩耳盗铃的概念道具。到了希拉克略孙子君士坦斯二世上位之时，面对大食的步步紧逼，他甚至考虑过迁都叙拉古，然而其西倾战略反过来鼓励了大食人进一步的进窥，不过由于坚固的城防和希腊火的使用，君士坦丁堡依然固若金汤。随着东疆一性论子民纷纷归附大食，到了君士坦丁四世任内召开的第三次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即第6次大公会议）中，拜占庭再度将一性论裁决为“异端”。
7世纪下叶，伴随着大唐铁骑的隆隆声响，西突厥覆灭了。内亚草原由此迎来新一轮西迁浪潮，西突厥附庸可萨人在乌克兰草原建立汉国，并驱逐古匈人遗裔保加尔人西迁至多瑙河下游南岸，统御着早前来到这里的“斯拉夫七族”，后来更被斯拉夫化了。此后每当拜占庭遭遇大食人入侵之时，便会凭借高潮的外交能力取得可萨人、格鲁吉亚人和保加尔人的助兵。然而与可萨汗国不同，保加尔人的助兵是建立在拜占庭示惠（行贿、割地等）基础之上的，因此当大食人的潮水退却之后，双方交兵则成必然。然而在旷日持久的征伐中，拜占庭和保加尔人互有胜负，并未带来实际意义，这使得帝国的目光再度转向东方。
当出身叙利亚的利奥三世当政后，颇为理解东方民众反对圣像崇拜的他发起了“销毁圣像运动”，这进一步拉开了拜占庭中枢与罗马教廷之间的距离。进入8世纪后，法兰克人的“罗马帝国”成为拜占庭帝国法统上的强有力竞争对手，铁锤查理和矮子丕平等法兰克首领一方面保护了罗马教廷，另一方面也借助罗马教派传教的方式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
紧缩为一邦的黄金时代
拜占庭和墨洛温法兰克之间虽曾互为盟友，然而8世纪的法兰克已经步入加罗林时期，双方存在诸如基督教义、罗马法统等一系列争执，但双方的第一次冲突却还是源于地缘层面的竞争。作为拜占庭在意大利北部最后的据点，威尼斯于804年倒向了法兰克一方，这使得双方爆发战争。战后威尼斯虽然名义上依然从属于拜占庭，却实质上接受双方共同监督并获得自主。不过在拜占庭领土去地中海的同时，却开启了光复巴尔*进程。从8世纪后期直至9世纪初，拜占庭一方面派遣要员降服巴尔*斯拉夫人，促使他们逐步接纳希腊文化；另一方面又不断从小亚细亚地区大量迁徙基督人口，以充实兵源并充实帝国对巴尔*统治。
由于紧缩为一邦，不需要再去平衡帝国不同疆域之间的平衡，拜占庭在希腊化的道路上突飞猛进，内部团结空前。然而不同于周边列国的民族主义，拜占庭依然延续着自古罗马时代传承下来的“天下”主义。进入马其顿王朝时期，拜占庭帝国再度中兴，他们覆灭了保加利亚王国，并在传教攻势中赢得了保加利亚、摩拉维亚和罗斯。此时西欧接替加洛林王朝与拜占庭争夺法统的是由东法兰克蜕变而成的神圣罗马帝国，大食人的阿拔斯王朝日渐空心化，逐步演化为波斯人掌政、突厥人掌兵、大食人念经的格局。然而新的敌人出现了，诺曼人在地中海肆虐的船帆即成为欧洲阻挡大食人渡海的屏障，同时也是从海面威胁拜占庭的利剑。当诺曼人征服了意大利的同时，突厥人也已经进入拜占庭的主要兵源地——小亚细亚。
黄昏：危机总爆发
12世纪末，拜占庭迎来了各种危机的总爆发。首先，自1054年东正教与天主教彻底决裂起，自古罗马时期就一直延续的环地中海的欧洲部分彻底断裂了。从此之后罗马教廷更是大张旗鼓的支持西欧列国与拜占庭对抗，这也导致后来十字军东征明明是剑指西亚，却依然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毫无底线的劫掠了拜占庭（事实上，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就曾试图征服拜占庭）。在十字军的眼里，或许拜占庭与伊斯兰并无差异。其次，希腊化的拜占庭与承自拉丁文化的西欧民众存在文化梳理感，当威尼斯脱离拜占庭后迅速崛起成为地中海重要的商贸角色，严重削弱了君士坦丁堡的商贸地位，重创了拜占庭的商业收入。第三，由于拜占庭突出的地理位置，导致不论是从北欧还是内亚草原上迁徙而来的族群，马札尔人和突厥人的相继到了进一步加剧了帝国危机。
在经过了长达两百多年的挣扎之后，君士坦丁堡终于于1453年在经过了两年的包围之后，被奥斯曼帝国攻克了。1461年，当特拉比松也被占领之后，拜占庭帝国长达千年的国祚终于落下了帷幕，然而这并不影响拜占庭文化的传承。固若金汤的君士坦丁堡，作为拜占庭帝国的首都曾被十字军和奥斯曼人先后两次攻破，期间许多拜占庭的文学、技术等随着工匠和文学家们的避难逃离，促进了西欧和伊斯兰的发展。尤其是大量拜占庭人携带者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文献流离西欧各国，使得在天主教压制下的人们重拾起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和恺撒的记忆，并在这些光辉思想的照耀下最终给西欧带来了文艺复兴的火苗。
综上所述，自古罗马帝国分裂之后，作为东罗马的拜占庭帝国就始终负载着一个大一统帝国的使命，并在“罗马法统”和“基督道统”层面始终纠缠不清。它以正统的罗马传承者自居，却不得不去拉丁化，并缔造出一个新“希腊”的认同，然而其人口却在蛮族南迁的过程中大量斯拉夫化。但也正是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拜占庭帝国才得以在不断变形中延续千年之久。
虽然君士坦丁堡最终沦陷，拜占庭帝国也由此走向覆亡，但是它对欧洲来说影响深远。作为东正教的源头和古典希腊文化的传承者，拜占庭同时对中西欧列国和东欧斯拉夫世界发挥着毋庸置疑的典范作用，并一直延续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