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盖迩说
编辑|盖迩说
华夷之辨，归于以夏变夷的思想理念。
“以夏变夷”，从传统意义上讲，是指用华夏文明来改造蛮夷文化。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的演变而不衰。
不管中间出现何种文化潮流，人们都会将其改造成适应华夏文化或儒家文化的因子。
从异域描绘的角度来说，“以夏变夷”则是指明清小说作者，出于各种原因进行异域描写时，始终不能摆脱现实文化的限制，
对海外国家政治制度和文化习惯的想象，仍旧是以中国为参照的。
最具典型意义的是《西游记》，唐僧师徒取经路过的几个国家，都貌同大唐。
第三十九回师徒到了乌鸡国，小说写道：“那师徒进得城来，只见街市上人物齐整，风光闹热，早又见凤阁龙楼，十分壮丽。有诗为证。
如果不特别指出这是异域，将这副情景描绘用在任意一个中华城市中都十分契合。
在写到服装饮食和民俗习惯时，几乎都是众所熟知的事物，与中华端午习俗完全一致。
作者对这些境外异国进行描写时，以中华帝国为参照系，其风土人情、文化语言和习俗节日都与中国相同或相似。
这种思想在《西洋记》中体现为以中华礼俗为中心的教化。郑和船队每到一国，都会对异国将领或番王进行一番说教。
遇到风俗淳朴，与中国相似之国，就大加赞赏；风俗险恶者，就责令其改正。
在我国，从《山海经》时代开始，海外就被描述为蛮夷之地，中国则是万物的中心，
这种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影响了后代的文学创作，因而被命名为“《山海经》模式”。
明清时期，我国的航海技术有了大发展，随着郑和七下西洋的胜利，国人对海外世界和异域文化的好奇大大加强。
“《山海经》模式”演化为新的主题——华夷之辨，这种论题在小说中表现尤为突出。
从《西游记》中对东土上邦人物的夸赞，到《西洋记》中强烈的“华尊夷贱”思想的流露，
中华与外邦的对比达到高峰，书中不止一次宣扬“中国为君为父，夷狄为臣为子。”
将外邦视为中国的附属国，要求其定期进行朝贡，并以虔诚的姿态服从“天朝”管辖。
清代满族入主中原，“华夷之辨”有了新的走向，《镜花缘》中描写的“以天朝文化为正统”的理想国度，成了讽刺现实的工具，
虽仍自称“上邦”，却失去了最本质的文化内核，而不可避免的走向堕落了。
一部分有识之士摒弃华贵夷贱的传统偏见，以开阔的胸襟、清醒的头脑，借鉴外国的科学技术，
大胆尝试对旧的文化和政治制度进行改造，体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索。
在游历小说中，作者以多种方式组织叙述内容。
如构建相对独立的叙事单元、内容上游历和魔幻结合、采用预设情节的模式等艺术手段，使情节的转换更加自然。
纵观古代章回小说，以一两个人物为核心、始终贯穿整个故事情节的小说并不多，
更为常见的是由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单元连缀而成的小说。
如《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好汉轮番出场，演绎故事，最终聚义梁山泊。
《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也是次第出现，讲完这个人物的故事再引出其他人物，中间情节不时勾连，使结构不至松散。
明清异域游历小说中，这种特点更为明显，一方面，这是古代小说由来已久的结构模式；
另一方面，游历小说的特点决定了其情节必然是不断改变的，
由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彼此之间相互独立，因而游历小说中多是相对独立的叙事单元。
构成叙事单元的基本元素是事件，单个事件可独立存在，郑振铎先生曾说：
“《西游记》的组织实是像一条蚯蚓似的，每节皆可独立，即斫去其一节一环，仍可以生存。”
游历小说的叙事单元正是如此，倘若去掉某节或加上某节，对故事进展并无太大影响。
如《西游记》中的游历旅程，“西天取经”是全书的主干，这个长篇故事可分解为众多小故事，每到一地遇一妖的描写都可单独分开，
不论“白虎岭”“火焰山”“盘丝洞”，还是“黄风岭”“黑松林”“狮驼山”，每一座山、每一处岭、每一个洞都有各具特色的妖怪，生出各种事端。
第二十至二十一回写黄风岭遇难；第三十六至第四十回写师徒经过乌鸡国，为国王洗冤；
第七十八至第七十九回写在比丘国救婴儿……每个部分都有精彩片段，可作为短篇故事阅读。
作者利用散点式的叙述安排事件次第发生，透视社会的人情世态。
《西洋记》中这种故事情节的独立性更为明显，郑和船队一路漂洋，每经过一个异域国家，就会发生一段故事。
他们游历了金莲宝象国、满刺伽国、宾童龙国、锡兰国、柯枝国、阿丹国、剌撒国、吸葛剌国、天堂国、忽鲁谟斯国、祖法国等大大小小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所历诸国的地理、风俗、民情等各方面俱有不同。
小说或用三五回讲一段两国的交涉，或一回到达一个新的国度，
彼此前后没有牵连，所到达的国家也无逻辑上的先后顺序，全由作者自行掌控。
相对独立的叙事单元就像作者手上拿着的万花筒中的图案，它们从一个焦点散出，朝向不同的方向发光，但始终有一个若隐若现的“手”在牵引着它们，使前后脉络相互接续。
既可独立存在，又彼此关联，使众多相对独立的叙事单元连缀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明清游历小说的描写往往若虚若实，亦真亦假，其情节离奇古怪，人物形象真幻参半，
往往加入魔幻因子，这种特点与小说的题材内容密不可分。
“明清通俗小说大约从明万历后期开始，通俗小说的各种类型之间即已出现相互融通、混类的现象。
神魔小说的兴盛是在明中期之后，游历的广泛流行也在此时期，两者的密切结合，催生了一批以仙界幻域为故事环境，杂糅真人和神仙妖魔的小说作品。
如果说中华本土是普通的世俗人间，那么异域就意味着一个超越现实、非真实存在的奇幻国度，到处都是非同寻常的奇珍异宝和怪诞场景。
如《西洋记》，它以郑和船队与异国将领的斗法为主线，写法宝，写神通，整个异域游历过程，充满了天马行空的幻想。
其魔幻特征集中体现在军事战斗方面，如在爪哇国，写明朝将领与王神姑的斗法，王神姑“即时念动真言，宣动密咒，只见王神姑头上一道黑烟冲天。
那黑云里面有一位金甲天神，手执降魔钉杵，照着郑护卫的头上狠地还他一杵，把个郑护卫猛地里打下马来。”
第四十二回写金碧峰和火母的斗法，两人各显神通，一个喷火，一个降雨，千变万化，
几番较量，最终火母被金碧峰扣在钵盂里不得出，又牵连出骊山老母，最后变成了金碧峰（治世佛爷）和骊山老母（治世祖师）的较量。
《西洋记》中打斗场面的描写，使情节跌宕起伏，异国大将往往具有别样的宝物或奇异的本领，极具魔幻色彩。
《西游记》里的魔幻描写更为突出，整体架构包含了天宫、地府、龙宫、西方极乐世界等种种幻景，活跃其中的人物除唐僧外，都是神魔化的。
取经路上遇到的神魔妖魅，都有非凡手段，
作者的笔触广涉古往今来，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创造出一个光怪陆离、流动多变的环境。
陈文新曾说：“在古代中国人的想象中，人的世界之外，还有三个世界，即仙的世界、鬼的世界、怪的世界。所谓仙，即长生不老的人。
根据神仙所在的空间位置，仙界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部分，即天上仙宫、凡间仙窟和海上仙岛。”
因而，笔者认为《西游记》中的描写空间广泛涉及了这些区域，开辟出一个人、仙、妖共存的玄幻世界。
对妖怪的描写尤可见作者瑰丽的想象，这些妖怪有的本是仙，因犯了错误，贬下人间变成妖，此为第一类。
如（天蓬元帅）猪八戒，戏弄嫦娥仙子，被贬下凡投为猪胎；
（卷帘大将军）沙僧，在蟠桃会上打碎了玻璃盏，被玉帝打下凡间，在流沙河吃人度日。
与《西洋记》一样，人物的武器和本领各有分别。
作为“在路上”的主要代表，孙悟空的金箍棒小如绣花针，能变换大小，
身上的四万八千根毫毛，根根能变，应物随心。
对文中其他妖魔的描写也各有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