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宏宇
前一阵，写了篇文章，投给平台，涉及商末周初，提到《封神演义》里讲的“冀州侯”是娱乐性说法，故事发生年代，应该还没有“冀州”这样一个行政区划，甚至可能连“冀州”这个地名都还没有。
文章发表后，遭了惨扁。很正常。自媒体时代吗，每个人都有表达观点的自由，也都有纠正别人的自由。作为笔者，别人不清楚，反正我还是挺感激各种意见的。
说到“冀州”的那篇文章，有条评论提醒说“冀州”地名早就有，根据是“夏有九鼎”，象征天下九州，而冀州是九州之一；逻辑推理——早在“九鼎”的夏朝，就有冀州地名了。
这个醒提的好！
特感谢这位不知名的读者朋友。
这个提醒，引得笔者去思磨、考究另一个话题——九鼎。
（一组鼎的雕塑）
（一）九鼎源头及象征的传说有关九鼎，很多说法。比较大众化的一种，是说那是实实在在的九尊铜铸大鼎。公共常识层面，最主流是说这九尊大鼎，出现在夏朝。
夏朝是迄今被普遍承认的我国文明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其所处年代，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22世纪。夏朝的君主称为“后”，就是后世“皇后”的那个“后”，只不过是用在男性最高统治者身上，相当于后世的“皇帝”。夏商周断代工程相关信息表明，夏朝实际的第一代“后”，名号为“启”。
相传，注意，是“相传”，未必就有确证——启的父亲名号“禹”，就是传说中的大禹、禹王、禹君，治水那位。如果他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也的确是第一代“夏后”启的父亲，那么从今天的观念来看，他的时代，还不能算夏朝，而是夏朝之前，应该稍早于夏商周断代工程考据出的夏朝开端的公元前22世纪。
而在比较普遍的大众化认识中，夏朝起始于禹；或者说，是禹开创了夏朝。
认同九鼎出自夏朝的主流观点就讲，九鼎是大禹建立夏朝后，用天下九州贡献来的铜，铸成九鼎，以象征它们的原材料产地。随着历史推演，原材料来自天下九州的这九尊大鼎，被赋予了更崇高、更抽象的意义，象征王权至高无上和国家统一昌盛。进而，再度升华，被视为中中国代名词。
所谓九州，指豫州、冀州、梁州、雍州、青州、兖州、徐州、荆州、扬州。如果跟今天的地名是对接的，稍知地理，就不难想见，都是哪些地方、包括多大疆域。从古代角度看，这样的九州，用来指代我们的国家，甚至用作中国的代名词，还是很说得过去的。
但是，九州，跟九鼎，在笔者理解，还是不同。
对九鼎的相关质疑，近代以来，屡见不鲜，上至权威大家，下至对历史感兴趣并且有怀疑精神的青少年，各种疑问、观点和试图的解析，不一而足，主要关乎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九鼎出处的疑问。
第二，相比第一，这个比较物理化，是关于九鼎铸成时代的疑问。
第三，也是物理化的，但比第二绝对，是关于是否真有九鼎的疑问。
九鼎是否真的存在过？在喜欢涉猎些历史的笔者来看，答案是肯定的。
以建筑物、类建筑物、大型器物等作象征物，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从遥远的古代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由于地理、水文、矿产等方面的原因，远古时代生发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跟同期或稍后世界上一些其他地区的文明相比，并不拥有构筑大型建筑类象征物的条件，但却发展出可以用“繁荣”和“璀璨”来形容的青铜铸造业。故而，铸造大型、较大型青铜器物，用作寄望、凝聚的象征，合情合理、自然而然。铸鼎以安天下，几乎是“势必”。
九是最大的个位数。在我们的传统文化概念当中，有“极多”、“无限”的含义。
铸就九尊大鼎、陆陆续续铸就九尊大鼎，用以彪炳统治意志，象征多族群、广泛地域的聚合、和谐、繁茂，相当靠谱。
因此说，九鼎作为器物的物理性存在，应该不至于疑问。
问题是，这九尊物理性存在的大鼎，是什么时候铸就的？是一次性完成，还是分期分批？
夏朝，以至于再稍早的大禹时代，有没有青铜铸造技术？
退一步——那时就算已有青铜铸造技术，发没发展到可铸就大型象征性器物的成熟度？
近现代很有几位方家大师（其中包括考古方面很有建树的郭沫若先生）认为，象征“华夏九州”的九鼎，应该诞生在青铜铸造技术已相当成熟完备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最早也是从夏朝以后的商朝的早期（公元前16～14世纪）才开始的。
这说法，笔者很认同。
依着这番认同，拼凑些零碎历史知识，妄自揣测地，为九鼎的“诞生”，琢磨了两个可能的年代——
一是商朝中后期；二是西周早期。
商朝中后期，也被习惯称“殷商”的中心政权，青铜铸造业达到顶峰的繁盛，垄断了相关技术和资源，经济与军事实力，相比周边部族、邦国，呈绝对优势，成为具有强烈扩张性的奴隶制帝国，疆域空前辽阔（但比今天还是相差很远），推行高压极权统治，构成、播种了诸多内外矛盾。
这些矛盾累积并相互作用，激化、分裂趋向，就不可避免。为维护帝国式统治，有可能推出各种增进凝聚、彰显权威的举措。帝国时代的殷商，又很热衷铸造大型器物（如著名的司母戊方鼎，铸于武丁时期，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体量的青铜器）。需求、习惯，再加成熟的技术和相对充沛的资源，铸造九鼎这样的事，是非常可能发生的。
殷商帝国由盛而衰，不过百余年光景，就走向了制度的死境，被实力远不如他们但善于“团级群众”、温善平和的农业部族“周”战胜、取代。
公元前11世纪中叶，中华文明走入了农耕“封建”的“新生”。崇尚道德的周王朝，采取分封制为基础的国家联盟政体；继承了商朝的青铜铸造技术；广泛播撒以道德为基础的农耕文化……文化和生产方式的趋同意志，跟相对松散的国家联盟政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矛盾。为弱化、弥合这个矛盾，以标志性器物，诠释政体、增强政权凝聚力，既很显必要，也相对容易实现。
从需求角度看，西周初年，比殷商中晚期，铸造九鼎的需求更实际、更正向，也更迫切。
但是，由于经济实力和族群性格等方面的原因，西周，特别是初年，是否会铸造大型器物，仍值得疑问。迄今为止出土的青铜器，判定属西周时代的，未见有很大体量。
不排除，西周初年，出于稳定新政权的需要，特别下大本钱铸大鼎。就像也不排除，传说中的九鼎，其实体量未必很大。
如果说，九鼎象征天下九州，笔者认为，西周时期铸就的可能性会更大。再以前，九州也好，多少州也好，未必会有那么清晰划分的地理概念。夏商时期，九州中的荆州、扬州、兖州、青州，真还未必是中心政权可以直觉辐射到并予以规范化管理的地方。
有一个不怎么拿得上台面的说法，是说天下九州这个概念，确实产生于夏朝，但名字和所指区域，或与后来不同。也的确是在夏朝，制作了对应的象征性器物，但不是青铜那样坚固耐久的质地。到西周初年，周王朝统治者，极力摒弃商朝，把逝去已久的夏朝，作为假想政治模板，按现时国家地理，依托传说，借夏朝名义，铸了九鼎。
不管九鼎都代表哪些地域，也不管到底是哪朝哪代真正铸就，有一条基本可以肯定，就是九尊大鼎，不大可能是从遍布国土疆域的九个不同地区采集来的原材料加工制造而成。
我们国家铜矿产资源分布，跟大多数其他矿产资源一样，都相对地域呈不平衡分布，不是什么地方都能采出铜矿石。而且，就远古至上古的青铜铸造技术而言，也不是随便哪里采来的矿石，都可以用作铸造器物的。
楚庄王问鼎、秦武王举鼎、吕不韦“徙九鼎”……
所有这些史籍上找得着的、不好随便用“传说”来形容的桥段，都在表明九鼎的事实存在和大型、沉重、标志性。
作为权威象征，由史籍可以看出，九鼎，一直供奉于周王朝的王廷。
假如就是西周初年所制，不算制成后的“就位”，史籍可考，九鼎也至少经历了两次大搬家。一次是周廷东徙，就是西周向东周的过渡，由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一带）迁往东周都城雒邑（今河南省洛阳市一带）。另一次是五百多年后，秦国丞相吕不韦武力灭周，将九鼎“渡”往秦都咸阳。
据史籍记载，战国末期九鼎第二次大搬家时，有一只（也有说两只），沉入泗水，余者均被吕不韦带回了秦都咸阳。
之后，再没见有九鼎去向的确切记载。
如无疏漏，可以认为，九鼎（除去沉入泗水的其余那些）最终的“归处”，应该是秦都咸阳。
但很显然，今天的我们，并没看到它们。不管是在咸阳还是在哪儿。
九鼎去了哪儿呢？
除去沉入泗水的，其余运去秦都咸阳的那些，有很多人倾向于下面的说法：
秦统一后，建立大一统封建帝国。出于保卫胜利果实、安定天下的意志，秦始皇帝嬴政，下令收缴全天下的武器，用作原料，在咸阳铸造、树立护佑帝国的巨型铜人，一共12尊。
有说，吕不韦早些年带回的周廷九鼎，也同期被融，成了12尊巨型铜人铸造原料。
如果这说法靠谱，那么，九鼎，就是早在秦统一的时候，形态上就消失了。
顺着这个说法，后来，很快，秦帝国灭亡，西楚霸王项羽带兵占领秦都咸阳，对其施予毁灭性破坏。寄托了秦帝国统治者“天下永不再战”愿望的12尊巨型铜人，也在大火中融化，“自流以亡”。
这样说来，九鼎，是没有了、毁灭了、不知所踪了。
于是，它们也就很可能永远只能是“活在我们心中”的传说。
或许，如果史籍不错的话，有一天，会在泗水河底，发现两千多年前沉进去的那一只或者两只。哪怕只剩残骸，我们也还是有希望一睹吧。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刘宏宇，常用笔名毛颖、荆泓。实力派小说家、资深编剧、北京作协会员，“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获奖者。著有《管得着吗你》《红月亮》《武王伐纣》《深水爆破》等多部长篇小说。主笔、主创多部影视剧本，其中《九死一生》（30集谍战剧）、《危机迷雾》（38集谍战剧）已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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