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我的名字（星汉）

细说我的名字

星 汉

2018年暮春，收到丁国成先生的《笔名调查信》，目的是编一本书，“帮助读者从一个侧面了解作家思想和追求”，我虽然不敢高攀“作家”，但用过的名字，却含有浓烈的亲情和清纯的友情，写出来，权作对爱过我的人的回报。

我姓王，名星汉，字浩之。名是上小学时老师起的，字是成人后有学问的朋友起的。先父也曾经给我起过大名，但没有用上。先父母都生于光绪三十年，都没有读过书。先母不识字。先父自学识字，但不会写字。先父除高雅的《红楼梦》外，他老人家能看懂《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说岳全传》等古代白话小说，并且对文人们的“儒家思想”视为正宗，颇为推崇。

据母亲讲，我奶奶去听说书，说的是《呼家将》。书里说，呼延庆为躲避奸臣追*，改了他姥姥家的姓，叫“王三汉”。奶奶回到家，听说生了我，高兴地说：“我孙子长大了也是好将！”于是赐小名曰“三汉”。我小时候听到的是：奶奶叫我“汉子”，爹娘和哥哥们叫我“小三儿”，嫂子们叫我“老三儿”，姐姐们叫我“三汉儿”。乱了！

我在“兴”字辈里起，兴旺发达的“兴”。先父有“学问”啊，让我们弟兄的名字都沾上圣人的姓字，大圣人的姓字用完了，就用小圣人的。父亲给我起的名字叫“王兴颜”或是“王兴思”。“颜”是颜回，“思”是子思。“颜曾思孟”嘛！上小学时，老师问我的大名，我说“王兴颜”和“王兴思”可择其一。老师说不好听，就问：“你的小名叫什么？”我如实相告。老师说：“回去问问你爹，叫王兴汉行不行？”我爹说：“咱乡下人，有个大名就不错了。行！”现在想起来，老师说的“不好听”，大概从诗词的角度讲，“王兴颜”和“王兴思”都是三平调，读起来不够响亮的缘故吧！

我小时候《汉字简化方案》还没有公布，“兴”字的繁体字是“興”。当时我们乡下人的文化程度有限，大概觉得“興”字写起来麻烦，也就随手写成“星”，这就成了“王星汉”。

我在新疆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当时中文系姓“王”老师较多。也许是为了对姓“王”的老师以示区别，也许因为我“辈儿小”以示亲切，反正大家都叫我“星汉”，习惯成自然，学生也不知道我姓王了，叫我“星汉老师”，或是“星老师”，后来叫“星汉教授”或是“星教授”。叫就叫去吧，我也不去纠正。严格地说，“星汉”不是我的笔名，而是我的大名。

后来在学术界和诗词界里“混”，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发表的文字，署名字都是“星汉”二字。致使许多人误以为我姓“星”。在某次诗词会议后，老诗人丁芒先生说：“我和星汉交往20多年，竟然不知道他姓王！”

我70岁的时候，还没有退休。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为我出版了一本《观澜集——星汉教授七十寿辰学术纪念文集》。主编是吴华峰、周珊。周珊是文学院院长，她写的序。其中说：

王星汉教授，他的同事、诗友，都称他“星汉”；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学生，都尊他为“星爷”；致使我校的学生们都误认他姓“星”。还真是，星汉老师这颗“星”不仅点亮了西域文学、西域诗学研究这片曾经荒芜的学术领域，这颗“星”还引领“天山诗派”，推动着中华诗创作的新格局。“星”之能量，慨之！叹之！

我还有一个“东阿王”的名称。关于它的来历，我还写过一首五律《谢刘迅甫吟兄治印》，全诗是：“秋风灯影下，杯酒话平生。铁笔开天地，石心标姓名。永年难把握，方寸苦经营。驴背驮封号，诗坛试一争。”诗前小序写到：“辛卯中秋前二日，与诗朋杨逸明、魏新河，小酌于迅甫京师之八咏斋，共议为余治印事，彼三人拟作三方，曰东阿王，曰星汉，曰灞桥诗思。且解为：‘东阿二宝，毛驴与星汉也。’余大笑许之，谓：‘我为卫子，异日归山，君等能为子桓乎？’”这是2011年的事儿。“卫子”是毛驴的雅称。我知道他们的意思：我是山东东阿人，叫王星汉；“东阿王星汉”，将“王”字上读，就成了“东阿王”了。曹植曾封为东阿王，并且死后就葬在东阿的鱼山。东阿特产就是以驴皮为主要原料的阿胶。“星汉”又和曹操《观沧海》里的“星汉灿烂”前二字字面相同。“灞桥诗思”呢，当然也和毛驴有关。宋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载的郑綮的轶事：“相国郑綮善诗……或曰，‘相国近有新诗否？’对曰：‘诗思在灞桥风雪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子桓就是魏文帝曹丕。“学驴叫”的故事源于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伤逝》：“王仲宣（粲）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我很喜欢这三枚印章，以后经常出现在我的“书法”作品上。

诗友们这种善意的玩笑，是对我的抬举，他们希望我成为三曹七子的那样文学家；但是，我就是毕其一生也不会达到前贤的高度。我的名字的本义和曹操等人原本没有任何关系，于是我就刻了一枚“与老曹家无涉”的闲章，与前面三枚印章配合使用。

还有一些“名号”，也刻成了图章，“书法”作品上也曾用到。

柳三：我年轻时，在第一铁路工程局电务建设维修队做过学徒工、信号工，历时13年。我行三，平时工友们叫我“王三”，还带儿化音，“王三儿”！更有甚者，干脆省略成“三儿”。称呼我“三儿”的有两种人，一是年长的老师傅，二是年轻的女工友。和妻子结婚前，老泰水就提出过异议：“人家叫他王三儿，是不是瞧不起他？”我倒觉得没有什么不好，这样叫倒是挺亲切的。平时，我也同样对非长辈的工友报之以昵称。我们在铁路沿线栽电杆儿。如果刚刚立起的电杆儿不正，术语叫“前仆后仰”。我的个子比较高，但当时很瘦。有位哥儿们说我：“前仆后仰，像棵柳树，别叫‘王三儿’了，叫‘柳三儿’吧！”别人叫我“柳三儿”，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也乐意答应。于是在酒泉找到一个刻字铺，花钱刻了一枚石头章子，就是“柳三”二字。后来会写诗了，有诗友开玩笑说：“你和宋朝词人叫‘柳七’的柳永，是不是兄弟？”我也会意地报之一笑：“你说呢！”

小诚斋：我年轻的时候，通过通信的方式结识了内蒙古大学汉语系教授王叔磐先生。我把我的用蜡板刻的油印“诗集”寄给老先生。他回信给了我很多鼓励，说我写的诗像宋朝的杨万里。杨万里号“诚斋”，于是就给自己起了个号，叫“小诚斋”。其实这个“斋”不是有个大院子文人的书房，而是我在新疆八一农学院（现在叫新疆农业大学）的70多平方米家的全部。

皱眉和尚：这枚印章是现在供职于北京大学的朱玉麒教授刻的。我的第一本诗集是和马来西亚黄玉奎先生合著的《天南地北风光录》。我接受黄先生的建议，让各自的女儿作序。我就“请”我15岁女儿剑歌作序。她的序文中有这样的话：

我给爸爸起了个外号，叫“皱眉和尚”。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每次出远门儿老爱进庙宇跟和尚们胡缠，并经常说什么“研究点儿佛学”；二是他老爱皱眉头，并经常摆出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架式。他听了倒没生气，过了几天他请朋友刻了一方印章，上面就是篆文的“皱眉和尚”四字。买来新书，还经常盖上这枚印章呢!

妖魔山人：乌鲁木齐城西面有座山叫“雅玛里克山”，蒙古语是“山羊之家”。清朝，官名叫作“福寿山”或是“灵应山”。现在网上的词条，说是之所以叫“妖魔山”，是因为传说山上有妖魔作怪云云。我说不是！新疆的汉族人音译少数民族的地名时，如果过长，则予以简称。如“塔尔巴合台”简称“塔城”，“喀什噶尔”简称“喀什”。汉族民众把“雅玛里克山”简称为“雅玛山”。传来传去，“雅玛山”讹成“妖魔山”了。现在索性叫“雅山”了。新疆八一农学院就在雅玛里克山的北面。我住的楼房，打开窗子就对着这座山。我就给自己起了个“雅”号，叫“妖魔山人”。不过这个号听起来有点儿瘆人，虽然刻有图章，但很少用到。

茫茫楼主：我住在新疆八一农学院时，冬天大雪，在楼上四望，茫然无际，就起了“茫茫楼”这样一个斋名。后来搬到了新疆师范大学昆仑校区的住宅区，也没有改这个名字。给友人写信，为了表示“雅致”，落款还是某年某月某日“于茫茫楼”。其实，无论是新疆八一农学院70多平方米的家，还是新疆师范大学不满100平方米的家，都是我唯一的住所。我的一位研究生擅篆刻，给我刻了一枚“茫茫楼主”的印章。我说：“茫茫楼主是你师母，我只是茫茫楼副主。”他听了，咧嘴一笑。

一串名字，勾起许多往事，亲人、同事、工友、诗友、老师、学生，俱到目前。而今白首，能不感慨嘘唏！

本期审核：小楼听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