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疑狱集》到《棠阴比事》
——《判词经典》第一季之完结篇
甘棠图 高儕鹤 绘
五代虽短，但也有划时代的法律著作问世，这就是和凝的《疑狱集》。说它划时代，是因为它应当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案例汇编。
关于和凝的身世，《旧唐书》本传记述甚详，其云：“和凝，字成绩，汶阳须昌人也。”“幼而聪敏，姿状秀拔，神采射人。少好学，书一览者成达其大义。年十七举明经，十九登进士第。”和凝不仅有学问，为人亦行侠仗义，《旧唐书》就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
滑帅贺瑰知其名，辟至幕下。凝善射，时瑰与唐庄宗相拒于河上，战胡柳陂，瑰军败北，惟凝随之，瑰顾曰：“子勿相随，当自努力。”凝对曰：“丈夫受人知，有难不报，非素志也，但恨未有死所。”旋有一骑士来逐瑰，凝叱之，不止，遂引弓以射，应弦而毙，瑰获免。既而谓诸子曰：“昨非和公，无以至此。和公文武全才而有志气，后必享重位，尔宜谨事之。”遂以女妻之，由是声望日隆。
和凝日后果真得享重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初为梁义成军节度从事，唐天成中官翰林学士。唐亡入晋，官至左仆射。晋亡入汉，拜太子太傅，封鲁国公。汉亡入周，至显德二年乃卒。”和凝撰述《疑狱集》的情况本传并未提及，到了宋初，其子和㠓将父亲的旧作进行了续补，其所写的序言对“父作子述”的过程做了详细说明：
《易》曰：“先王以明罚敕法。”“君子以折狱致刑。”《书》曰：“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两造具备，师听五辞。”是知古之圣贤，慎兹狱讼。念一成而不变，审五听以求情。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俾无枉滥，以召和平。在上者既能尽心，居下者得以措手。其来尚矣，可略言焉。先相国鲁公，尝采自古以来有争讼难究、精察得情者，著《疑狱集》二卷，留于箧笥。小子㠓，得遗编而讽读，认先训之丁宁，盖将以用悟后人，流传永世。足使愚夫增智，听讼而不敢因循；酷吏敛威，决狱而皆思平允。助国家之政理，为卿士之指南。仁人之言，其利甚博，况当盛世，讵可平沉。㠓伏自天阙策名，宦途结绶，三任亲民于剧邑，二年作吏于秋曹。每穷斗讼之源，益慕精详之理。因敢讨寻载籍，附续家编。期满百条，勒成四轴。上二卷先相国编纂，下二卷小子㠓附续。父作子述，诚有愧于下才；刑清狱平，冀少裨于大化。
由和㠓之上述序文，可以看出其所以编纂《疑狱集》，用意就是发挥判例的指导作用，所谓“用悟后人”“为卿士之指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其云：
所记皆平反冤滥、抉摘奸慝之事，俾司宪者触类旁通，以资启发。虽人情万变，不可限以成法，而推寻故迹，举一反三，师其意而通之，于治狱亦不无裨益也。
所以说，注重判例的指导作用，亦是中华法制之传统。在此方面，和氏父子堪称先驱，功莫大焉。就如杜震所说杜那样：“乱离之际，乃能以疑狱存心，集为之编。其子和㠓又能成父子之志，终其书以昭后世，固未易得。治狱者苟能家得是书，则疑贰难明之狱尽在目中矣。”
《疑狱集》各篇，率皆短小精悍，其中不少属于侦查破案、司法鉴定方面的经典案例，《张举烧猪》就是个中名篇：
张举，吴人也，为句章令。有妻*夫，因放火烧舍，乃诈称火烧夫死。夫家疑之，诣官诉妻，妻拒而不承。举乃取猪二口，一*之，一活之，乃积薪烧之，察*者口中无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验夫口中，果无灰，以此鞫之，妻乃伏罪。
更多的则是以例说明如何原情定罪，准确适用法律。《承天情断》就是一个“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的典范。有意思的是，这个案件本身就是运用了先例裁判的方法：
宋何承天为行军参军时，鄢陵县吏孙满射鸟，误中直帅，虽不伤，处弃市。承天议曰：“狱贵情断，疑则从轻。昔有惊汉文帝乘舆马者，张释之以犯跸罪罚金。何者？明其无心于惊马也。故不以乘舆之重，加以异制。今满意在射鸟，非有心于中人也。按律过误伤人，三岁刑，况不伤乎？”
《疑狱集》影响深远，以之为蓝本增广演绎者不乏其人。南宋郑克所撰《折狱龟鉴》就是其中较为知名者。郑克之里贯仕履，朱绪曾考之甚详，其于《开有益斋读书志》卷四《棠阴比事跋》中曾谓：
客问撰《折狱龟鉴》之郑克，余应之曰：元刘壎《隐居通议》云，高宗绍兴三年降旨恤刑，戒敕中外，俾务哀矜。时有承直郎郑克明为湖州提刑司干官，因阅和凝《疑狱集》，易旧名曰《折狱龟鉴》。刘起潜称为郑克明，知克字克明。《吕成公方元恪墓志》“女孙壻迪功郎建康府上元县尉郑克”，是曾由县尉而为干官。其本贯开封人，南渡因徙家焉。客喜而退。
关于《折狱龟鉴》之与《疑狱集》的渊源关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云：
《折狱龟鉴》八卷，宋郑克撰。是书《宋志》作二十卷。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直录解题》俱题作《决狱龟鉴》，盖一书而异名者也。大旨以五代和凝《疑狱集》及其子㠓所续均未详尽，因采摭旧文，补苴其阙，分二十门。……所辑故实，务求广博，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究悉物情，用以广见闻而资触发，较和氏父子之书，特为赅备。
比之《疑狱集》，《折狱龟鉴》不仅条数更多，体例亦更整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援引晁公武的话说：“其依刘向《晏子春秋》，举其纲要为之目录，体例井然，亦可谓有条不紊者矣。”更具新意的是，郑克在每一案例之后都附上一段按语，就像是“裁判要旨”的提炼，寥寥数笔，常能点出要害之处，“如龟决疑，如鉴烛物”。我们且以开卷第一篇《孙登比丸》为例。孙登是三国时吴国大帝孙权长子，立为太子后，未及即位而卒。《孙登比丸》记录的就是与他有关的折狱故事：
吴太子孙登，尝乘马出，有弹圆过。左右求之，适见一人，操弹佩圆，咸以为是。辞对不服，从者欲捶之，登不听。使求过圆，比之非类，乃见释。
郑克所作的按语是：“人之负冤，多因疑似。听者不能审谨，忿然作威，遂至枉滥。此事虽小，可以喻大，故首著焉。”
再看一篇《胡向科杖》。案情是：“胡向少卿，初为袁州司理参军。有人窃食，而主者击*之，郡论以死。向争之曰：‘法当杖。’郡将不听。至请于朝，乃如向议。”郑克所作按语为：
此以名分言之，则被击者窃食之盗也，击之者典食之主也；以情理言之，则与凡人相殴击异矣。登时击*，罪不至死也。然须击者本无*意，邂逅致死，乃坐杖罪。或用刃，或绝时，或残毁，则是意在于*，法所不许也。又当原其情理，岂可一概科断？尽心君子亦宜察焉。
这类情事我们今天常常遇见，裁判结果却常常不尽如人意。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在断案时少了郑克所说的这几个面向的考量，或只执其一，或顾此失彼，就难以做到平允。此外要说的是，将“名分”列于首位，是郑克一贯的做法，“名分”是“大者”，是前提，不将名分搞清楚，专在细枝末节上做文章，虽然条条款款都看似合法，但在根本上就错了。此类案例可以说说《陈奉古咎法》，案情如下：
陈奉古主客通判贝州时，有卒执盗者，其母欲前取盗，卒拒不与，仆之地，明日死。以卒属吏，论为弃市。奉古议曰：“主盗有亡失法。今人取之，法当得捍。捍而死，乃以斗论，是守者不得主盗也。残一不辜，而剽夺生事，法非是。”因以闻。报至，杖卒。人称服之。
郑克就此案写了很长的按语，详细解说此间的法理：“古之议罪者，先正名分，次原情理。彼欲前取者，被执之盗也。母虽亲，不得辄取也。此拒不与者，执盗之主也。卒虽弱，不得辄与也。前取之情在于夺，不与之情在于捍。夺而捍焉，其状似斗，而实非斗。若以斗论，是不正名分，不原情理也。”末了郑克还说：“奉古谓‘法非是’，不曰‘法当得捍’，夫奈何归咎于法？盖用法者缪耳。”确实如此，世间的许多冤错案件，并非因了法有问题，根源还在于用法者出了问题，“深文峻法，务为苛刻者，皆委曲生意而然也。”所以，无论是“正名分”，还是“原情理”，最基础的工作还是要明乎法意。《殷仲堪原情》就提供了一个“用法忠恕”的范例。案情是这样的：
晋殷仲堪，为荆州刺史。有桂阳人黄钦生，二亲久没，诈服衰麻，言迎父丧。府曹依律弃市。仲堪曰：“原此法意，当以二亲生存而横言死没，情理悖逆，所不忍言。故同于殴詈之科，正以大辟之刑。钦生徒有诞妄之过耳。”遂活之。
郑克的按语云：“昔人称郭躬‘推己以议物，舍状以探情’。夫推己以议物者，恕也；舍状以探情者，忠也。仲堪亦庶几焉。苟非用法忠恕，钦生弃市决矣。此皆俗吏所不能者也。”“舍状”与“探情”，是两种方法的对立，前者只看表象，后者则是透过表象看本质。“俗吏”之所以为“俗”，就在于目光短浅，只看到表面那些东西。郑克的按语就是如此文约义丰，启人心智。正如法史学家何勤华所言：“如果说这些案例本身还不具备判例法学的性质的话，那么，郑克的按语部分，则是地地道道的判例法研究理论成果或判例法学的表述。”
《折狱龟鉴》之后，尚有清代胡文柄《折狱龟鉴补》，真可谓余音袅袅，续貂者众。我们要说的却是宋代的另一部演绎之作，唤作《棠阴比事》。说到“比事”，你可能马上会联想到董仲舒的“决事比”，两者确实是有渊源在内的。清代道光年间朱绪曾为重刊宋本《棠阴比事》写的序言开头便说：“比事属辞，《春秋》之教。汉人以经决狱，董江都著《决事比》，《崇文总目》载之。宋四明桂梦协《棠阴比事》盖取此义。”那“棠阴”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要说到《诗经》的《甘棠》。《甘棠》一诗，收入在《诗经·国风·召南》，其云：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
诗中所说的“召伯”，是指召伯奭，又作召公奭，系周文王之庶子，周武王之弟。姬姓，名奭，因食采于召，是称召公。因与周公旦分陕而治，为当时之二伯，故又称召伯。召公有德政，《史记·燕召公世家》云：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诗。
因了这首《甘棠》诗，后世便将“棠阴”喻作决狱断案之地。《棠阴比事》的作者桂万荣，自己也是有棠阴之下决狱断案经历的。他是南宋时慈溪人，字梦协，庆元二年进士。《慈溪县志》本传，有三事给人印象最深。一是，“授余干尉。邑多豪右，一以纪律绳之。驭小民以慈爱，子弟获训迪者，耻为不善。秩满，民为乞留。”二是，通判平江，“时守朱在政尚严刻，以盐课拘系甚众。万荣具书告，在不从。乃挟行床，与所拘人同寝。在愧，即委纵遣焉。”三是，“进直秘阁，迁尚书右郎。屡疏乞老，奉祠崇禧。筑室东山之麓，号‘石坡书院’，读书其中。……年九十卒。”
桂万荣亦曾自述《棠阴比事》与《疑狱集》《折狱龟鉴》的传承关系：“遂于暇日，取和鲁公父子《疑狱集》，参以开封郑公《折狱龟鉴》，比事属辞，联成七十二韵，号曰‘棠阴比事’。”此语也道出《棠阴比事》在文体上“所以有异于和、郑之书也”，那就是比事属辞，联韵而成。所谓“比事”“联韵”，就是将两道相类或相反的案例放在一起，联成一韵。“使事必相比，易于触类引伸”。试举其中“杜镐毁像 次翁戮男”，以为例示：
杜镐侍郎之兄仕江南为法官。尝有子毁父画像，为近亲所讼者。疑其法，未能决。镐幼，辄曰：“僧、道之毁天尊佛像，可以比也。”兄甚奇之，遂用此为断。
黄霸，字次翁，汉宣帝时为相。燕、代之间，有三男共娶一女，因生一子。及欲分离，各争其子，遂讼于台，请霸断之。霸曰：“非同人类，当以禽兽处之。”遂戮三男，其子还母。
按：荀子云：“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若夫黄霸戮三男，王尊*假子，盖举其事之类耳。法不禁禽兽聚麀，然人*禽兽无罪，则戮之可也。
这种形式就是所谓“比事”，而所言之事恰又涉及法律上的类比。于今看来，黄霸辄戮三男，确实霸气了一些，但其适用法律的方法却有值得玩味之处。除了类比，还有“大处着眼”的意思在内。倘若只是着眼于辨子认父，甚至搞起亲子鉴定之类的勾当，那就是“小处着眼”了。小节看似合法，大节终是不合法，此俗吏所为也。
《棠阴比事》当年还得到理宗皇帝垂览，“天语褒嘉，书遂盛行于世”。桂万荣对此有“识”记之：
端明改元七月乙卯，万荣以尚右郎蒙恩陛对，首奏守一心之正，以谨治原；次奏惩群吏之贪，以固邦本。天威咫尺，荐赐褒嘉。既而玉音巽发，谓：“朕尝见卿所编《棠阴比事》，知卿听讼决能审克。”万荣即恭奏：“臣昨调建康司理右掾，待次日久，因编此以资闻见。岂料天侈其逢，误关乙览，容臣下殿躬谢。”既出禁门，便有力求此本者。
明清之间，代有刊布，惟明代吴讷有画蛇添足之举，盖“病其声韵对偶，以为序次无义，删去其相类复出者，仅存八十条，别以刑狱轻重为先后”。幸有大藏书家黄丕烈于嘉庆戊辰秋日“出番饼十四枚”购得传是楼所藏宋刻，“俾见庐山真面目”。道光年间，金陵朱绪曾又以此本影刻重刊。朱氏《重刊宋本〈棠阴比事〉序》中对于三书之异同代比较可谓知论：
和氏之《疑狱》，掎摭故实，乃法家之成案；郑氏之《龟鉴》，辩论精审，乃成案之谳语；桂氏之《比事》，依类连贯，乃成案、谳语之比例。三书不可缺一，皆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棠阴比事》不仅一直是宋元明清历代司法官的枕边书，也在日本、韩国产生了很大影响。1956年，荷兰汉学家高罗佩还将其译成英文出版，并把它誉为中国旧式案例书的典范之作。在英文版卷首的长篇解说中，高罗佩还特意提到《棠阴比事》的文学价值，认为它不仅本身具有一种高雅的古风，也成为明代以后公案小说取之不尽的案例来源。其实，高罗佩自己的“大唐狄公案”小说系列，也颇为得益于《棠阴比事》。他在《狄仁杰奇案》自序中这样说：
前清末年，英国柯南道尔所著福尔摩斯之侦探小说译成华文，一时脍炙人口；是后此类外国小说即遍流国内，甚至现代人士多认为：除英美法德四国所出以外，全无此类述作。果尔，中国历代循吏名公，岂非含屈于九泉之下？盖宋有棠阴比事，明有龙图等案，清有狄彭施李诸公奇案；足知中土往时贤明县尹，虽未有指纹摄影以及其他新学之技，其访案之细。破案之神，却不亚于福尔摩斯也。
而在他的自传稿中，他更为清晰地表白了《棠阴比事》如何为他的狄公小说提供“情节”：
当我为自己的头三部狄公小说找“情节”时，我参考了古老的中国公案文学。由此我找到了一部十三世纪的法学侦破手册，即《棠阴比事》。鉴于我的藏书都被储存起来了，我无法进行深入的汉学研究，但对这本书的研究却可以在不参考其他资料的情况下进行，我选择了它作为研究对象。该书在1956年出版。
一个外国人，尚能深深地感知《棠阴比事》的不凡价值，我们自己又有什么理由不去珍视呢？
来源：人民法院报
作者：李广宇丨编辑：陶羽黛 林淼
